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是各民族碰撞、互动、磨合和整合的历史，在“右高原，左大海”的亚欧大陆东侧，形成的领域广袤、腹里纵深、回旋余地开阔的地理单元中，中华各民族千万年来生存在这里，形成为各民族相互吸引、相互交往、相互依存和相互融合的民族样态。在新石器文化时期，各民族（族类）就已体现为多元交融和汇集，我国各省区在考古中所发现的7000多处新石器文化遗址，体现出“各地文化区的内涵、演进、交融和汇集”。夏、商、周至春秋战国时期，人口流动和文化交流的显著成果是汉族（华夏族）的出现。“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核心民族汉族的前身华夏民族集团在夏朝就开始形成。”春秋时期，民族激烈的纷争趋向缓和，民族之间分明界限、森严壁垒被打破，出现了“民族大互动、大认同、大融合的潮流，促成了中华民族的核心——华夏族的崛起”。秦始皇结束春秋战国时代，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封建制国家，从此统一的王朝国家格局成为历史的主流，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建立郡县制和统一度量衡，完成了华夏族的统一，使中华民族的核心——华夏族（汉族）开始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费孝通先生的“滚雪球”理论认为，汉族作为中华民族的核心，在形成后不仅将平原和盆地的农业地区人口凝聚起来，还通过屯垦移民和通商渗透到非汉民族地区，将各民族联结在一起。在历史上，既有少数民族脱下皮裘着汉装，放下牧羊鞭，从事农耕技术，又有汉族进入少数民族地区，以通婚、生产等形式接受了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若干代后融入少数民族之中。史家所谓的“五胡乱中华”，实际上是进入中原的少数民族和汉族融合以及被汉族吸纳的历史过程，体现了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与互动。隋唐时期结束了自汉末以来的封建割据，唐朝时期的中国是一个地域广大的王朝，北方的突厥、回纥，西南的吐蕃、南诏等民族与中原民族交往密切，促进了民族大融合。虽然在唐代后出现了“五代十国”的内部纷争，但是中华民族的整体发展趋势并没有改变，在战争与和平的博弈中，民族迁移、互助、融合始终在进行。元朝的大一统，边疆地区的民族大规模迁徙到中原内地，促进了各民族杂居，草原文化与农耕文明有了进一步交融。明清时期中华民族互动交流出现新高潮，汉族得到了再发展，中华民族出现了新的整合。“中国各民族之间的互动与认同加深了，更重要的是中华民族意识的萌芽，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奠定了精神支柱。”

　　古代中国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史建立在“夷夏之辨”文化观、“天下主义”统一观和“因俗而治”治理观基础之上。这三者构成了王朝国家认识不同族类、维护王朝统一和解决族际问题的价值体系。

　　“夷夏之辨”不是等级森严的族类分隔，而是可以逾越的文化认同。虽然古代王朝统治者都以统治民族为尊贵、优越，被统治民族为卑贱和低下，特别是华夏族（汉族）以居地最广、人数最多和经济文化发展程度最高而形成了强烈的民族优越感，但是“夷入夏则华之”“夏入夷则夷之”被广泛接受。“夷夏之辨含义有三：地理意义上的夷夏关系，血统意义上的夷夏关系，文化意义上的夷夏关系。”由于“夷”“夏”冲突和战争时有发生，地理空间的变动冲击着地理意义上的夷夏关系，而且在民族冲突中融合的进一步发展，使夷夏关系更多指文化意义上的族类关系，血统意义上的“夷夏”分界变得模糊，此时“夷夏之辨”突出强调的是中原文化（华夏文化）的主体地位。如果用民族平等观来看，“夷夏之辨”所强调的华夏文化为优、夷文化为劣，具有文化观上的糟粕意蕴，但是夷夏之辨所强调的文化优劣之辨、先进性之辨、主体性之辨，有利于维护华夏文化的核心地位，有利于夷夏文化人群共同发展先进文化，而且在一定意义上维护了王朝统一，具有爱国主义色彩。

