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领导一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实践的经验总结，是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的基本要求。新时代新征程，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面临更为复杂的形势和更为严峻的挑战。深刻认识和把握“党领导一切”，更好地坚持和发挥党的领导作用，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目前，学界围绕“党领导一切”进行了深入研究，但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党领导一切”历史沿革的专题研究甚少，尤其缺乏针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党领导一切”历史规律的总结。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由领导人民建立政权向领导人民建设国家的重大转变。自此起，肇始于战争年代的“党领导一切”的原则要求随着环境变动而逐步深化、更迭和调整，使党的领导取得了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成就。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党领导一切”的历史沿革

　　“党领导一切”的思想，源自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共产党的先进属性决定其必然要成为无产阶级运动的领导核心，“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中国共产党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在带领人民建设新中国的过程中对“党领导一切”进行了长期探索。

　　（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领导一切”的初步探索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实现由局部执政到全国执政的重大变更，党的领导主题开始转向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在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过程中，党的领导实践不断推进，“党领导一切”原则得到坚持和发展。

　　新中国成立之初，为捍卫新生政权和应对复杂的国际局势，亟需加强党在各方面的领导，充分发挥党的组织能力。然而，随着国家政权管理职能的逐步发挥，部分地区开始出现党政割裂甚至否定党的领导的倾向。为此，党中央反复强调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并采取一系列举措保障“党领导一切”。1952年12月，毛泽东同志在审阅文件时批复“主要的和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都必须统一由党中央规定”，强调中央和地方都需要坚持党的领导，由党中央来负责制定主要的政策规划。1953年3月，中共中央又规定，政府“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事项，均须事先请示中央，并经过中央讨论和决定或批准以后，始得执行”，通过请示报告加强党的领导。1956年9月，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八大开幕词中指出，党已经成为“团结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力量”，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党是阶级的最高组织”，必须在各方面发挥它的正确的领导作用。

　　1956年年底，“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之后，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由于受“左”倾思想的影响，发生“大跃进”运动，党的领导面临严峻考验。为继续加强党的领导，中共中央特地设立财经、政法、外事等领导小组，“直隶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此类小组的成立保障了党中央的最高决策地位，巩固了“党领导一切”的组织基础。1962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初步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会上毛泽东同志提出“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论断，对加强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稳定局势起到关键作用。

　　总之，新中国成立后，在重建政治秩序、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逐步形成以党的领导为核心枢纽的政治架构，成功愈合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并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不断探索和深化党的领导，通过健全请示报告制度、细化领导组织、实施归类领导等举措，加强了对一切工作的领导。然而，由于国情的复杂性以及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等原因，“党领导一切”在实践中也曾出现过一些偏差。

　　（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领导一切”的调整规范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在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何以落实“党领导一切”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难题。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使“党领导一切”得到调整和规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通过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党和国家发展步入正轨。同时，社会上却出现质疑党的领导的声音。对此，党中央坚持从国情出发，总结过往实践中的问题及原因，调整并改善了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1979年3月，邓小平同志提出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核心便是坚持党的领导。1980年1月，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邓小平同志集中论述了改善党的领导的问题，还提出了“党的领导制度”概念，开启推进党的领导制度建设新阶段。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把党建设成“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核心”目标，要求党员在工作生活中发挥表率作用。1987年，党的十三大界定了党的领导的具体指向，认为在“改善党的领导方面”已经取得一定成效。综上，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着力探索解决党的领导问题，希望借此实现既利于国家发展又保证党的领导的目标。然而，由于自由化思潮的泛滥，党的领导一度面临重大考验。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及时作出调整，推动党的领导规范化、制度化，以确保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党要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要求，“不断改善和加强对各方面工作的领导”。1997年，党的十五大指出，党是全体人民的领导核心，社会主义建设“关键在于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在“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的同时突出“加强党的领导”。迈入21世纪后，国际国内局势剧烈变动，江泽民同志重申“工农兵学商，党是领导一切的”，强调“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不断推进党的领导建设。2002年，党的十六大把党必须“在同级各种组织中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列入党章，明确了“党领导一切”的地位。此后，中国共产党贯彻科学发展观，在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中逐步改善和巩固党的领导。2007年，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上提出“要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扩展了“党领导一切”的内涵。党的十八大对此再次予以强调并提出“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深刻总结经验教训，在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同时推行政治体制改革，从改进党的作风纪律、完善党的领导制度等方面对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展开探索，对“党领导一切”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此外，中国共产党在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的基础上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的先进性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促进了党的领导的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使“党领导一切”得到规范。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领导一切”的强化拓展

