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封失守后，国民党政府为阻止日军沿陇海路西犯郑州、洛阳一线，于1938年6月上旬掘开黄河赵口及花园口南堤。黄水自此改道向东南倾泻，先后夺贾鲁河、颍河与涡河河道，漫注于正阳关至怀远一段之淮河。在豫东皖北形成长约400公里、宽约30公里至80公里不等的黄泛区。黄水入淮后，横溢两岸低地，泄入洪泽、宝应、高邮及邵伯诸湖，再借淮入运，苏北亦成泽国。此举不仅塑造了中原正面战场局部相持格局，也极大改变了豫皖苏泛区的水域生态、商贸结构与民生日常。1941年12月，由国民政府行政院组织的“豫皖黄泛查勘团”报告称：“四年来暴敌不获西逞，中原得告无虞，实所利赖。惟处此八万平方华里之泛区民众，生者无栖身之所，死者乏葬埋之地，桑田沧海，庐舍为渊，其所受之牺牲，所遭之痛苦，诚为抗战军民中之最大而最惨者。”

　　从社会结构变迁看，沦陷区突遭黄水肆虐，民众八面受敌，很多人便直接涌入各种形式的地方武装系统之中，加剧了自晚清以来就已开始的地方社会军事化进程。在受害最深的豫东西华县，“人民因黄水横流，衣食无着，亦愿参加抗日部队”，“在不长的两月时间里，各区都召集了一千五百左右的人枪，成立了相当庞大的部队”。由中共党员王其梅率领的一支武装，3/4的战士是农民，“这些农民多是被黄灾所苦不能生活者”。这种因黄水南泛而加速的社会结构变迁也提示着到敌后组织民众、开展游击战的重要机遇。

　　此时中共军政力量主要分布在华北与江南，整个中原战略区的组织系统都相对薄弱，未能立即对决堤事作出反应。由长江局主办的《新华日报》虽于6月12日发表“敌因屡犯被阻，竟决黄河大堤”与“豫东战局渐趋稳定，我敌相持白沙附近”两则电讯，但全部转自国民党中央社“郑州11日电”。17日，长江局首次向中共中央论及黄河改道引起的战局变化，“目前情况因黄河决堤，水势泛滥，沿陇海路西侵之敌，刻主力已陆续经津浦移向鄂东及豫南，包括长江两岸，形成进攻的弧线，其重点究在长江北岸，抑在信阳方面，未详。”此电仅论大势，并无具体对策。

　　6月25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指出：“到现在花园口的决口宽度已达一百公尺，水势向东南流直冲中牟，而与赵口决口之水相会合，汪洋浩荡，黄河恐将改道入淮了”，“难民数目，就现在所知，计郑州两万，中牟十二万，尉氏等县尚无法统计。”此番言论表明，长江局已注意研究黄泛引起的民生灾变。“救灾防泛”自是社会关注要点，但对中共来说，根据新形势将游击战发展至黄泛区可能更具战略意义。28日，负责长江局军事工作的周恩来、叶剑英电告八路军总部，花园口决堤后河水南泛，“黄河由兰封至渤海一段河床较高，改道后将有许多徒涉场可利用”，建议朱德、彭德怀“注意黄河两岸游击运动的联系和发展”。此电是目前可见中共内部较早讨论花园口决堤与敌后抗战关联的重要线索。

　　截至1938年6月，中共在豫省黄河北岸的游击运动已有相当进展。当年春豫北沦陷时，北方局军事部长朱瑞便以八路军驻第1战区联络处为中心，在直南豫北创建河北民军第4支队与八路军晋豫游击支队。前者活动于清丰、南乐、濮阳、滑县一带，后者活动于沁水、翼城、曲沃、晋城、济源、博爱等地。八路军第129师为落实毛泽东关于开展平原游击战的指示，亦派主力东出。6月底，师部部署陈赓旅4个营进至平汉线安阳、淇县段，其补充团进至道清线之新乡、博爱段。

　　与北岸相比，南岸抗战准备工作因受山地游击思路影响，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豫西群山地带。当黄河以北诸大战告终，抗战军事重心转至“黄河长江之间，津浦平汉之间”时，中共始筹划南岸军事布局。1938年2月13日，长江局提议派河南籍将领彭雪枫入中原，“组织和领导鲁、豫、苏、皖四省的军事工作”，“确实地建立长江、黄河间我们自己的力量”。彭雪枫到河南后，虽兼“长江局的联络局及指挥江苏、山东、陕西、鄂北等处工作”，关注点却在豫西。3月1日，他致电毛泽东等指出：“豫西、鄂北、陕南，这一纵横千里的广大区域内约有群众千余万，央有桐柏山、嵩山、伏牛、秦岭诸大山脉，散布其间。在地形、群众及原鄂豫皖、湘鄂西苏区的基础为条件，工作前途是大有希望的。”

　　相比豫西，豫东各方面的准备均相对滞后。2月18日，河南省委书记朱理治电告长江局，“苏鲁边及豫东很快将变成战区”，但“游击战争干部仍未见来一人”。3月初，省委在开封开展“保卫黄河运动”，设想以此为中心“发动沿河民众运动，造成军民合作”，布置陇海路两侧游击战争，逐渐在睢州、杞县、太康掌握了一些民众武装。在这些武装中，“睢州与杞县各可把握五百武装，唯其中党基础尚很薄弱”。后来估计到日军攻河南必自豫东始，又以“一个短期间曾用了很大的力量来布置”，形成分别以西华、商丘、睢杞及开封为中心的4个游击区域。省委5月份曾制订完整的豫东游击计划，“预备往西华各地组织游击支队向豫东各县发展，到处组织游击战争，游击战争总的发展方向决定朝着皖西北”。但直至6月，朱理治仍强调“豫东及豫皖边一带工作的薄弱”。

　　随着徐州失守，豫东形势空前严峻。日军第16师团沿陇海线西进，于5月30日攻占宁陵，次日占领睢县，战线推进至杞县东南之榆厢、西陵。6月2日，国民党军退至平汉线以西，日军第14、第16师团分别进至中牟、尉氏，第10师团推进至柘城，开封、中牟随即失陷。6日，彭雪枫分析中原战局说：“现在敌人已在开始由杞县、陈留迂回开封，由亳州、鹿邑间经淮阳、周家口以迂回郑州、许昌，由正阳关及沿浦信公路攻信阳，以更大的迂回郾城和驻马店”。在此形势下，“豫西的山地，豫南的大别、桐柏山脉，是我们依托进行运动战和游击战的有利阵地”。省委稍前也表示要立即在豫西山地“建立起游击战争的根据地”，使河南“和冀察晋边区一样，变为华中抗战的有力根据地”。着眼于豫西山地游击战争，大概是花园口事件前中共关于中原抗战的核心思路。

