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关于1920年至1921年蔡和森旅法期间的思想研究成果相当丰富，主要聚焦于他的马克思主义观和建党思想。当留法勤工俭学生受无政府主义的熏陶，国内趋新的知识群体尚在“浑朴的社会主义”和“复调的马克思主义”中摸索时，蔡和森已成为走向列宁主义的先驱。这种思想轨迹被归结为蔡和森“鲁莽看法文书报”和“猛看猛译”的结果。不过，搜检史料就可发现，旅法期间蔡和森思想的形塑过程仍有若干问题尚未引起重视。

　　1920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政局动荡和国际共运分裂之际。蔡和森面对的马克思主义不是统一的整体，而是诉诸不同政治方案的思想流派。以往研究欠缺从阅读史的维度梳理蔡和森思想的来源与脉络。目前仅见张伟良指出蔡和森的法语能力不足，难以通读马克思等人的著作，他的建党思想源于第三国际的决议《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此外，蔡和森在通信中评议张东荪和张君劢的言论，表明他对国内的思想争鸣并不陌生。这提示研究者，蔡和森的思想除得益于法语读物外，还与同一时期国内舆论形成对话。本文关注旅法期间蔡和森革命观的形塑与表达，讨论法语读物提供了怎样的思想资源，这些资源在与时代议题的互动过程中如何进入蔡和森的表达，以便理解蔡和森走向列宁主义之路的思想轨迹。

一、蔡和森出国前的思想底色

　　蔡和森生于1895年，正逢家道中落，备尝艰苦。1913年至1917年他相继就读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和湖南高等师范学校，1918年4月他与毛泽东等人成立新民学会。新思潮和湖湘文化对新民学会诸人的影响，前人已有论述，但会员的独特性多淹没于群像。旅法期间，蔡和森与其他新民学会成员的思想差异，相当程度上根植于学生时代的精神状态之中。

　　学生时代的蔡和森受老师杨昌济的影响较深。毛泽东在新民学会成立时曾提到杨昌济对会友们人生观的影响。杨昌济早年就读于岳麓书院，戊戌维新时期对今文经学产生兴趣，研读王夫之、魏源、谭嗣同的著作。1903年至1913年杨昌济留学日本和英国，专注教育学和伦理学，受到英国功利主义和德国唯心主义的影响。他回长沙任教后将古今中西的义理融入日常言行，形成一套备受学生敬仰的生命范式。在儒家的修养功夫外，杨昌济注重个性解放和意志自主，直言道德教育的本质是“锻炼意志”。这既源于德国浪漫主义传统中的个性主义，也源自王夫之和谭嗣同论人格独立与自由意志之关系。杨昌济承继了湖湘儒学的经世传统，表现在启蒙青年，以待来时。他服膺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论，旨在矫正边沁的利己主义学说，坚持“个人与社会为有机的联系”，由个人道德之进化，推演到社会道德的进化。因此，他主张个人成就小我只是第一步，应以“合群”和“公益”为目标，最终指向社会的福祉。学生舒新成回忆称，杨昌济“融合中国的性理学与英国的功利学派的伦理观而贯通之”，“故极重实践”。此评价颇允当。

　　蔡和森的自我观和群己观都受到杨昌济的影响。长期困窘的生活状态激发了他强烈的自尊心，形成内向、敏感、坚忍的品性。在长沙遇到居无定所食不果腹的情况，蔡和森宁愿借此磨炼意志，也不愿求助师友。杨昌济那种直指德性与意志力的修养功夫，与蔡和森的性格相当契合。修身、苦行与自律是蔡和森养成革命心智的起点，造就了其强大的自信心，以及智识和意志方面的优越感，进而构成改造社会的精神动力。毛泽东、萧旭东和蔡和森被杨昌济视为最有前途的学生。与其他二人相比，蔡和森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影响较少。

　　此外，蔡和森在接触新思想的同时，主张中西折中。他推崇墨子的兼爱平等与苦行简朴，尝试从墨家学说理解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论和功利主义。清末民初诸子学复兴之际，梁启超就注意到墨家思想与英美功利主义相近。蔡和森将墨家“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的精神内核与经世观念结合，生出为社会福利积极进取甚至不惜自我牺牲的浮士德精神。1918年6月，蔡和森提议以升学和办报作为会友们的出路。毛泽东倾心于平民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对旧教育体制和权力机构相当排斥，表示要坚持“自由研究”。7月21日，蔡和森劝告他为实现正确的目标应不惮于一时的作恶，即“人不能有善而无恶，正人之恶，即是善之变相”。毛泽东称时机未到。蔡和森则指出“屈节”等顾虑皆出于私利，“若从全体之利害计算，可以杀身成仁”，洁身自好于事无补，只有“加入恶界”，才能“操而纵之”。墨家论及善恶皆以是否有用为标准。蔡和森援用墨子的功利观进一步分析道：“果为君子，无善不可为，即无恶不可为，只计大体之功利，不计小己之利害。墨翟倡之，近来俄之列宁颇能行之，弟愿则而效之，虽于兄意未有当，亦聊以通其狂感耳。”这种为达目的不计个人利害的思维方式，凸显了墨学与功利主义对蔡和森的影响。

