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主力经过长征到达陕北，重新有了可以立足的根据地，是巨大的胜利，但当时也面临一系列困难的局面。一方面，由于战斗频繁等原因，中央红军减员很大，1935 年10 月到达陕北时仅有7000 余人，与红十五军团会师后，也只有1 万余人。同时，红军物资供给困难，许多红军指战员在大雪纷飞的隆冬季节，仍然身穿单衣、脚穿草鞋行军作战，亟待休整与补给。而陕甘根据地东依黄河，北靠沙漠，土地贫瘠，面积狭小，四面荒凉，人烟稀少，物资匮乏，再加上反复遭受自然灾害的侵袭和国民党的侵扰破坏，陕北人民处于极度贫困状态，就连基本的吃饭穿衣也很困难，更无力保证红军队伍的兵员补充和军需供给。这样，红军的发展壮大和根据地本身的巩固就受到极大的限制，更难以支持我们党深入推动抗日斗争。另一方面，在军事上，尽管直罗镇战役的胜利打破了国民党军队对陕甘根据地的“围剿”，但红军与根据地在战略上仍然面对国民党军队的重兵包围，处境依然十分危险。如何选择红军的战略发展方向，以巩固根据地、发展壮大红军和抗日力量，成为摆在党中央面前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正是基于上述情况，党中央决定东征山西，开辟吕梁根据地，并向华北地区传播抗日主张，同时解决粮草、兵员和筹款问题。

　　不过，关于红军下一步发展的战略方针，当时党内是存在分歧和争论的，其症结主要在于，在立足陕北后如何处理好巩固与发展的关系：到底是先巩固后发展，还是巩固与发展齐头并进、以发展求巩固。针对这一问题，有同志提出，红军初到陕北，立足未稳，应以巩固陕甘根据地为主，再逐步发展。除了发展与巩固的关系，发展方向和步骤问题也成为党内讨论的焦点。有同志主张北向内蒙，有同志主张西向宁夏，有同志主张通过外蒙背靠苏联，也有同志主张挥戈陕南，通过与东北军、西北军展开斗争以巩固陕北。

　　针对这些争论，1935年 11月 30日，毛泽东在红一方面军营以上干部大会上作报告时就指出，直罗镇战役的胜利，巩固了陕甘根据地，为红军进一步迎敌和反击敌人储备了比较充分的时空条件，也有利于“去猛烈地扩大红军和扩大苏区”，为在西北建立广大的根据地“举行了奠基礼”。报告提出新的任务是：“从现时起用极大努力争取与积蓄更加充足的力量，迎接敌人新的大举进攻而彻底粉碎之，开辟我们的苏区到晋、陕、甘、绥、宁五个省份去。”报告指出，“消灭敌人，扩大红军，坚强红军，赤化地方与破坏敌军”，是今后时期内红一方面军的“五项具体的严重的任务与工作”。同一天，毛泽东在给张闻天的电报中指出：“目前不宜即向宁夏，根本方针仍应是南征与东讨。东讨之利益是很大的。”“为准备东进，四个月内应扩大红军一万。”12月 1日，毛泽东又复电张闻天指出：“关于红军靠近外蒙的根本方针，我是完全同意的。”“我不同意的是时间与经路问题。第一，红军目前必须增加一万人。在四个月内，我们必须依据陕北苏区，用空前努力达此目的。第二，最好是走山西与绥远的道路。这是用战争、用发展、用不使陕北苏区同我们脱离的方针与外蒙靠近。”12月21日，毛泽东和张闻天明确指出，面对华北危机，向陕南发展的提法不妥。由上述材料可见，毛泽东在直罗镇战役之后，已经形成了大力发展红军来巩固陕甘根据地的思想，为党中央确立“以发展求巩固”的战略方针创造了条件。后经过一定范围的协商和讨论，党中央逐步明确了扩大苏区和向东进军的设想。

