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是多方面的竞赛，后勤居重要地位。后勤是关乎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越是现代化的战争，军队作战对后勤管理及业务水平的要求就越高，后勤的责任和使命就越大。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体系的创建、调整和优化，以及各项后勤措施的实施，保障了志愿军官兵的作战和生活，为赢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作出巨大贡献，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现代化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近年国内外学界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战役及战时国际关系等方面。深化抗美援朝战争史研究，有必要将视野放宽，将焦点从战争本身扩展到后勤保障、官兵生活、装备技术、地理环境、卫生医疗等方面。目前关于志愿军后勤问题的研究甚为薄弱，尤其缺乏对后勤建设实效以及志愿军生活的考察。本文以志愿军后勤阶段发展为线索，关注志愿军后勤制度、机构变革，重点考察美军破坏志愿军后勤行动与志愿军的反制措施，进而探讨物资供应、后勤保障与志愿军官兵战时生活的联动，以期进一步深化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军队后勤体系正规化、现代化的认识。

　　志愿军入朝作战前夕，中共中央领导人就认识到后勤工作在现代化战争中的重要性。1950年10月5日，朱德在全军各大军区后勤部长会议上指出，“能否打胜仗，后勤工作起一半作用”，“我们将来是打大仗，故后勤工作要从现代化战争着眼去进行准备”。但因局势变化急剧，会议对于后勤的各项部署尚未展开，志愿军就已出兵援朝了。在志愿军入朝作战的第一个阶段，即五次战役时期，志愿军后勤机构尚未组建，后勤保障任务由东北军区后勤部（以下简称“东后”）代管。第一次战役和第二次战役期间，由于准备时间仓促，志愿军出现粮食、冬装供应不足现象。第三次战役后，志愿军将战线推进至三七线附近，交通线拉长，且敌机不断对志愿军后方实施轰炸，志愿军的粮食、冬装和弹药供应更趋紧张，后勤保障遭遇极大困难。

　　（一）第一次、第二次战役志愿军后勤的仓促应对

　　1950年7月7日，美国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组建“联合国军”及援助韩国的非法决议。中央军委为应对可能出现的复杂局势，于7月10日决定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三兵团为基础组建东北边防军，枕戈以待。当时东北军区“没有后勤机关”，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聂荣臻向毛泽东请示，调第四野战军副参谋长李聚奎担任东北军区后勤部长，部队如果入朝参战，东北军区和参战部队的后勤工作由李聚奎“统管起来”。周恩来就东北边防军的指挥和后勤问题致电毛泽东，“边防军的供应需要强有力的后勤组织方能胜任”，目前是否先归东北军区“指挥并统一一切供应”，毛泽东批示“同意”。李聚奎接到任命后即赴东北，着手组织军区后勤部。8月7日，东后正式成立。9月15日，“联合国军”在仁川登陆，进而扩大侵朝战争，无视中国政府的一再警告，于10月7日越过三八线，向朝鲜半岛北部推进，直逼中朝边界。鉴于朝鲜半岛局势对新中国国家安全的巨大威胁和朝鲜方面的一再请求，10月8日，中央军委宣布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以东北行政区为总后方基地，所有一切后方工作供应事宜”，“统由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同志调度指挥并负责保证之”。15日，毛泽东下达命令，志愿军于18日至迟19日“开始渡江前进”，并嘱咐“粮食等项则应立即前运勿延为要”。按既定计划，第一期入朝部队4个军、3个炮兵师共计25万余人，于19日跨过鸭绿江。东北军区抽调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张明远、东北人民政府农林部部长杜者蘅等组成东后前方指挥所，随军出国，负责在朝作战部队的后勤供应。

　　志愿军于10月25日发起第一次战役。11月初，“联合国军”司令部报告，在朝鲜战场遭遇“新的敌人”，即中共的军事部队。但美国倾向认为中国是象征性干预，“联合国军”司令麦克阿瑟甚至扬言中国人“不会卷入这场战争”，美军将在“圣诞节前回家”。11月25日，志愿军发起入朝的第二次战役，麦克阿瑟才逐渐意识到这是中国规模性援朝，“联合国军”正面临“一场全新的战争”。至此，美国政府认为，中共“观望态度业已不复存在”。美国紧急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与会者认为麦克阿瑟有足够的军队应付局势，并指出“情况可能在一两周内发生变化”。志愿军利用美军的情报失误和自大心态，经过精心部署和周密安排，接连取得两次战役的胜利。“联合国军”被迫退往三八线以南地区。

　　经历过第一次、第二次战役，志愿军后勤供应不足问题开始暴露。虽然中国对抗美援朝“有预见和准备”，但“从决定参战到入朝，是很仓促的”，“大约只有十多天的时间”，运输装备、作战物资等缺乏充分准备，“后勤供应在一段时间里跟不上作战的需要”，部队出现“吃不饱”现象。彭德怀向中央军委反映，“供应甚困难，部队经常断炊”。第一次战役结束后，彭德怀致电毛泽东，“我军当前已很疲劳，粮弹运输困难”，志愿军将“继续动员，修宽公路，加强运输，储存粮弹，备雪深时支用”。毛泽东批示“同意你的部署”。在第二次战役中，据前线第九兵团报告，“部队运输力不足，致供不应求”，“常有饿饭现象”。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以下简称“志司”）“原计划以两个军、两个师的兵力担任西线的战役迂回任务，就是因为所需粮食运不上去，被迫取消了两个师，影响到取得更大的战果”。此时，美军注意到志愿军的“补给线越拉越长”，“物资供应不上”，派出飞机“虎视眈眈地盯住了他们”。志司总结前两次战役的经验教训，认为“携带足够干粮是战役顺利进行的主要保证”。

　　此时志愿军粮食以炒面、冻土豆为主，食物单一，且缺乏营养。因敌机随时来袭，生火冒烟易招致敌机轰炸，故志愿军“不能生火做饭”，“炒面一时便成了志愿军的主要野战口粮”。炒面是以小麦为主要原料，经炒熟、磨碎加食盐混合制成的一种易于运输、储存的食品。第一次战役后，东后根据志司意见，向总后勤部提出“以炒面为主”，“制备熟食，酌量提高供给标准”的建议。为满足志愿军需求，东后于1950年11月“开始向前线大量供应炒面”。为解决志愿军的干粮问题，周恩来指示政务院向东北、华北、中南各省市布置任务，发动群众，家家户户炒面，他还亲自同群众一起炒面。志愿军副司令员洪学智认为，“如果没有炒面，就解决不了部队最低限度的物资保障”。但炒面的营养成分过于简单，缺乏多种维生素，含水分少，长期食用容易上火和胀肚，进而影响战士的体力和健康。在此情况下，冻土豆成为炒面以外志愿军的另一种主食。土豆经煮熟冷冻，便于携带和运输。但由于后方物资运输困难，即便冻土豆也不能保证供应，“前线的战士每天仅能得到一次冻土豆充饥”。如长津湖战役期间，“在零下三十度的严寒中”，志愿军战士“每天吃一顿冰冻的土豆”。一首民谣形象地将此困境表达出来，“饿累冻交迫”，“一线发大个，小的给二线”，“救命土豆啊，饥寒才知甜”。入朝之初，志愿军连续作战数月，“忍饥挨饿，仍坚决地完成自己的战斗任务”。

