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拉里在其著作《24/7:晚期资本主义与睡眠的终结》的开篇呈现了三个不同的场景，道出了24/7体制的基本逻辑。无论是美军的无眠计划，还是联盟彻夜通明的口号，抑或是监狱的无眠惩罚，都体现了某个“大他者”正在重塑现代人的存在方式，其内在逻辑是通过控制人的睡眠和日夜的界限最终改变人的生命节奏。而这里的“大他者”正是资本主义24/7体制，它的目的就是让人成为永不停歇的机器，榨干人的所有生活空间和自由时间。正如克拉里所言：“一种新的人类主体正在形成。”这种主体的“感官和知觉经验被彻底控制”,陷入“可怜的、百依百顺的主体状态”。

　　上述案例能够帮助人们理解在21世纪资本主义体系下，不断扩张、永不停歇的生活世界所呈现的悖论。克拉里强调了这种状况的特征：“人类生命大体上已经被裹挟进了没有间歇的持续状态，不停地运行就是其准则。这种状态下，时间不再流逝，处于时钟时间之外。” “没有间歇”和“不停运行”成为24/7体制的准则。在这样一个类似永动机的机制社会中，时间失去了效力，变得停滞。这里的时间停滞并非指不存在时间，此时此刻，时间仍在分秒地流逝，社会依然遵循时间的尺度有序运转。事实上，克拉里所要揭示的是，24/7体制“标志着一种静态冗余，它否定了与蕴含节奏和周期的人类生命机理间的联系，意味着一种任意的没有曲折变化的星期图示”。这种全天候的体制打破了有顿感的、绵延的时间性，造成了“节奏”和“周期”的悬置，人的生理机能被重新形塑以适应现代社会的运作，“资本主义残酷地将人类从自然的、季节性的节奏中分离出来”。

　　法国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家列斐伏尔是较早关注“节奏”问题的著名理论家之一，他将“节奏分析”这一重要概念主题化并最先给予集中阐释，强调了节奏分析对空间生产的重要意义[8]。在列斐伏尔那里，节奏具有双重意涵。一是节奏意味着“时间与空间的关系，一个局部的时间，或者，一个时间化的空间。节奏总是与某个地方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节奏是“一种时间和空间占有的最基本的形式”,如心脏的跳动、街道的行人、舞厅的华尔兹都是节奏的具象表达。二是节奏必须带有重复性，列斐伏尔将节奏的重复归为循环重复和线性重复两种类型，二者紧密联系、相互作用。与之对应，周期性的节奏表征的是自然时间或者说生物节奏，与自然界的变化规律息息相关；而线性节奏通常源于社会时间和人类活动，这种节奏“带来了一个不同的时间，一个限定的持续时间”。列斐伏尔不仅对节奏的要点进行了剖析，还看到了多种技术、社会经济活动造成的日常生活危机。一方面，人们的生命活动被生物时间和量化时间双重衡量，并且量化时间逐步侵占生物时间。人们夜间活动成倍增加，颠覆了昼夜的概念和感知；白天的重复工作也在一点点蚕食夜晚时间，周末夜的狂欢取代了传统的休息和仪式。另一方面，时间的网格化和明确的节奏使人的生物节奏被社会节奏操控和剥夺，“现代世界的某一天，每个人都会在或多或少相同的时间做或多或少相同的事情，但每个人都是独自一人”。量化的时间让日常生活变得单调和破碎，如同一个交通网络，人们的活动被切割为各种形式且具有等级制度色彩的娱乐和工作，“没有时间做每件事，但是每一件‘做’都有时间”。

　　克拉里在描述24/7体制对个体的形塑时也受到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影响。他认为，列氏揭示了重复与习惯这一日常生活始终如一的本质特征，日常生活正是苏醒与睡眠、日与夜、工作与节庆的循环交替，但是日常生活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演进变得面目全非。19世纪和20世纪初，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结果同日常生活相对立，这些后果“从根本上说是积累性的、反循环的和发展式的，习惯和重复也变得程序化了”。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这样一幅景观：人们的社交和对话让位于购物，固定的节庆被商业化的休闲时间取代，虚假需求被不断制造出来，分享行为遭受贬损。而在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经济现代化和社会分工日益精细化，日常生活的概念被视为过去遗存的痕迹，“日常就像一个模糊的聚集时间与空间的地方，这些时空处于被组织化和体制化的工作、一致性和消费主义之外”,日常生活遭受现代性的围追堵截而蜷缩一隅，变得沉寂。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常生活面临更加可怖的境地，“时间自身被货币化了，个体被重新定义成了一个全日制的经济人”,消费社会和控制社会成为新主体无形的枷锁。20世纪90年代末以降，“人类主体被更广泛更全面地整合进了持续不断的24/7式的资本主义之中”,个体被卷进市场机制并同其“达成一致”,消弭了各类社会领域的界限，独立自主的活动领域难以逃脱被金融化的命运，并且生态环境的循环和季节更替的节奏也被打断。在日常生活变得支离破碎、阵地不断失守的悲歌之下，人的生命是否还有反抗的机会?