　　1935年 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着重讨论了全国的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军事战略问题。12月 23日，毛泽东作了军事战略方针的报告和结论。他指出，关于军事战略，要以坚决的民族革命战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结合起来。毛泽东强调，1936年应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扩大红军；红军行动要放在“打通苏联”和“巩固扩大苏区”两项任务上。具体来说，红军的行动方针应主要分三个步骤：第一步，在陕西南北两线打击进犯之敌；第二步，在山西击破阎锡山军队主力，开辟根据地并扩大红军；第三步，根据形势发展，适时转向绥远，并继续打击敌人，同时注意连通苏联。他指出，“红军应利用当前蓬勃发展的抗日形势，积极向山西发展，在发展中求得苏区的巩固”，“目前形势正处在全国大变动的前夜，有利于革命力量的发展，苏区必须迅速向外发展，红军必须迅速得到扩大，并详细阐明了东征山西的有利条件及好处”。会议于当天通过《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采纳了毛泽东的这些观点，强调红军的行动部署“应放在打通抗日路线和巩固扩大现有苏区这两个任务的基础上，并以前者为中心任务”，红军行动和根据地发展“应以山西和绥远为主要方向”。

　　瓦窑堡会议上，张闻天坚决支持毛泽东的军事主张，“同意向山西方向”，并强调“党的工作中心是在山西”。他认为，红军军事行动总的目标是“消灭卖国贼，准备与日作战，进行民族革命战争，巩固扩大苏区，打通国际路线”。“打通苏联与巩固苏区，现在要争取同时实现，使其不冲突而发生联系，但有可能打通国际而暂时离开苏区。”他表示，反对红军长久驻留一地，“五次反‘围剿’战争经验证明，这样做反而伤元气遭受损失。为了长期与敌人作战，红军行动要更广泛、更活一些。红军走了，敌人注意红军，苏区才能巩固”。而红军东征山西，有利于直接抗日，同时有利于组织更大规模群众高举抗日旗帜，参与到民族战争的洪流中来。因此，张闻天认为：“下一步党的中心工作是在山西，好的干部要尽量用到那一方面去。我们去了之后运动范围会更大。”张闻天明确支持毛泽东的策略主张和作战原则，提出“要向干部进行解释”，要用历史教训“来教育我们的同志，使同志们能灵活地运用这些原则”。张闻天的会议发言结合历史与现实，明确表示了对毛泽东军事方针以及作战原则的支持，有力地推动了毛泽东提出的“以发展求巩固”的战略方针在党内的初步确立。

　　瓦窑堡会议后，1935年 12月 24日，毛泽东和周恩来下达关于准备东征的行动计划，就战略方针、作战原则及行动计划进行了阐释和说明。行动计划“要求以四十天为期，完成东征的准备工作。其中包括夺取甘泉、宜川两城，赤化宜川、洛川两县，给北面进攻着的敌人以打击，前线部队用极大努力扩红，后方完成五千人扩红计划，并在北线和南线分别组建红二十八、红二十九军”。12月 27日，毛泽东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进一步阐明瓦窑堡会议精神，也进一步明确了“以发展求巩固”的战略方针。报告指出，形势变化的基本特点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由此中国进入“大变动的前夜”，革命的阵势“由局部性转变到全国性，由不平衡状态逐渐地转变到某种平衡状态”，在此基础上，要号召并组织起包括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去打击帝国主义和反革命势力。与此相适应，报告还提出“把工农共和国改变为人民共和国”，同时努力争取国际援助，实现中国革命力量与国际革命力量的汇合。由此可见，无论是分析国内形势、调整革命策略、设定阶段目标，还是争取国际力量支援，都体现出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系统化的思考和战略性的判断，而要完成这一系列任务，必须突破陕甘根据地的已有范围，通过向外积极发展，扩大党和红军的力量，巩固根据地，并团结全国乃至全世界的革命力量来对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这对推动革命事业发展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

　　瓦窑堡会议虽然初步确立了“以发展求巩固”的战略方针，并作出东征进入山西作战的决定，但党内一些同志仍存有疑虑，对怎样处理好巩固与发展的关系，也还有不同看法。有的同志担心红军主力东进后，陕甘根据地可能丧失。有的同志提出仍应南下，将斗争矛头指向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军。李德则诬蔑毛泽东的东进主张是想要挑起苏日战争，声称：“不应将自己的战略方针放在苏日战争无条件的今年（指 1936年—引者注）会爆发之上”，“同苏联的联系不应当作为自己的主要战略目标。……战争未发生之前在我们这方面应当避免能够引起苏日冲突的行动”，“我们应当从我们的战略计划取消向绥远先机接近外蒙的条文”。为此，毛泽东、张闻天等人在党内作了耐心的解释说服工作，也批评了李德的无端指责，确保了“以发展求巩固”战略方针的顺利实施。