　　“天下主义”是对“夷夏之辨”的支撑，树立了王朝国家的统一观。“天下”观念在商代就已奠基，在周代最终形成。“天下观”是协调“夏夷”的价值体系。“古代中国一体化的天下，实质上是一个政治、文化共同体。它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核心区，二是周边区。”“诸夏”居核心区，“四夷”在周边区。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和中华民族的主体——汉民族形成后，“一种旨在规范和处理中国与夷狄关系的新意识形态应运而生”。“大一统天下秩序”，即天下一体化成为天下主义的主流和核心观念，一方面，“天下一家”成为处理中国（中央王朝）与蛮夷关系的政治指南，大一统思想观念不仅中央王朝的汉族统治者有，少数民族统治者也有。另一方面，为了维护天下一统，中央王朝秉承夷夏之间没有难以逾越的鸿沟，只要遵循文化标准，即“礼义”或“仁义忠信”，就能够共襄天下。

　　民族政策是古代王朝处理夷夏关系和维护天下一统的策略与手段。徐杰舜认为，中国古代民族政策的基本特点是开拓性、怀柔性、羁縻性、同化性、因俗性。还有的研究认为，古代民族政策应称为羁縻性政策，主要体现为“实行间接统治，即以夷治夷”，“以因俗而治保留被统治民族的行政统治方式”，“以怀柔之法笼络被统治民族上层，进行封官加爵，给以俸禄冠戴”。其实在剔除古代民族政策中的人与人不平等的社会等级观念后，因俗而治才是古代民族政策最为显著的特征，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地域广大的国家，而且民族众多，光靠武力征服难以维持国家的大一统。因此，古代王朝就已经注意各少数民族地区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从实际出发因势利导地制定民族政策，王朝会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会助力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经济生产和文化。

　　在古代中国，既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中体现出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与互鉴，共同熔铸了使用共同文化即中华文化的中华民族，又在王朝国家的演化史中看到了王朝维护大一统和因俗而治民族政策所带给中华民族凝聚的力量。中国古代治理民族问题秉持的基本理念是：“既强调天下一统，又强调因俗而治，这种维护一统而又重视差别的治理理念，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至关重要。”这些自古以来就有的朴素族类观和治理民族问题的历史经验，是进入近现代民族国家的阶级、政党形成民族观的重要思想来源。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观从开始形成时就注重汲取古代民族思想，在中国共产党百余年中华民族观形成发展中，古代民族思想起着奠基作用，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观符合自古以来国人对“中华民族”的理解与认同。

　　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是在近代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形成的，这是学界的共识。那么，近代反帝反封建斗争史与中华民族观的形成与发展是如何逻辑运动的，则是应该研究的重要命题。毛泽东在论述中国民主主义革命问题时曾指出，近代以来中国的有识之士不断地向西方国家寻找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思想和理论，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然而“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由此“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的这些论述，既指明了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入侵带给中国人民的苦难，又指出了中国人民思想变化的原因与过程。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是在反抗帝国主义入侵时被激发，在西方民族主义思想影响下，逐步建构起现代意义上的中华民族观。

　　帝国主义国家的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改变了中国人对世界的认知，传统文化上的“天下主义”和“夷夏之辨”难以解释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所遭遇的困难局面。马克思曾指出：“满族王朝的声威一遇到英国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破了产，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开始同外界发生联系。”在反对和抵制外族侵略的过程中，人们形成了族类团结意识。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接受了西方民族主义思想，1901年他在《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中提出：“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吸纳西方民族主义思想和现代民族观念，是国人在反抗外来侵略中认识“我族”和争取“我族”与外来民族平等的借用工具。梁启超是中国知识界较早使用“中华民族”概念的人，1905年他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中提出，“悍然下一断案曰：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梁启超对“中华民族”的认识是“现代中华民族意识觉醒的最初阶段”。孙中山在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主义观，他在辛亥革命成功后，将“中华”解释为“合汉、满、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在1919年《三民主义》一文中，他提出：汉族与满、蒙、回、藏的人民相见于诚，“合为一炉而冶之，以成一中华民族之新主义”。1920年孙中山又提出我们应该把中国所有民族融成一个中华民族。孙中山的中华民族观，很显然符合“在清末，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应该是以反对侵略和压迫中国人的帝国主义列强为主旨，以建立独立统一的民族国家为目标”的要求。