　　但是，决堤后奔涌南下的黄水改变了中原战场基本态势。6月13日，蒋介石电告阎锡山：“自黄河花园口溃堤后，连日大雨已流至扶沟，突进尉氏方面之敌后路已断，沿陇海西进之敌已向东退。”23日夜，日军将其第14师团自中牟撤至开封附近，以丰岛部队担任开封、兰封间之治安警备。第16师团主力在尉氏以西与国民党军激战后，亦于25日夜通过尉氏以东宽约600米的黄泛地带，撤至马庙、十八里集。后又渡过马庙、通许间数条黄水漫流泥泞地，于7月7日集结于通许附近。豫东战场沿黄泛区渐成局部相持。

　　在此形势下，中共河南省委将注意力转向豫东。此时在豫东与中共有关系的武装大致有：西华的3000人武装，“其中1000完全在党领导下，同志成分占五分之一”；每县在省委代表领导下有千名武装；淮阳约百人，商丘、永城、夏邑在宋克宾指导下“各有700人”。但除吴芝圃领导的杞县外，其余大多是建立在统战基础上的地方实力派。尤其是宋克宾、魏凤楼等老西北军将领发起的地方武装，仅在政治上倾向与中共合作。西华民众武装与中共组织亦是“弱控制”关系。时任豫东地委副书记刘道安后来指出：西华地方领袖胡晓初、侯香山、屈申亭，对中共“工作同志”多持“敬而畏之”的态度，“党因建立未久，在部队中亦不能起决定作用”。中共地方组织曾推动这些武装东进敌后，但“他们留恋故乡，借词推却，几次斗争与说服，均未奏效”。这些建立在松散统战关系之上、缺乏中共组织重塑的地方武装，便是豫东老黄河南岸中共游击部队的基本规模。

　　对长江局6月28日加强“黄河两岸游击运动的联系和发展”之建议，八路军方面有何反应，目前尚少资料可以详说。中共河南省委却有清晰的游击新计划，与长江局建议相呼应。29日，省委电告中央：“我们准备派留守处一连武装用新四军4支队游击队名义，在豫东配合西华游击队向敌区行动；同时，在西华组织9个支队，分遣到豫东各县游击。在上层，推动与帮助二区行政专员宋克宾及七区专员刘莪青，发动全豫东游击”，但最大的困难是“缺少有游击战事实际经验的干部数百人”。这是肖望东部东进前省委的基本部署方案，目标是发动全豫东的游击战争。

　　7月3日，毛泽东复电：“你们对游击战争的布置一般同意，但游击战争的发动一般不应过早，需在敌人后方比较空虚的地区发动。对于伏牛山脉须即去建立党与群众工作基础。干部准备在这期抗大毕业生中派四百人到河南及安徽北部，惟有游击经验的干部甚少。”对省委的游击方案虽“一般认可”，但不主张过早去豫东。4日，彭雪枫报告说，豫东战后河南游击形势已大有好转，“自开封失守后，各县难民之较先进者，纷纷前来联络，以图揭竿而起”，豫西别廷芳部也“愿与我们切取联络”。次日，毛泽东回电，“河南工作发展顺利甚慰，所需干部我们当尽量供给”。

　　省委在与中央沟通的同时，也接受长江局关于豫东敌后游击战争的指导。7月9日，朱理治等电告长江局：“关于豫东游击战争，李均同志来此传达你们的指示，完全同意。现在我们派赴豫东游击的武装，已准备就绪，两三日内即将出发。我们已经同豫东党在政治上准备动员民众来欢迎、拥护它，并设法扩大之，使之成为我们在豫东开展游击战争的公开旗帜及基干力量。”长江局指示竹沟部队进入豫东，并以西华为中心做上层统战工作。省委进而建议以刘莪青、宋克宾两专员为对象扩大统战范围。此电未提黄河改道及南泛问题，但次日致八路军电着重谈及。10日，彭雪枫电告朱德等，“由于黄河改道，老道河底颇高，日久将有危险”，“要使晋、冀、鲁三省游击运动的发展不受黄河隔绝，而得到很好的联系与配合，予豫东工作以有力帮助，我们估计在坚持统战工作与组织武装群众、发动广大游击运动的方针下，我们可能到河南与各级军政当局建立某种形式的军事政治联合的统战形式，配合开展游击运动”。此电信息不甚完整，但从“不受黄河隔绝”“很好的联系与配合”“开展游击运动”等表述看，与长江局6月28日电报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彭雪枫还表示，省委日内派兵，“由肖望东率领赴豫东，配合西华游击队行动，发动广泛游击战争，扩大自己，搜集此次大军遗弃枪支，扩大政治影响”，同时“谋由确、泌、信、桐交界区域向南发展，以恢复过去襄、枣、宜游击区；向西发展，以求开展豫陕边工作”。倘能在豫西造成许多游击基点，不仅“可支援豫东游击运动”，亦可侧击南攻武汉之敌。可见在黄河改道南泛形势下，河南省委在军事战略上大体是豫东、豫西同时开展的思路。

　　此时豫东日军已退开封。黄水沿贾鲁河向南流经尉氏、扶沟、西华，至周家口北转向东流，再经淮阳城南至周口与太和中间之槐店，与颍河相汇。在西华至周家口中间形成水势最大的泛滥区。国民党特派员段剑岷报告：“敌因兰封失利，移恨豫东民众，焚杀轮奸，惨不忍闻，并将黄河决口，田庐淹没。我军在开封坚壁清野计，又令民众将麦粮器物破坏，致百余万民众流离无归。”

　　15日，肖望东率竹沟武装70余人以“新四军四支队游击大队”名义东进。省委设想以这支队伍为骨干“推动与领导豫东游击战争”，在西华、扶沟、杞县组织9个游击大队，分别挺进豫东、皖西北。由于干部缺乏，省委工作重心又在豫西，这70余人实属先遣侦察性质。肖望东回忆，大队从竹沟出发，沿平汉路经驻马店、汝南、上蔡、西平到达西华。进西华县城时，“几千人欢迎我们”。东渡前，“西华的武装又补充给我们一个连”，组成了两个连。此时新黄河正值汛期，水流漫溢，河道变宽，因无大船，仅以小舟轮渡。入太康时，“恰值日军退出县城，没有受到多大的阻力”。在太康收编了一支杂牌武装，编为第3连。稍后，再由太康入杞县之瓦岗、傅集，与吴芝圃率领的豫东人民抗日游击第3支队会合。