　　东征是党中央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的战略行动，是贯彻落实“以发展求巩固”战略方针、争取革命主动权、推动民族革命事业发展的重要举措。1935年 12月 29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的发言中指出：“我们东进及长征都是为着抗日。我们要将各种运动联系起来，各种力量，各种运动，都要总结到政权中去。游击队在晋东北及河北、河南、山西特别发展，要布置几个要紧的地方。”为了进一步统一思想，坚定东征的决心，1936年 1月 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了东征山西的方针和准备工作。毛泽东在会上分析了敌我力量对比情况，强调首先要打胜仗，才能创造根据地；还对新兵的补充和训练，干部的训练和配备，枪支弹药的修造，被服、食盐的供应等各项准备工作，提出具体任务和要求。

　　在准备和部署东征的同时，如何保证陕甘根据地的安全与巩固，也是当时革命事业的重要问题。这是因为陕甘根据地是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后的“第一个大苏区，是反蒋抗日有利的领域，是全国土地革命民族革命一面最高的旗帜”。为此，1936年 1月 17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作关于目前行动方针与计划的报告，再次分析和阐释了巩固和发展的关系以及向东发展的必要性。他指出，“抗日运动的高涨和陕北地贫、人穷、兵员缺的特定环境，不能一般地采取以巩固求发展，而是要以发展求巩固”，红军 1936年的“基本任务是巩固和扩大苏区及打通苏联。我们要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联系起来，扩大抗日力量及主力红军”，“我们向南、向西、向西北，文章不好做。向东的军事基本方针是稳打稳扎政策，背靠苏区建立根据地，争得渡黄河来往的自由。我们在陕北要扩大自己的力量，使它能担当保卫陕北的任务。山西的发展，对陕北有极大帮助，我们要下大决心到山西。政治局随军行动，陕北组织中央局”。毛泽东的报告有理有据地分析和论证了红军的行动方向和行进路径，进一步明确了实现发展以及巩固的途径就是进行东征。

　　1936年 1月 19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发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东进抗日及讨伐卖国贼阎锡山的命令》，命令陕甘根据地的革命力量坚决保卫和扩大陕甘根据地，同时命令红军主力即刻出发，打到山西去，开通抗日前进道路。从这一命令中可以明确看到，红军东征建立在保卫和扩大根据地的基础之上，而在黄河东岸发展民族解放事业与巩固陕甘根据地的要求是完全一致的。1月 25日，毛泽东围绕红一方面军作战方针问题指出，北进没有出路。他还强调：“只有取阎锡山为对手，基本的作战方针取稳扎稳打，依据黄河发展并以调孙楚求得陕北残敌的肃清，跃进深入敌后野战急进，有大批分派撤退无隔断危险时才行之。同时保证第二批退回渡河船只。”不难看出，在东征行动的准备阶段，巩固陕甘根据地是党中央和红军整体工作的重要出发点；但巩固不是原地巩固，而是要一边保证巩固，一边推进发展，并以发展来实现最终的和根本的巩固；并在发展的同时，时刻保持客观审视和谨慎应对，发展而不冒进，以发展保巩固，以发展促巩固。

　　1936年 1月 31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在延长召开会议，继续讨论战略方针问题。毛泽东指出：“我们执行的是在发展中求巩固的方针，希望通过东征建立一块根据地，与陕北根据地连接，也解决红军的给养和扩充等问题。”他在会议上反复说明阎锡山与日本联系紧密，东征讨阎无论政治上军事上都意义重大。经毛泽东说明，与会同志对东进方针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同时提出为了稳妥起见，在巩固发展的基础上“反对冒进与脱离现有根据地的危险”。毛泽东因而又作了补充，强调：“一定要保证黄河各渡口在我手中，使我进退有据”。这次会议是“以发展求巩固”战略方针在红军高层的一次深入的动员宣传。会议的召开以及毛泽东等人展开的有针对性有实效性的党内思想政治工作，使党内在领导层面对坚持东征、落实“以发展求巩固”的战略方针，有了愈益全面和深刻的共识。

　　在逐步统一全党认识的同时，党中央统筹协调各方面工作，稳步推进“以发展求巩固”战略方针的执行。

　　一是促进全党的大团结，为东征行动奠定政治基础。一方面，明确指出张国焘的分裂主义的错误并作坚决斗争，除电令张国焘“立刻取消他的一切‘中央’、放弃一切反党的倾向外，特决定在中央委员会内公布 1935年 9月 12日中央政治局俄界决定”。另一方面，从全局出发，提出“对党内过去争论，可待国际及‘七大’解决，但组织上决不可逾越轨道，致自弃于党”。此外，为加强红军各部的团结协作，毛泽东和周恩来提出，要加强对红军将士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各部队彼此间都不能有任何骄傲与轻视的态度。

