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意识形态？就学界众多阐释的共性来看，可以将意识形态理解为：一定阶级或集团对自身的利益诉求、政策制度、行为实践等合理性、合法性进行确证的一套论据或思想理论主张。根据意识形态在社会思想领域所处的地位不同，可分为主流意识形态和处于非主流意识形态范畴的社会思潮。[5]所谓主流意识形态，就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就是那些使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6](P178)即统治阶级的思想。而社会思潮，则是处于非主流意识形态范畴的思想，其反映的是社会中占非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既有前一社会形态的思想残余（落后），也有代表未来社会发展方向的思想萌芽（具有先进性但暂时处于非主流地位）。无论是主流意识形态还是社会思潮，都有其相应的思想理论主张，并为特定阶级或集团的利益诉求、政策制度、行为实践等进行合理性、合法性辩护。因此，不同意识形态的合理性、合法性辩护就表现为彼此竞争的关系。

　　主流意识形态获得主导地位的过程总是伴随着激烈的斗争，而一定阶级的意识形态在斗争中胜出又总是以该阶级在政治斗争中的胜出为基础，没有政治斗争的胜利，就不能取得对现实物质生产关系的统治，更无法获得对物质生产资料、精神生产资料的支配权，该阶级的意识形态就绝不可能获得主导地位。一种意识形态在其成长为主流意识形态的过程中，不仅要与前一社会形态的主流意识形态以及其他非主流意识形态进行竞争，即使成长为主流意识形态之后，也面临着为自身的合理性、合法性进行常态化辩护的重任，即用自身的思想理论主张最大程度地影响并掌握群众。在主流意识形态与社会思潮的竞争中，广大人民群众是它们共同争夺的对象。而一种意识形态要赢得群众，就必须得到群众认同，特别是从内心认同这种意识形态与自身利益相契合，毕竟“一种意识形态，如果它不符合人们的利益和经验，就决不会成为这些人的意识形态”。[7](P355)因此，任何一种意识形态总是将本阶级的“特殊利益”说成是“普遍利益”。[6](P164)至于“如何说”且“说好”则依赖于“话语”这一重要载体。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两个维度来理解。

　　其一，意识形态与话语的关系维度。一方面，意识形态的思想理论主张影响并掌握群众要以话语为载体。马克思曾指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彻底击中这块朴素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6](P16)意识形态作为理论性与抽象性的思想理论体系，无论是要为某一群体所掌握进而成为其“精神武器”，还是作为“思想的闪电”要彻底击中某一群体，都需要以话语为载体，话语是意识形态的外在表现形式。话语在意识形态影响并掌握群众的这一过程中，不仅作为意识形态的表达方式，通过将意识形态的核心要义进行具体可感知的外化表达，推动意识形态经过语言的符号化进而在话语表达中实现自身的功能，而且还作为意识形态的传播方式，使得无论媒体、学校还是传统的标语、会议、书籍等都要最终落实到话语层面才能推动意识形态的思想理论主张得以传播。另一方面，话语本身所指代的绝不是单纯的语言符号集合，而是承载着意识形态核心要义的意义体系。语言在社会生产实践中产生，但随着社会生产关系的发展，语言经历了系列意义化过程后便成为了“话语”。意识形态与话语相互支撑，二者不是两种事物，而是同一事物的两种表现形式或两个方面，如果说意识形态是较为系统的思想理论主张，那么，话语就是“思想的直接现实”，[8](P525)“话语背后的力量是思想、是道”，[4](P213)话语存在的本真意义就是将其背后的意识形态隐喻表达出来。因此，话语就是“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以此确立其社会地位，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的过程。”[9](P159)主流意识形态与社会思潮，想要赢得群众，都是以话语为载体，通过话语，向人民群众表达自己的思想理论主张，以期获得更多人的认同、追随和践行。