　　蔡和森在信中首次提到列宁。当时列宁主义尚未传入中国，舆论对列宁和俄国革命褒贬参半。蔡和森对列宁的了解很可能来自1917年《新青年》第3卷第4号的《社会党与媾和运动》。如他提到“加入恶界”和“操而纵之”时便以列宁单方面与德国媾和后返回俄国发动革命为例。7月24日，蔡和森致信毛泽东时再次提到列宁：“吾人之穷极目的，惟在冲决世界之层层网罗，造出自由之人格，自由之地位，自由之事功，加倍放大列宁与茅原华三（此二人亦不审其果有价值否，暂以为近人近事而假借之。）之所为，然后始可称发展如量。”此处与列宁并列的“茅原华三”是日本思想家茅原华山。1917年，杨昌济在授课时向学生介绍过茅原华山的文明论与“动的社会学”。1918年7月李大钊发表的《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中吸纳了茅原华山的观点，将东西文明特征归纳为“静”与“动”，前者保守，后者进步。俄国革命恰为调和媒介，为东方注入“西洋之动的世界观”。正如信中所言，蔡和森并非了解列宁和茅原华山的思想，只是将前者为达目的不惜手段的事迹与后者以动为特征的世界观，转化为进取的动力。此时蔡和森对列宁的认识还停留于时事报道的范畴。

　　论者多指出蔡和森出国前受到李大钊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和《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影响。其实蔡和森进京后阅读范围已不限于《新青年》。蔡和森抵法之初，请毛泽东邮寄报刊，包括《时事新报》《解放改造》《建设》《新潮》《新青年》等，还特别关心《时事旬刊》是否出版。蔡和森还感慨中国缺乏“有主义、有系统”的出版物，“从前惟《星期评论》差善”。这显示了蔡和森出国前的阅读范围和兴趣。首先，《时事旬刊》创刊于北京，以编译世界新闻为特色。1919年该刊持续报道苏俄的内政外交和苏俄革命在欧洲的影响。其次，《新潮》和《新青年》虽是传播新思潮的名刊，但出刊周期较长，无法紧跟时事，因此日报在青年人眼中的地位上升。《时事新报》及其副刊《学灯》积极介入新文化运动，使其影响力远超《申报》和《新闻报》等日报，成为蔡和森的首选。再次，《时事新报》和《解放改造》由研究系张东荪主持，《星期评论》和《建设》由戴季陶、胡汉民等国民党人主办。1919年这四种刊物都以关注社会改造和社会主义闻名，与《新青年》并驾齐驱。

　　蔡和森在出国前已密切关注苏俄革命和社会主义思潮。1918年冬至1919年初，蔡和森在保定布里村学习期间，一面“带了很多墨子的书”，一面给其他学生读报纸，“谈论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主义和劳农专政”，以政治革命为当务之急。不过，出国前蔡和森忙于协筹勤工俭学事宜，无暇研究改造中国的路径。他决定出国后不进学校，专注自学，“走遍各洲，通其语文，读其书报，察其情实而已足，无庸随俗拘苦为也”。这与蔡和森在长沙养成的践履型气质有关。他的思想底色以意志论的个人主义为基础，以社会有机体论为枢纽，形成带有墨学和功利主义烙印的思维方式。1919年12月25日，蔡和森从上海启程赴法。与其他新民学会会员或沉迷于无政府主义或忙于寻找人生出路相比，蔡和森的经世热情和献身精神已然形成，他所缺少的是一套将之转化为革命实践的主义。

二、蔡和森在法国的阅读世界

　　1920年2月7日，蔡和森在巴黎南郊小镇蒙达尼安顿后，拒绝做工和入学，开始了“猛读猛译”和“大规模之自由研究”。他的法语水平不高，源于出国前华法教育会预备学校的法语培训不足。1918年10月，蔡和森成为保定布里村工艺学校第二期学生。法语课由归国华工讲授，包括“法语进阶和法文文规、会话等”，但实际以口语为主。蔡和森兼任管理者和国文课教员，同时为勤工俭学事务奔波，难以专注学业。1919年1月，他移居北京，结束了法语的学习。