　　二是准备干部，积蓄力量。在积极分子入党的问题上，毛泽东和周恩来在电报中提出：“凡属同意党的纲领政策而工作中表现积极的分子，不念其社会关系如何，均应广泛地吸收入党”，特别强调“尤其是陕甘支队及二十五军经过长征斗争的指战员，应更宽广地吸收入党”，“凡属经过长征的分子，一律免除候补期”。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是于 1935年 9月由红军北上部队改编而成的，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10月 19日抵达陕甘根据地的吴起镇。11月 3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宣布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而红二十五军先期长征到达陕甘，与原在陕甘苏区的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合编成红十五军团。陕甘支队和红二十五军的红军将士，经历长征的磨砺和考验，理想信念坚定，斗争经验丰富，自然成为吸收入党的首选对象。关于在部队中的干部提拔问题，毛泽东等指出，这是“一个有决定作用的问题”，而且一旦开始东征进入战斗状态，这一工作即难于开展。因此要立足长远，“从发展北方以至全国的革命武装力量出发”，“在原则上与实际上更大与更具体地注意”。为适应红军大量扩充的需要，提出“陕甘支队和二十五军经过远征的战士，原则上每人都要使之成为干部”，成为未来红军扩大后的基干力量。对于大批准备将来使用的干部，要求“消灭降级使用现象，不要把骨干的干部通通使用于现职。立即扩大教导队（一军团）”，以便为党和红军的发展奠定组织基础。在军事力量的准备上，毛泽东还提出了扩充红二十八军，组织红二十九军以及组建骑兵团的问题，积极为东征行动积蓄力量。

　　三是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一致抗日的基础上努力实现与东北军等国民党部队的止战停火，巩固后方。瓦窑堡会议后，中国共产党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逐步实现与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的沟通联络。1936年 1月 19日，党中央派遣李克农赴洛川与张学良举行会谈。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即转李克农指出，中国共产党愿意在抗日反蒋基础上与东北军联合，“张学良表示愿意为成立国防政府奔走”，“愿意目前各守原防，恢复通商”。1月 25日，毛泽东同周恩来、彭德怀等 20位红军将领联名发出《为红军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指出：“中国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是愿意与任何抗日的武装队伍联合起来，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去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的。我们愿意首先同东北军来共同实现这一主张，为全中国人民抗日的先锋。”信中还提出了关于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具体办法，建议互派代表共同协商。4月 9日，周恩来在延安与张学良会面，双方一致同意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党中央还派代表会见国民党军第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达成合作协议。此外，红军还推进了与国民党军高桂滋部的合作谈判，提出了“两军各守原防，互不相犯”等谈判合作条件。对以东北军为代表的国民党军队的统战行动，一方面有利于保证陕甘根据地的稳固、红军的后方无虞，另一方面也为团结进步力量联合抗日创造了条件。

　　总之，深入的思想动员和充分的准备工作，使得“以发展求巩固”的战略方针稳步得到推行，为全党的团结和陕甘根据地的稳固奠定了重要基础，为革命事业的进一步拓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在完成这些准备后，红军的东征行动蓄势待发。

　　1936年 2月 18日，毛泽东同彭德怀发布东征作战命令。同日，毛泽东出席红一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作关于东征形势与任务的报告，指出东征的任务有三项：“一是到外线打击卖国贼阎锡山，并调动他在陕北的四个旅的兵力，借以粉碎敌人对陕甘边区新的‘围剿’；二是配合北平一二九学生抗日爱国运动和全国反内战高潮；三是壮大自己的力量，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2月 20日 20时，红一方面军主力发起东征战役，分别从绥德县沟口、清涧县河口等地强渡黄河，一举突破阎锡山晋绥军的防线。至 2月 23日，红一方面军全部控制辛关至三交镇之间各渡口，占领包括山西三交、留誉、义牒在内的横宽 50余公里、纵深 35公里的地区。阎锡山急调入陕的晋绥军主力回防柳林、离石、中阳地区，使得陕甘根据地的压力得到了缓解。

