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评价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正义标准是毛泽东使用得最为普遍的一种标准，由此表明毛泽东有着深刻的正义观。为使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国革命的性质有更准确的理解与把握，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明确说：“中国的战争是进步的，从这种进步性，就产生了中国战争的正义性。因为这个战争是正义的，就能唤起全国的团结，激起敌国人民的同情，争取世界多数国家的援助。”“中国的短处是战争力量之弱，而其长处则在其战争本质的进步性和正义性。”[2]可见，对毛泽东来说，针对战争这种实践活动，可以用正义标准来加以评价：但凡正义的战争，其“就能唤起全国的团结，激起敌国人民的同情，争取世界多数国家的援助”，因此就有取得最后胜利的可能性。毛泽东的正义标准对于中国人民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有着重要的思想指南意义，坚定了中国人民战胜日本侵略者的信心。

  所谓实效标准所强调的是要以客体对主体的效应作为评价实践活动的标准。这种标准是一种客观的标准，无论客体还是主体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都是客观存在的。由此，客体对主体的作用和影响，即客体对主体的效应或效果也必然是客观存在的。这种效应或实效标准，实质上就是实践标准，它既具有客观性也具有直接现实性，直接表现为主客体相互作用的客观效果的事实。任何事实都是不因人而异的客观存在，事实胜于雄辩，以效应或实效为价值标准，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有利于确保评价判断的客观性、准确性、科学性。在此意义上，效应标准或实效标准是具有科学意义的价值标准。马克思说：“无神论的博爱最初还只是哲学的、抽象的博爱，而共产主义的博爱则径直是现实的和直接追求实效的。”[7]在此，共产主义的实效意义得到凸显，这表明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以实效标准为旨趣，而不是像以往的空想社会主义只是停留在不切实际的空想层面，这是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对空想社会主义的根本性超越。毛泽东指出：“我们判断一个党、一个医生，要看实践，要看效果；判断一个作家，也是这样。”“检验一个作家的主观愿望即其动机是否正确，是否善良，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为（主要是作品）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8]可见，对毛泽东来说，效果、实效是评价实践活动的根本性标准，这对一个政党、一个医生甚至一个作家来说都是如此。

  毛泽东指出：“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阶级的功利主义。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任何一种东西，必须能使人民群众得到真实的利益，才是好的东西。”[13]这一论述表明，功利标准在毛泽东那里得到了积极的倡导与肯定。“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是作为“群儒首”（西汉刘歆语）的董仲舒提出的重要观点，是中国传统社会始终坚持“重义轻利”立场的重要思想支撑。朱熹在坚持“义在利先”原则的基础上，提倡“以义生利”，主张“古圣贤之言治，必以仁义为先，而不以功利为急”[14]。因此，在中国思想史上，如何看待功利标准在评价实践活动中的作用，一直是见仁见智的。中国传统文化对功利的轻视表明了对超功利主义的提倡，就此来看，毛泽东极力强调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所要坚持的，这一点必须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这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超功利主义思想的重大超越。

  在提出“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这一功利标准的同时，毛泽东还注重道德标准在评价实践活动中的作用。他对道德标准的强调，与中国传统文化提倡“内圣外王”之间有着思想上的连续性。孔子提出“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 （《论语·宪问》），是“内圣外王”思想的体现。对孔子来说，“内圣”是根本，外王由“内圣”决定，二者不能本末倒置。在毛泽东看来，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必须符合道德原则，必须克服各种各样自私自利的“私心杂念”，努力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任何与此相违背的行为都是不正当的，是需加以克服的。在推崇无产阶级道德原则和道德意识的过程中，毛泽东树立了白求恩、张思德、鲁迅、雷锋等道德楷模。在他看来，要从事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就必须像张思德那样全心全意、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随时准备为了人民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的一切；就必须像白求恩那样“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就必须像雷锋那样，甘作螺丝钉，以集体主义的道德意识泯灭个人主义的意识；就必须像鲁迅那样，拥有分明的爱憎，做到“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中国古代哲学家虽也说“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天下》），但他们并不认为成为“尧舜”是一种整体行动。毛泽东超越了古人而对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实践提出了更高的道德要求，正如他“六亿神州尽舜尧”的豪迈诗篇所揭示的，使得这种革命实践是高起点的。