　　在豫东敌后，映入眼目的首先是战争、黄泛与饥馑引发的社会普遍失序。肖望东后来告诉彭雪枫，“敌占区域土匪武装大小各股异常复杂，群众痛苦不堪言状，遇见我军拦路大哭，渴望纪律良好”。东进部队立起新四军的旗帜，以良好的纪律与作风，受到民众欢迎，“每到一处纷纷慰劳，捐款送物比比皆是”。这种形势使新四军受到沦陷区民众的信任，肖望东部自身亦获扩充。8月19日，彭雪枫电告中央，“由竹沟派往豫东之肖望东部游击队，原七十余人，现已扩大到人枪二百五十余”，胡晓初率西华游击第1支队“人枪千二百”，扶沟魏凤楼所率常备队“人枪七百三十”，吴芝圃所率杞县游击支队约4000人。这些地方武装“成分纯洁”，却“极端缺乏军事干部，以致不得不用思想陈腐之旧军官”。9月3日，彭雪枫再报毛泽东等，略谓肖望东部“于上月十九日配合杞县、西华武装，在杞县以西消灭汉奸武装百余名，缴获重机枪一挺，步枪七十余支，手枪、驳壳各二支，群众欢跃”，各界“对我党公开领导之部队八路军、新四军期望迫切”。

　　肖望东部在豫东的迅速发展，与该区日军兵力空虚是分不开的。河南省委甚至了解到：“豫东敌人非常空虚，每用橡皮做成假炮假兵，来往搬运，虚张声势，现已被当地民众识破。”相比豫东各方兵力相对空虚的情况，豫西却成了国民党各方势力聚集攘争之所。7月中旬，前巩洛警备司令祝绍周与豫西师管区司令陈士虎两部互相排挤，发生流血冲突。第1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只得请蒋介石取消祝绍周主持的“特区组织”，“以一事权”。彭雪枫也电告中央，“豫西已成为各党各派各军群众角逐之所，国民党部又限制极严，易于发生磨擦”，“加以豫西土匪股数不如豫东之多”，“如若求得部队武装之扩大及给养问题之解决，则（豫西）大不如豫东之迅速与顺利”。

　　在此形势下，长江局与河南省委于9月初相继决定将中原工作重心全部转向豫东。

　　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之前，长江局是河南及整个中原抗战的直接策划与指导者。不管是彭雪枫入豫，还是黄河改道后豫东敌后抗战之规划，大都是由周恩来、叶剑英最先动议。在武汉会战大形势下也是他们力主将河南工作重心移向豫东。9月2日，周恩来、叶剑英电令彭雪枫：“把你们工作重心移向豫东，创造苏鲁皖边新局面，与八路军冀鲁豫活动部队（徐向前、陈再道）联系起来，对整个战局有重大意义。”此电仍是打通老黄河两岸敌后游击活动的思路，要求豫东与冀鲁豫的联络与配合。次日，彭雪枫电告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豫东、苏北、鲁南、皖西北交界地区，不仅国民党力量薄弱，即日人仅盘踞津浦、陇海两线各要点而已。倘我军进入柘城、鹿邑、亳县、夏邑、永城、涡阳、蒙城，配合上述武装（指宋克宾、魏凤楼等部——引者注），南与第八团队策应，北与徐、陈及山东党武装取联系，面向蚌埠、徐州段以西小山地，背靠西华、扶沟刘、宋两区，在不断袭扰津浦、陇海之敌及消灭土匪汉奸武装的斗争中，能于最短期间中发展与壮大自己，相当起牵制敌沿大别山脉西进的战略作用，扩大党的影响，发动民众运动。在武汉失守、平汉危急条件下，有可能造成冀察晋前途。”这段战略推演极富想象力，除秉持长江局沟通老黄河两岸游击运动的基本理念外，更将豫东武装与八路军山东部队、皖中新四军关联起来。“豫东”此时也取代“豫西”，成为最有可能造成“冀察晋前途”之区域。

　　9月5日，长江局复电同意，并建议“留战斗部队和武装三分之一及一部分干部，保持豫西南工作”，其余“用新四军四支队名义”全部出动。省委随即决定“军事工作重心移豫东，省委机关暂留竹沟”。为取得合法名义，彭雪枫会后赴洛阳见程潜。会面中，程潜“对豫东游击队武装、土匪武装、豪绅武装表示束手无策”，并谓“豫东各股十九有轻重机枪及钢炮，实力颇为强大”，“如号召有能力的部队去，当可使之易于就范”。程潜稍后电告蒋介石：“豫东壮丁甚多，积匪土劣，假抗日保乡为名，自称游击别动，争缴民枪，勒索给养。”

　　返回竹沟后，彭雪枫电告中央：“豫东土匪武装、汉奸武装、地主武装各股武装甚多，且国民党部及省政当局统治能力较弱”，“根据西华扶沟并我肖大队之扩大武装经验断定”，主力“到豫东一声号令”，必应者云集。9月27日，竹沟部队动员完毕，省委提议在豫东设军政委员会，彭雪枫为主席。两日后，周恩来再催彭雪枫，“情势紧急，你宜速去豫东发展游击”。30日，彭雪枫即率竹沟300多名指战员东进，经确山蚁蜂店、驻马店，在遂平过平汉路，3日后到达西华。

　　此时的西华在新黄河防线之上，经常面临日军小股部队滋扰。河南民国日报记者乔秋远当时在西华小住，曾观察到此地“动员工作极好，调全县壮丁把守河防”。另据陈诚报告：“（10月6日—9日）淮阳、太康、常营集之敌为数约四千，日来不断以小部队偷渡黄河，向西华、扶沟、吕潭窜扰，均经我军守兵击退，迄未得逞。淮阳西南之敌六日向周家口进犯，与我在十里铺、陈胡同之线激战，至七日下午仍相持不下。”

　　10月10日，彭雪枫在杜岗主持豫东特委扩大会议，吴芝圃等17人参加，重点检讨豫东党组织基础薄弱、军阀主义、土匪倾向及组织生活不健全等问题，提出“巩固并扩大中心基干武装”“向冀察晋边区方向前进”等目标。次日，肖望东率部前来会合。彭雪枫获悉，沦陷区“土匪及汉奸武装战斗力薄弱”，若用军事、政治手段解决之，我军“必可得到扩大且受群众拥护”，“睢杞太边成敌我不管区域，民众要我军派区长、县长”，遂决定“日内即派人向着杞县地域行动，附带整理各该地党的工作”。豫东军政委员会稍后宣告成立，各部统编为新四军游击支队，彭雪枫为司令员兼政委。肖望东大队改编为新四军游击支队第1大队，竹沟部队为第2大队，吴芝圃所部编为第3大队。3个大队加一个警卫连，共1020人。略事休整，游击支队于24日东渡新黄河。