　　在克拉里看来，睡眠似乎成了对抗24/7体制和保卫生命的最后倔强。大多数看似不能被商品化的基本生理需要，如饥饿、性欲、情感都已经被重新改造并为资本增殖开拓了空间，“睡眠的存在，意味着有的人类需求和间隔时间是不能被殖民的，也不能被那个巨大的利润引擎所吸纳”。睡眠是生命的刚需，它代表着一种有节奏的交替循环和休养生息，在睡眠时间里，人们可以暂时从欲望的泥沼、紧张的状态中逃离，获得喘息的机会。但如今，睡眠这块“绿洲”也遭受侵蚀，变得不稳定。国内外学者都对睡眠进行了持续的调查研究，结果显示，人们的睡眠时间趋向缩短，睡眠质量在变差。正如特奥菲洛·李琼所言，睡眠既不是人类进化过程中的失误，也不是繁忙日程表中的短暂停歇，准确地说，睡眠与清醒的生活并存，两者缺一不可。特奥菲洛在这里强调了睡眠固有的暂停键属性，人不可能像机器那样一直作业，正是生命的这种睡眠与醒来，或者说静态与动态的交替统一，才让生命充满活力，从而实现人与物对立状态的暂时和解。

　　在24/7的体制下，睡眠虽然不能被消灭，但会被破坏和剥夺，市场对时间的肆意操控同人的生理规律之间产生激烈冲突，这被特蕾莎·布伦南称为“解除生理调节”。严重的失眠问题只有靠购买药物才能辅助治愈，但是失眠已经不是作为单纯个体的“匮乏”,而是与普遍的无世界性状态一致。24/7体制构筑的世界正是消除了光亮与阴影、清醒与睡眠的交替性，让同质的无节奏的模式宰制生命，这就打破了阿伦特所描述的赤裸暴露的公共活动领域与幽闭私密的私人生活领域之间的平衡。在阿伦特那里，个人想要培养卓越的自我并为交换共同的善效力，就必须在以光明为意象的公共领域和以阴影为意象的私人领域之间来回切换，前者使人精疲力竭，后者则是补给加油站，由此维持了生命的动态平衡。然而，这种相互支持的关系模式面临严重威胁，阿伦特注意到在消费社会中，公共生活和工作领域让大部分人彼此疏离。在克拉里看来，阿伦特意识到的这种失衡状态在21世纪的城市中表现为：公共空间经过全面规划，防止人睡眠和休憩。

　　24/7体制宣告了一种时间消亡的时间，尽管时间尺度仍然度量人们的日常生活，但是这种时间趋于碎片化，成为一种不具有连续和循环特征的时间。24/7逻辑支配的世界，消解了任何暂缓期限和变幻无定的价值，“24/7的无时间性无情地侵入了社会生活和私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克拉里认为，电子技术的加速迭代带来丰盈的数码产品，残酷地吸纳人们的时间和注意力，让白昼只剩下残骸，黑夜没有存在的空间，重塑了人们的知觉经验。而对新技术产品的占有所带来的满足感和优胜感，人们误认为更加自由，实际上人的自主性逐步沦为算法技术规训的对象，形成了主体性高扬的幻觉。