　　进入新时代，面对复杂的局势，中国共产党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加强党的建设，维护了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切实发挥党统领全局的核心作用，根本扭转了党的领导的弱化状况，使“党领导一切”得到显著强化和拓展。

　　党的十八大后，国际国内环境深刻变化，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处于民族复兴的关键时期，党的领导面临考验。面对新的世情、国情、党情、社情，党中央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强调提高党的领导能力与水平，加强了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201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特征角度凸显“党领导一切”。2014年1月，在中共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是我们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再次明确了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和地位。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又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论断，对“党领导一切”作出新的集中概括和高度凝练。2017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又对“党领导一切”展开论述，指出只有党中央有权威才能保证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否则“党的领导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2017年10月，面对社会的结构性调整与深层次变革，党的十九大愈发注重党的领导的全面性，把“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赋予“党领导一切”权威效力。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明确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必须以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为首要任务，形成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体系，突出了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2018年3月，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把“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写入宪法修正案，为“党领导一切”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在抗击新冠疫情中，“党领导一切”的作用充分展现，成为“风雨来袭时中国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2021年11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深刻总结党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把坚持党的领导确定为“十个坚持”历史经验之首，尽显“党领导一切”的重要价值。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进一步强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党和国家事业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使党始终成为人民的“主心骨”，对“党领导一切”提出新的要求。“最高政治领导力量”“主心骨”等表述，既延续坚持党的领导的历史传统，又集中彰显党的领导的全方位、全覆盖、全过程特征，是对“党领导一切”的突出和强调。

　　总之，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加强党的领导视为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所在，以刀刃向内的勇气推动党的建设向纵深发展，维护了党的领导地位和党中央的领导权威；同时不断推进党的领导的组织和制度建设，通过完善领导组织机构、健全领导体制机制，有力夯实和筑牢党的领导基础，保障了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真正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核心作用。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党领导一切”的发展特征

　　“党领导一切”的发展实现了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不仅符合历史发展的大趋势，而且蕴含鲜明的特征。总体来看，“党领导一切”在实践探索中不断演进，但并非简单的线性递增，而是螺旋式的上升，呈现由点到面、由虚到实、由弱到强的“自为”发展特征。主要表现为“党领导一切”的地位日益明确、领域日益拓宽、方式日益完善、制度日益健全。

　　（一）“党领导一切”的地位日益巩固

　　“党领导一切”的根本在于党的领导地位。党领导一切工作的领导地位不是固步自封、一蹴而就的，而是通过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在不懈斗争中确立的，并日益巩固。

　　第一，在政治权力体系方面，中国共产党逐渐成为“最高政治领导力量”。鸦片战争后，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遭到严重破坏，危难之际中国共产党应时而生，“在中国现代化遭遇重大挫折的时候走上历史舞台”，从各类组织中脱颖而出，并在革命淬炼中逐步实现对其他政治力量的领导。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标志着“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政治格局的形成。1980年8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政府工作应当是“在党的政治领导下进行的”。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上正式提出“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这一论断，表明党是政治领导的最高力量主体，其他政治组织都要接受党的领导。

　　第二，在社会主义总布局方面，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开创者，在党的领导下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丰功伟绩，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因此，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决定因素。早在1954年9月，毛泽东同志就提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进一步指出，“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强调党要“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2012年10月，党的十八大明确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

　　第三，在国家与民族大局方面，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证。自成立以来，党就肩负起谋求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历史重任。由中国共产党来领导实现国家和民族的解放与发展，是历史和人民的共同抉择。1956年9月，在党的八大上，刘少奇同志就曾指出，为了有效处理国内外各项事务，“必须有这样的一个党的领导”。1980年1月，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邓小平同志强调：“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现代中国的一切。”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党的领导是做好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根本保证”；“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民族复兴必然是空想”。由此可见，党的领导已经成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坚强保证。

　　（二）“党领导一切”的范围日益拓宽

　　“党领导一切”的关键在于党的领导范围。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领导范围日益拓展，已经涵盖党和国家事业的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实现了对一切工作的领导。