  这里说的“人民标准”是指以人民为评价主体，由人民来评价实践活动的好坏、优劣、对错。为人民群众所拥护，就是得到人民群众的肯定评价；为人民群众所反对，就是得到人民群众的否定评价。在社会生活中，人民群众的评价更具有权威的意义。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创始人，李大钊曾经有着批判英雄史观的重要论述：“夫圣智之与凡民，其间知能相去不远。彼其超群逸类者，非由时会之因缘，既在众庶之信仰。秉彝之本，无甚悬殊也。”[22]毛泽东也有“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等重要论述。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进一步发挥了毛泽东的人民标准思想：“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26]这是典型的群众路线的态度。邓小平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等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评价其实践的标准，大大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2016年，在中纪委十八届六次全会上，习近平指出：“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正义是最强的力量。”[27]这是从政治哲学层面上对人民标准的精辟概括。“人民就是江山，共产党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为的是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我们党的百年奋斗史就是为人民谋幸福的历史。”[28]这段饱含深情的话语，是习近平关于人民标准思想的重要体现。中国目前的改革成果是与这些重要思想分不开的。

  总的说来，在评价实践活动的过程中，毛泽东灵活运用了多种评价标准，构建了一个完整的评价标准体系，完成了对实践活动评价标准的体系化建设与建构，使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活动有了较为系统的、科学的价值评价体系作保证。无论正义标准、实效标准、功利标准，还是道德标准、人民标准，都是十分重要的评价实践活动的标准。这五个标准具有各自的独立性，有自己的运用场景。需要认清的是，对它们进行体系化建构从本质上说是建立在它们的各自独立的基础之上的，切忌在分不清它们各自独立的情况下去追问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由此只会带来思想认识上的混淆乃至混乱。同时，对它们进行体系化建构，也是避免对它们进行单一、片面乃至碎片化理解与处理的重要举措。对于上述五种标准，一旦出现单一、片面以及碎片化的理解与处理，就有可能陷入无法对实践活动做出正确的综合性价值评价的泥潭，这样势必会影响实践活动的开展以及取得成功。

  概言之，这五个重要标准的各自独立与相互关联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正义标准是从政治哲学出发所确立的标准。正义标准解决的是实践活动的方向问题。离开了正义标准，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活动就有可能偏离正确的政治方向。第二，实效标准是从“实然”出发所确立的标准，力求保证实践活动在“实事求是”意义上的唯物主义本质，因此实效标准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坚持。离开了实效标准，实践活动就难以真正做到依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去“办实事”，甚至有可能成为“假、大、空”的活动。第三，功利标准与道德标准均是从“应然”出发所确立的标准，只是前者侧重于物质利益追求的“应然”，后者侧重于精神层面追求的“应然”。功利标准与道德标准的同时出现，是邓小平所强调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重要体现。从休谟对于“实然”与“应然”的区分来看，功利标准与道德标准的确立，具有同实效标准的确立同样重要的深刻意义。马克思曾经指出，“‘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29]，由此表明了围绕利益（特别是物质利益）而展开的功利标准的重要性。但是，从道德所具有的精神追求层面的意义来看，如果实践活动没有来自道德的约束，势必会让各种“恶的实践”泛滥。同时，就实效标准体现出的是“实然”意义上的客观性而言，功利标准、道德标准体现的是“应然”意义上的主观性。这也是毛泽东之所以在功利标准上会提出无产阶级的功利主义与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之分的重要原因。面对同一个实践活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会运用属于他们自己的不同的功利标准去进行评判，由此表现出一种与阶级立场相关的主观性。在道德标准上也存在着无产阶级的道德标准与资产阶级的道德标准之分，这是主观性的一种体现。第四，人民标准是将人民作为评价主体的一种评价标准。人民标准是综合性的标准，是前面四个标准的综合运用，也是最高标准。脱离了人民标准，其他四个标准都会落空。正如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所说的：“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