　　辛亥革命后建立的中华民国并没有改变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中华民族反抗帝国主义入侵的斗争仍然在持续，旧民主主义革命让位于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使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华民族的新代表、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力量。1922年中共二大宣言指出：“真正的统一民族主义国家和国内和平，非打倒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是永远建设不成功。”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将国家统一和建设民族主义的国家联系在一起，形成了开展民族革命、争取民族独立的思想，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标志着中国进入抗日战争时期。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增强了各民族团结在一起的民族意识，人们对“中华民族”的认识和运用越发自觉。知识界研究和宣传“中华民族”，傅斯年、顾颉刚、费孝通等人关于“中华民族”的研究极大地推动了人们对中华民族的认知。少数民族的代表性人物认同“中华民族”，在抗战时期蒙古族的国家认同和“大中华民族”认同中，成吉思汗第30代孙、内蒙古伊克昭盟盟长沙克都尔札布是具有象征意义的人物。他在1939年明确声称：“蒙古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国共两党作为抗战时期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势力，他们对“中华民族”的宣传成为国人中华民族观形成的重要推动力。国民党提出了“中华民族复兴”理念和话语。中国共产党深入到工农群众之中，在长征中倡导民族平等团结，在抗日战争中宣传和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9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指明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形成、民族文化和结构特点等问题，在《抗日战士政治课本》中提出“中华民族包括汉、满、蒙、回、藏、苗、瑶、番、黎、夷等几十个民族”。这些有关中华民族的思想和观点与当前我们所认识的“中华民族”内涵基本一致，标志着中国人民在反抗帝国主义入侵过程中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基本思想。

　　在近代中华民族观形成过程中，呈现出帝国主义入侵、国人反抗意识增强与中华民族意识越发自觉的统一。在帝国主义强大“他者”的入侵下，受到西方民族主义思想启发，国人开始形成“我者”中华民族的自我认知，但是这种认知在早期主要是先行觉醒的精英人士的意识，如梁启超、杨度、孙中山等人，关于“中华民族”的讨论停留在知识分子人群。虽然早在中共二大上就开始探讨“中华民族”问题，但当时党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对中华民族的认知都非常不足。北伐战争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国内矛盾凸显为社会的主要矛盾，人们更多地关注各民族的差异。比如，在长征中，中共认识到了中国少数民族的多样性，提出了民族团结的基本政策。然而，当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侵略，要把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的时候，“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使“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和建立全体中国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国人的共识，“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国人在抗日的呐喊声中树立了中华民族整体观。这正如1935年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所指出：“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近代反帝反封建斗争为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观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思想形成和实践的场域。一方面，近代国人的中华民族意识在帝国主义入侵下觉醒，国人将古代民族思想与近现代民族主义理论相结合，形成了具有近现代意义上的“中华民族”观，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中华民族，引领了中华民族观具有民族平等团结意涵。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将中华民族观置于反帝反封建斗争中进行提炼和升华，经过中国共产党的大力实践，促进了中华民族形成生死与共的命运共同体，起到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作用。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华民族以独立的政治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庄严宣布：“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各族人民建设国家的历史中，顺应时代潮流和人民意愿，紧密结合中华民族的发展实际，引领国人的中华民族观。

　　“加强全国人民的革命的大团结”，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顺应历史时代和基于国情提出的根本性要求。为了认识民族大团结，党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描绘为“大家庭”，认为这个大家庭“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一天起”形成，是团结友爱合作的大家庭，中华民族大家庭“足以战胜任何帝国主义的侵略”，并能把中华民族的祖国建设成为繁荣强盛的国家。从此，“大家庭”论成为界定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本术语。为了实现民族大团结，党将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贯彻到少数民族聚居区，周恩来指出：“历史发展给了我们民族合作的条件，革命运动的发展也给了我们合作的基础。因此，解放后我们采取的是适合我国情况的有利于民族合作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此外，将政治层面上的“人民”话语和“民族”话语统合起来，创造了“各民族人民”话语，实现了“人民民主专政”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体人民是由56个民族的成员所组成，在56个民族成员中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从“人民”整体的视角理解中华民族的大团结，突显了中华民族的无产阶级国家特质。