　　其二，意识形态向物质力量转化的维度。一种意识形态的传播绝不是单纯地为着掌握群众，其根本目的在于掌握群众之后所产生的强大物质力量。但这种物质力量却不是由意识形态的思想理论主张自然产生的，其中“话语载体”是意识形态的思想理论主张转化为物质力量的关键因素。虽然主流意识形态与社会思潮都致力于掌握群众，但归根结底是对意识形态话语主导权的一种争夺。谁掌握了意识形态话语主导权，谁对自身意识形态合理性合法性的辩护就更加有力，就更能强化其意识形态的控制力和整合力，就能更好地实现本阶级或集团的利益。一种较为成熟且影响较大的社会思潮之所以能够对主流意识形态造成冲击，不仅在于其有较为成熟的思想理论体系，更为关键的是其有着完善的话语体系，甚至在某些领域占据了话语的主导权，可以很好地将其思想理论观点渗透到人们思想意识之中，最终转化为人们的思想和价值观念。比如，“普世价值”论创造了以自由、民主、人权等为核心概念的话语体系。在其话语体系中，将美国的所谓自由、民主制度说成是“普世价值”，并以此为标准对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中国加以评判。他们将西方“自由”“民主”“人权”作为评判标准，企图迫使其他国家要么接受西方价值观的改造，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放弃共产党的领导，成为西方国家的附庸；要么就被冠以反“普世价值”的“独裁国家”“威权体制”等污名化称号，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失去话语基础和精神支柱。曾经较长一段时间内，国内众多网络大V、知识分子特别是所谓“公共知识分子”对“普世价值”论深信不疑，甚至简单地将我国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归咎于没有施行西方“普世价值”，同时也将我们的改革一厢情愿地作出趋向西方“普世价值”的阐释。可见，话语在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思潮影响并掌握群众这一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载体角色。

　　虽然主流意识形态与社会思潮之间竞争的根本目的在于赢得群众支持，进而维护本阶级或集团的利益，但竞争的焦点却表现为对意识形态话语主导权的争夺。与此相应，社会思潮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挑战也主要表现为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主导权的冲击。一种意识形态丧失话语主导权，必然失去社会公信力、凝聚力、吸引力，最终被人民群众所抛弃。社会思潮如果占据话语上的优势，就会形成“一股具有巨大能量的现实力量，它可以掀起滔天巨浪，冲击甚至冲垮任何堤坝”。[10](P7)为此，主流意识形态要在与社会思潮的竞争中获得胜利，就要不断适应意识形态影响、掌握群众的运行规律，在“话语创新”方面下功夫，实现对社会思潮的批判与超越。

　　所谓社会思潮批判，是指从理论上对社会思潮的谬误与合理性进行澄清，引导人们形成正确认识，消解错误思潮的影响。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甚至已经成为一项根本制度，那么，在实际工作中就必然要求我们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为指导应对各种错误思潮的挑战。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方法，辩证法的批判性和革命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和革命性。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一部在批判各种错误思潮中不断发展壮大的历史。1843年马克思致信卢格写道：“我们现在应该做些什么，我指的就是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11](P7)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形成的过程中，马克思对青年黑格尔派、费尔巴哈等的观点进行彻底批判与清算，创立了唯物史观，并以此为方法将批判延伸到政治与经济的社会生活领域，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行进行了批判性考察，发现剩余价值，揭示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找到了通往共产主义的现实道路。

　　当然，主流意识形态要在与社会思潮的竞争中获胜并对其实现超越，仅对社会思潮进行理论批判是远远不够的。如果将主流意识形态与社会思潮的竞争看作一场辩论赛，而要赢得这场辩论赛的关键就在于说服观众。按照观众的逻辑，如果要被说服，不仅要让他知道这个观点错在哪里、为什么错，关键还要让他知道正确的应该是什么。也就是说，社会思潮批判过程应该包含“澄清谬误—揭示危害—引导认识”的基本逻辑，在此逻辑中包含着“批判与建构”“破与立”的统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的过程也总是包含着“批判与建构”“破与立”的逻辑。正如恩格斯在谈及他对杜林的“体系”进行批判时讲到的那样：“消极的批判成了积极的批判；论战转变成对马克思和我所主张的辩证方法和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比较连贯的阐述。”[12](P383)其实，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发展为吸引全世界无产者追随的指导思想，关键就在于其在不断地批判过程中建构起自己的科学理论体系，进而构建起话语体系。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前也有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理论家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但是资本主义并没有被其驳倒，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空想社会主义学家只能“从头脑中产生出来”[12](P645)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没能够建构起科学的理论体系，更别说话语体系。