　　其一，在领导领域方面，“党领导一切”的覆盖领域日益扩大。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全国性政权的建立，党的领导开始由战争年代突出在政治领域的领导扩大为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多元领域的领导。1956年，刘少奇同志曾提出：“党应当而且可以在思想上、政治上、方针政策上对于一切工作起领导作用。”1962年，毛泽东同志也曾指出：“党要领导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军队和政府。”目前，党的领导已经贯穿于党和国家事业的各个方面，“是我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根本点”。“党领导一切”真实地体现在党领导人民促进改革发展、维护社会稳定、处理内政外交等各个领域。

　　其二，在领导对象方面，“党领导一切”的对象日益扩充。从阶级层面来看，在早期革命中党重视对无产阶级的领导，较为缺乏对农民的组织动员，而且将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拒之门外。之后，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逐渐认识到建立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实行了对农民、小资产阶级、中产阶级，甚至于对地主的领导权”。如今，党的领导对象已涉及各类群体，由“对政权红军及其他武装组织和群众组织的绝对的领导作用”扩充到对人大、政府、军队、工会、共青团等的领导。

　　其三，在领导层级方面，“党领导一切”的组织层级日益扩展。事实上，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高度重视组织建设，认为“组织问题为吾党生存和发展之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对党的领导的组织架构做过安排部署，强调落实不同层级党委的领导作用。1942年，党中央曾明文规定，“每个根据地有一个统一的领导一切的党的委员会”，中央代表机关及各级党委为各地区最高领导机构，统一领导辖区工作。新中国成立之后，党的组织结构和领导层级不断扩张形成了“国家-单位-个人”的一体化联结模式。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不但突显了党中央在全党范围内的领导地位，而且建构起“中央—地方—基层”一体贯通的立体式领导架构，使党的领导渗透融入各个层级。

　　（三）“党领导一切”的方式日益完善

　　“党领导一切”的重点在于党的领导方式。党的领导的实行程度与领导方式直接相关，“党领导一切”的方式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不断创新中逐步完善的。

　　首先，“党领导一切”的方式逐渐规范化。革命战争时期，由于环境的严峻性、根据地的分散性等因素影响，党主要采取一元化领导方式，确保了自身的核心地位，便于党统一领导党政军民各项工作，但容易出现自由裁量幅度较大、程序失范等问题。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敌对势力的封锁围困和经济建设的巨大压力，党继续沿用一元化领导方式，并没有对此进行有效调整。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社会秩序的恢复，党的领导方式改革深入推进，在规范性方面才明显改善。党的十四大通过的党章规定，党“必须实行民主的科学的决策”，“不断改进领导方式和方法，提高领导水平”。新时代以来，党的领导不断加强，在坚持“党领导一切”原则要求的同时，党的领导方式更加规范化。

　　其次，“党领导一切”的方式逐渐法治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领导逐步向依法领导过渡，以党的十五大确立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为标志，党的依法领导方式基本定型并在此后日臻完备。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由此，法治化成为“党领导一切”的方式。

　　最后，“党领导一切”的方式逐渐多样化。一是由直接领导变为直接领导与间接领导相结合。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党的领导都是直接领导，直接干预、管理和包办国家与社会事务，政府等组织成为党领导下的执行机构，形成“执政党决策—政府机构执行”的模式。现今，“党领导一切”的方式不再是直接领导，“不是包办，不是遇事干涉”，而是直接与间接领导相结合，各类组织在党的统一领导下自主行动、统筹发力。二是由政治领导、思想领导、组织领导变为全面领导。党的十二大通过的党章规定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从党的十三大到党的十八大，“三种领导”的表述一直存在。新时代以来，国家建设对党的领导提出新要求，党的领导转向“全面领导”，“党领导一切”的方式日趋多样。

　　（四）“党领导一切”的制度日益健全

　　“党领导一切”基础在于领导制度。“党领导一切”的制度是经过实践锤炼形成的根本领导制度，是与时俱进的科学制度体系。

　　一是“党领导一切”的制度框架体系不断健全。党的领导制度是中国的根本领导制度，“党领导一切”的制度体系是在党的领导制度基础上形成的。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搭建形成党的领导制度主体框架，到优化完善党的领导制度，再到建构塑造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党领导一切”的制度体系日益健全，由垒基筑台、立柱架梁到全面推进、系统集成，由单向度制度创设跃升为立体式体系建构，制度的系统性、层次性、协同性明显增强。尤其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不仅把“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之首，彰显了“党领导一切”的制度优势，而且规定了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核心部分和重点内容，为“党领导一切”奠定了更为坚实的制度基础。