　　克拉里批评了部分人用线性逻辑去说明历史时期以及日常生活中的物品，并认为现时代与“青铜时代”“蒸汽时代”等以往时代并不具有继承关系。他说：“这个时代的真相是，它处心积虑地维持着一直在进行中的过渡状态。不论从社会还是个人的层面，‘赶上’持续变化的技术要求都是不可能的。……不断加快的节奏使得我们不可能熟悉任何给定的状况。”在克拉里看来，这种持续性的不稳定和社会加速的节奏，由19世纪中叶延续至今的现代化逻辑主导。的确，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主义以革命的方式影响了人类历史的进程，社会风貌加剧蜕变，一切传统、现状都置于资本主义按照自己面貌改写的凝视之中。马克思认为：“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同马克思站在人类社会形态演进规律的高度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的双面效应不同，克拉里从技术层面致思24/7体制宣告了稳定间歇期的消逝。技术加速迭代并深刻影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不断在衣食住行方面创造新的需求。新投放市场的技术产品生命周期不断缩短，这种加速的现象并非线性算术级别的技术进展，而是一种爆发式的指数级别的膨胀，淘汰的逻辑将每个人裹挟其中。“当资本的动态逻辑开始戏剧性地瓦解任何稳定或持久的知觉结构的时候，这一逻辑同时也试图给人们强加一个注意力的规训王国。”

　　加速的技术消费节奏留给人们熟悉和适应某一类产品用法的时间十分短暂，就如快速切换的幻灯片，来不及吸收其内容就转瞬即逝，给人们留下徒有视觉扫过一张张幻灯片的经历。同样，被快速淘汰的产品成了日常生活的诸多背景元素之一。“机器的目的就是其本身”,它存在的意义就是让用户更高效地处理他的日常任务。如此一来，人们的视野和经验被限制在处理一件件事件、一条条消息、一场场娱乐之中，任何的空档和间歇都被填满，那些长期的、超乎个人关切的东西被抛在两眼之外。克拉里认为，这种短暂的周期“只会延续并助长千篇一律、永不间断的消费、社会疏离和政治无力感”,会让部分人因恐惧落伍和遭受挫折而倍感焦虑。因为，界面展现的周遭日新月异的变化就是在提醒用户，个人的生活要与它们保持同步。也就是说，当人们适应了不断加快的获得和丢弃的节奏时，会有一种占有当下热点的满足感，否则就会感到失落和焦虑。“真实生活里的活动如果没有网上的对应物，就会开始萎缩，或变得无足轻重。”网络提供的全天候海量信息更加翔实、有趣，能够给予获得者和潜在的用户更多刺激(尽管是一种单调的刺激，让人逐渐失去更大范围的反应能力),从而牢牢捕获他们的注意力。在虚拟的空间中，相较于现实环境的被动和不确定性，人们自认为是网络的主宰，获取什么样的信息、在其上停留多久、如何处理这些信息仿佛都是自主活动。这种掌控和占有的幻觉正是技术产品对经验的重构，将个人的注意力置换为重复性的操作和反应，加速了个体间的疏离和冷漠，即便是近在咫尺的两个人都可能栖居于完全不同、没有交流的世界中。

　　技术产品加速更替的动因具有服务生活和管控个体的悖论性。在克拉里看来，人们疲于应对技术产品的短周期，反应和接受速度都落后于技术更新节奏，更重要的是，新技术的涌现也在生产各种针对人的管控机制，其核心在于对人的视觉经验(注意力)的剥夺。24/7体制让视觉活动成为观察和管理的对象，人们的观看能力下降甚至濒临瓦解，视觉辨别渐成技术界面的提线木偶，丧失了社会和伦理评价的意识和感知能力。“伴随着永无止境的诱惑和吸引，24/7通过同质化、扫除冗余和加速这一过程摧毁了视觉”,就像人处于高强度的照明和雪地的环境中，没有色调的差异，人的视觉失去了分辨的意义。之所以人们的视觉经验遭到破坏，是因为当人们获取信息、浏览图像、处理数据的时候，人的行为被电子设备所捕获，并作为进一步分析的原材料。用户的数据被紧密地整合进电子参数当中，目的是研究如何减少人做决定的时间、如何消除反应和思考所无端耗费的时间。克拉里指出，驯服和分析是全球经济金融化的首要目标，随着平台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的进步，新的技术手段不断拓展，观看行为本身并非只是主体同物体间的单向事件，观察者本身也成为被观察的对象。在24/7体制下，人类自主性的空间逐渐被消蚀，人类的身体和行为近乎置于一个透明装置之下。韩炳哲用“透明社会”说明当下社会主体所处的状态：“人们自愿地将自己交付给全景注视。他们通过自我暴露和自我展示，主动为数字化全景监狱添砖加瓦。”在透明的监狱中，囚犯既是受害者，也是作案人，折射出“透明的关系是一种死亡的关系”之迷思。