　　朝鲜冬季气候寒冷，志愿军出国之前，对朝鲜半岛气候特点缺乏了解。虽然“部队带足装备，原已再三嘱咐，但南方部队加以行军仓促，无法补齐”，导致第一批入朝作战的志愿军官兵严重缺乏冬装，甚至出现穿单衣入朝的情况。如高射炮14团自上海调往朝鲜，冬装“未发”，“对作战是有影响的”。再如第一次战役后，志愿军125师“仍穿单衣”。又如第二批入朝的宋时轮第九兵团由于入朝时间紧迫，战士未及时换上棉衣。彭德怀指出，“朝鲜是个好地方，就是天气太冷。九兵团就是因为棉衣准备得不充分吃了大亏，不少同志冻掉了耳朵，冻坏了手脚，也冻死了人。九兵团入朝急了些，他们来的时候还穿着单衣，在零下四十多摄氏度的天气里，吃了大亏”。第九兵团“由于气候寒冷、给养缺乏及战斗激烈，减员达四万人之多”。另外，前线战士日夜连续作战，致使棉衣“破烂”，“棉花脱落”，直接影响保暖。此外，鞋子也极为短缺。历经两次战役，战线推移至三八线，由于后方运输线延长，“棉鞋多数未运到”，“不少战士穿单鞋，甚至还有部分人打赤脚”。当时有歌谣形象地描述了这一困境，“冬天到来了，战士穿不暖。没有御寒鞋，冻伤又减员。某部一个班，领一双棉鞋。班长召开会，商定哨兵穿。整整一个冬，经历数次战。直到换防时，移交友军穿”。

　　中共中央一直关注和重视志愿军穿衣问题。在志愿军入朝前，周恩来就指出，“衣、被准备三十到四十万人份”。由于时间短，冬装准备任务未能全部完成。志愿军入朝后，11月9日，毛泽东要求东北军区，“用一切可能方法保证东西两线粮弹被服（保障御寒）之供给”。21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让其询问高岗：“对宋兵团所要求的棉帽、棉鞋、棉手套、棉大衣，是否已在前送，送到什么程度？”第二次战役结束后，毛泽东再致电彭德怀，指示“增加汽车，速运棉鞋、大衣、棉衣、被毯，极为必要”，请东北军区“设法解决”。虽经中共中央多次督促东北军区、志司加紧供应冬装，冬装短缺问题有较大缓解，但由于时间仓促、客观条件不成熟，未能得到根本解决。

　　第一次战役期间，志愿军共有伤员9504名，“由于作战区域距离国境线很近，后送线不长，完成任务比较顺利”。第二次战役期间，第九兵团因冻伤大批减员，志愿军在此役共有伤员56577名，冻伤“占半数以上”。此时，志愿军战线虽然拉长，但美军忙于南撤，自顾不暇，志愿军后方交通尚算通畅，伤兵基本被有序送回国内医治。志愿军入朝时，“每个军在东北军区领取10000—12000人份战救药材，以应付战争初期的需要”，部队“采取卫生人员自背药材的方法，保证了救治工作的最低需要”，部分解决了运动战时期的药材供给。

　　（二）第三次至第五次战役期间志愿军后勤的调适

　　为粉碎“联合国军”以三八线为界、重整残部准备再战的阴谋，毛泽东认为“我军必须越过三八线”。志愿军于1950年12月31日发起第三次战役，很快将战线推进至三七线附近。早在战役发起前，毛泽东就致电彭德怀，此次战役结束后，全军主力“均应撤退至利于休整的适当地区，休整一个月至两个月，补充新兵，恢复体力，总结经验，筹备粮弹，修通道路，补齐衣被鞋袜”。当战线推至三七线后，志愿军的供应已出现困难情况，“粮食很吃紧”，同时人员、弹药均得不到补充，“战斗的和非战斗的减员，已接近部队的半数，急需休整补充”。在第三次战役期间，美军观察到志愿军“严重缺乏补给，这既涉及食品，又涉及弹药”。美国中情局认为，“中共的消耗相对来说是很高的”，并提出利用空军优势对志愿军后勤实施打击。1951年1月中下旬，杜鲁门提出，“中国人由于补给线太长，显然已落到不能有效地进行作战的地步”，“联合国军”正逐渐扭转败退的局面，志愿军的进攻步伐被“拦阻住了”。同期苏联也注意到志愿军后勤问题，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尤金指出，志愿军后勤供给方面“不得力”。苏联在华军事顾问科切尔金提出，志愿军“前线部队吃不饱，有不少时候简直挨饿”。总之，鉴于“解决交通运输、补给问题、恢复部队体力、巩固海岸防务和巩固后方安全的迫切需要”，志愿军没有采取猛烈追击，是“完全正确的”。在“后勤供应跟不上”的情势下，彭德怀命令部队立即转入休整，并致电中央，“要求从国内抽老兵补充，在朝部队需要就地休整，储备弹药”，为下次战役做好准备工作。

　　战线推进至三七线附近后，志愿军后勤供应困难的原因主要包括：其一，战线较长，当时志愿军的运输线已延长到数百公里，但“汽车和马车数量不足”。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对华军事状况评估称，“过时的运输设施”占据志愿军运输设备的大部分。其二，志愿军入朝参战兵力猛增，而“后勤力量增长不大”。其三，朝鲜冬季气候与地形不利于后勤运输。朝鲜隆冬时节，“气温低寒，傍山、盘山公路常常为冰雪填塞”，朝鲜半岛三面临海，地形狭长，道路布局“不利于由北及南的供应运输”。其四，三八线以南地区征粮困难。第三次战役发起前，志司制定了“新区借粮实行粮多多借，粮少少借，采取累进办法”，毛泽东批示“同意上述借粮办法”。然而在实际执行中问题不断，前线指挥作战的志愿军副司令员韩先楚向志司报告，“三八线以南沿途群众跑光，敌人房屋烧了，粮食抢光，使部队吃饭、休息都很困难”。其五，“联合国军”占有空军优势。毛泽东在致斯大林电报中指出，敌人“航空兵不断对我交通线进行轰炸”，“我运往前线的物资补充”，“30—40%则因敌机袭击而被炸毁”。第三次战役时期志愿军的后勤供应较第一次、第二次战役时更为艰难。

　　3月7日，美军为扭转被动局面，向志愿军发起“撕裂者行动”。志愿军随即展开反击作战，拉开第四次战役的序幕。麦克阿瑟认为，志愿军的“人海战术”在现代化战术面前“肯定是行不通的”，制海权和制空权意味着对“供应、通讯和运输的控制”。麦克阿瑟决定“将以大规模空袭肃清敌人在朝鲜北部的整个大后方”，志愿军“没有粮食和弹药，他们将束手无策”。美军力图通过技术优势破坏志愿军的后勤体系。随着志愿军战线南移，“运输线不断延长，后勤供应更加困难。第四次战役时，粮弹补给的困难尤为突出”。在第四次战役前夕，志愿军前线部队就处于粮食短缺状态，如第五十军存粮“尚不够两天食用”，“若稍有意外，部队即告断粮”。战役中粮食、弹药“均未补充”，志愿军官兵“在弹药不足情况下坚持抵抗”，克服弹药短缺困难，节节阻击敌军，但“我伤亡相当大”。美军企图乘志愿军补充困难之机，全力北犯。麦克阿瑟认为，“我们昼夜不停的大规模海空轰击已使敌人的补给线遭受了严重的破坏，这就使敌方前线部队无法获得足以维持战斗的必需品”。鉴于敌军的强大攻势和志愿军后方补给的困难，志愿军主动撤出汉城，梯次撤退，节节抗击，撤至三八线，为下次战役创造了条件。

　　在第三次、四次战役期间，志愿军官兵的衣鞋匮乏问题依旧突出。自志愿军入朝到1951年1月第三次战役结束，志愿军西线“战斗伤亡3万人，冻伤2万人”，东线“战斗伤亡1.9万人，冻伤及病逃2.2万人”。1951年春季的第四次战役中，鞋子“未补充”，彭德怀指出，“赤脚在雪里行军是不可能的”。总体而言，志愿军入朝前几个月因缺棉衣棉鞋导致的非战斗减员较为严重。据美军在朝作战部队报告，志愿军“多数时候没有毯子或厚外套”，一些志愿军在没有受到攻击的情况下“就死了，是严寒冰冻的牺牲者”。科切尔金指出，志愿军“棉衣不足，有时甚至完全没有御寒衣物”。鉴于第一批和第二批入朝部队因冬装不足遭受损失，志司致电中共中央，“请对于将开到东北参加出国作战之部队，先将东北、朝鲜气候及兵要情况、作战情况简要介绍，使其在思想上、物质上先有所准备，以免临时仓促”。毛泽东就此致电即将第三批入朝的第十九兵团党委，“你们应在十九兵团部队中进行充分的思想动员”，提前了解朝鲜环境，准备入朝所需基本物资。为落实十九兵团的后勤保障，周恩来要求“十九兵团一切军需装备（包括被服鞋帽，粮秣弹药，并加强轻炮）及兵站组织均保证在十二月底补充完毕”。1951年春，第三批入朝的志愿军基本上解决了衣服、鞋子短缺的问题。