　　中国共产党非常注重对社会思潮的批判，但是对某些错误思潮的批判在一段时期内也曾面临一些困难。之所以对社会思潮的批判显得乏力，究其根源就在于理论批判有余但理论建构和话语创新不足。比如，对“普世价值”论的批判，我们围绕“有没有普世价值”这一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普世价值”所倡导的西方自由、民主对国内民众的影响可谓根深蒂固。每当讲到自由、民主，很多人总是与西方所倡导的言论自由（游行示威自由）、一人一票的选举民主、两党制多党制的党争性民主相联系。而每每面对此种现象，我们又不得不将西方的自由、民主等观念重新批判一番，不断地向民众解释根本就没有所谓的“普世价值”。这种批判在理论上无疑是正确的，但就其效果而言，却始终处于一种漂浮、循环状态。显然，循着社会思潮本身的话语概念与话语逻辑去批判社会思潮就难免陷入其话语陷阱而无法自拔，批判自然也很难取得良好效果。究其根本，就在于主流意识形态理论体系的话语创新不足。

　　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推动意识形态工作特别是批判社会思潮的过程中，对意识形态话语进行了大量创新，在批判社会思潮的同时将“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等用创新的话语内容和话语形式更好地表达出来，将中国故事更好地讲给中国人民和全世界听，以话语创新跳出社会思潮的话语逻辑，社会思潮批判取得良好效果。比如，面对西方“普世价值”论的侵扰，习近平基于国际变局以及不同民族、不同国家追寻人类价值的最大公约数提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13](P15)全人类共同价值不仅批判了“普世价值”论基于抽象人性论企图将西方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等价值观念永恒化、唯一化的意识形态霸权，而且在理论建构、话语创新的基础上跳出其话语逻辑，对其实现了理论和实践的超越。又如，西方“宪政民主”思潮将西方自由、民主制度视为“普世价值”，并向其他国家输出其自由民主制度，甚至以此来评判攻击中国。对此，习近平创造性地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指出：“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有完整的制度程序，而且有完整的参与实践”，[14](P531)民主选举只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一个环节，除此之外，还有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人民可以“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14](P532)在揭示西方民主本质、批判其弊端的过程中强调“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的”。[14](P529)全过程人民民主形象生动地向人民群众及国际社会阐述了全过程人民民主在民主的过程和成果、程序和实质、直接和间接、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等方面实现的完美统一，“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14](P532)

　　无论主流意识形态还是社会思潮，其思想理论主张总是寓于特定的话语之中，并以一定话语逻辑来阐释与表达，进而实现影响并掌握群众的目的。主流意识形态要在与社会思潮的竞争中获胜，既要以理论的彻底性对社会思潮进行彻底的理论批判，解构错误思潮的话语逻辑，同时也要注重理论建构，丰富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内容，关键还要深化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论阐释，创新话语表达，使主流意识形态的声音让人能听见、愿意听、听得懂，进而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最后还要从发展自身出发，提升综合国力，把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

　　首先，在强化理论批判中解构社会思潮的话语逻辑。一种成熟的社会思潮不仅有一套成熟的理论体系，也有一套成熟的话语体系，理论体系支撑话语体系，话语体系是理论体系的外现。但社会思潮话语又不是对社会思潮的思想理论观点的镜像化外现，而是一种逻辑化再造。对人们造成直接影响的就是社会思潮的思想理论主张的外现，即社会思潮话语逻辑。一旦人们陷入社会思潮的话语逻辑，对这种社会思潮就会表现出深信不疑，当主流意识形态想要再影响他们时，认知对抗机制就会发挥作用。因此，一方面，要强化对社会思潮的理论批判，从理论上揭示错误思潮的理论谬误，从理论基础或理论根源上彻底批驳错误思潮，引导人们理解错误思潮为什么错；另一方面，在理论批判的基础上，还要解构社会思潮的话语逻辑，引导人们跳出错误思潮的话语陷阱。比如，当我们批判“普世价值”论时，不仅要从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观点出发，批判“普世价值”论的抽象人性论基础，澄清其超阶级、超时空价值关系的理论谬误；关键还要引导人们认清西方国家宣扬“普世价值”的话语逻辑，引导人们跳出关于“有没有普世价值”的讨论，认清西方宣扬“普世价值”的根本目的在于将他们的自由、民主制度说成是“普世价值”，并强迫其他国家和民族按照“普世价值”的方向实行改革，否则，就会被冠以“不民主”“不自由”的帽子，甚至遭遇经济、政治甚至军事制裁、打压。