　　实行改革开放使中华民族和国家开启了新的历史征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等各项举措，赋予了“中华民族”的多重要求。从民族发展的视域看，中华民族在改革开放背景下，必须要振兴、要实现繁荣。“中华民族的振兴，就是五十六个民族的共同振兴”，改革开放是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必由之路。从民族团结的视域看，中华民族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增强凝聚力，实践证明只有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才能政通人和，要“把建立和发展平等互助、团结合作、共同繁荣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作为一项重要原则，要把历史上中华民族的内聚力发挥出来。从民族开放的视域看，当代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在改革开放大潮中，中华民族与时俱进地看待“自我”与世界各民族，大踏步地追赶时代前进潮流，获得和强化了中华民族的自我认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新时代是中华民族发展的新坐标，新时代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增强着人们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新时代所面临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使人们的中华民族观呈现出对中华民族认同的明确和清晰、能够认清中华民族的现实族情和历史使命。56个民族同属于中国，同属于中华民族。当今世界舞台上国与国的竞争，即是国家民族的竞争，中华民族作为中国的国家民族，其根据自身的实际所选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遇到了西方国家民族基于意识形态对立而产生的对我国的歧视、干扰和孤立，新时代的中华民族始终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反对保护主义，反对‘筑墙设垒’、‘脱钩断链’，反对单边制裁、极限施压”，中华民族在世界舞台上的国家民族竞争中日益增强着自我认同，这是当前党和国家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因素。中华民族认同不仅表现在与西方国家民族的对比上，更表现在56个民族成员能够正确处理本民族意识与中华民族意识的关系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念的形成，使全体国人明确了“一体包含多元，多元组成一体，一体离不开多元，多元也离不开一体，两者辩证统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几千年来发展的必然结果，全体国人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能够从历史的统一延续性和动态连贯性中看清楚中华民族的历史与未来。新时代中华民族观的中心思想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因为当前的“新时代”是中华民族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更有能力去实现中国梦目标的关键时期，任何民族思想观念都是对民族社会存在的反映，“新时代”的中国国情使中华民族观念表现为各民族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目标追求。在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征程上，最大限度地凝聚起中华民族共同体团结奋斗的力量，不断铸牢和巩固各民族成员的国家认同、中华民族认同，才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重要思想保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是一部56个民族共建伟大祖国的历史，中华民族成为民族国家时代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民族。一方面，在国内，各民族共建祖国的历史使命，需要把各民族进一步地团结在一起，各民族形成社会主义大家庭，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成为56个民族的共同要求，在70多年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史中，各民族进一步凝聚成为共建祖国、共享建设成就的牢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另一方面，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中华民族进一步走向世界，在中华民族不断地走出去、引进来过程中，中华民族面临着与世界其他国家民族的竞争与挑战，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各国家民族的世界交往中得以强化，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思想，成为中华民族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重要观念，这些观念有助于中华民族国家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是中华民族历史长河中光彩夺目的时刻。中国共产党承担着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历史重任。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进行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的各项变革中，顺应历史时代中华民族观发展的必然趋势，引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认识自我、形成和发展着关于中华民族的思想与观点，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彰显出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华民族的领导核心，认识到中华民族共同体为多元一体格局，以及进一步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觉醒与增强的历史规律。

　　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华民族的领导核心。马克思主义认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从古老的中华民族观发展到近代中华民族观，乃至发展到现代中华民族观，都体现了社会物质力量和阶级的历史使命。近代资产阶级先进分子，如严复、梁启超、杨度、孙中山、章太炎等人，致力于改变腐朽没落清王朝的统治，在他们努力改变旧社会的革命过程中，运用西方民族主义思想观照中国民族，将依托王朝国家而形成的“天下主义”“夷夏之辨”族类观发展到要在中国建立民族独立国家、全体国人应统称为中华民族的民族观，促进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觉醒。很显然，在这一过程中资产阶级及其政党成为中华民族的领导核心，资本主义物质力量崛起，形成可与封建主义相对抗的力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这是近代俄国十月革命、中国五四运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必然结果。无产阶级代替资产阶级成为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阶级，在无产阶级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中华民族获得民族独立，并经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中华民族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10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成为引领国人中华民族观的旗手，一方面在于中国共产党始终以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看待中国民族问题，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解决中国民族问题之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中国共产党既对中国古代民族观和民族理论与政策、近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民族观进行充分借鉴和扬弃，又注重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分析、辨别和回击现代民族主义思潮对人们民族观的影响，坚定地站在中华民族立场上反对一切解构中华民族的民族分离（分裂）主义思潮，由此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华民族观。这正如邓小平所言：“在世界上，马列主义是能够解决民族问题的。”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也是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另一方面在于中国共产党始终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早在1922年中共二大上，中国共产党就通过彻底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纲领，将自己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联系起来，为了领导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中国共产党积极认识和分析民族国情，找到了解决中华民族内部民族问题的基本策略方针：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这一政策是建立在党对中华民族正确认知基础之上的，是党的中华民族观形成的制度基础。