　　为挫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及其指挥的韩国军队从侧后登陆配合正面进攻的企图，志司决定发起第五次战役。4月6日，志司第五次党委扩大会重点研究了“如何加强运输”、“三八线以南三百里无粮区的困难如何克服”等问题。彭德怀强调，如果这次打胜了，指战员的功劳算一半，后勤算一半。会议决定“前方勤务部，必须加紧囤积粮弹、汽油等物资”，要在一线把粮食“存够二十天之用”；此次战役发起时，“各部自带五天干粮，另由各后勤分部再准备五天干粮，随部队跟进”。同时须尽力克服南进300里无粮区的困难，使部队持续获得粮食供应。22日，志愿军后勤工作初步安排好之后，即发起第五次战役。科切尔金指出，因为志愿军战士“只能带5—6天的给养和弹药”，造成攻击时间只能持续5—6天，携带物资用完后，攻击部队需要返回基地“休整、补充”。李奇微针对志愿军这一弱点，制定了“磁性战术”。在志愿军进攻之际，美军利用坦克、装甲车边抵抗边后撤，一个星期之后，再利用机械化部队将志愿军黏住，实施截击包围。鉴于志愿军后勤运输跟不上，“食品和弹药补给困难，部队十分疲惫”，彭德怀决定终止第五次战役。李聚奎认为，“这一时期的后勤工作成了整个抗美援朝战争志愿军后勤史上最困难最艰苦的阶段”，但后勤部队克服种种困难，五次战役期间“共向前线运送粮食十九万吨”，“各种枪弹二亿多发，炮弹六百七十万发，汽油二十九万桶，战救器材二百多吨”，以及其他大批物资器材，保证了志愿军的基本物资供应。

　　第三次战役期间，志愿军伤员“共有7291名”；第四次战役期间，志愿军“共发生伤员24628名”；第五次战役期间，志愿军“共发生伤员45673名”。在五次战役时期，志司决定各前线部队只留下能够随军作战的轻伤病员，“凡不能随队的伤员病员一律后送回国治疗”。在此方针下，85%—90%的伤病员被送回国治疗，既可以保障前线部队的作战能力，也能最大限度地救助伤病员。该时期，“因为部队突入敌纵深过远，战线延长，致伤员后送工作不力”，各方通力协作、不断摸索，逐渐建立起配合机制。其一，志司加强对前线伤员收容和转运工作的指挥。为使伤员快速脱离战场，加强救治，1951年4月6日，彭德怀在志愿军第五次党委扩大会上指出，卫生部门须准备“伤员的收容”，“各分队伤兵收容所应尽量与前线部队接近，并预先组织好必需的医务人员和担架部队。伤员必须安置于适当的掩蔽部”，然后再向后方转移。其二，后方完善伤病员的救护工作。周恩来对志愿军的后勤工作抓得很细，对志愿军的伤病员救护治疗“作了明确指示”，要求尽一切力量救治伤员，并在后方积极开展“爱物资、爱车辆、爱伤员的‘三爱’活动”。1951年3月，周恩来就志愿军后方救助问题指出，东北及兵站线上有“十万床位”，“如不足，拟将现在东北之重伤病员运入关内一万至两万名”。其三，加强药材供应。经过三次战役，志愿军携带的药品告急，“由东北军区派药工干部，带一批药材，于1951年3月6日赶赴朝鲜成川郡，组成野战药材库，有重点地直接补给各军和分部医院”，此后志愿军的药材均由该库供给和分发。

　　志愿军入朝作战初期，作战地区距离中国边境近，志愿军后勤由东后代管，随着战线的南移和志愿军入朝人数的增加，后勤代管模式难以有效满足战争需要。早在1950年12月至1951年初，志司就开始酝酿成立独立后勤机构。经过研究，中央军委于5月批准成立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以下简称“志后”），专门负责志愿军后勤事务，标志着志愿军后勤体系建设迈入新阶段。1951年7月，抗美援朝战争进入边打边谈的第二阶段。为赢得谈判筹码，“联合国军”集中70%的飞机对志愿军大后方展开“绞杀战”，加之同年夏季朝鲜遭遇40年一遇的大暴雨，志愿军后方交通遭到严重破坏，粮食、弹药、药物供应处于紧张状态。志后采取多种措施，克服重重困难，于同年冬成功扭转不利局面。

　　（一）志后组建及后勤系统调整

　　1950年12月，志司致电中央军委，报告后勤情况，提出成立志愿军后勤部的建议。周恩来致电彭德怀，“同意加强志愿军后勤组织”，“志愿军与东北军区的后勤分工，同意志司建议，以中朝边境为界，但估计到前方任务繁重，东北后勤仍应尽力帮助志愿军管辖范围内的后勤工作”。不久周恩来再电彭德怀，提出经东北军区研究，“觉得还是要一个后勤部为好，即东北军区后勤部”，“在前方是否需要成立志愿军后勤司令部，受志司指挥，归东北军区后勤部管理，请你决定”。1951年1月下旬，周恩来、聂荣臻、杨立三等出席在东北召开的志愿军第一届后勤会议。与会者一致认为，“千条万条，运输第一条”。这次会议“真正解决了后勤建设上的基本方针”，会议决定建设一条“打不断、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第三次战役胜利后，志司召开中朝两军高干会议，分管志愿军后勤工作的洪学智在会上报告，“志愿军后勤工作有很大成绩，存在主要问题是物资供应不上”。他提出，“必须有强有力的后勤机构”，“抢修铁路，加速火车运输”，“优先运输主要物资、必不可少的物资”。彭德怀在会上指出，“在朝鲜的作战中，后勤工作特别繁重、复杂而艰苦，必须加强后勤工作的干部和机构，进一步克服困难，提高工作效率，保证战争胜利”。

　　到1951年春，成立志愿军后勤机关已势在必行，原因有二：其一，第四次战役之际，志愿军兵力已近百万，后勤供应再靠东后代管已力不从心；其二，志愿军主要在三八线至三七线之间120—150公里的地域内作战，部队补给遇到瓶颈。随着战争形势变化，东后代管志愿军后勤的体制已难以适应战争需要。

　　1951年3月，李聚奎向彭德怀建议，“仗打到现在这个程度，东后对全军的后勤保障已经管不开了，今后还不知道仗要打多久，是不是能建立一个志愿军后勤部？东后管国内，志愿军后勤部管国外，由东后把物资交给志愿军后勤部，再由志愿军后勤部负责分配”。彭德怀回应“这样好嘛”，并咨询志愿军后勤司令人选。李聚奎答道，“当然是洪学智，实际上他早已经在管了”。4月，彭德怀决定派洪学智回国，向周恩来汇报志愿军后勤情况。洪学智报告，“前面兵站与后面的兵站相距三四百公里，形成中间空虚，前后脱节。另外，后勤高度分散，也没有自己独立的通信系统，常常联络不上”，基于此，他提出“成立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的问题”。中央军委派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副部长张令彬、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和炮兵司令员陈锡联等到朝鲜了解情况。彭德怀表示，“现在最困难、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后勤供应问题，就是粮食供应不上、弹药供应不上的问题”。当务之急，“就是要迅速成立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不解决这个问题，其他的问题都不好解决”。经过深入考察研究，中央军委于1951年5月颁布《关于加强志愿军后方勤务工作的决定》，“决定成立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洪学智兼任司令员，周纯全任政治委员，负责管理志愿军在朝鲜境内的一切后勤组织与设施，统一指挥配属志后的各部队。志后是在原东北军区前方勤务指挥所基础上成立，标志着志愿军后勤体制建设进入新阶段。科切尔金对此认为，改革后勤系统“将对作战产生积极影响”。在志后领导下，志愿军后勤工作逐步改善。

