生态主义思潮发展演变是个长期过程，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环境保护运动，到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由于人口增长、资源消耗、环境污染等问题日益加剧，生态主义思潮开始在西方兴起。20世纪末期，随着全球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其逐渐扩散到世界各国并产生影响。生态主义思潮最先表现为保护主义和环境主义，后发展出动物解放及权利论、生物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生态后现代主义等理论形态。

　　保护主义和环境主义是在现代文明不断推进的背景下由美国人率先提出。19世纪爱默生、梭罗等思想家开始强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提出对自然予以保护和尊重，塞拉俱乐部成立以及美国国家公园建立是保护主义发展的重要里程碑。20世纪吉福德•平肖、奥尔多•利奥波德等人是现代环境主义的先驱，蕾切尔•卡逊1962年出版的《寂静的春天》，被认为是现代环境主义诞生的标志。

　　动物解放及权利论代表人物是澳大利亚哲学家彼得•辛格，其《动物解放》一书在西方掀起了动物权利运动。这种理论致力于把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原则扩展应用到人之外的动物的生活中，把动物奴隶的观念埋葬在历史的坟墓中。

　　生物中心主义主张，不仅动物，所有生物都应是人类道德关怀的对象。所有生物都拥有自己的利益，每一个生物的利益都值得维护和促进。

　　生态中心主义倡导整体主义环境伦理，认为自然环境内嵌着固有的、不依赖人类评价而存在的“天赋价值”，人类的道德关怀应该从生命个体扩展到整个生态系统，追求生态系统的整体健康。

　　生态后现代主义由美国生态女权主义者查伦•斯普瑞特奈克提出，认为生态环境问题只是现代文明危机的一种表现，要根除生态环境危机，就必须突破现代文明。

　　生态主义是对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的修正，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了重新界定，在应对人类共同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上发挥着积极作用。但是，生态主义思潮具有庞杂性、片面性，须对其进行批判性思考，避免陷入形而上学的窠臼。

　　首先，过于强调自然和人类之间的对立和矛盾。生态主义者认为人类是地球上的一个物种，其他生物与人类地位平等，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必然会对自然环境造成破坏。这种观点忽视了人类与自然及其他生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和依存关系。这种脱离人类主体性、创造性，仅在抽象层面探讨生态环境保护问题的观点是片面的。

　　其次，对经济发展存在一定程度的误解。生态主义者认为，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是矛盾的。他们认为经济增长会导致环境污染和资源枯竭，因此主张采取限制经济增长的政策，以保护环境和资源。这种观点忽略了经济增长对环境的保护作用，试图以经济停滞换取生态环境改善，不仅不能达到预期目标，反而会适得其反。

　　再次，对科技和现代文明持片面否定态度。在生态主义思潮中，一些人认为科技和现代文明是造成环境问题的主要原因，主张回归传统生活方式，限制科技和现代文明的发展。这种观点对造成生态环境问题进行了错误的归因，没有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才是造成生态环境问题最主要的根源。

　　从根本上看，西方生态主义思潮是现代西方生态危机的产物，具有明显的理论缺陷。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既深刻阐明了人类对生态保护的主体作用，又深刻揭示了生态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为走出西方生态主义思潮误区指明了方向。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从根源上准确把握生态危机内在本质。资本主义私有制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源，资本的利润动机、动力机制必然导致对自然界的剥削。在不触动资本逻辑、资本主义制度前提下，任何企图消除生态危机的举措，都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生态主义思潮没有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批判，而是将生态彻底改善寄希望于转变价值观念和发展方式，必然徒劳无功。要彻底消除生态危机就必须变革社会制度，消除资本主义私有制，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体现辩证特质。尽管西方生态主义思潮强调从生态整体看待人与自然、发展与保护之间的关系，但本质上仍是二元论的思维模式，同时忽视人的发展诉求。与西方生态主义思潮对人进行贬低的做法不同，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把人的主体性和目的性放到了应有的位置。西方生态主义思潮割裂发展与保护之间的联系，以零和博弈的思维看待二者关系，结果必然是顾此失彼，不可持续。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具有鲜明实践性。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不是书斋学问，而是来源于具体实践，并不断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和发展。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创新发展成果，为中国开展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十个坚持”，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在实践中的具体运用。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导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突出成就，进一步验证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科学性，成为匡正生态主义思潮的根本之道。

　　网络编辑：张福军

　　来源：《前线》2023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