　　二是“党领导一切”的党内法规制度不断健全。事实上，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领导一切”的法规制度建设就开始起步。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一切”的法规制度建设不断推进，党制定出台了一系列关于党的领导的法规制度，如中共中央《关于在中央人民政府内建立中国共产党党组的决定》（1949年11月）、《关于加强党对青年团的领导给各级党委的指示》（1953年10月）等。改革开放之后，“党领导一切”的法规制度建设接续推进，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日渐丰盈，党中央陆续出台《关于加强对国家立法工作领导的若干意见》（1991年2月）等法规制度。新时代以来，“党领导一切”法规制度实现从分散到系统的突破，党中央相继出台一批数量众多、涵盖广泛的法规文件，如《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试行）》（2015年6月）、《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2016年1月）等，厘清了党的领导法规基本架构，对法规建设作出具体部署。

　　三是“党领导一切”的法律法规制度不断健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党的领导的法律制度建设。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五四宪法”序言两次提及党的领导，分别为“中国人民经过一百多年的英勇奋斗，终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一九四九年取得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我国人民在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斗争中已经结成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明确了党的领导效力。1982年12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八二宪法”序言指出：“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已经结成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参加的，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凸显了中国共产党在爱国统一战线中的领导地位。2018年3月，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在总纲第一条第二款增写“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突出党的领导的重要意义。中国已形成以宪法为核心，涵括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等多层次的党的领导法律体系，为“党领导一切”提供了法制依据。其中，既有直接申明坚持党的领导的显性法律规范，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2018年3月）总则第二条规定“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监察工作的领导”；也有以描述方式突出党的领导的隐形法律规范，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2019年1月）总则第四条规定“贯彻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路线，坚持党管干部原则”。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党领导一切”的经验启示

　　新时代对“党领导一切”提出了新要求。马克思曾指出：“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这些形式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同样需要依托从后思索法，从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党领导一切”历史沿革的省思中汲取经验智慧，既结合“发生学”层面体悟党的领导的历史必然性，又结合“现象学”层面明晰党的领导的现实客观性，不断促进党的领导理论与实践的创新。

　　（一）坚持党的领导应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

　　“打铁必须自身硬。”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一切，就在于始终严于律己，将自身打造成了具有高度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有为政党。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党的领导，由党来领导一切，应当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

　　其一，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对全面从严治党以及党的建设意义重大。作为长期执政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任务繁重，客观上要求具有科学规范的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确保党能够胜任使命。随着党的发展壮大，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也在趋向体系化，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取得显著成效。2023年1月至9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接收信访举报2617万件次，处分405万人，其中党纪处分331万人、政务处分108万人。但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应继续保持“赶考”的清醒，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落实“全”的要求和“严”的基调，以全促严、以严保全，提升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建设的广度和深度，推进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领导一切的坚强领导核心。

　　其二，坚持推进自我革命。勇于自我革命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显著标识和内生动力。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从各种政治力量中脱颖而出，并成长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主要奥秘就在于具有勇于自我革命的品格和优势，敢于以刮骨疗毒的勇气持续推动自我革新，这也是党“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新时代以来，从推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到党史学习教育，中国共产党通过不断的思想洗礼和自我锤炼，显著增强了领导能力。党的领导日益巩固，但仍存在一些顽瘴痼疾。坚持和加强“党领导一切”，应客观审察时局的复杂性，以标本兼治的理念持之以恒地推进自我革命，不断探索自我革命的有效途径，以勇于自我革命的精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进程，使党的领导进行全方位、立体式的创新优化，确保党永葆生机与活力。

　　其三，加强全面从严治党制度建设。全面从严治党是一个系统工程，其中制度建设具有根本性影响，决定着政党治理的效能。首先，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必须推进相应的制度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着力健全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截至2022年6月，共制定修订中央党内法规156部、占现行有效中央党内法规的70.5%。新征程上，应继续完善全面从严治党党内法规制度，明确基本的制度框架，健全相关的法规程序，形成以党章为主干的常态化、长效化法规制度体系，提升制度建设的科学化、体系化程度，构建制度管党治党的新格局。其次，应构筑全面从严治党责任制度。全面从严治党责任制度是全面从严治党制度的重要部分，需要通过制度建构明晰责任清单、施行责任监督、强化精准问责，进而增强全面从严治党的责任意识。最后，应改进干部政绩考核制度，建立相互衔接、配套的综合性评价考核体系，以制度化的激励惩戒手段提高全面从严治党成效，消除“劣币驱逐良币”等不良现象。

