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是一个革命的世纪，20世纪的中国是一个革命的中国。革命对于中华民族摆脱民族危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意义重大。只有“敢教日月换新天”的革命，才能破除旧的桎梏，建立新的世界。
近代中国历尽磨难，无数仁人志士为拯救民族危亡，尝试了各式各样的救国方案，最终通过革命获得了胜利。然而，最近20多年来，“告别革命”思潮甚嚣尘上，认为改良比革命更能挽救中国，一些人试图以此重构历史记忆，这不能不引起严肃的关注。
“告别革命”的本质是否定“革命”
1995年，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告别革命：回望二十世纪中国》一书，在社会舆论界掀起了一场不小的争论，其中尤以“告别革命”一说为焦点，批判者有之，赞同者有之，人云亦云、以讹传讹者也不在少数。
从体例和内容来看，该书其实算不上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著作，而是两位作者在交流讨论的基础上形成的一部对话录。但是，两位作者在用“告别革命”这一认知概念对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演变进行评判时，却造成了重大的曲解、误导。其要害在于将近代中国改良道路假设为一条本可以走得通的历史道路，刻意回避改良方案在面对危机与寻找出路时的无力、失效，以此消解、批判甚至否定近代中国革命道路选择的历史必然性。
从学术上说，“告别革命”论者界定“革命”概念时缺乏整体史意识，以致未能对革命在20世纪中国历史演变中的地位作出全面的判断与把握，片面强调革命暴力、破坏性的一面，对革命在争取国家独立和捍卫主权完整中的创造性一面，或视而不见，或置之不理，一味鼓吹应该走“改良”之路。
受这一思潮影响，近些年来中国近代史领域的一些研究往往专注于“区域”、“社会”而忽视“国家”的在场，从而遮蔽了中国近代历史的主题。而一些“碎片化”的革命史研究，也是聚焦在琐碎细节上，未能深刻揭示20世纪中国革命的深远影响和历史意义。实际上，只有牢牢把握中国近代历史的主题，对革命在20世纪中国历史演进中的作用和影响给予足够的重视和关注，才能克服研究中的“碎片化”现象，才能确立大矛盾、大主题、大事件在整体史中的关键性位置，才能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基本格局、发展脉络有清楚的说明，才能对掌握历史主动的关节点有深刻的理解，也才能更好地把握革命在区域与社会中的改造和整合作用。
革命是20世纪中国绕不过的一环
20世纪中国革命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在艰难探索、曲折迈进的历程中绕不过去的重大历史环节。近代中国长期深陷内忧外患的窘境，积重难返，只有以革命而非渐进改良的方式，才有可能在打破一个“旧的中国”的同时创造出一个“新的中国”。历史早已证明，作为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之所以能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作为自己的行动纲领，是因为它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必定要求打破旧的生产关系桎梏，为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扫清障碍。相形之下，资产阶级，特别是其中的改良派天然地具有软弱性、不彻底性等缺陷，其改良道路也无法承担起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重任。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才能担当起这一历史任务。在革命的道路上，无数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奋斗不止，终于把一个千疮百孔、伤痕累累的旧中国建造成了一个焕然一新、充满生机和希望的新中国。
举例言之，土地改革是中共革命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却被“告别革命”论者看作不必要的暴力行为，他们认为“和平土改”更有利于农村社会的发展。事实上，所谓“和平土改”的假想，是与土地改革所担负的打破旧的土地制度、创造新的土地制度的革命任务相违背的。在20世纪中国革命史上，土地改革推翻了千年来中国农村的封建地主剥削制度，确立了农民在农村中的主人翁地位。它重新塑造了广大农村的政治权力结构和经济生产方式，激发出农民巨大的生产积极性和革命能动性，为中国农村的现代化转型创造了根本条件。
毫无疑问，20世纪是一个革命的世纪，20世纪的中国是一个革命的中国。革命对于中华民族摆脱民族危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意义重大。只有“敢教日月换新天”的革命，才能破除旧的桎梏，建立新的世界。时至今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都是建立在此前革命所造就的新国家、新社会的基础之上的；要坚持走符合中国历史与国情的正确道路，就不能忘记20世纪中国革命的历史，更不能涂抹和篡改这段革命历史，而必须做到饮水思源、尊重历史，用正确的历史记忆坚定道路自信。
革命史研究任重而道远
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一再证明，革命的意义不仅在于它引领和型构了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发展的社会主义道路，也在于它为世界范围内人类文明形态的演进提供了中国经验，理应成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重要课题。
具体言之，对20世纪的中国革命，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实践，我们必须贴近历史自身演进脉络加以总体性阐发和剖析，不能像“告别革命”论者那样，以狭隘视角对“革命”这一影响20世纪中国命运最重大的历史事件加以简单化的误读、曲解和否定。我们不仅要指出他们那种事后假设式的研究是站不住脚的，更应该在充分的事实材料基础上，清楚地说明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境遇及其发展演进中，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通过革命、建设、改革的不断探索，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和创造性发展，它们共同构成一个理论与实践互动并进的整体性历史进程；清楚地说明革命与现代化建设之间前后相承、不断迈进的变革机制与发展规律；清楚地说明“革命中国”的胜利对于“现代中国”的富强、民主和文明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为发扬革命传统和赓续红色血脉进行卓有成效的知识创造。就此而言，我们的革命史研究不仅要与时俱进，而且任重道远。
（作者单位：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历史评论》202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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