　　东征行动开始后，党中央继续推进“以发展求巩固”的战略方针，尝试在黄河以东扩大和发展革命根据地。2月 23日，毛泽东指出，在东征渡河之初，乘阎敌“惊慌失措之态”，红军的方针“是建立作战根据地”。24日，毛泽东、彭德怀下达争取在山西发展抗日根据地的训令，指出红军要“用大的速度争取居民群众与红军一致，集中兵力消灭敌之一路至两路，取得在山西发展抗日根据地之有利条件”。28日，毛泽东、彭德怀在电报中指出：“关上、水头之线，即石楼、中阳、孝义、隰县四县交界地区，是我军作战枢纽，在地形上又是最好的临时后方根据地，望下创造作战根据地的决心，努力进行该地东南西北四方面各五十里地区的群众工作”。在关上、水头作战取得胜利后，毛泽东、彭德怀又指出：“一军团与十五军团连日的胜利，特别是关上的胜利与水头的占领，使红军取得了在山西创立根据地的初步自由。今后任务是确切粉碎新进攻与用切实工作创造根据地。”3月 11日，在大麦郊战役胜利后，毛泽东、彭德怀指示东征军“打破敌军进攻争取创造山西苏区”，指出“我军有以主力乘胜东进，致迫太原，彻底打破阎敌总进攻部署，扩大战略上的战果，扩大宣传，扩大苏区，扩大红军，夺取民众，争取创造苏区有利条件之任务”。3月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红一方面军的团以上干部会议。为扩大战果，在黄河以东建立根据地，会议决定红军兵分三路，右路军担任主攻，南下作战；左路军北上，掩护主攻部队南下；中路军巩固已有占领地区，保护黄河渡口和后方联络线。

　　3月 20日至 27日，中共中央在山西西部大麦郊地区召开政治局会议（即晋西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指出，瓦窑堡会议符合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中央的工作符合共产国际的要求。他还指出，“现在世界已处在革命与战争时期，其特点是革命一天天向上，反革命一天天向下”，而“华北形势是世界最大的喷火口之一”，此地各种力量交错，矛盾集中，重要的是有着“广大的、革命情绪极高的群众”，在日本侵略者步步紧逼的情况下，有利于革命军队开展“没有固定战线的大规模的运动战”。在这种背景下，“不相信向华北发展，以为向华北发展会动摇了陕北，是完全不对的。向河北开进是战役问题，红军将来主要做山西的文章”。可见，毛泽东始终是在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大局下思考红军发展的战略方针，既把巩固陕甘根据地置于重要位置，又指出向华北的发展、在山西的挺进是巩固陕甘根据地的最佳方式。在讨论战略问题时，毛泽东作报告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以发展求巩固’，只有发展才能求得巩固。目前经营山西为主，也要准备在河北、山西、绥远三省进行运动战。在战略上采取大胆的方针，因为客观环境好。在战役上采取谨慎的方针，在有利地形上以多胜少，以求减少错误。”他还提出，要暂时实行分兵，进行“普遍的游击战”，目的是“求得敌人一般的削弱，我们自己则争取群众，扩大红军，而扩大红军为主中之主”。这个报告得到会上发言同志的一致同意。会议最后批准军委关于军事问题的提议，要求“在争取迅速对日作战方针下，第一时期以经营山西为基本战略方针。在此种方针下，向河北河南绥远三省境内作战役的跳跃是许可的”。会议继续强调发展对于巩固的重要作用，“目前是普遍摧毁反动基础，普遍发动群众，猛烈扩大红军，各个消灭敌人”。

　　此次会议上，张闻天作了题为《共产国际“七大”与我党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的报告，对贯彻共产国际决议的指导思想、统一战线策略方针以及红军战略方针作了比较全面的阐述。报告指出：“东征的目的是要在这一行动中进入山西，发动抗日，争取对日作战。这个方针，是使苏维埃和红军发挥抗日先锋队的作用。”在东征胜利进军的情况下，要“特别注意于扩大红军、游击队和抗日根据地。扩大与巩固，现在应该特别着重于扩大，这是必要的。运动愈是大胆，就愈能巩固。如在狭小地区中与敌人作战，则巩固也困难。军事上政治上都是如此。政治方面出现了新形势，是利于发展的形势，所以政治方面的要求也是如此。只喊巩固，什么行动都害怕，局促于一个地区，这是保守观点，结果并不能巩固”。晋西会议发展了瓦窑堡会议的精神，进一步明确了红军对日作战的战略方向、战略方针和战略任务，对加速红军对日作战的思想、组织和物质准备，以及尔后实施战略展开和对日军的胜利作战，都具有重要意义。