　　抵法后，“聋哑兼全”的蔡和森借助字典阅读法文报。朱伯奇回忆称蔡和森：“终日居家，字典一本，人道报一份（法国共产党机关报）逐字查注，然后摸索含义，但法文动词变化，极为复杂，成语又极多，语句结构，均为倒撰，和中文迥不相同，如此读书，自然牛头不对马嘴，天南地北，搞得一塌糊涂。”当时条件下，赴法勤工俭学生的法语学习难度很大。短暂为布里村工艺学校第二期学员担任英文教员的沈宜甲1919年3月赴法后，曾报告称：“英法文互为照应，高等大学生英文较好，则学法文极易，如生来法三月，即可勉行看书矣。”沈宜甲出国前毕业于北京工业专门学校机械系，曾是布里村工艺学校第一期学员，接受满一年的法语培训，到法国后尚觉吃力。蔡和森自学法语的难度可想而知。

　　1920年6月13日，蔡和森摘编报纸新闻写成的《法国最近的劳动运动》一文反映了他初到法国时的法语能力。文中大段引用一些罢工声明。据线索可确定“路工联合委员会的宣言”译自4月29日《巴黎回声报》（L’Echo de Paris）头版《铁路工人联合会决定五月一日起无限期罢工》。“塞纳工团联合会的宣言”“塞纳工团联合会又有一个布告”和“社会党宣言”分别出自4月29日《人道报》（L’Humanité）的《塞纳工团联合会宣言》《工会联合会宣言》和《致法国工人》。这些译文存在不少错误。以《工会联合会宣言》为例，原文第一句为：“D’une façon générale， et en particulière dans le département de la Seine， la démonstration du Premier Mai égalera et surpassera celle de l’année dernière”。今译为：“总体而言，尤其在塞纳省，这次五月一日示威将赶超去年。”蔡和森译作：“今年五月一日的表示，用全般一致的方法，要比上年的更厉害更可怕！”除状语有误译漏译外，蔡和森将“示威”（démonstration）译作“表示”。他的理解定然无误，但此处明显不顾语境照搬字典释义。另将“赶”（égalera）与“超”（surpassera）译为“更厉害更可怕”，掺杂了过多个人情绪。再看该宣言最后一句：“N’allez pas au travail le Premier Mai， pour que soit appliquée la maxime: 《Qui veut manger doit produire》”。今译为：“五月一日不去上工，正应了那句格言：‘劳者得其食’。”蔡和森则将“格言”（maxime）误作马克思（Marx），译作：“五月一日都不要去做工，马克思有言：‘谁要吃谁应生产’。”

　　上述宣言都是节译，被省去的部分多是结构复杂的长句。蔡和森借助字典难以准确翻译短句，只能以意译为主。萧旭东认为蔡和森的法语“学得一般”，“在翻译过程中就常常搞错”，但他对自己的翻译非常自负。李立三和李维汉称蔡和森抵法四个月时，“已能阅读马克思著作的法文译本”。但从其读报能力推知，蔡和森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书籍会极其吃力。

　　受限于语言能力，报纸、杂志和各类小册子很快进入蔡和森的视野。他开启了苦行式的自由研究，用勤奋弥补外语水平的不足。在读报方面，周围人对他阅读《人道报》的印象尤其深刻。《人道报》是法国社会党机关报，每日一期，每期四版。1920年12月法国社会党左派另立共产党，1921年4月18日《人道报》成为法国共产党机关报。蔡和森出国前，《人道报》就已流行于中国留学生群体。由于法语不佳，大部分中国青年无法进入高等学校深造，也难与外国人交流，因此报纸就成为获取信息的途径。据《法国最近的劳动运动》所示，蔡和森还阅读过以下报纸：《人民报》（Le Populaire），蔡和森译作“平民报”，是法国社会党创办的晚报，逐日出刊，每期两版，法共成立后成为社会党机关报；《工人生活报》（La Vie Ouvrière），蔡和森译作“工人生命报”，是工团主义者创办的周刊，每期四版；《巴黎回声报》和《小巴黎人报》（Le Petit Parisien），是新闻类日报，每期四版。

　　蔡和森还接触到第三国际的刊物和小册子。1920年8月，他告知毛泽东“现搜集到各种重要小册子约百余种”。此处有必要对上述读物的来源、流通和阅读情况做一梳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社会党左派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主张加入第三国际。右派要求改组第二国际，继续在议会参政。第三国际一面支持左派建立共产党，一面开展宣传活动消除第二国际的影响。首先，第三国际在巴黎编发杂志和小册子。最常见的是《共产主义通讯》（Bulletin Communiste）周刊和《共产主义者》（Le Communiste）周刊。《共产主义通讯》由第三国际执委会出版，内容以第三国际决议、列宁等领导人的文章为主。该刊除单独发售外，还附在《人道报》《人民报》《工人生活报》等报内销售。《共产主义者》也被勤工俭学生译作《共产党人》，是第三国际法国支部的机关刊物，内容涉及国际共运、苏俄革命和苏联社会生活。这类读物的数量和发行量很可观，截至1920年底，“仅巴黎一城，已不下数十种”。第三国际出版的《国际》晚报（L’Internationale），“第一次发行80000份，在巴里（即巴黎——引者注）及近郊立刻销尽，风行一时，闻将每日出十万份云”。