　　关于渡河情景，时任游击支队参谋长张震回忆说：“由于日寇之残暴，使丰美的田园变成了泽国，不少的人们葬入了泥沼之中。在那天清晨，我们即由聂堆（西华属）渡河，一望无际的黄波起伏眼前，隐约中还有半被淹没的茅屋。”过河后，原本打算直出太康，活动于睢杞太地区。但因黄河二次决口，“泛滥于涡河沿岸，不能通过”，乃决定向鹿邑行动。黄河的二次决口及新泛区的形成，是彭雪枫部东进时的一个重要形势。据日方实测，与黄河流量直接相关的山西东南部降水量及降雨天数，本年7月与平常年份大致持平，8月仅约为一半，9月则增至3倍，10月更增至6倍。因而，10月份下游水量激增数倍，致花园口附近二次决口。汹涌黄水再夺涡河河道，奔流倾泻，沿涡一线形成新泛区。程潜于10月16日报告蒋介石：“陕豫连日大雨，黄河秋泛水位自陕县以西超过本年最高纪录，伊洛两河同时续涨，赵口以东及泛流各处，均不能徒涉，郑县、广武、花园口等处新旧各堤，溃塌甚多。”受此影响，“淮阳城已被黄水包围”，城内日军“极恐慌，每晨派骑兵梭巡，自10月25日起即缺乏给养”。

　　10月26日，游击支队以夜行军越过太（康）淮（阳）路之巩子岭，计划于27日晨渡涡河向鹿邑。就在此时，游击支队与淮阳日军骑兵梭巡队遭遇，爆发了东进后的第一战——窦楼战斗。司令部后在战斗详报中写道：“睢太西部有新黄河，即黄水泛滥区；鹿邑之北有涡河，淮柘公路横贯其间；平汉路中段东侧之地形平坦，新黄河、涡河及惠济河附近一带，均为平原，无险可守，且村庄稠密，村边大多筑有土围。因此，游击队之周旋虽有连络，而有转移不便之弊，但亦有可以利用作为支点之利。”战后日军退回戴集，而游击支队则向东南转进，30日抵达豫东重镇鹿邑县城。

　　值得注意的是，在河南省委从左右摇摆到主力出至豫东黄泛区的4个月中，国民党及地方实力派利用其合法名义，在豫东广泛收罗游杂武装。例如，国民党豫东专员韦平方、太康县县长郭新波驻扎于河西，就近指导豫东工作。河南第2区专员宋克宾所属之第2总队王敬久部、第3总队蔡洪范部、第4总队宋子刚部，皆活动于永城、夏邑、柘城一带。皖北人民自卫军第5路余亚农部及熊公烈部、马允诸部则活动于亳县及涡阳地区。沦陷区地方权势结构发生深刻调整，有些地方更是形成稳定形态。这是游击支队东渡前的另一个形势。

　　11月2日，彭雪枫电告中央：“我们于三十日到达鹿邑，三日来与宋克宾、魏凤楼、吴青旺（原西北军师长）、宋铁林（原西北军师长）及西北军王丹岑活动周旋”，“宋、魏等及此间一般干部对我军信仰颇好”。因冬季来临，宋克宾、魏凤楼“补充我军棉军衣六百套及棉大衣若干件，挽留我军在鹿邑多驻几天”。部队发展形势整体不错，“十一月份有扩大至三千人之可能”。但因宋克宾、魏凤楼等在鹿邑已形成势力，难与争锋，他计划在鹿邑休整半月即北出亳州，穿过河商公路，然后西转宁陵、睢县、杞县、太康地域。或因此时的中共中央正在进行六中全会收尾工作，未及时回电。彭雪枫8日再报中央，说游击支队东进已引起抗日军“极大的兴奋”，各方均盼派代表联络指导，民众多“要求四军前来驻扎”，余亚农甚至对其部下表示“他本人将来定要走赤化的道路”，“所最感困难者为干部、武装缺乏”，“不仅不足以应付友军，且亦不足以应付本身”。

　　彭雪枫的两份报告很快引起中央重视。11月10日，毛泽东根据彭雪枫提供的情报建议派八路军主力一部南下。他说：“据彭雪枫电告，他从竹沟率一小游击队（称新四军四支队游击支队）到西华，渡过新黄河，可徒涉，到鹿邑后：（一）部队已扩大到三千多人。（二）民众热烈欢迎，到处要求新四军前去驻扎。（三）当地专员、县长及新起之抗日部队，大家要求派干部帮助，关系极好。（四）新黄河以北没有中国正规部队，只有驻颍州之第五路指挥官余亚农，已派代表向雪枫诚恳表示愿走共产党道路。（五）地方党的组织相当强，已有不少武装在同志指挥下。为此，我们提议即派八路军之一部并多带干部到陇海路以南、新黄河以北、津浦路以西地区活动。”

　　周恩来、叶剑英约在同时提出，彭雪枫活动的“豫皖苏鲁边”可组织省委，直辖豫东、鲁西南、皖西北、苏北四特委，中原局亦“以靠近雪枫为宜”。11月20日，第115师代师长陈光电告中央：“我们基本上同意派一个部队到豫东皖北地区活动，惟我现在正开会传达六中全会总结，待会毕后拟从343旅抽一精干之团派往，并请你们考虑如该区发展确属有望时，拟改以344旅全部派去。”25日，毛泽东等电告彭德怀：“我们考虑结果，以陈罗率师部及陈旅主力（两主力团）全部去山东、淮北为适宜”，“陈罗开东时拟分布于新老黄河间广大地区，包括津浦东西、胶济南北在内”。彭雪枫部在鹿邑牛刀初试便牵动了中共华中抗战总体布局，尤其是八路军南下之议更是对此后华中敌后游击战争之开展影响深远。

　　就在中央决策层往复讨论之际，彭雪枫部已“根据敌情、任务与睢杞群众的要求”，向着睢杞地区北进。11月22日，彭雪枫报告中央：“我们本月廿二日由鹿邑出动星夜行军，于廿二日晨全部安全通过柘淮、柘太两公路线，现已到达睢柘地域，准备大量消灭汉奸武装并摧毁伪组织，扶植各方抗日武装，壮大本身。”在抵达睢杞太中心区后，游击支队即与当地游击武装李寿山部会合。后因给养及环境极端困难，该部600多人“坚决要求收编”。在杞县，彭雪枫注意到，自该区沦陷以后，地方豪绅就和土匪勾结狼狈为奸，国民党地方组织则用“国民抗日自卫团的名义滥发委任”，“那些作乱土匪均分别被委为地方行政上、军事上的要人”。底层农民在痛苦中日夜煎熬，“现已十室十空，村无牛马，连树木田地都被变价当捐款”。这些挂着抗日之名的土匪，“形同日寇”，“民众仇入骨髓”。