　　克拉里不仅看到了这种自主性的悖论，还注意到其背后的资本逻辑。他认为：“个人的观看行为被无休止地转换成信息，这些信息不仅巩固了控制技术，还变成了市场上的剩余价值的一种形式，这个市场是建立在积累使用者行为的数据基础上的。”在数字时代，资本家获取剩余价值的形式已经不同于马克思所在的19世纪的工厂剩余价值形式。齐泽克将资本主义数字平台支配的虚拟世界的剥削形式称为“数字剥削”,他说：“这些形式不是价值关系的一部分：一个奴隶或一个做家务的妇女不会得到工资，也不会像工人那样被剥削。对此，我们应该遇到了数字剥削，即我们被控制我们的资本主义数字机器‘劫掠’了我们的数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及了资本主义获得剩余价值的两种形式，即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二者的相同点在于从事生产劳动的工人聚集在工厂这一固定的空间当中，同时机器体系的变革带来的劳动生产效率的提升，也是以能够感知的物(各种更加精细、复杂的机器)为基础的。由此获取剩余价值的过程更加直接、明显，工人则以被动的状态从形式上从属资本向实质上从属资本转变。反观当前的劳动状态，尽管工厂依然存在或者说产出剩余价值的空间依旧存在(写字楼、学校、健身房、商场等等),但是进入互联网平台的每个人都是剩余价值的“贡献者”,成为数字时代的“无眠工人”。换言之，生产剩余价值的场所不再局限于固定的空间，而是以互联网为媒介的所有电子产品存在的任何场所，并且通过收集、吸收、分析数据实现对象更自主地被占取剩余价值。这种被驯服的积极主体在韩炳哲那里被称为“功绩主体”,24/7体制永不停歇的运转逻辑更加隐蔽，“自由和约束几乎在同一时刻降临”,个人既是自身的主人也是奴隶，既是剥削者也是被剥削者，这种自我剥削指涉一种悖论式自由。

　　日常生活中的电子监视设备无处不在，各种各样的屏幕和显示器被广泛使用， “这一切终会演变成更娴熟的干预程序”。个人行为和集体行为被置于一套虚拟的窥视装置中，如网络平台系统通过监控人们在线上的活动痕迹推荐商品，告知顾客该买什么，“即使没有任何直接的强迫，我们也会根据指示行事”。这些控制机制不仅达到规训个体行为的目的，还衍生出一种成瘾症。当人们一遍又一遍地点击鼠标、滑动触屏时，总是期待下一秒的精彩。人们无法忍受稍许的延迟或时间空挡，任由海量信息控制行为、偷走时间。吊诡的是，人们并不会感到愉悦，当无限逼近生理极限或被外界干扰时，反而感到空虚、麻木、抑郁扑面而来，“只能陷入机器般的倦怠，主体不再是自在存在的灵魂，而是悬挂在‘24/7’资本主义体制下的无助的幽灵”。人们做出千篇一律的反应，只是被一股重复的力量驱动着，反复做着重复和乏味的事情，沉溺于塞壬歌声编织的虚幻世界。生命游牧辗转于不同的数字化界面，人们日益抽离与真实世界的联系，也失去了身体对周遭事物的感受，当下的生活只是一种飘渺的融入，而以“虚体”形式进入的多彩界面才名之为“存在与真实”。

　　在克拉里看来，人类社会正处于比福柯笔下的规训社会、德勒兹所言的控制社会、德波看到的景观社会更无自主性可言的24/7社会当中，即由“互联网综合体”布控的“瓦解社会”。一系列全天候永不停歇的技术活动渗透到每个角落，人类主体被广泛整合进无眠的资本机器之中，“大部分社会关系的形式都被量化，用货币计量”,个人生活处于敞开状态，成为数据监视和量化的对象。他认为，互联网和数字通信已经成为利润引擎，让越来越多的个体和社会生活的领域金融化和商品化，个体与被图像和商品堆满的环境之间并不和谐，“物化已经发展到了这样的地步：个人不得不重新发明出一种自我理解，从而优化或加快他们在数码环境里的参与度和速度。矛盾的是，这意味着要扮演一个没有生机和活力的角色”。由于个体无法真正进入消费主义市场构造的电子幻象，想要在人类和其他选择中间构筑和谐的关系，结果是徒劳的，这意在表明现时代的个体无法找到自我理解的新路径。我们不得不向克拉里追问，在24/7体制的社会，人类还有希望突围吗?如果存在克拉里所言的“自我理解”新路径，那么这条道路是否真的能够引导人类进入一个向好的未来?