　　（二）坚持党的领导应时刻遵循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新的历史阶段，坚持党的领导，应遵循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夯实党的领导基础。

　　第一，坚守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的政党，权力由人民赋予，人民至上是党始终坚持的价值理念。时至今日，党之所以能完成国家独立、政权重建、民族富强等一系列复杂任务，根本原因就在于此，“人民至上是作出正确抉择的根本前提”。在新征程上，遵循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立场，确保“党领导一切”，要坚守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把人民群众放在党的领导的中枢位置；要时刻牢记人民主体至上、人民权力至上、人民利益至上、人民生命至上的价值准则，并使其贯彻到党的领导的各个方面；要将人民满意作为检视党的领导的“度量衡”，把维护和谋求人民利益定为“党领导一切”的价值旨归。

　　第二，紧扣民心政治的重点任务。早在中国古代，就存在以“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等为代表的民本思想，反复阐明统治者为政之精髓是要掌握民心，重视民众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中国共产党一直以来都把赢得民心视为开展革命事业的内置前提，经过长期实践，提出“民心是最大的政治”的重大论断，将赢得民心升华为党和国家工作的关键，充分体现了民心所向的重要性。在民心政治的价值导向下，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打赢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全国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极大改善了民众的生活状况。遵循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立场，应紧扣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把赢得民心作为党的领导的重点任务，通过健全民意表达、民意回应、利益分配等方面的体制机制，培固“党领导一切”之基。

　　第三，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人民性，中国共产党作为以这一理论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也秉承人民性的内在基因，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逐渐确立了“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并内化为“党领导一切”的矢志遵循。新的时代条件下，维护和发展党的领导，必须遵循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保证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严格执行群众路线，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针，使党的领导得到群众的自觉拥戴；牢固树立为人民服务的价值理念，坚决防止和消除脱离群众的危险。

　　（三）坚持党的领导应深入贯彻党的全面领导

　　“党领导一切”意味着党的领导应是全面的、整体的。为此，继续坚持党的领导，需要深入贯彻党的全面领导，既从“应然”也从“实然”角度确保党的领导的全方位和全过程，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效能。

　　其一，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属性和历史使命意味着要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论证了权威的必要性，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实践中论述了维护领袖权威的重要性。中国共产党也注重权威问题，强调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提出“全党只能维护党中央权威，只能向党中央看齐”。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要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使党的领导贯彻到内政外交国防等各类领域；还要通过宣传教育，促使广大民众尤其是党员从政治、思想与行动上自觉拥护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截至2022年年底，中国共产党拥有500多万基层党组织和9800多万党员。面对如此大的体量，必然要求引导各级党组织和每个党员，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确保党的领导的坚强有力。

　　其二，坚持“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基本原则。“总揽全局、协调各方”是新形势下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重点内容和基本原则。“总揽全局”是指各级党委要在同级各组织中发挥领导核心作用，集中力量抓好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重大问题，以有效实施对各个领域的领导。“协调各方”是指要在党的集体领导下，统筹安排经济、宣传、纪检、政法等各项工作，使各类组织都能各司其职、相互配合。必须坚持辩证思维，正确认识和坚持“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基本原则，放眼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而实现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切实发挥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领导作用，增强党的领导的科学性系统性，通过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快速集中调配资源，实现对国家发展的宏观统筹、系统谋划和整体推进。

　　其三，抓牢领导干部的“关键少数”。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领导干部肩负着主要责任，必须抓牢这个“关键少数”。应充分认识领导干部的重要意义。领导干部是完善党的领导的中坚力量，对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尤为关键。还要充分发挥领导干部的示范作用，激励督促领导干部积极贯彻落实党的领导的路线、方针、政策，如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规定》（2016年12月）、《关于建立领导干部应知应会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清单制度的意见》（2023年8月）等，率先垂范，形成强大的示范效应，为党的全面领导提供榜样引领。此外，应加强领导干部队伍建设，从严管理干部队伍，强化对干部领导工作的日常监督，加大治懒、治庸力度；结合“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明确领导干部履职尽责的目标要求；坚持干部考核正确导向，建立健全制度化规范化的选人用人机制，加快培养锻炼优秀年轻干部，落实后备干部的培养与管理，不断提高广大领导干部的能力和水平。