　　11月26日，彭雪枫电告八路军总部：“河南二区专员宋克宾，辖鹿邑、柘城、夏邑、商丘、虞城”，“对我方态度颇好”；亳州余亚农部也表示“至为恳切”；但其余各县“土匪武装冒充游击队遍地皆是，民众痛苦不堪言状”。从总体上看，豫皖苏地区广大，民众生活困苦，与友军磨擦少。除地形条件稍差外，其他均极便于开展游击。“我军如有较大之武装部队活动于豫皖苏边，开展前途当不可限量”。这是向八路军寻求支持，而中央军委此时已决定派第115师主力南下了。

　　11月30日，中共中央指示彭雪枫：“你在豫皖苏地区发展游击战争，创立根据地的计划是很对的，并已开始获得成绩，望放手做去，必收大效”，军委已“决调（第）115师主力东向，拟分布于胶济路南北、津浦东西、陇海南北，朱、彭已在布置中，惟该师未到前切勿向外宣露”。八路军第115师东进及南下，是中央回应彭雪枫关于基干力量不足而采取的重要战略举措。12月2日，朱德、彭德怀电告彭雪枫，总部“拟派陈、罗率343旅主力两个团赴新老黄河间苏鲁皖地区内开展工作，其685团不日即由晋东南地区出动，经豫北东进”，“宜在何处渡过老黄河为宜，请即查告”。

　　随着685团南下，长江局5个月前所提“黄河两岸游击运动的联系和发展”，得到中央战略层面的正式回应。“新老黄河之间”作为一个新区域地理概念，开始频频出现在中共决策层的战略研讨中，并成为中共发展华中战略部署的关键环节。不过，此时游击支队尚少精力考虑这种战略层面的配合问题。在杞县，他们遇到的最大麻烦是那些以“抗日”名义到处抢掠的土匪武装，“上有县长们的保护，下有无恶不作的喽啰，狐假虎威，糜烂地方，民众不堪受其蹂躏又无抗日力量的依托，渐渐被逼上依赖日寇的道路”，若不能对土匪加以肃清，“精干抗日武装便不易建立，群众组织便不能展开，对救亡工作确有很大的阻碍”。

　　对游击支队来说，剿匪本身并不难，难点在于如何在剿匪的同时兼顾各方关系，尤其是那些以合法名义存在的土匪。彭雪枫等将之称为“豪绅、地主、土匪汉奸三位一体地分据各地”。谭友林也总结说，“该地区沦陷后很久没有我们军队（八路军新四军）去，因此使敌伪及土匪到处横行，他们‘三位一体’地成了当时农村的唯一力量”。这种已趋稳固的“三位一体”式地方权势结构，严重影响新四军在睢杞地区的发展。无奈之下，彭雪枫只能向中央请示对付这种土匪的政策。12月9日，军委复电：“（一）我们武装有剿匪安民之责任，首先要恢复政权，委放或改换县长、区长，恢复抗日秩序；（二）在我力量足够的地方择最坏的土匪消灭之；（三）收编较好的而力量不大的土匪部队，收编后或争取之，或收枪解散之；（四）在不能消灭不能收编之土匪部队，则与之联络，准备实行二、三两项办法。”虽提示剿抚并用，最后仍提醒“必须多采取合法手续”。

　　彭雪枫原打算“在消灭土匪与汉奸武装中壮大自己”，再东进涡阳、亳州、太和休整，但由于部队在睢杞陷入地方社会“三位一体”的权势结构中，中原区统战形势又发生剧变，不得不提前退出睢杞。统战形势之变起自冀南豫北，渐次波及豫东。国民党方面鉴于鹿钟麟在河北敌后恢复行政系统遭遇阻力，便将豫北作为突破口。12日，朱德、彭德怀致电军委并告彭雪枫：“现程部之西西及复兴分子在各地大肆活动，与我们不断磨擦，尤其是近来豫北问题更加严重。上次撤换安阳县长，现又要调换临漳县长，本月四日又解决我们游击队约五百人，枪三百支。同时筹粮问题他公开号召反对八路军，已有电令今后不许在豫境筹粮等”，所以，“目前对豫东工作应慎重进行”。第115师343旅虽已决定南下豫东，“但在该旅未到前，雪枫不能在豫东声势浩大，否则引起程对我们之畏惧，必用一切方法来限制我们”。

　　于是，游击支队司令部决定留百余队员“活动于睢杞陈留”，主力于12月下旬再回鹿邑。此时游击支队实力为1735人、步马枪1020支，较渡河前仅增加李寿山部600余人，未能实现在睢杞迅速扩充的目标。在此前后，为了避免西华胡晓初部被国民党收编，彭雪枫还指示其秘密渡河，与睢太鹿地区游击武装相配合。截至12月下旬，该部共两个大队1200人向东渡过新黄河。但因有人留恋家乡，仍有1500人滞留。在稍后鹿南白马驿的整训中，西华东渡部队列入游击支队编制序列，使彭雪枫部总实力超过3000人。据1939年1月份的统计，游击支队已有3412人，另有随行游击队500余人，步马枪2321支。3个大队也编为第1团、第2团和独立营，1团团长张太生、政委李耀，2团团长滕海清、政委谭友林。从表面看，此时彭雪枫部在豫东已初具规模，但若仔细分析，除西华东渡并入的1200人，游击支队此期发展相当有限。当然，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在“十室十空”的黄泛区域，如何保证近4000名官兵的衣食给养，又成为游击支队敌后抗战的难以承受之重。

　　经费给养是任何军队都须臾不可离的。游击支队初入豫东，经费来源约有4种途径：一靠统战关系，主要是宋克宾、魏凤楼等的赞助；二是汉奸罚款；三是向河南当局申领的经费；四是沦陷区民众的点滴捐助。最初人数仅千余，有申领的“经费五千元”作底，有宋克宾、魏凤楼在鹿邑的资助和民众的随时捐助，以及在睢县、杞县、太康打汉奸土匪的款项，并不太觉窘迫。但是，当游击支队自睢杞返回鹿南白马驿后，各种形势皆已大变。