　　历经五次战役，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共歼敌20余万人，将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1951年6月，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提出和平解决朝鲜战争的建议”，中美相继接受这一提议。7月2日，彭德怀、金日成与李奇微就谈判达成共识，地点定在三八线上的开城，时间为7月10日至15日。10日，朝中代表团和“联合国军”代表团在开城开启停战谈判，自此战争进入新阶段。美方在谈判过程中设置诸多障碍，美国第八集团军司令范佛里特叫嚣“让炸弹大炮和机关枪去辩论吧”，企图以军事手段攫取更多谈判收益。毛泽东在谈判前夕就对美军行动有清晰预判，并致电彭德怀，“我第一线各军，必须准备对付在谈判前及谈判期内敌军可能对我来一次大的攻击”，坚决遏制美军通过军事行动赚取谈判砝码的行为。果如毛泽东所料，在谈判过程中美军发起新一轮攻势。美国国务院顾问认为秋季和冬季的军事形势对“联合国军”有利，对志愿军不利，因此提出没有太大的必要“急于进行会谈”，并认为拖延谈判是合理的，有利于美国攫取更多利益。苏联驻朝鲜大使馆一等秘书佩图霍夫指出，美国政府“不关心急于缔结停战协定”，“指望通过新的进攻迫使朝鲜人和中国人接受耻辱的停战条件”。

　　战争进入边打边谈阶段前后，美军向志愿军发起夏季、秋季攻势，并集中空军展开“绞杀战”，即以优势空军进行长时间毁灭性轰炸，意图切断志愿军“通向北方的铁路和公路补给线”，削弱志愿军前线作战力量。截至1951年6月，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拥有各型飞机约1680架，在“绞杀战”期间“出动其侵朝空军70%上的飞机”，不分昼夜地轰炸志愿军后方铁路、公路、桥梁和人员、物资、车辆，集中力量轰炸“新安州、西浦、价川‘三角地区’的铁路和桥梁”，同时“对我公路线及运输车辆的轰炸破坏亦加剧”。7月11日至19日，仅铁路就“遭敌机空袭224次”，美军一般先派大机群轰炸火车大站点、桥梁等要地，然后再轮番派少数军机扰乱，“增加修复时间”。由于敌机轰炸，志愿军“在铁路运输上已受到重大影响”。为粉碎美军“绞杀战”，坚持长期作战，志司决定“逐渐改善我军装备与交通，争取最后胜利”。美国认为，“联合国军”依托优势空军对志愿军后勤线进行轰炸，使得志愿军“补给的能力已经严重削弱”；但志愿军采取各项措施，“正在不断地克服这些影响”。

　　志愿军采取的反制措施主要包括以下方面。第一，增加高射炮兵、空军等对空防御作战力量。其一，在重要地段、桥梁和交通枢纽增派高射炮部队。1951年4月，洪学智回国向周恩来报告志愿军情况，“志愿军没有防空力量”，后勤被敌军空军破坏，损失严重。周恩来指出，“志愿军后勤必须加强，中央军委考虑，要给志愿军后勤增派防空部队、通信部队”。入朝作战之初，志愿军仅1个高射炮团。为应对“绞杀战”，到1951年12月，志愿军“掩护交通线的高炮兵力增加到14个团另23个高炮营”。此后又陆续增加兵力，不断改进防御办法，到1952年6月，志愿军高射炮部队“共击落敌机264架，击伤1000余架”。美国中情局认为志愿军在此时期“已增加了高射炮部队。对火力控制雷达的使用已使得他们的高射炮火变得更有效率”。“联合国军”司令李奇微指出，志愿军的“防空火力越来越猛烈，我们的轰炸机就开始有损失了”。朝鲜人民军苏联总顾问拉祖瓦耶夫认为，地面防空火力对敌机的有效性在逐渐增强。其二，增派空中巡逻部队。在入朝作战的相当长时间内，志愿军“无空军掩护”。为协同地面部队进行反“绞杀战”，1951年9月，志愿军空军正式大规模投入实战。美军最为担忧的就是志愿军不断“集结米格战机”。1951年12月，美国中情局认为志愿军和朝鲜空军“已拥有1450架作战飞机”，“作战潜力及战斗力都得到迅速提高”，“中共空军被利用来主要发挥保护性作用”，即防御后勤线。由于志愿军空军参战，美空军在新安州以北“轰炸行动常常付出非常大的代价”。至1952年6月，志愿军空军“共有十八个歼击团和二个轰炸团先后参战”。美国空军参谋长在与记者的谈话中指出，“中国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世界上主要空军强国之一”。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志愿军空军“共击落、击伤敌机425架”。其三，增派公安部队，广泛设置防空哨。公安部队到达朝鲜后，即担负起防空哨任务，“五里一哨，专事防空警戒”。如无敌情，“驾驶员无须顾虑防空，可以开灯直驶，这样增加了运输速度”；敌机来袭，防空哨对空鸣枪，发出预警。毛泽东赞扬公安部队的做法，“在汽车路两旁用1万多人站岗，飞机来了就打信号枪，司机听到就躲着走，或者找个地方把汽车藏起来”，道路因此“畅通无阻”。空军、高射炮兵和公安部队的增援，加强了志愿军防空力量，有力打击了美空军，保障了运输线路畅通。

　　第二，加强铁道兵、工兵对交通路线的维护。其一，增派铁道兵加紧铁路抢修。美军实施“绞杀战”，起初集中在三角地带的交通枢纽，致使该区域铁路遭受严重破坏。志司集中铁道兵、高射炮部队于三角地带后，全力防御和修复被毁铁路。1952年1月，敌军将轰炸重点转至铁路的起点和终点，实行“两头炸”，铁道兵抓住时机，修复了三角地带的铁道。为保证铁路畅通，铁道兵采取诸多办法，如枕木缺乏，便就近伐木取材，道钉不足，则筑炉自铸。铁道兵还利用空档开展抢修作业，“敌机每次来骚扰都要投下大量的定时炸弹，把定时炸弹搬走，或在定时炸弹爆炸的空隙中进行抢修工作”，“已成为平常的事了”。铁道兵既巩固了原有铁路线，又新修了若干道路。另外在运输中，他们采用“片面运输”、“续行行车”和“合并运转相结合”的行车办法，即通车的路段采用火车运输，在中断地区以汽车转运、倒运，克服了线路中断而不能运输的困境。1952年6月，美国不得不承认，“在差不多一年来，美国和其他盟国飞机一直轰炸共产党的运输系统，在北朝鲜仍有火车在行驶”，“坦白的讲，我认为他们是世界上最坚决建设铁路的人”。其二，增派工兵负责公路修复工作。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工兵部队先后有15个团又1个营（不含配属空军的两个团）入朝参战”，他们担负起修复公路的任务。在公路运输方面，“我们的汽车司机也创造了许多对付敌机轰炸扫射，保障安全行车的好办法，汽车的损失率从开始时的百分之四十，到后来降为百分之零点几”。铁道兵、汽车兵、工兵等兵种对维护铁路、公路运输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三，完善物资储备方法。为储存物资，志愿军后方勤务部队经过不断探索，开始“大规模的建设地下仓库和挖掘开式的半地下库”，以防敌汽油弹破坏和敌机扫射。初期的开掘式洞库是在平地挖坑后，地面开门窗，不外露目标，防空作用较好，但遇雨漏水坍塌较多。后改为在山背倾斜面上挖开掘式洞库，既能防敌轰炸，又能防雨，保证了物资的安全储存。通过这一方法，志后“储备了大量的物资，改善和加强了我对前沿部队的供应能力”。毛泽东指出，“吃的问题，也就是保证给养的问题，很久不能解决。当时就不晓得挖洞子，把粮食放在洞子里。现在晓得了。每个师都有三个月粮食，都有仓库，还有礼堂，生活很好”。存储与运输同等重要，储存方式的完善，解决了前线物资存放与供给的难题。