　　晋西会议期间，毛泽东和彭德怀下达了关于红十五军团创造晋西北根据地的训令。训令指出：“十五军团有在晋西北创造苏区根据地，并配合在神木、府谷行动的二十八军，控制黄河一段，打通与陕北联系的任务。”这是巩固陕甘根据地的重要举措。但在此时，国民党中央军陆续进入山西，“企图首先夺取黄河渡口，再在黄河以东分割围歼红一方面军主力”。在此情况下，毛泽东和彭德怀对东征红军的行动方针进行了调整，其中右路军要“普遍摧毁反动基础”，“普遍发动民众”，“破坏千里黄河堡垒线与主要铁路线”，“十五军团（左路）在此时期在晋西北转动，包括破坏黄河北段敌堡垒线，与神府苏区打通”，而中路军要“猛烈扩大红军，创造河东战场，即或遇着某些困难，必须坚决克服之”，“首先以赤化石楼全县为中心，及永和、隰县以北，中阳、柳林以南”。

　　3月 28日，毛泽东、彭德怀发出《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政治军事等问题的通报》，指出“目前是普遍摧毁反动基础，普遍发动群众，猛烈扩大红军，各个消灭敌人”，目标是“十月革命节前扩大红军三万六千人”。4月1日，为进一步贯彻晋西会议精神，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发出关于红一方面军改编的训令。训令指出，“为执行党中央争取迅速对日作战的决定，将第一方面军全部改为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委。训令重申“以发展求巩固”的方针，指出“战略上以少胜多，战役上以多胜少为目前军事指挥的基本原则；要求先锋军在七个月内完成五万人的编制并武装起来，以扩红为总方针的第一等任务”，在“以发展求巩固”的战略方针指导下迅速完成歼敌扩红等军事任务。

　　正当红军在山西取得节节胜利之时，蒋介石为了阻拦红军东征，调遣 10个师的兵力开入山西，并命令黄河以西的国民党军队随同配合，企图封锁黄河，消灭红军，摧毁陕甘根据地。党中央认识到已经难以完全实现此前制定的目标，需要改变行动方向。毛泽东、彭德怀指出，在“方面军在山西已无作战的顺利条件，而在陕西、甘肃则产生了顺利条件”的情况下，“粉碎卖国贼扰乱抗日后方计划”成为“当前的重要任务”。“向西执行上述任务，仍然是为着争取迅速直接对日作战之基本的政治的任务。华北各省仍然是战略进攻方向的主要方向。在把蒋介石部队调出山西以后，在积极地进行山西干部的创造，山西士兵运动的加强，神府苏区的扩大等条件下，再次进入山西作战的机会是会有的。坚持以陕甘苏区为中心向各方面作战，而以东方各省为长时期内的主要方向，这是确定的方针。”

　　1936年 4月 28日，毛泽东和彭德怀作出红一方面军主力西渡黄河、回师陕北的决定，并在 5月 2日下达了渡河命令。到 5月 5日，红一方面军主力全部安全渡过黄河，进入延长、延川等地休整，东征战役胜利结束。整个东征战役历时 75天，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都取得了重大成功：消灭国民党军 7个团，俘敌 4000余人，缴枪 4000余支，炮 20余门；取得渡河作战的经验，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迫使原来侵入陕北的晋绥军撤回山西，巩固了陕甘根据地的东部地区，还“打通了神、木、府、谷苏区”，其中仅神府苏区，就扩展到 28个区之多，并与吴堡连成一片，使陕甘根据地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红军扩大了新兵 8000多人，筹款 30多万元，发展并壮大了红军和根据地的力量；在山西 20多个县开展群众工作，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建立一些抗日游击队和游击区，为以后开辟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基础。红军东征初步实现了“以发展求巩固”的战略意图，不仅壮大了党和红军力量，巩固和保卫了陕甘根据地，而且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影响，重新燃起了中华儿女抗日救亡的希望之火，为在全中国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创全民族抗战的新局面，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此外，东征取得的一系列胜利，也为接下来的红军西征奠定了重要基础。

　　总体而言，红军东征山西的行动虽由于蒋介石的阻挠未能完全实现预期的目标，但从东征以及后来西征对巩固扩大陕甘根据地的作用来看，特别是从后来全民族抗战的局面来看，应该说党中央“以发展求巩固”的战略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作者简介：杨红星，燕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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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党的文献》202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