　　24/7体制的数据世界将个体置入隔间，构筑起自我与他者间无痕的高墙。“当各种关系和交往的网络变得越来越稠密、越来越有效时，个体的意识也因此变得越来越孤立，越来越无视‘他者’。”持续不停运转的世界带给人们的并非聚合，而是相互孤立、自我筑墙、漠视异己的茧房状态，喧闹和狂欢的背后是抵挡不住的空心感、无力感。马克斯·韦伯将“个体的内在孤独”视为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基础,居伊·德波则将其称为资本主义对“没有共同体的社会的重构”,景观不过是孤立的多样化策略。基于此，找回节奏，创造停歇，制动减速便是对24/7体制的反抗。在克拉里那里，这种运思便是构筑“等待”,执行动静交替的节奏模式来延续互惠的政治。克拉里重新发掘了“等待行为”的意义，即创造了一种在一起的经验，这对共同体的形成十分重要。在价值增值的驱使下，资本主义社会形成强调竞争的社会，各自为政，个体陷入孤岛，“面向他人”遭遇重重困难,“任何对个人生活的另类想象都在结构层面上被禁止了。非单子化或公共的生活的可能性被认为是难以想象的”。公共的生活是共同体形成的基本条件，但是现代资本“抛弃了共同体的一切外观”,在最初的共同体中，各个人通过家庭、氏族、部落、土地等联系相互依赖，而资本破坏了这种强人身依附关系，代之以物(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形式的集合。那么，等待同共同体有什么联系呢?

　　等待是一种让人焦躁沮丧的消极体验，但是如果从构建克拉里所言的共同体来看则具有政治意义。在等待中，人们有耐心地关照他人，彼此默契地邂逅一段共享时间。“这段暂停的没有任何生产性的等待、轮流的时间，是与任何合作或相互依存的形式分不开的。”克拉里在等待的暂停中看到了合作和依存的可能，因为这段停顿的时光不带来任何利润，而这正是对24/7体制呈现的没有等待、即可兑现、隔绝他人的时间幻觉的积极斗争。无论是排队还是交替的民主发言，等待行为本身执行的是一种“轮流”机制，这种机制蕴含了动静交换的社会行为模式，是分享、互惠、合作的基础。然而，克拉里在这里陷入了困境。尽管等待行为对睦邻友好、通力合作、创造停顿有积极意义，但是他也认识到“24/7式的资本主义与社会行为之间无法协调一致”, 21世纪的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本身具有不可调和性。如果说构建“现时代的群学”已经举步维艰，动静交替的节奏模式未能延续互惠的政治，那么还存在走出困境之道吗?

　　克拉里对睡眠着墨颇多，他以睡眠的独特视角观察资本主义的变化。相较于原本独立自主的社会活动领域被加速金融化，“睡眠成了硕果仅存的一道屏障，资本主义唯一无法消灭的‘自然条件’”。当人们回到梦境时，睡眠会成为人类摆脱24/7体制的诺亚方舟吗?如前所述，睡眠作为对抗24/7体制的最后一道屏障，也不断受到侵蚀，为何克拉里还如此重视睡眠?他这样说：“纵然有所退化，睡眠依然是我们生命中等待和停顿的复现。它确证了延期的必要性，推迟恢复或重启所有被延期的事物。”可见，睡眠不仅是身体得以恢复的生理需要，更有哲学层面上的存在论意义。睡眠是对个人的关怀，在退去白昼浮光掠影的身份后，个人获得松绑，睡梦中的人们居于同一个世界，得以从24/7体制的活动中抽离出来。克拉里在其另一部著作中也指出了没有停顿的世界会丧失更新和恢复的可能性，会被灼烧和废料所窒息,他将其称为“焦土之地”。克拉里从生态角度，用该词描述了资本主义消灭维持生命的一切景象。“这就是我们当前所处的现实——一个几乎失去了色彩的荒凉世界，失去了赋予我们生命意义的那种难以捉摸却又生动的独特性。”当然，我们的生活依然充满缤纷的色彩，但是在24/7体制之下，五彩斑斓的世界却让生命变得无彩、失去生机，只存在受制于界面平台的机器般的倦怠。