　　（二）志愿军衣食、弹药、药品补充条件改善

　　除美军“绞杀战”外，1951年夏季，朝鲜遭遇40年一遇的大雨，大洪水“将桥梁、道路冲坏，汽车无法活动，使部队粮食接济受到严重的威胁”。在“绞杀战”和洪水双重影响下，志愿军后方交通中断，陷入物资短缺境地。如东线杨成武的第二十兵团“粮食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官兵吃不上热饭，成千上万的人得了肠炎、痢疾。当时朝鲜战场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抢修力量不足”。如何保证部队粮食供应，是志愿军面临的大问题。8月8日，彭德怀致电毛泽东，“粮食已发生困难”，下阶段任务是“力争抢修铁路、公路”，保证急需物资。8月下旬，“朝鲜战争各种条件，逐渐对我变得有利。首先运输条件在改善中，部队饿饭事，不久即将成为过去”。9月，志愿军党委会决定，除一线部队外，所有部队都要集中力量抢修道路，“志愿军二线部队11个军、9个工兵团和志后3个工程大队，共数十万人，在朝鲜人民军和朝鲜群众的支援下，冒着敌机的轰炸扫射，掀起了一个规模巨大的抢修公路热潮”。10月以后，情况开始好转，“特大洪水对我后方造成的破坏业已消除，敌人‘绞杀战’也遭到我严重打击，后方运输供应情况已明显好转”。12月，敌人不得不承认“绞杀战”的效果是“令人失望的”。1951年冬，志愿军后勤供应有了改善，据美国中情局探知，“共产党目前的物资储备量足以支持现已部署的军队发动长达约三十天的进攻”，以往物资不足，但“现在共产党正在克服这种困难”。到1951年冬季，志愿军的物资不仅储备量增加，且质量也得到提升。

　　战争进入阵地对峙阶段后，志愿军战士已经可以生火做饭。“部队大多数意见要生粮（大米、白面），均不喜欢炒面、炒米”；同时食物逐渐丰富起来，有了生猪肉、肉罐头、黄豆、海带、虾皮、大头菜、奶粉、蛋粉、糖、豆油和猪油等。到1952年初，志愿军全军的生活供应基本得到保障。1952年春节，一位志愿军战士讲道：“去年春节我们过的是一把炒面一口雪的日子，今年春节我们可以吃上大米白面和猪肉了。”志愿军第47军第139师政治部副主任郑文翰在日记中记述，除夕领回了“罐头、花生”，此后几天，“军后已派车送来猪肉3000余斤”，说明志愿军官兵的饮食已发生很大变化。1952年上半年，后勤部队通过努力，“保证了供应，并且有了相当的物资基础”。4月，志愿军副司令员陈赓在日记中记载，“在严重的轰炸封锁下，我仍保证了供给，这是奇迹”。5月，志愿军前线官兵主食花样繁多，如有“面条、馒头、花卷、包子、饺子”，副食中的“肉、蛋粉、花生米等，适当的照顾前沿部队，但主要的副食还是黄豆”，以黄豆做豆芽菜、豆腐等。关于蔬菜供应，志愿军采取在驻地种植的方式，“仅春菜据卅九个单位统计，耕种土地共计二万零九百一十八亩，收获菜蔬三千零二十八万三千五百斤，每人平均三十斤”，“使部队营养提高，夜盲症普遍减少”。前线生活水平得到提升，还有相当的储备量，志司要求前线“各军粮食要储藏两个月的”，以便应付各种突发局面。

　　1951年7月，东后就已经规划向志愿军运输冬装，计划从8月15日到10月15日，分两批次运送“棉衣、棉帽、棉大衣、棉手套各一百二十万”，“棉胶鞋二百四十万双，棉皮鞋一百二十万双”，“被毯共一百一十万床”等。1951年秋季，美军“一心想抓住我军前运冬装的时机”，“把我军的冬装全都毁于途中”，冬装能否及时供应部队，一定程度上关乎战局走向。9月10日，彭德怀指示志后，“集中一切力量运棉衣，求得9月底10月初发齐”。按志司的指示，志后“要求沿途防空部队密切注视敌机活动情况”；“加强警卫部队，对装卸点附近、库区周围反复搜剿，肃清敌特”；“工程桥梁部队加强对重要桥梁和路段的维修和保护”；“冬装一到转运站或分发地，立即发放各单位”，以免被大量炸毁。通过种种措施，冬装“不但运送快，而且损失小”，损失量只占全部冬装的0.52%，“到9月底，志愿军指战员全部穿上了棉衣”。10月12日，郑文翰在日记中记述，“棉衣很好，为从来所无”。同期，美国国务院顾问在给国务卿的备忘录中指出，“联合国军”已经得到“必要的冬季服装供应”，而志愿军缺乏过冬衣物，当寒冷天气到来，他们将“非常艰难”。当美军得知志愿军冬装充足后，不禁哀叹，“我们这样炸，你们的运输线难道没有断吗？”陈赓对此指出，志愿军的“运输战线是很出色的，没有人不佩服，苏联同志看了都满口称赞”。此后，志愿军穿衣问题得以有效解决。

　　早在停战谈判前夕，毛泽东就致电彭德怀，“争取在十天内，用极大努力，加强第一线部队的人员特别是武器和弹药的补充”，以防止停战谈判开始后，无法继续向志愿军输送装备和弹药，一旦敌军向我发起攻势，局势将陷于被动。美军在谈判之际，果然接连向志愿军发起攻势，意图迫使志愿军在谈判桌上让步。美军发起的秋季攻势十分猛烈，志愿军前线部队参加了反击作战，“后勤保障任务很重，弹药消耗急剧增加。战斗激烈时，西线部队平均每天消耗迫击炮弹4个基数、山野炮弹2个基数。在激战的10天内，东线部队平均每天消耗弹药126吨。志愿军后勤部队在克服洪水灾害，开展反‘绞杀战’斗争的同时，仍然千方百计保障了部队反击作战的需要”。直到该年10月，随着大洪水结束，加之夏季和秋季攻势失败，美方不得不回到谈判桌上。此时志愿军“后方运输供应情况已明显好转”，尽管弹药有时因战斗激烈而一时消耗过多，出现短暂紧张，但总体上前线弹药储备充足。

　　志愿军在反击敌军夏季攻势中共有2482人负伤，在反击敌军秋季攻势中共有11909人负伤。因洪水灾害和美军“绞杀战”，“使我后方铁路中断，桥梁被毁，后送困难，东线基地积压了大批伤病员”。1951年冬以后，志愿军前线和后方日趋巩固，“后勤建设大力发展，卫勤工作完全转入主动”。阵地相持阶段，炸伤呈显著增加趋势，“在运动战时期占48.87%，到阵地战时期即增加到89.5%”，炸伤较枪伤严重，致使“我军重伤员占总数的三分之一还多，有35%的伤员是两处以上的创伤”。因伤情严重，休克发生率相对增加，同时术后感染不易控制，伤员恢复缓慢。为使伤员得到及时治疗，必须将其快速送往后方，但要通过数百公里运输线，是一个艰难历程。洪水与美军“绞杀战”对志愿军伤员后运工作造成巨大威胁，志愿军主要借助夜间和敌机轰炸间歇，实施伤兵后运工作。1952年初，美军竟不顾人道，公然违反国际公法，在朝鲜实施空前规模的细菌战，企图造成瘟疫残害中朝军民。当得知美军实施细菌战后，毛泽东指示，“应用一切有效办法进行防疫工作”，并进一步要求，“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志愿军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从预防和医治等方面入手，最大限度减轻了细菌对官兵的危害。