　　其次，第三国际还利用共产主义的同路人从事宣传活动。1920年初，法国作家巴比塞（Henri Barbusse）创办“光明社”，发行《光明》杂志，致力于反战、追求平等和消除国际冲突。这一关注文化领域的“左翼国际主义”（Left Cosmopolitanism）运动虽有别于以政治革命为中心的“国际主义”（Internationalism）运动，但巴比塞毫不掩饰对第三国际、列宁和苏俄政府的好感。光明社重视对东方世界的宣传，这与第三国际不谋而合。留法学生尹宽和郑超麟等人是《光明》杂志的读者，他们仿效光明社将创办的留学生组织命名为“自明社”。光明社不定期开办沙龙讨论文学与政治等话题，活动预告就刊在《人道报》上。1920年春，在巴黎兼任华法教育会法文教师的李璜参加沙龙，看到不少中国学生在座。一位中国人主动搭话，表示如果听不懂法文，可代为翻译。此人拿出小册子相赠，其中之一为《共产党宣言》。这人还在华法教育会总部散发小册子，并与勤工俭学生们密谈。

　　第三国际的宣传活动成效显著。中国学生读到一种20页左右的法文版《共产党宣言》就来自第三国际的组织。新民学会会员贺果经常阅读《人道报》《人民报》《共产主义通讯》和《国际》晚报，以及《布尔什维克的俄国》《一九一九年在俄国的六星期》《第三国际》等小册子。上述读物或是自购，或是友人传阅，或是他人分发。众多宣传品令工读生陈泽孚感叹“法国是世界社会党的大本营”。他未必能厘清主义和政党的关联，但感受到国际共运的影响。1920年底法共成立后，第三国际的宣传更甚。同在法国的新民学会会员萧三回忆称工读生对法共和工运有了更多了解，“一部分同学，渐渐视工厂为乐土，一面大读共产主义的小册子和法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人道报》，《共产党人》）”。综上可见，蔡和森接触到第三国际宣传品并非个案。

　　除法语读物外，勤工俭学生还能读到中文新书报。1920年5月，蔡和森请毛泽东邮寄《时事新报》《解放改造》《建设》《新青年》等。同年8月长沙文化书社成立后，很快成为新民学会留法会员与国内会员的“联络站”。毛泽东向在法会友邮寄国内出版物更为便利。贺果日常所读就包括《星期评论》《时事新报》《北京大学日刊》和湖南《大公报》等，以及《社会问题概观》《社会主义史》等译著。法国亦有机构售卖中文书刊。1920年，陈延年、陈乔年和李卓等人在巴黎成立中国书报社，承销《新青年》《共产党》《到自由之路》等上海新青年社出版的杂志和译著。

　　留法学生的社交网络有助于书刊的流转。勤工俭学生多被安置在巴黎及其附近的蒙达尼、枫丹白露和麦南，尤以蒙达尼的人数居多。1919年罗学瓒注意到中国学生中“已有读报风气”，“杂志亦定有好几种，轮流阅看”。1920年在巴黎已有工余社、工读世界社和劳动学会等组织，书刊流通发生于组织内部和同乡之间。陈公培回忆称学生组织以湖南人四川人为主，“内有读书会，书籍最多”。李富春和贺果等成立阅读合作社，供成员查看中法新书。赵世炎和李立三建立“流动图书馆”，本意为维持工读，客观上促进了书刊的流转。

　　通过购买、传阅和领取等方式，勤工俭学生能看到大量中法文书报杂志。蔡和森“搜集到各种重要小册子约百余种”，归为“世界革命运动之大势”“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之四种利器”“世界革命之联络与方法”和“俄罗斯革命后之详情”四类。这是他主动接触第三国际出版物的结果，这种阅读趣味恰恰与他出国前对苏俄革命的关注有关。不过，泛无政府主义对中国学生的影响更大。勤工俭学运动本是无政府主义者所倡导。学生在巴黎华法教育会定期领取生活费时，可在图书馆借阅书报，“里面有很多用中文翻译过来的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书刊”。在法华人组织主办的《旅欧周刊》和《华工旬刊》也宣扬无政府主义。旅法勤工俭学的盛成在工暇时阅读《资本论》、第三国际小册子和克鲁泡特金的书。贺果一面接触《人道报》和第三国际宣传品，一面阅读克鲁泡特金和巴枯宁的著作。不加区分地阅读各色书报或许更贴近工读生们的日常，也映衬出蔡和森的阅读兴趣和思想资源的独特性。