　　数字化的生活让人们离开现实生活，生命变得抽象化，人们多以虚体的方式存在于数字空间之中。在数字空间中，永不停歇的运作让时间失去意义，生命在流量密码和利润收割中透支。克拉里认为，在生命被技术殖民化的当下，睡眠成了反抗生命焦土化的最后“自然屏障”。睡眠是对24/7体制的坚决否定，让人们得以暂时摆脱数字帝国的裹挟，获得片刻的喘息和疗伤。睡梦的静止和无用状态会把人们引向没有被物所束缚的境地中去，人们可以短暂“忘却邪恶”。睡眠作为生命中等待和停顿的出现，并不一定是逃避历史，而是联结着未来，它以另一种历史时间的形式存在，“确保了一个有着阶段性和周期性模式的世界的存在”,在恢复的间隙内，人们可以发现一种尚未经历的、延迟到来的生活的闪现信号。这些灵光一闪的画面不是外界强加的，它们是一种越过边界的想象，在那里有一种类似田园诗般的生活，社会关系和人际关系相对固定和变动缓慢，是一个不受24/7体制侵扰的伊甸园。睡眠独有的韧性宣告了一种彻底的中断，“是在拒绝全球资本主义无以复加的重量”。在韩炳哲那里，“睡眠是身体放松的最高形式”,睡眠的特性可以视为一种“能够拥有阻止、隔绝的本能”,是对致命的超积极性的拒斥，“只有借助中断的否定性，行动主体才能够衡量全部可能性”。这种否定性的停顿可以让人类的生存避免沦为烦躁不安、过度活跃的反应和发泄活动。

　　克拉里对资本主义24/7体制下的人类存在方式变革的观察富有深刻洞见，为人们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提供了有益启迪。人们可以深切感受到，资本逻辑宰制下的技术加速所带来的人们存在方式的巨大变化，时间和空间、人的行为模式、知觉经验等都被卷入利润的漩涡之中，生命陷入游牧和倦怠的抽象化困境之中。在罗萨看来，人类社会处于空间异化、物界异化、行动异化、时间异化、自我异化与社会异化的全面异化状态，自我与世界的关系呈现出一种深层的、结构性的扭曲，亦即一种主体处于、“坐落”于世界当中的方式遭受扭曲。克拉里无疑看到了这种扭曲，并提出了重建人际间的“等待”节奏和珍视睡眠的解决方案。“等待”意味着一种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体。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言：“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如果进一步追溯，共同体的演进内在规定于所有制的变化，“自由—真正共同体”的形成是对私有制的扬弃，但这一点是克拉里没有触及的，这也决定其无法认识人类存在危机的病根在于“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固有矛盾并给出科学的化解药方。克拉里笔下的“等待共同体”更多的是一种柔性的伦理道德期待，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在等待中存在的紧张的竞争关系，也就不能彻底摆脱24/7体制的枷锁。在韩炳哲看来，处于“透明社会”的个体成为了数字化全景监狱的新囚犯，变成“神圣人”,共同体不再可能，“在透明社会中不可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共同体’。这里只会偶然产生由彼此独立的个体，或者说由‘自我’组成的‘人群’或‘大众’”。相比而言，弗雷泽的政治宣言更加激进，她要求彻底摒弃资本主义体制，才能重新改造生产与再生产、私人权力与共同权力、人类社会与非人类自然的关系。但是，上述学者遇到的理论困境是找不到构建共同体和否定资本主义体制的主体力量，更谈不上确证代表人类美好未来的共同体形式。而进入梦乡“想象一个没有资本主义的未来”更具有乌托邦的浪漫主义气息，因为即便人处于沉睡状态，资本和数据的合谋并未停止，当梦醒时分，人们又被拉回他们意图逃离的世界。事实上，上述学者不论如何探寻走出困境的路径，他们都无法超越马克思恩格斯“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这一重要论断。因此，现代人的存在困境仍旧需要回到马克思恩格斯的批判与建构的语境当中，重新求教于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也昭示了只有共产主义才是真正的共同体和人类美好的未来，数智时代的无产阶级仍是灭亡资本主义的执行者，即“寄存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的无产阶级才能托起智能时代共产主义的曙光”。（注释、参考文献略）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理论导刊》 2023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