　　同期，中央增调医生入朝，加强志愿军后方医疗力量，使轻伤、中伤人员可在前线和朝鲜实施救助。志愿军医疗体系分设作战区、兵站区和后方区。作战区设团救护所、师救护所、轻伤病医院和机动外科医院，主要负责轻伤医治，中伤、重伤人员转移至兵站区。轻伤病员经过早期治疗，可在短期内迅速恢复健康，重返战斗岗位，以维持前线战斗力量。兵站区设前沿兵站医院、中途兵站医院、基地医院和分类后送医院，主要负责对中伤、重伤人员实施紧急救治，但“不是留治”，而是医治后“迅速地后送”。兵站区医院一般设于有公路相通的山沟内，既可保障伤兵转运，也可保障医院安全。位于东北的后方区医院逐渐实现专科化诊治，能够对伤员实施优良治疗。就药材供应方面，志愿军医疗系统也经历了从缺乏到缓和的阶段转变。1951年夏秋季，部队构筑工事和作战任务繁重，伤病员数日益增多，加之后方运输受阻，“后方药材一时供应不上，需要的治疗药品陷于缺乏”。1952年以后，随着朝鲜战局的稳定，“供应情况日趋好转，药材补给工作有了很大改进”。

　　志愿军后勤体系建设的成绩验证了一个事实，单靠空军“切断”志愿军的补给线是错误的。李奇微认为，“在头一年，敌人甚至连地面防空火力也没有，我们可以毫无阻碍地随意攻击敌人的补给线。因此，我们确实摧毁了敌人许多在运送途中的装备和补给，无疑极大地牵制了敌人，使敌人在人员和设备上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在美军实施“绞杀战”之初，志愿军后勤系统遭受较大损失。美国海军军令部部长费克特勒认为，“惟空军方面，仍随时出击，轰袭适当之目标”。美国中情局指出，“联合国空军的进攻已对铁路设施、敞篷货车和桥梁造成严重破坏，而且极大地降低了共产党补给线的运作效率”。志愿军采取诸多防范措施后，“绞杀战”效果愈加降低。“中国继续为自己的部队供应大多数小型武器、弹药、食品和服装”，这些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前线。1952年6月下旬，“联合国军”被迫放弃“绞杀战”。美国第8集团军司令范佛里特在汉城记者招待会上说，志愿军“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顽强毅力，把物资运到前线，创造了惊人的奇迹”。李奇微也承认，“尽管我们总能不断地炸毁敌人的铁路和桥梁，破坏其铁路调车场和公路交通，但是敌人的补给物资仍然源源不断地从中国运来”

　　与具有优良装备的美军作战，若无有力的物资保障，要战胜敌人是不可能的。中央军委认识到，依托传统的后勤方式是行不通的，必须积极探索适合中国、适合现代化战争的后勤体系。周恩来指出，“抗美援朝战争，对我军后方供应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要好好研究一下现代战争后勤工作的特点”。聂荣臻指出，“严格地说，我们是从抗美援朝战争中，才充分认识到后勤工作在现代战争中的重要性的”。1952年7月以后，志愿军的后勤进一步优化，道路更加畅通，物资大量运到前线；同时前方坑道工事能够储备大量粮弹，既能运得来，也能存得住。美国中情局认为，“共产党的后勤状况已得到改善”，1950—1951年志愿军“各类供应物资严重不足”，到1952年下半年志愿军前线各部队均有了“充足的物资”，“无人听说缺乏重要物品”。

　　（一）后勤保障与物资储备充实

　　志后成立后，实施了诸多改善后勤的有效措施，志愿军的作战得到较好保障。1952年7月以后，志司又进一步加强志愿军空军、防空部队、铁道兵、工兵和公安部队部署，完善了对空防御和道路维护。1952年6月至1953年7月，空军遵照中央军委“加打一番”的指示，决定“米格-15部队全部加打一番，以加强实战锻炼”。美国中情局评估志愿军空军“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空中防御在共产党中国处于高度优先的地位”。再如防空部队也加入轮战计划，部队分批赴朝参加作战。为统一指挥在朝各防空部队，中央军委防空司令部向总参谋部建议，“将朝鲜后方及鸭绿江沿岸地区单独划为一个防空区，组建一个防空司令部”。1953年4月，军委决定成立安东防空区司令部，成钧任司令员，同时在安州设“前方防空指挥所”，志愿军铁道高射炮兵指挥所司令员吴昌炽任主任。安东防空司令部的主要任务是“掩护交通运输畅通、确保供应物资前运”，“掩护与配合志愿军的主要作战部署和行动”，“保护重要燃料、工业、经济中心目标的安全”，“保护空军基地”。面对日益增强的志愿军防空力量，“联合国军”空军的攻势被成功遏制，被迫采取收缩策略。志愿军后勤部队游刃有余地开展工作，保障前线物资所需。

　　1952年7月后，志愿军的食物得到充分保障。此时，志愿军“交通运输得到改善，物资已能源源不断送往前线，送往一线坑道”。10月，苏联科托夫中将指出，“部队弹药和粮食给养大大改善了”。为保证正面战线的供应，中央军委决定在朝鲜继续“加修和改善铁路，加修和加宽公路，以利运输，并在前线多多储存粮弹”。志后军需部规定“经常囤积三个月物资”。同时，志愿军饮食水平得到较大提升，有了鸡蛋、蔬菜、肉类和其他食物。8月，志愿军战士“有足够的米面和副食，粗细粮各半，有豆芽，豆腐，盆里油水也不少”，“有饺子、馒头、烙饼、面条、油果子等等”。12月，“部队每顿两个菜、一个汤”，夏秋季节的蔬菜供应更足，如第68军607团3连“在夏秋两季每顿饭保持三至四个菜”。此外，志愿军后勤会议于6月开始着手安排冬装运输事宜，经周密布置，于10月初“按时完成了任务”。

　　志愿军的粮食保障水平虽然总体得到提升，但前沿部队仍会遭遇缺粮少弹问题。1952年10月，上甘岭战役爆发，由于战斗昼夜不停，志愿军坑道里缺乏饮水、干粮和弹药。基于此，志司“命令就近各兵站改进运输，保障对十五军弹药、食品等物资的供应”。志司、兵团等各级领导和机关注视着上甘岭战事，“想一切办法，送弹药、送粮食、送各种各样的慰问品上去，但也是相当困难的”。上甘岭战役的第一、二阶段，由于“敌人超出以往的疯狂封锁”，造成阵地补给“极大的困难”，志愿军官兵出现“靠着粮山没饭吃”的情况。志愿军副司令员杨得志指示三兵团参谋长王蕴瑞，“前面打得很苦，我们要尽一切力量保证第一线的同志弹药充足、食品充足、药物充足”。为保证所需粮弹，第15军抽调官兵，“专任四十里山路的火线运输任务”，把粮弹运至上甘岭。经过努力，在上甘岭战役第三阶段，基本解决弹药、粮食不足问题。