　　首先是日军在豫东重新集结，商丘、开封两城增兵五六千人，相继进犯杞县，占领通许。1939年1月1日，日军再占鹿邑，并组织伪军驻守，后更在此发生往复拉锯战。随着鹿邑再次陷落，宋克宾、魏凤楼等自顾不暇，更无法给彭雪枫部以相应支持。而且，游击支队已从最初千余官兵扩充至4000余人，以最低生活标准计，“每十天非1600元不可，外加服装费、零用费，均巨大款项”，每月预算就需1万元。这是此前经费获取机制无法承受的。白马驿地处豫皖两省边界，虽未遭受日军侵扰，却也无法通过打汉奸获得款项。一般富户，部分逃至乡下，大部逃入失陷城市，尚在城外者也多有坚固堡寨。更为紧缺且容易引发矛盾的还是粮食。彭雪枫报告说：“豫皖边境驻不游不击的地方武装，如宋、魏部近万人”，“涡阳、亳州、永城、宿县各数千，都假借政府威力，每日派队下乡去催粮款，外加土匪横行，汉奸武装遍地，到处抢劫”，民众痛苦不堪，“我军吃红薯及高粱”便已“高于群众一筹”。虽然民众对新四军印象不错，“但由于吃百姓的粮食太多”，也“引起群众不满及部队情绪低落”。

　　既然本地无法解决衣食给养，游击支队只有转换方向、移师就食一途。张震回忆，当时“研究的主要问题，是把根据地的中心地区选在何处？哪里可以作为根据地的根本区域？由于豫皖苏边区形势非常复杂，亳州、永城、夏邑、涡阳、蒙城一带的情况如何？我们心里没底”。八路军总部建议游击支队先到苏皖边发展，待第115师主力到后再折回豫东。大概是出于此种考虑，彭雪枫等决定新年后“东进皖北”。1月3日，彭雪枫按计划命令游击支队分路向东转移。滕海清先率第2团进驻皖西北重镇亳州，组建游击支队驻亳州联络站，开展对余亚农部的统战。5日，张震率领第1团向永城西北开进。8日，彭雪枫率后续部队离开白马驿，向永城前进。19日，支队机关经十字河至亳州观音堂，2月9日进驻永城西南之书案店。

　　永城是豫东偏僻的小县，位于苏皖豫三省交界处。该地民性强悍，抗战前已匪患频繁，战后“除一部善良的民众仍坚持抗战外，大部分均受日伪军之委任，进行扰民助桀之工作”。书案店是仅有300多户人家、1000多人口的小镇，本身并无足够的经济力量为彭雪枫部提供给养。到达书案店后，彭雪枫即向毛泽东等反映了支队经费、粮食极端匮乏状况。2月11日，他向中央汇报说：“江南新四军军部以为我们是属于八路军的，故对我们就从来没有过问过，我们亦从来未与之发生过人事上关系及电台上之联络。总部延安，则以为我们是属于新四军者，故对物质补充亦从来没有。原周、叶管辖我们，因为部队小，要我们自筹，现在部队大，而周、叶又远在南方局，亦无暇过问了。我们现在除了党及政治领导由中原局管辖外，如给养、弹药、经费之补充，军事系统之指挥，则形成各处的又管又不管的松懈状态”，故迫切要求直属八路军，“每月发给固定的经费”。

　　中央随即复电表示同意，但八路军颇感为难。朱德、彭德怀稍后告诉彭雪枫：总部经费同样“万分困难”，“尤以敌进占冀省各城市后更感无着落”，“你处须以一切方法求得自给，经商、收税、缉私、募捐及其他方法均是出路”，“现华北各部亦进行上述工作”。问题转了一圈又回到了彭雪枫处。经费“万分困难”是中共敌后游击队面临的最大问题，其对国民党敌后武装的影响可能更加严重。程潜稍后转电蒋介石称：“散布冀察、豫北、豫东等地游击工作之本党同志黄守中、孟朝聘、宫希孔、段海洲、陈曙辉等”，虽“努力抗战，始终不懈”，但“除段海洲、陈曙辉因无法维持已被八路军收编外，余均给养无着，朝不保夕”。

　　彭雪枫部从鹿南白马驿到永城书案店，表面是继续东进深入敌后，但本身也是远离黄泛贫乏区、求得粮食补给的不得已之举。若继续东进至苏皖边，与南下的八路军会合，或能取得宽裕的生存环境。然而，就在东进期间，中央关于八路军南下的战略部署发生重大调整。刘少奇虽曾建议活动于丰县与沛县地区的八路军苏鲁豫支队越过陇海线，与彭雪枫部会合并交换知识与干部，“成为该地主力”，但中央考虑到国共关系大局，决定在国民党五中全会结束前，“雪枫支队暂缓去皖北，685团暂缓过陇海路”。至此，游击支队的发展方向大体被悬置于豫皖边一线。2月23日，游击支队在书案店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彭雪枫提出暂以永（城）南、涡（阳）北为中心建立豫皖苏抗日根据地的“口号”。但由于无法解决经费给养，又不愿给周边民众增加负担，游击支队在书案店只得“卖马换粮度春荒”，以致“经常在饥荒困苦中过日子，寒冬雪天，部分同志尚着单衣；炎夏热天，还贴着掏出棉花的烂衣衫。书案店五个月的‘高粱馍’，锻炼了同志们的胃口”。

　　在书案店留驻期间，彭雪枫曾以部队扩大、经费奇缺为由再向八路军求助。但此举非但没有得到回应，反而受到总部严厉批评。4月21日，朱德、彭德怀复电指出：“经费困难、生活的艰苦，各部都一样，甚至你处艰苦还只是两月未发零用，还有许多部队从未发过零用和津贴”，“部队的发展情形，你处固然很快，但其他各部亦不落后，甚至更快”，“电云各部均有巩固游击区和固定经费，全非事实。至如怀疑你处例外，尤不妥当。过去对你处无法帮助，估计今后仍难帮助。所以你们必须自力更生，来求得发展与巩固自己。”

　　经济不能自给，外来接济缺乏，游击支队不得不向周边民众筹集粮食，结果恶化了自身的政治环境。黄泛区民众不少是抱着“当兵吃粮”的想法参军的，没有饭吃，“开小差”就无法避免。彭雪枫后来在给军委的报告中说：“我们活动区域筹集资材不容易，部队生活苦，逃亡现在总不能消灭，个别干部因之情绪不高，‘就地筹粮’一事是最能引起地方政府与群众轻视的事。顽固分子借此造谣，搞磨擦，即与各地部队自行购粮相比较，大家觉得不好意思。”

　　八路军总部虽然向彭雪枫提示了缉私、经商、收税、打汉奸等办法，但在民穷财尽的豫皖边并无太大效果。彭雪枫感慨地说：“大汉奸跑远了，小汉奸没有钱。至于缉私，无甚成绩。奸商多半顽固分子及与地方政府有勾结。这里缉私无人告状。至于经商，亦无固定后方及合法的根据地，加以没有金钱，亦十分困难。由于长久不发零用钱，指战员情绪颇受影响。尤其是有些干部连吸纸烟的钱都没有，衣服鞋袜破烂不堪，以致要求请假学习者经常有。”零用钱、吸纸烟、衣服、鞋袜、吃菜等，虽然都是小事，却与广大官兵的生存状态、抗敌心态以及抗战军队的稳定密切相关。