三、蔡和森革命观的思想来源

　　现有研究一般认为蔡和森受《人道报》和《共产党宣言》的影响很深。但这类研究受后见之明左右，难以展现影响的过程。蔡和森至迟于1920年7月上旬提出无产阶级专政和建立共产党的必要性。当月召开的第三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告诫法国社会党代表放弃机会主义的工作方式，指出《人道报》长期存在大量相互矛盾的报道。大会通过《告法国社会党全体党员和法国一切有觉悟的无产者书》，严厉批评法国社会党的宣传工作。决议指出：“《人道报》和《人民报》并不是革命无产阶级的报纸。在这些机关报上，我们看不到你们经常系统地宣传无产阶级革命思想……你们的机关报，往往同法国资产阶级机关报一模一样。你们竟把议会中的琐事和资产阶级‘圈子’里的小‘事’，放到主要版面上……只会发表一些枯燥无味的、形式主义的、学究式的、不切实际的反对意见”。

　　可见，《人道报》在何种程度上构成蔡和森思想的外缘，仍有讨论的空间。《共产党宣言》亦是同理。另有观点认为，蔡和森的建党思想照搬第三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这同样简化了蔡和森的思想经历。因此，在梳理留法学生的阅读世界后，本节着重从时局和文本考证入手，尽可能还原蔡和森革命观念背后的思想来源。

　　除俄国道路外，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社会主义内部还有德国道路和英国道路之分。1919年3月起，社会民主主义者和布尔什维克主义者的论争演变为第二国际与第三国际的对抗。蔡和森抵法后计划一年内一方面“把各国社会党各国工团以及国际共产党，尽先弄个明白”，另一方面“将社会、工团、无政府、德谟克拉西（基尔特社会主义，即综合此四者而成一调和，近德国多数社会党，显然立足于二个主义之上[社会主义与德谟克拉西]，以与中产阶级联盟）加番研究”。不久，德国革命和法国工运就吸引了蔡和森的目光。1920年3月，德国军官叛乱，罢工随之而起，迅速演变成一场共产党人的起义。5月份社会民主党领导的政府镇压了革命。蔡和森专门编译了“德国政变与其社会、共产、工团各党消息”。与此同时，社会党控制下的法国总工会联合各工团自5月1日发动无限期罢工。尽管工会联盟采取只罢工不游行的方式，但各行业态度不一，酿成工人与军警的冲突。法国政府遂镇压罢工，逮捕法国社会党左派。蔡和森观察到，和平示威虽被称为“德谟克拉西”精神的体现，但面对军警的挑衅和镇压只能无果而终。加之无政府主义工团，“他的性质为经济的而非政治的”，“他的制度为联合的而非统一的”，难以一致行动。个别激进的工会和工团发出“‘革命’、‘苏维埃’、‘无产阶级的迪克推多’的呼声”，但缺乏国际合作，革命终会失败。德法动荡暴露了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共产主义者与资产阶级政府、共产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三组矛盾。这有助于蔡和森认清欧洲各派的政治立场，为提出建党思想，接受无产阶级专政和国际共运的理念奠定基础。

　　7月6日至10日，新民学会会友在蒙达尼集会，将会务方针定为“改造中国与世界”。至于改造方法，萧旭东主张教育改革和无政府主义式的工团合作，反对暴力革命，得到绝大部分会友的支持。蔡和森则阐发暴力革命的必要性，主张效法十月革命，组织共产党，实施无产阶级专政。会友对此不能理解。李维汉回忆称：“和森提出的主张，对于多数与会者，特别是临开会前才到达蒙达尔尼的人们来得比较骤然，缺乏充分考虑的时间”。“比较骤然”意味着蔡和森思想的独特性。尽管第三国际的书报册子为数不少，但俄国革命的理念对大部分工读生而言仍显隔膜，再次凸显了所读与所得之间的距离。

　　1920年8月13日，蔡和森致信毛泽东重申蒙达尼集会上的主张，认为“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提出组建共产党而非社会（民主）党作为革命的“中枢”和“先锋队”。论及改造的方法，他强调“无产阶级专政”和“国际色彩”两点。基于俄国经验，蔡和森认为阶级及其冲突客观存在，因此无政府主义不可行。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由，一为改造经济制度，二为防反革命卷土重来。至于“国际色彩”，蔡和森介绍第三国际的情况。较之俄国，中国革命面对的敌人更强大，因此“必与俄国打成一片，一切均借俄助”。蔡和森的思考还与留学生群体相关。他计划在留学生中成立共产党，因此一面驳斥无政府主义者否认阶级的论调，一面争取王光祈和曾琦等少年中国学会诸人，而这些人“多带一点中产阶级的眼光和国家的色彩”，因此对于“无产阶级专政”和“国际色彩”两点，“非严正主张不可”。蔡和森对共产党性质的认识，以及从无产阶级专政和国际共运的角度思考中国革命，表明他至迟在1920年7月已认同列宁主义的核心观念。信末蔡和森表示正在研究共产党的组织原理和施政方略，“现已译《议院行动》（系万国共产党之魁作）一篇，及列宁等重要文字数篇，拟续译《俄国共产党大纲》”。循着这个线索可一窥蔡和森所思所得的来源。