　　（四）坚持党的领导应着力增强党的执政本领

　　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与党对国家政权的执掌紧密相关，党的领导是党的执政的基础，党的执政又是党的领导的保障。在长期执政的条件下，要提高党的领导能力，以更好地坚持党的领导。

　　第一，强化执政使命。执政使命是政党的性质宗旨的重要体现，是政党执政的内在支撑，对于增强党的执政本领殊为关键。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极端弱小的情况下成长壮大，就是因为不论顺境或逆境，都“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也正是缘于对使命的矢志坚守，党才能超越为了权力而追求权力、将权力占有奉为圭臬的政党竞争逻辑，以相互尊重、协商合作取代互相倾轧、冲突对抗，形成对一切工作的领导。继续增强党的执政本领，必须强化践行执政使命，既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又努力追求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新的使命夙愿，以使命引领助推党的领导。

　　第二，提高执政能力。执政能力建设关系到党能否长期领导和执政，是增强党的执政本领的重中之重。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已经70余年。为了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定，经受住长期执政考验，需要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一是要提高政治领导力。政党是作为政治组织而存在的，政治领导力是政党的首要能力，必须坚定政治方向、保持政治定力，从而善于驾驭政治局面、防范政治风险。二是要提高思想引领力。思想理论是政党的行动指南，思想引领力是政党思想统一的必要前提，必须不断推动理论创新，着力从思想上建党、从理论上强党。三是要提高群众组织力。群众组织力是政党兴盛不衰的力量之源，应根据群众工作新情况，积极发挥党的组织功能，夯实党的群众基础。四是要提高社会号召力。社会号召力是政党赖以生存发展的决定力量，应充分发挥共同目标的感召作用，动员最广泛的社会力量，增强党对全社会的凝聚与动员能力。

　　第三，优化执政环境。政党的执政活动是在一定环境中进行的，执政环境建设是增强党的执政本领的重要环节。良好的执政环境能够为执政党提供丰富的执政资源，从而提高政党的执政水平，相反，恶劣的执政环境不但会增加执政成本，还会影响政党的执政地位。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执政环境发生巨大变化，对外开放格局“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中国已经与180多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加速演进，中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国际国内的深刻变动大幅增加了执政环境的复杂性。时代发展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优化执政环境，为增强执政本领、确保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创造良性空间。为此，需要维护和巩固社会稳定局面，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奠定党的执政的稳定基础；还需要弘扬积极健康的执政文化，营造风清气正的执政生态，多措并举优化执政环境。

四、结语

　　“党领导一切”不是一句口号标语，而是基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实践的经验总结，是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的基本要求。从历史逻辑来看，新中国成立以来“党领导一切”的演化具有深刻必然性，呈现出鲜明的发展特征。这不同于近代史上“内－外”冲击下中国深陷结构性的总体危机，继而催生出强有力的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实现“站起来”的伟大飞跃，并逐步成为改变中国命运的领导力量。新中国成立后，在相对稳定的政治与社会环境中，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中国共产党继续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在建设国家政权的过程中将自身“嵌入这个国家与社会体系之中，成为主导性力量”。在历史和现实的共振中，中国共产党以永葆“赶考”精神的清醒对“党领导一切”进行了持久探索，极大消弭了党的领导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张力，形成了“政党主导型”的发展模式和强大的“政党逻辑”，创造出党与其他政治力量“领导－合作”的新型格局，在建立、发展最广泛的统一战线过程中巩固了党的领导地位，为党的长期执政奠定了基础。以党的领导为中枢的新的“超稳定结构”，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深刻决定着中国社会的走向。由此，“党领导一切”得到一以贯之的坚持，并不断被赋予强劲活力。

　　揆诸当下，在新时代新征程上，需要赓续推进“党领导一切”，不断发挥党的领导优势，并使之转化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持续发展的伟力。为此，必须深刻把握“党领导一切”的历史意蕴，充分认识和把握党的领导的内涵和特质，始终坚定和维护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

　　（作者简介：秦宣，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张镭宝，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0级博士研究生）

　　（项目：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项目（党史党建研究专项课题）“‘党是领导一切的’的法律体现与制度保证”（21XNQZ22）的阶段性成果）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3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