　　到1953年，志愿军的粮食得到充分保障。2月，志愿军一线部队“每餐二菜一汤”，“菜的种类不下二十余种，如豆腐、豆芽、粉条、黄花、木耳、萝卜、白菜、海菜、肉类以及按标准制度供给的副食等，主食一般每隔两天即变换一样，如馒头、花卷、油条、丸子、糖包、油饼、糖饼、饺子、包子等”。2月底，“物资囤运任务已超额完成”，“粮食总囤积量近五亿斤，可供全军食用八个半月”。此外，弹药等其他物资亦供应充足。美国中情局认为，志愿军“能够运输足够的补给以满足其战斗需要并建造物资贮备库”。充沛的物资为志愿军发起金城战役提供了底气。6月，韩国李承晚集团无故扣押俘虏，叫嚣单独打下去。急于摆脱战争泥潭的美国担心李承晚的举动“很可能会推迟甚至破坏停战”。此时美国认为，“联合国军”的军事目标“已告完成”。美国的态度“主要倾向是对李承晚施加压力”，尽快与中朝签署停战协定。针对李承晚的行为，毛泽东指示，“停战签字必须推迟”，“再歼灭伪军万余人，极为必要”。根据毛泽东指示，志愿军向金城韩国军队发起猛攻，志司“从火力配备到后勤保障，以至抽出若干步兵团专门修路，保证运输畅通，等等问题，方方面面，考虑得很细，计划周密而可行”。志后“调集了十个汽车团共二千台汽车赶运了一万五千吨作战物资”，“同时还以数万人力修筑运输公路”。后勤部门的努力保障了金城一战的胜利。7月27日，“联合国军”代表团与朝中代表团签署停战协定，至此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结束。

　　在上甘岭战役中，志愿军卫勤工作经过完善，“取得了比较丰富的经验”。在抗美援朝战争的最后一仗——金城战役中，“卫勤工作在后方的统一组织指挥之下，出色地完成了保障任务，取得了极其宝贵的工作经验”。据统计，战争期间共救治伤员383218名，“治愈归队者217149名，治愈归队率为56.7%”，复员转业93338名，比率为24.4%，“因伤死亡21679名，伤死率为5.66%”，伤死率呈现出递减趋势。其中金城战役期间志愿军的伤死率为4%，“已达二次世界大战美军的救治工作水平”。该时期药材供应也较为充足。1953年初，为防止敌人两栖登陆、攻击运输线，药物供应体系由原来的志后卫生部药材库统一供应全军，“改为分区供应，当时划分3个区，供应到军”，同时施行简化品种和小包装等便利措施，“总的看药材供应工作是成功的”。除战伤以外，因病减员也是一个重要问题。据统计，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志愿军“病员和伤员的比例是1∶0.84”。按照疾病分类统计，呼吸系统疾病居于首位，占25.8%，其次消化系统疾病占17%、外科及一般创伤占10.9%、维生素缺乏病占10%、疟疾占6.8%、法定传杂病占5.7%、皮肤病占4.1%、五官科占3.6%、关节炎占1.6%、其他疾病占14.6%。部队长期居住坑道，通风不好，加之朝鲜冬季寒冷，容易诱发呼吸道疾病。在1952年之前，由于美军对后方交通的破坏，志愿军粮食供应紧张、缺乏蔬菜，故消化系统疾病和维生素缺乏病占较大比例。在抗美援朝战争的中后期，这些问题逐渐得到解决。

　　（二）坑道工事构建与官兵生活

　　居住是探讨志愿军官兵战时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问题。战争期间，坑道既是作战保护屏障，也是生活起居处所，更是物资储存场地。在五次战役期间，战线是变动的，志愿军官兵住所多为临时搭建，他们“利用大山深沟荫蔽处，挖窑洞，打土坑，糊泥棚，解决居宿”，或“冰天雪地，每人披着张白布单”。李奇微感叹，志愿军行军是非常隐秘的，飞机巡逻“几乎连个活物都没有发现”，“也没有发现篝火冒出的烟、车辙”，甚至连“雪地上践踏过的痕迹”都没有侦察到。从麦克阿瑟、李奇微到克拉克、范弗里特“都是十分迷信于炸弹的”，“在这种情况下，要保存自己，守住阵地，还要消灭敌人，而且要大量地消灭敌人，是很不容易的。这里有个过程，开始时也是吃过亏的”。地理环境是人类进行战争的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战争进程。第五次战役后，志愿军将战线稳定在三八线。在防御作战中，志愿军为防炮、防炸弹，在战壕背面挖了防炮洞，后来把两个洞联结起来，形成“U”或“V”形小坑道。尽管构筑这些坑道是被敌人逼出来的，但对保存志愿军有生力量，起了十分有效的作用，被证明是劣势装备的志愿军同优势装备的敌人作战的一种好方法。陈赓认为，在坚固的工事面前，美军进攻志愿军阵地，“代价是非常惨重的”，但“在现在情况下，敌要把我赶回鸭绿江，那是幻想”。

　　1952年春，美军发现志愿军构筑坑道工事后，便有计划地以重炮、重型炸弹与毒气弹进行破坏。少数坑道由于坑道构筑不符合作战要求受到损失，还有一些坑道因地质选择不当，春季冰雪融化，出现坍塌，造成人员伤亡。4月，彭德怀回国后，陈赓主持志愿军工作，他主张积极修筑工事、巩固阵地。为加固防御体系，志司采取三项措施。其一，坚固坑道。坑道要能做到七防，即防空、防炮、防毒（疫）、防雨、防潮、防火、防寒。根据七防要求，各部队弥补了坑道顶部过薄、出口过少等缺陷，建立了坚固的坑道工事。其二，“发扬火力，不是为坚固而坚固”。坑道要构建火力交叉，相互支援，“不得法则是坟墓”。其三，增加容量，完善各项设施。随着坑道的完善，“两个洞口的坑道已发展到Y形三个洞口和X形四个洞口的坑道”，坑道的长度和容纳的兵力不断增加，减少了人员在洞外的暴露活动，同时还可在洞内储备粮弹。“这些坑道参差不齐地拥有主干、支干、火力点、观察孔、住室、粮弹库、储水池、防毒门等设施，其顶部全为自然地貌，其出口也都作了重点伪装”。依托坑道工事，既减少了志愿军伤亡，也“大量杀伤了敌人”。毛泽东给予充分肯定，“能不能守”，“办法是钻洞子”。自1951年7月“我军采取坚强的阵地作战以来，给予敌军损失的数量”，远远超过此前“在各次运动战中给予敌军的损失数量。而我军的损失则大为减少”，“这种情况，就是依靠阵地实行上述作战方法的结果”。苏联科托夫中将认为，这种坑道“能有效地保障免遭敌航空兵和炮兵的大规模轰击”。志愿军战士在“筑好坑道就是胜利”的口号下，用惊人的行动建筑着“地下长城”。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我军挖的坑道长达一千二百五十公里”，“我们挖的各种堑壕、交通壕共长达六千二百四十公里”。美国报纸称，“中国军队的坑道工事极其坚固”，即使进行猛烈的空军和炮兵攻击，“也不能击毁他们”。美国海军军令部部长费克特勒认为，中国军队凭借坚固阵地，使得“陆上两军成胶着状态”，“联合国军”军事上无进展。志愿军依托“地下万里长城”以及其他各种作战方法，使我军“立于战无不胜的地位”。

　　上甘岭战役是对坑道作战的严峻考验。由于敌军部署大量火炮对上甘岭志愿军阵地实施饱和式攻击，志愿军野战工事几乎全部被毁，部队转入坑道作战。克拉克视志愿军的坑道为眼中钉、肉中刺，对志愿军坚守部队采取封锁、轰炸、爆破、熏烧、堵塞坑道口或向坑道内投掷毒气弹等手段。在仅仅三平方公里的两个山头阵地上，“敌人每天打的炮弹多时到过三十万发，还有飞机轰炸，把山上的石头都炸成有一米厚的灰”。志愿军战士依托坑道，毙伤敌军2万多人，使“敌人未能占领一寸土地”。上甘岭战役“是对我军以坑道为骨干的支撑点式的防御体系一次严重考验。战役的胜利，进一步显示了它在朝鲜战场上的巨大作用”。“克拉克的百万发炮弹变成废铁，是因为我们有了以坑道为骨干的阵地工事；我们之所以能够牵着范弗里特的鼻子走，让他在前沿数点上（而不是宽正面）投入众多的兵力、兵器，而在反冲击或与敌反复争夺中大量杀伤敌人，也是因为我军有了以坑道为骨干的坚固阵地”。坑道成为消灭敌人的堡垒，是志愿军取得胜利的有力保障。毛泽东指出，志愿军在此次战役中取胜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加固的工事”。