　　第一，《议院行动》出自第三国际执委会主席季诺维也夫的一篇文章。1920年7月19日，第三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举行。此前，季诺维也夫于6月2日撰文介绍会议任务和议题。7月22日，《共产主义通讯》将该文缩编后刊出，其中第三部分标题为“议会制问题”（Le Parlementarisme），讨论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后是否保留议会制度。季诺维也夫指出，议会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他告诫共产党人认清资产阶级民主的本质。共产党人可以进入议会，但不能像社会党人仅满足于改善工人境遇，而要利用议会掌握权力，推翻资产阶级政府，达到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这便是蔡和森信中《议院行动》的出处。这部分文字只有一页半，翻译和理解的难度不高。大会决议重申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途径包括议会外的革命夺权和议会内以选举方式掌权，二者都以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为目的。蔡和森再三指出，中国革命的阻力巨大，新民学会会员可以进入政府，从体制内改造中国。这不仅受到季诺维也夫的影响，还与俄国革命经验相联系，即“二月革命后，布党遍布全国各机关，列宁亦入了克伦斯基政府，所以十月革命一举成功”。顺着这个线索还可发现，《共产主义通讯》可能是蔡和森旅法期间的重要读物。例如，蔡和森借鉴了同年3月1日《共产主义通讯》刊出的《共产主义运动在俄国》一文。该文副标题为“党、工团、合作社和苏维埃”，内容为季诺维也夫在1919年第三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发言的缩编版，介绍了四股力量在俄国的情况，题目为编辑自拟。副标题中只有“党”为单数，专指共产党。蔡和森在致毛泽东的信中将“党”“工团”“合作社”和“苏维埃”列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之四种利器”，即由此得来。1920年7月，蔡和森提出组建共产党，与这类第三国际宣传品的影响密不可分。

　　第二，蔡和森提到“列宁等重要文字数篇”，但未指出具体篇目。仅以列宁为例，此前《共产主义通讯》转载列宁的言论和观点包括：《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伯尔尼国际的英雄们》《列宁与重建派》《列宁与议会制》和《论民族和殖民地问题》。诚然，蔡和森也可从其他读物了解列宁主义。仅就上述文章而论，以下四篇直接影响了蔡和森。《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总结了俄国苏维埃的执政经验，一方面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另一方面过渡时期阶级不可能被彻底消灭，因此要继续与“被推翻的资产阶级”和“动摇不定的小资产阶级”斗争。蔡和森在1920年8月13日的信中论及“无产阶级不得不专政的理由”，完全对应列宁的论述。《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伯尔尼国际的英雄们》批评了第二国际对资产阶级民主的幻想，指出德国社会党人调和无产阶级专政与资产阶级专政的纲领注定失败。受此影响，蔡和森才会在1920年9月写给毛泽东的信中强烈反对张君劢和张东荪的社会民主主义观点。《论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是1920年德国与匈牙利革命失败后，列宁对世界革命的新思考。蔡和森在搜集小册子时留心“阶级觉悟发生后由爱国运动引导到布尔塞维克上去的地方——诸被压迫之民族、保护国、殖民地”，就与此文相关。前三篇发表于1919年第三国际初创时两个国际争夺正统的关键时期，后一篇发表于欧洲革命受挫之时。这些文字蕴含的现实关怀，强化了蔡和森对无产阶级专政和国际共运最新趋势的认识。

　　第三，蔡和森打算续译的“俄国共产党大纲”，即1919年3月俄共八大通过的《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纲领》。1920年第三国际执委会出版了法语单行本《Le Programme du Parti Communiste russe （bolchevic）》。纲领的序章介绍了以垄断资本为特征的帝国主义时代的来临，阶级斗争不限于一国一地，因此无产阶级必须结成联盟，采取一致行动。纲领指明无产阶级革命是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私有制，最终以消灭阶级为目的。这场革命将以阶级斗争的形式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受此影响，在稍后社会主义论战期间，蔡和森从帝国主义和阶级矛盾的全球性论证中国革命的紧迫性，反驳张东荪等人的观点。另外，在1920年9月与毛泽东的通信中，蔡和森参考《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纲领》，介绍了俄共的架构和入党程序，突出了其组织性和纪律性，进而提出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具体步骤。