　　此时中央与皖南军部都提出过改善游击支队生存环境的建议。军部为经营江北，曾设想把彭雪枫部纳入江北军政系统改善供给结构。4月10日，叶挺表示：“为扩大影响计，拟向委员长力请准彭雪枫所部向徐州附近挺进，担任苏鲁豫皖边境游击战，以便与凤阳张云逸部联络”。如能得国民政府委任并东进，给养问题或能缓解。中央则于27日决定将新黄河以北划归北方局，彭雪枫部转隶山东徐向前、朱瑞领导。如果该部向东与山东纵队取得配合，并得到山东抗日根据地的经费支援，也是一个解决方案。然而，这两种办法对缓解游击支队的经济困境都似“望梅止渴”。

　　此时对于解决经费问题真正有意义的契机，是安徽第6行政区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的盛子瑾向彭雪枫部递出的“橄榄枝”。4月25日，彭雪枫电告中原局：“皖六区专员盛子瑾，昨密派代表吕某持函前来联络，函中表示欢迎八路军新四军前往该区工作。吕说，六区专署有我们党的组织，现在正在查问中。我们部队正逐次通过津浦向该区推进，以便侦查该方敌情民情地情。”“吕某”即吕振球，时为中共地下党员，“六区党组织”则是以江上青为书记的中共皖东北特别支部。5月8日，刘少奇电告彭雪枫：“皖东六区专员既派员来请求新四军派兵去六区，应即迅速派部队与干部去开展苏皖区工作。我们应埋头苦干，迅速建立在该地区的基础。”盛子瑾的联络与提议，主要目的是联合新四军共同对抗桂系廖磊在皖北的扩张，巩固其在皖东北的地位。不过，此举也让中原局及彭雪枫注意到皖北特别是皖东北存在的战略机遇。

　　5月中下旬，华北日军为配合随枣会战，聚大兵于淮阳、鹿邑、亳县、柘城、太康、开封一带，并配置坦克、战车及各型火炮，准备南下。为避敌锋芒，豫东宋克宾等部先后退至黄河西岸，皖北余亚农部南调整训。此时皖北敌后抗战派力量薄弱，各方都向彭雪枫部求援。彭雪枫乃决定留一部坚持永（城）南游击战争，主力向东南，进军淮上。此即游击支队“第一次东征”，目标为“扩军、筹资财、打仗”。5月20日，彭雪枫率第2团、第3团和直属队进抵蒙城曹市集。主力经20余日行军，抵淮河北岸，机关驻怀远耿村集。随后，连续4次袭击怀远城。

　　进军淮上后，部队发展甚快，“一天一个新兵连”，但经费奇缺和发展方向游移两个问题始终如影随形。6月1日，彭雪枫致电军委谈经费问题，“我支队合法名义及每月经费至今尚未解决。前接云逸同志电，说叶挺军长此次渡江向蒋要求江北部队合法名义问题，要我们报告人数武器数目，叶已照报，但数日来迄无电复。是否有望，尚无可知。”次日，他又把关于出兵淮北问题报告北方局：“皖东北六区专员盛子瑾处经胡服同志来电，要我们派队前往。最近苏鲁豫支队已进至朝阳集，距盛专员所在地之泗县不远。估计总部命令该部进入泗境活动，我们目前无再去必要。”彭雪枫部南下，本是为入淮北作铺垫。此时中央既令彭雪枫率部自西向东入皖东北，又指示苏鲁豫支队自北向南到“徐州东南宿县、灵璧一带地区活动，侦察苏皖边区情况”。因苏鲁豫支队已先越陇海线入灵璧之朝阳集，彭雪枫才表示“目前无再去必要”，但继续向东南寻求更好的立足之地与可持续的经费供给，仍是游击支队的核心诉求之一。

　　7月9日，彭雪枫致电中原局：“数月以来敌后游击活动经验证明，政权不在我手，建立游击地区十分困难，因之经费问题、给养问题极不容易解决，就地筹粮成为顽固分子攻击、地方政府限我出境之最大的口实”，“我们业已数月未发一文零用钱，指战员困苦不堪”。至于可在何处筹建根据地，他认为“淮北宿县、灵璧经我支队及苏鲁豫支队活动颇久，苏鲁豫支队最近复派一部东移泗县，加以部队多，地方贫苦，粮食柴火均不能长久供给，故部队往往不能在一处久停”，因而建议“南渡淮河，东出嘉山，以自来桥及嘉山、来安、盱眙三县边为中心，分向各该县及苏皖边活动，因该地区在敌情、地形、民情、友军方面均具有建立根据地之有利条件，南与四支队，北与苏鲁豫支队取联络，对尔后豫皖苏根据地之建立当有决定之作用”。

　　据此，游击支队不去淮北的原因，除了苏鲁豫支队已到泗县外，还有该区供给能力有限的问题，他们看中的是淮南津浦路东地区。这又是极富想象力的战略构想。之所以如此考虑，根本出发点仍是经费、粮食、柴火等物资的长久供给问题。只是渡淮南下皖东，至少在统战上要经过皖省当局廖磊同意，且沿途也面临日伪重重拦阻。截至7月末，游击支队在淮上未能找到摆脱供给危机的有效办法，也未能向皖东突破，且因皖省国共关系转变，处境更加困难。

　　7月25日，彭雪枫电告刘少奇：“将近一年以来，数千人所待以解决部队军需问题之主要方法，为就地向群众筹粮及战斗中捉汉奸罚款而已。但豫东皖北地方民贫，我军每驻一地，虽五、七日即给当地群众以重负。加以顽固分子挑拨造谣，政府当局公开通令禁止筹粮，以致群众形成公论，说‘新四军好，新四军筹粮太多不好’。”8月18日，安徽省政府主席廖磊电告蒋介石：“据怀远王县长齐电称，新四军彭雪枫部及周团、滕团仍驻属县三区耿村集一带”，“自到三区月余，计征发麦面十八万斤，马料五万斤，柴草无算，现该村居民略能支持之家均逃避他方”。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成立后，曾计划将彭雪枫部以“新四军第六支队”的名义列入正式编制，因皖省当局阻挠始终未得要领。彭雪枫派谭友林去舒城东汤池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商谈经费问题时，指挥部表示无法可想。经叶挺多方筹措，才周转出5000元及一批西药交谭友林带回，仍是杯水车薪。在用尽各种办法仍不能摆脱匮乏后，游击支队只得转变“流动游击”思路，下决心回师豫皖苏边，创建根据地。谭友林后来总结此次转变时说，此前“部队生活完全是带游击性的，自己没有根据地，也没有巩固的后方”，直到8月以后，“根据形势的发展及主观力量的需要，因此党召集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决议建立豫皖苏边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以前还是宣传口号，到这时已成为实际行动了”。