　　其次，在注重理论建构中丰富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内容。社会思潮批判要取得好的实效，绝不能在理论批判与解构话语逻辑处戛然而止，还要在批判、解构的基础上进行正面的主流意识形态理论建构与话语创新，做到“破立结合”。在理论批判中进行话语逻辑的解构只是社会思潮批判的基础环节，而主流意识形态自身的理论建构则是社会思潮批判的核心与关键。理论既是批判的武器，也是话语表达的核心内容，只有建构起科学的理论，才会形成有力的话语表达，否则，话语就会显得空洞乏力、言之无物。因此，社会思潮批判要特别注重在理论建构中丰富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内容。一方面，针对社会思潮造成的理论风险点，要紧密结合党的治国理政实践，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进行系统化地理论建构。另一方面，要摆脱西方理论窠臼，创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标识性概念。比如“民主”是历史终结论、“普世价值”论、西方“宪政”等社会思潮共同关注的话题。它们宣扬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并因此构成“历史的终结”，历史的进程将最终走到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国家这一终点上来。[15](P58、334)对此，我们在充分关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全过程人民民主”这一标识性概念，既跳出了“普世价值”“宪政民主”等社会思潮的话语逻辑，又将我们自身的民主实践理论化、科学化，丰富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内容。由此出发，在批判社会思潮时就不仅有了“破”的基础，也有了“立”的拓展，为社会思潮批判提供有力抓手。

　　再次，在深化理论阐释中创新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表达。理论建构是促使主流意识形态进一步科学化、系统化进而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提供科学理论支撑与丰富内容的过程，主要解决主流意识形态能否“立得住”的问题。那么，主流意识形态要在更广泛的程度上影响并掌握群众，还有一个能否“传得开”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在深化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论阐释过程中创新话语表达。美国社会学家安东尼·M.奥勒姆认为：“任何社会为了生存下去，都必须成功地向社会成员灌输适合于维持其制度的思想。”[16](P365)这种思想就是意识形态为了证明其合法性、科学性所建构的理论。但理论的传播往往局限于少数专业人士，而意识形态的理论要转化为物质力量的关键却在于其最大程度地为群众所掌握，那么，理论的转化与解码就尤为关键。理论转化、解码过程其实就是通过话语创新将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论向大众阐释的过程，进而使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理论主张让大众能听见、愿意听、听得懂。为此，一方面，我们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结合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深化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论阐释，增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表达的现实阐释力。比如，习近平经常讲：“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14](P431)“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也不能少；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也不能掉队”。[17](P66)人们通过这些通俗易懂的话语能够深刻体会到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进而理解主流意识形态的核心内涵。另一方面，要坚持问题导向，结合社会思潮攻击、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的核心点进行理论阐释，增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表达回应理论问题与现实问题的时代适应性。比如，在面对西方国家攻击我国人权状况时提出的“人权高于主权”，中国基于客观实事明确地指出：“生存权和发展权是首要的基本人权”。[18](P14)这一论断既正面回应了西方人权观的责难，又对我国长期坚持的人权观作了深刻的诠释，促使受众能够很快抓住我们人权观的核心和实质，抵御西方人权观的消极影响。

　　最后，在提升综合实力中牢牢掌握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在理论阐释的基础上进行话语创新，主流意识形态得以通过适当的话语表达向受众进行传递，使受众能听见、愿意听且听得懂。但在当前新媒体特别是传播平台蓬勃发展的时代，虽然理论或话语通过一定传播形式能够让人听见，但在这众声喧哗的话语场中，更多的理论或话语只能拥有一时的热度，热度一过即被淹没在浩瀚的话语场中。这时，主流意识形态能否说服人、吸引人、凝聚人，促使受众对其衷心认同、自愿追随、主动践行就至关重要了。从根本上说，这就是一个能否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的问题。比如，之所以颜色革命在某些国家或地区能够发生甚至取得成功，就根源于部分人对西方自由、民主价值观的衷心认同、自愿追随，最终才能转化为实践行动，爆发颜色革命。但并不是所有的意识形态话语都有这种号召力进而产生同样的话语权，在话语权背后蕴含着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因此，主流意识形态要批判、超越社会思潮，就必须在提升综合实力中牢牢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一方面，对内要继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以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成就支撑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只有中国自身发展取得成效，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不断得到满足，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理论主张才具备充分的说服力和吸引力，广大人民群众才会认同、追随并践行。另一方面，对外要以胸怀天下的世界情怀，讲好中国故事，为世界治理提供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唯有如此，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全人类共同价值”等话语才能在国际社会形成强大的号召力，吸引众多国家的认同、追随并参与其中。唯有既实现国内发展又积极贡献国际社会，才能更加牢固地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在话语内容、话语表达、话语主体等方面超越社会思潮，实现对社会思潮的彻底批判。

　　（作者简介：李洁，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