　　截至1920年7月，欧洲时局、第三国际宣传品和列宁的著述塑造了蔡和森的革命观。其中第三国际发行的刊物和小册子对蔡和森影响极大，促使他拥护列宁的革命观念。当陈独秀等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员讨论建立社会党还是共产党时，蔡和森已认识到应建立共产党作为革命先锋队，进而将坚持通过阶级斗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作为改造中国的途径。需要特别指出的是，1920年8月7日第三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闭幕，《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作为决议直至8月26日才刊登于《共产主义通讯》。同年7月蒙达尼会议时，该决议尚未生成。因此，该决议不是蔡和森建党思想的直接来源。此外，蔡和森接触过一些马克思的经典著述。例如，蒙达尼会议期间，蔡和森将《共产党宣言》制成“小字报”贴在会场。不过蔡和森的法语水平似不足以驾驭这类读物。这一时期与友人的通信中，除前文述及一处将“格言”误译作“马克思”外，蔡和森没有专门提到马克思的著述和思想。彼时他主要通过报刊和小册子以碎片化的方式获取新知。“共产党”“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和“国际主义”迅速引起蔡和森的兴趣，表明他对列宁主义的亲近完全以改造中国为目的，带有强烈的现实关怀，亦与他出国前养成的践履型气质和经世热忱有关。

四、社会主义论战期间蔡和森的言说

　　蔡和森接受列宁主义式的革命观念后，自1920年8月起陆续翻译了《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书籍和文章。这些翻译未必是全译，译文质量也不宜高估。不过，蔡和森确实增进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试图从唯物史观解释阶级冲突。1920年9月16日，蔡和森致信毛泽东时首次谈到唯物史观是俄国革命的起点。他反对唯心主义，称人际关系和社会形态由“物质的条件”所决定。物质条件决定了阶级的存在和阶级关系，因此“阶级战争”不可避免，无产阶级专政是历史的必然。

　　就在此时，中国舆论界正经历从主义喷涌到阵线分化的过程。1920年7月，《解放与改造》刊出《中国之前途：德国乎？俄国乎？》一文。张君劢支持德国式议会社会主义；张东荪指出俄国和德国道路各据国情而生，不能机械照搬，认为俄国革命是列宁利用贫民“洗刷”腐朽的中上阶层，不过“以毒攻毒”，无产阶级专政不可持续。在9月16日致毛泽东的信中，蔡和森反对上述看法，强调阶级斗争是历史必然，只有打破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工人才能获得解放。张东荪试图调和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他反对俄国革命的理由是中国贫民阶层“力不发达”且“本能亦不发达”，只能从“改造贫民性格”入手，而社会改造有待50年后。此种“主张改良而非革命”的态度被蔡和森视作劳资合作的论调，恰是列宁批判的对象。

　　同一时期留法学生的阵营对立也愈发明显。1920年12月，新民学会会员以“工学结合，终身做工，终身学习”为宗旨，在蒙达尼成立工学世界社。蔡和森受邀参加成立大会。12月27日，蔡和森发表讲话，主张阶级战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次日蔡和森与无政府主义者辩论，“以洋洋数万言《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之文字，贴于会场壁上作宣传”。从早八时至晚十时，双方争执不下，“几至停会”。

　　在不断的阅读与辩论中，蔡和森对中国革命的构想逐渐成型。1921年致陈独秀的信可视为他思想成熟的标志。这封信有两重背景。其一，1921年1月，毛泽东告知蔡和森，陈独秀正组建共产党。这无疑对蔡和森是一种鼓舞。其二，社会主义论战正在进行。1920年11月，张东荪在《时事新报》发表《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认为贫弱的中国没有资格谈论主义，应以开发实业为先。这篇短文被解读为宣扬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和俄国道路，遭到陈独秀等人的回击。蔡和森在信中起笔就提到此次论战，称“双方驳论未得而见”。他可能没有看到张东荪在《时事新报》发表的系列文字，而从1920年12月《新青年》第8卷第4号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中了解各方的态度。蔡和森对张东荪早有不满，此番借驳斥之机与陈独秀交流对俄国道路的理解。