　　8月底，彭雪枫率游击支队以“到涡阳以北粉碎敌人扫荡”名义自淮上北返。除睢杞大队仍留睢县、杞县活动，一个总队在永城、萧县、砀山活动，第1团在永城、亳县、商丘、夏邑外，主力集中在涡阳、蒙城、宿县边之曹市集。9月1日，游击支队及地方党第一次代表会议在曹市集潘家祠召开，财政方面提出“开源节流、征收赋税、统筹公粮、改善部队生活”等目标。会议结束后，司令部移至涡阳新兴集。9月10日，彭雪枫电告刘少奇：“此次我支主力东进怀、蚌，在袭击怀远、封锁淮河之不断游击战战斗中，党的影响日益扩大，两月之内零星吸收之新战士共计一千八百人”，“现在人数将近八千人”。除苏鲁豫支队外，游击支队不但成为豫东、皖北最大最强的武装，而且以永城、涡阳为中心，“豫皖苏边六县已略具根据地的规模”。此后，以军事力量为主要依托而建立的税收、缉私及财政等制度，为扭转根据地经费危机奠定了基础。

　　关于税收制度的建立，彭雪枫在后来的一份报告中说：“烟、屠宰、出口进口等税，于去年秋开始设立税收局征收，时才数月，现每月已有八千元以上的收入。再加改进，可增至每月万五千元。土地的税收局才设立月余，收入尚佳，估计每月可得三四万元。入口货物埔，单税一项，即可得万元以上。”虽然不少数据是后来的情况，但自9月开始，彭雪枫部经济困境确因商业税收制度的设立有所改观。9月22日，彭雪枫电告中央：“目前豫皖边形势日益好转，军队及地方工作在猛烈开展中，永城、涡阳、蒙城、夏邑完全在我控制之下，行政系统可自由建立，但干部极端缺乏，故常有顾此失彼之现象”，估计“坚持在原地活动并求得发展当无大的问题”。至此，在彭雪枫率部东进整整一年后，新四军游击支队才最终在豫皖边立足，进入相对稳定时期。后来所谓“豫皖苏抗日根据地”，才真正提上筹建日程。

　　两个月后，刘少奇率中原局机关经过涡阳新兴集时，游击支队及豫皖苏根据地已表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11月11日，他在给中央的电报中说，“雪枫基干部队7个团，1个总队、直属队，共有7369人，枪支4395支。内轻重机枪70挺，马156匹”，“部队的各种制度与组织均已建立，服装整齐，情绪很好。团结、紧张、活泼、严肃及艰苦奋斗的作风，已具有老部队的各种优点，而弱点则更少些”，“部队纪律好，统一战线工作好，与民众关系好”。正是基于此种观察与对比，刘少奇到皖东后即作出依托彭雪枫部向苏北发展的新战略规划，并牵动了整个华中、江南抗战战略的新调整。

　　1940年2月26日，彭雪枫略带兴奋地向中央汇报：“目前我们已建立政权的永城、萧县、宿县、夏邑四县财政收入蒸蒸日上。财政已发行地方券十万元，民众以为国家正税，踊跃输纳。拟于今年正式征收地丁银，估计可收入七十万元。”在此背景下，他认为豫皖苏边之财政，如善经营，必甚可观，每年收入不仅可供本区党政军各方面需用，“并可呈缴巨款交中央”。对比一年前书案店“卖马换粮度春荒”，游击支队基本依靠自身力量克服了黄泛造成的多种困难，此时豫皖苏敌后游击作战已是另一番天地了。

　　抗战前期，新四军游击支队所在的豫皖苏边区，是花园口事件后由新黄河、陇海路、津浦路及淮河围成的战略区域。该区居中州平原腹地，总体上呈西北高、东南低的地势。此区之内，以颍河、涡河为代表的大部分河流多由西北向东南，最终注入淮河。这种特殊的地理形势，在遭遇决堤后发生了两个重要变化：一是黄水漫灌造成全域生态灾难，民众流离失所；二是区内之贾鲁河、涡河、淮河皆因黄水涌入而使河面更宽、河道更深，下游可通更大规模的船只。一旦中原战局进入区域相持阶段，沿河之商贸走私活动便盛极一时，在经济上表现为一种畸形繁荣。该区经济自西北向东南，整体呈现逐渐好转之势。

　　从游击支队到豫东之后的发展轨迹看，由最初的睢杞到鹿邑，鹿邑到永城，再自永城至涡阳、蒙城以及怀远、蚌埠，大体是沿着涡河背靠黄泛区向着淮河富庶区一路东南行。这是豫东新四军独立中原敌后而无法获得华北八路军、江南新四军经济支援，自身又没有根据地和经费来源的特殊形势下，为日渐扩大的游击队伍寻求经费给养的自然之理。但是，繁荣之区也是各种势力竞争最烈之地。当游击支队向东南与日伪争夺怀远城未下、想去淮南津浦路东又遭遇重重阻隔时，只能退而求其次，占据经济活动相对活跃的涡河下游及两岸区域，最后以涡阳新兴集为中心创建豫皖苏抗日根据地，建立商贸税收制度，初步实现可持续的经费及粮食供给。

　　在相对宏观层面，豫东战场虽以黄河改道形成局部相持之局，但中共中央常以河南的整个沦陷作为部署中原敌后抗战的决策基点，入豫东就稍显迟缓。所以，当豫东沦陷已4个月彭雪枫部主力进入鹿邑时，老西北军系统的宋克宾、魏凤楼等依靠地方关系先入为主，占据了有利态势。在睢杞区域，豪绅、地主、土匪汉奸更是形成牢固的“三位一体”权势连环结构，难以轻易突破。这是彭雪枫部初入豫东，在经费补给上不得不仰赖于宋克宾、魏凤楼的重要原因。这种特殊形势直接导致了游击支队东进初期的“流动游击”及经济匮乏。另一方面，当彭雪枫率部渡过新黄河入豫东且不断向延安反馈正面信息后，中央决定派八路军第115师主力南下新老黄河间的特殊地带。在这个新的区域空间内，毛泽东试图从战略上将新四军彭雪枫部与八路军第115师、山东纵队连成一片，作为落实其发展华中战略的第一步。虽然此计划后来在具体推进上时断时续，并不断调整，却开启了八路军与新四军相互连通之总闸门，最终于1940年春夏之际汇成华中战场上的一股巨流。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2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