　　认识到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多元一体格局。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观是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民族实体的认识和反映。从古代到近现代中国人的民族观，始终围绕着如何看待“我”民族来展开，古代的“天下主义”和“夷夏之辨”只是能够解释“天下一统”和文化差异、文化交融，中华民族的自在状态需要民族意识的自知自觉。在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观形成之前，近代中华民族观与古代民族观相较而言其进步性在于力主中华民族的“独立”与“合”“和”要义，针对帝国主义的“他者”而言，全体中国人要合在一起、要和谐共处，这就是梁启超的“大小民族主义”和孙中山的“五族共和”思想的精髓。在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下，中华民族必须独立，此观念在近代中华民族观念中占据核心位置，虽然包括学界的顾颉刚等人、政界的蒋介石等人，都曾分析过“中华民族”的属性、结构、特征等问题，但是这些观念都没有成为全体国人的共同认知。中国共产党能够带领中华民族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创造出伟大成就，其重要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正确认识了“中华民族”这一民族实体，“中华民族”既不是孙中山所说的“五族”合在一起，也不是蒋介石提出的由多数宗族所组成，而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十分之九以上为汉人。此外，还有蒙人、回人、藏人、维吾尔人、苗人、彝人、壮人、仲家人、朝鲜人等，共有数十种少数民族，虽然文化发展的程度不同，但是都已有长久的历史”。新中国成立后，通过科学的民族识别工作确立了我国有56个民族，从此搞清楚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家底。1988年费孝通在香港大学的演讲中，纵论了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史，提出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论，此观点引起了学界的广泛热议，获得了知识界的普遍认同。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是我国各民族在历史演进中形成的”，标志着“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论由学界的观点变成了政界和全体国人的广泛共识，而且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有着无数的纽带，如“自成一体的地理单元是先天条件”“大一统的政治理念和政治格局是政治纽带”“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是精神纽带”“相互依赖的经济关系是经济纽带”“救亡图存的共同历史是命运纽带”。也就是说，中华民族由“多元”凝聚为“一体”，是源于各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和情感上的相互亲近，这是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科学认知。

　　进一步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觉醒与增强。“观念”的形成与发展都与社会实践紧密结合，“理论若不和革命实践联系起来，就会变成无对象的理论”。中华民族观念在社会实践中表现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需要。在古代王朝国家，为了维护“天下”而极力宣扬“夷不乱华”和“大一统”思想观念，不仅华夏族极力维护“天下”体制，甚至是一些少数民族建立政权都声称与“华夏”同源，如“北魏的鲜卑拓跋氏，自称为黄帝之后，建立北周的鲜卑宇文氏，自称炎帝之后，表示他们与汉族同源。建立清朝的满族皇帝说：‘满汉一家’”。这体现了王朝国家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愿望。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观的建构体现了历史时代和革命实践的要求，孙中山在兴中会誓词中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国”，把同盟会宗旨设定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孙中山坚持反满立场是他中华民族观形成的基础，是清末“会党和群众”反满社会历史条件的需要。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入侵更是直接激发了中华民族团结起来的意识，“中华民族是一个”“中华民族是整个的”，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华民族等观念被社会各界广泛创造出来。因此可以说，自古以来中华民族观在形成与发展中，都是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而形成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至少包括三层意蕴，即坚守国家统一、维护民族团结和加强对“中华民族”的认知。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观继承了历史文化传统上的民族观念，紧密结合党所处的历史时代和社会实践，不断丰富和发展着中华民族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中华民族观突显各民族团结起来推翻“三座大山”的压迫，获得中华民族独立的需要。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的中华民族观突显社会主义大家庭的需要，各民族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中华民族观突显中华民族要振兴的需要，各民族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改变少数民族的落后状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的中华民族观突显中华民族实现强起来的需要，各民族要牢固树立同荣辱、共命运、心连心的共同体理念，这是新时代党的中华民族观念必须要树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明确要求。

　　中国共产党百年中华民族观与中华民族由“自在”走向“自觉”各个时期的中华民族观念紧密相连，古代民族观念为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观奠定了朴素的思想来源，近代以来西方民族主义思潮的激发，中华民族觉醒时期所形成的中华民族观念为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观的形成奠定了近现代意义上的“民族”观念基础。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发展中，带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完成了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历史任务，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创造了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在这些社会变革实践中，党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民族观认识“中华民族”，促进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的理论认知和民族建构，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观就是在这样的历史逻辑中形成和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