　　蔡和森的信写于1921年2月11日，内容可能脱胎于1920年12月工学世界社成立大会期间那篇墙报《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蔡和森自称“极端马克思派”，坚信无产阶级革命的纲领即唯物史观、阶级战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极端马克思派”是蔡和森的发明，体现了真理在握的自信，代表着将主义推演到极致后的革命冲动。这背后的参照系是国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和基尔特社会主义等思潮，以及留法群体中的泛无政府主义心态。截至1920年底，张东荪认为，“真正社会主义之起，必在由贫乏而进于不均之时代”。针对这种“欢迎资本主义”的主张，蔡和森指出，阶级矛盾的世界性是革命发生于工业落后地区的原因。中国与革命前的俄国一样，阶级矛盾深重，而且同为世界范围阶级冲突的一部分。由此可得中国革命的必然性。这一分析方法得自列宁对十月革命，以及对落后民族与殖民地地区状况的解释。马克思指出，只有在较高生产力水平下，资本主义才是历史发展的障碍。这种唯物史观隐含了线性进化的观念，即革命发生于特定的社会和物质基础之上。张东荪对中国社会的分析似乎更符合马克思强调的经济条件对社会制度的决定意义。蔡和森的驳论不关注发展社会主义的前提，因此绕过经济基础和社会形态，用垄断资本主义导致的全球范围阶级对立来论证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性。如他所言：“马克思社会主义乃是国际的社会主义，我们绝不要带地域的民族的色彩。中国的阶级战争，就是国际的阶级战争。说中国没有大中产阶级，阶级战争用不著的，固然是忘记了中国在国际上的经济地位，忘记了外国资本家早已为了中国无产阶级的主人。”

　　李大钊等人在论战中为调和中国落后的国情与马克思社会阶段论的矛盾，也用世界性阶级冲突证明应避免重蹈资本主义的覆辙。张东荪则质疑中国贫民阶层在改造社会中的主体地位，此前就提出贫民“力不发达”且“本能亦不发达”。“力不发达”关乎经济衣食，“本能亦不发达”表现为“知识幼稚”与“不知政法”。张东荪担心贸然走俄国道路“暂时采用Dictatorship”，只会被军阀利用，给人民带来新的灾难。这种焦虑恰与1918年至1920年考茨基等人与列宁的论辩暗合，即无产阶级专政是否是少数人的专政、无产阶级专政究竟是社会革命的过渡形态还是长期存续的政治制度。作为《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的读者和译者，蔡和森应了解这些争论，但以社会公益衡量，无产阶级专政旨在取消阶级，自然可以采取彻底的革命手段。这是蔡和森接受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前提。针对张东荪的质疑，蔡和森承认在国内“革命的经济条件、生产条件不具足”，唯有依赖社会运动唤醒民众的觉悟，等待时机成熟。一方面，蔡和森设想的“社会运动”指欧美的工人运动，这种西方经验未必适用于中国社会。另一方面，此说承认中国革命的必然性不等于即时性，反倒与张东荪所说的“长期的忍耐”在形式上相通。蔡和森并不认为自己的表述存在矛盾。在他看来，张东荪强调机械进化、反对革命，而马克思主义学说是“综合革命说与进化说（revolution et evolution）”，两者不可偏废，因此他坚持以革命促进化。陈独秀与他持论相近，称：“若不取急进的Revolution， 时间上是否容我们渐进的Evolution呢？”不过，以革命推动进化和以进化催动革命毕竟是不同的逻辑。论战双方的分歧是社会变革的发生基于经济决定论还是被压迫者的主观意志。按照蔡和森的设想，唤起无产者的意识后，“阶级战争是阶级社会必然的结果；阶级专政又是阶级战争必然的结果”。同一时期陈独秀等人的驳论中也强调意志与精神对社会变革的重要性，将其作为中国社会不应再重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的依据。

　　社会主义论战期间，张东荪的反对者们面对的问题是在落后国家的改革方案中，如何调和马克思主义中的革命观与唯物史观。蔡和森搁置对社会条件的讨论，以唤起阶级意识作为革命的起点。他介入社会主义论战，但所讨论的并非社会生产方式诸问题，而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性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合法性。他接触到马克思的唯物论，但更崇信融合了无产阶级先锋队、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手段。这种革命观中隐然透露出的唯意志论色彩，可与蔡和森出国前养成的践履型气质相接续。

五、结论

　　既有研究显示，中共早期领导者最初接受的多是列宁式的马克思主义。本文揭示了旅法时期蔡和森的思想经历如何为他铺就了一条通向列宁主义之路。蔡和森的革命观深受第三国际宣传品的影响，他借此了解列宁的主张、俄共的组织章程和共产国际的最新动态。这些文本诞生于国际共运内部思想混乱和俄国革命备受孤立之际。置身于法国的蔡和森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帝国主义论、阶级斗争、先锋队和无产阶级专政等概念的现实意义。蔡和森接受列宁主义式的革命理论，还与他早年的精神气质和对十月革命的关注有关。蔡和森在社会主义论战中的言论，搁置了唯物史观中的经济决定论，代以个人意志作为改造动力，以达到“综合革命说与进化说”的目的。这种改造中国的迫切心态，也为同一时期陈独秀、李大钊等中共早期革命者所共享，成为20世纪20年代贫弱的中国何以能走俄国道路的一种答案。

　　（作者：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学系副教授）

　　网络编辑：金秋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2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