　　到1952年冬季，志愿军坑道生活设施更趋完善。坑道“可以防空、防炮，还可以保暖。我们在阵地上修了阳光充沛的窑洞，修了礼堂”，被战士称为“快乐的阵地之家”。1952年12月，毛泽东致电彭德怀等，“解决坑道内部队一万至两万人经常的蔬菜、黄烟、遮水和娱乐设备等项问题，使他们安心作战，甚为重要”。按毛泽东指示，志司进一步改善坑道生活条件。次年1月，“志愿军的日用品已得到较好解决”。“大批象棋、扑克、康乐球、乒乓球也送进了前沿坑道工事，供战士们娱乐”；电影放映队“给战士们放映”影片；志愿军在坑道里修建了池塘，“可容水八十担，一次能容十数人洗澡”，“设置了澡塘，用汽油桶改制成淋浴设备”；图书也供应到朝鲜，“不论在朝鲜的前线和后方，战士们在战斗、修工事、练兵和生产的空隙中，一有时间就到‘图书馆’去借书来读”，“前线上坑道口有光的地方和坑道里有灯的处所，经常能看到战士们聚在一块阅读”。揆诸以上史实，志愿军的坑道已兼顾战时作战和日常生活功能，志愿军居住舒适度有了进一步提升。志愿军衣食、武器装备、药材的充分供应，战时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为赢得抗美援朝的最终胜利提供了坚实保障。

　　在志愿军入朝作战前，有观点认为“敌人作战武器物资主要靠美国运来，远隔重洋”，“而我们有全国支援，东北与朝鲜相连接，交通运输比之近得多”，因此觉得“后勤保障上我们也占有优势”，但战争实践证明，“由于我们没有制空权，后勤保障困难很大，并不占有优势”。尤其在抗美援朝战争初期，面对世界第一军事强国，中国军队的后勤“大大地跟不上形势要求了”，“形势逼迫我们改变看法，改进工作”。敌军破坏志愿军的后方，“使我们的供应很困难，我们虽动员了很多人，但运输不上去，有时饭都送不上去，背一个星期的粮食，打一个星期后非撤下来不可。这在供应上也逼得我们要有新的方法”。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意识到中国军队后勤不足，对志愿军后勤变革有着统一的认识。中国现代化后勤体系边打边建，从无到有，实现了从不健全到逐渐完备的转变。

　　志愿军境外作战的后勤保障，与国内作战有所不同。其一，志愿军作战物资无法就地补给，主要依靠国内供应。在国内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可以从国民党军队缴获大量粮食、衣服、武器、弹药，但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美军撤退时，往往将大部分物资带走或销毁，志愿军“所需作战物资不能像过去在国内作战那样，可以就地取之于民、取之于敌”。朝鲜人民“很欢迎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支援他们，他们也很想帮助我志愿军，可是，在我军入朝前，美帝国主义的空军已将北朝鲜所有的城镇与乡村都轰炸成一片废墟，朝鲜人民惨遭涂炭。我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后，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就是没有住的，没有吃的，在不断的行军作战中，弹药打完了没有补充，连衣服、鞋袜破烂了也找不到针线缝补。这与在国内作战就大不相同了。后方勤务的保障工作，一切的一切，一针一线都要依托我国东北和依赖于全国的支援。并要经过漫长的运输线运到朝鲜”。其二，美军依靠强大的空军对志愿军后勤系统实施“绞杀战”，给志愿军后勤保障带来新难题。在朝鲜战场，“制空权完全被敌人控制”，“联合国军”空军对志愿军交通线进行封锁、破坏，导致志愿军后勤保障异常困难，防范敌空军袭击、修复铁路公路、转运分配物资、储存粮食弹药、运送救治伤员等，都成为新的战场条件下志愿军急需解决的难题。其三，朝鲜地理环境与中国不同，志愿军面临的“作战环境变了”，后勤组织形式相应发生变化。中国幅员辽阔，后勤道路选择性强，运输方式多样，敌人不易阻断后勤运输。朝鲜半岛呈南北走向，地形狭长且多山地，三面环海，尤其是冬季，气候寒冷，不利于由北向南运输。志愿军后勤官兵面对不利的战场条件，经过精心组织、顽强奋战，克服重重困难，保障了粮食、衣被、武器、弹药及各种装备的供应和伤病员的转送，有效保障了作战任务的完成。

　　志愿军的后勤机构以及官兵吃、穿、医疗、住宿等方面的变化，与战争进展紧密相连，大体呈现出一致向好趋势。但因后勤体系内各部分具有不同特点，其向好的转折点又有所不同。例如，志愿军药品供应体制于1951年3月确立后，药品保障逐渐向好。1951年5月后勤机构改革后，前线居住条件在7月后趋向转好；该年秋，志愿军冬装问题基本得到解决；1952年初，粮食供应得到妥善解决。为克服战争期间的后勤保障难题，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高度重视，志司、志后采取了诸多有效措施。“千千万万的后勤人员，为此作出了极大的努力和贡献”。通过官兵的共同奋斗，志愿军后勤体系得以建立和优化，从而克服了吃饭、穿衣、住宿、弹药缺乏及伤兵救助等困难，保障志愿军官兵在艰苦的环境中，最终战胜装备精良的“联合国军”，取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

　　经过三年多探索，志愿军后勤建设积累了丰富经验。其一，在机构和制度方面，志后统筹志愿军后勤事务，安排专门管理干部，不断完善各项制度建设，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机构设置、制度建设提供了有益借鉴。其二，在后勤体系防卫方面，志愿军在缺乏制空权的情况下，采取飞机拦截、高射炮对空警戒、铁道兵和工兵快速修复道路等措施，建立起多军种、兵种联合防卫保障机制，不断降低物资转运途中的损失。其三，在物资运输方面，志愿军根据战场实际，积极探索新的运输办法，在不同路段采取铁路、公路、畜力、人力等不同运输方式，最大限度规避敌军攻击，保证物资能以最快速度到达指定地点，建立起“打不断、炸不烂、冲不垮”的钢铁运输线。其四，在后方资源供应方面，大力动员群众参与物资供应。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当然是由于前线的英勇战斗，但后方的支援也是很重要的”。在国内，工人、农民积极响应爱国增产运动，广大人民群众全力支援前线。美国曾认为，战争会拖垮中国，引发国内经济、政治、社会秩序混乱，但事实是没有遭遇“这样的严重后果”，“因而显然有能力支持他们在朝鲜的行动”。志愿军正是有了中国大后方的有力支援，才能在战场上有效克制敌军，不断取得胜利。其五，在军民协同方面，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志愿军后勤供应工作。抗美援朝开始后，“成千上万的铁路职工、汽车司机和农民组织了运输队、担架队，到朝鲜前线担任战地的各种运输与勤务工作”。以辽宁省安东市为例，“共出担架7347付”、民工220947人。虽然担架队“是义务活动”，但由于爱国主义教育和国防教育深入人心，“广大干部、群众都把抬伤病员看成是无尚光荣的事情，争先恐后抢着去干”。担架队“既负责后送伤员，亦负责前送战斗物资”。历史事实证明，人民群众的支援是无敌的力量，是战争胜利之本。

　　通过边打边探索边建设，中国军队的后勤保障体系在实战中实现了革新。1953年4月，朱德在全军后勤领导干部集训队毕业典礼上指出，“后勤部门必须按照现代化战争的要求来改进自己的工作，再不能只依靠过去的老经验了。要适应现代化战争的特点”。志愿军在与美军的较量中，完善了后勤机构和制度，在多军兵种配合防空、后勤部队运输机械化、运输线路维护、物资储存和分发、伤病员转运及医治等方面不断实现新的突破。志愿军后勤在战斗中成长，为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军情、具有中国特色的后勤建设道路，推动中国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

　　（作者简介：贺怀锴，系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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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2023年第2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