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引领力就是其指导思想即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引领力。具体讲，就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指导下，在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推进中华民族迎来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历史进程中，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放射出灿烂光芒、结出丰硕果实，展现出强大魅力，影响、吸引和凝聚了一代又一代先进分子，进而成为人民的主心骨，得到人民的广泛支持与拥护。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紧紧抓住并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这一历史主题、时代课题，指明了中国前进的方向，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魅力与生命力，不断增强党的思想引领力，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人民共和国。

　　鸦片战争以后，旧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遭受前所未有的劫难，中国人民在死亡线上挣扎。为挽救民族危亡，无数仁人志士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展开多种尝试，但都未能改变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悲惨的命运，中国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引领救亡运动。民主革命时期各种社会思潮跌宕起伏，反映了不同政派的需要和利益，它们相互激荡、较量，形形色色的思潮与主义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歪曲、诬蔑和攻击，为维护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壮大自身力量，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增强思想引领力。

　　第一，近代中国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引领救亡运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势力，是近代中国社会和人民最紧迫的诉求。鸦片战争中，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了旧中国封闭的大门，从此旧中国由封建社会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挽救民族危亡，无数仁人志士前赴后继，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农民阶级发动了旨在推翻清王朝的太平天国运动，虽然沉重打击了清王朝统治，但由于农民阶级不是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无法克服自身的阶级局限性，最终在中外势力的联合绞杀下失败。这虽然表明农民具有伟大的革命潜力，但不能担负起领导反帝反封建斗争取得胜利的重任。地主阶级洋务派打着“自强”“求富”的口号发动洋务运动，由于洋务运动的封建性、对外国的依赖性与管理的腐朽性，最终归于失败，这表明在不动摇封建统治阶级根基的前提下，单纯学习外国科学技术是不能实现富国强兵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发动了戊戌变法，由于维新派自身的局限和强大的守旧势力的反对迅速而归于失败，这表明企图通过统治者自上而下的改良实现国家的独立、民主、富强，根本行不通，必须用革命手段才能彻底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的辛亥革命，推翻了腐朽的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打开了人们思想解放的闸门，但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辛亥革命归于失败，这表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资本主义的建国方案行不通。复杂严峻的形势和艰巨的革命任务，迫切要求先进思想改变中国人民在精神上的被动局面，指明中国革命的道路和前进方向，彻底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找到民族独立解放和人民幸福、民族复兴的道路。

　　第二，马克思主义遭到各种思潮与主义歪曲、攻击和责难。民主革命时期，各种社会思潮跌宕起伏，反映了不同政派的需要和利益。形形色色的思潮与主义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歪曲、诬蔑和攻击，这主要有：大革命时期，戴季陶主义是国民党右派主张的集大成者，它反对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反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把孙中山说成是孔子思想的继承者，将“三民主义”儒化、道统化。国家主义派是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代表大地主、大买办阶级利益的政治派别，他们抹去国家的阶级性，攻击马克思主义,反对北伐战争,为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辩护。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国民党御用文人陶希圣、周佛海、梅思平等为代表的“新生命派”认为中国社会是“后期封建制度时期”“前资本主义社会”；以任曙、严灵峰为代表的托派分子即“动力派”认为中国已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已经完成，这都是主观臆造中国的社会性质，企图转移斗争视线。全民族抗战时期，汪精卫、叶青、蒋介石之流从不同立场出发，刻意篡改和歪曲三民主义，汪精卫伪三民主义是完全的汉奸主义，叶青与蒋介石的伪三民主义宣扬“一个党，一个主义”，攻击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是彻头彻尾的法西斯主义。抗战胜利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主张“中间路线”，试图通过国共及中间派协商的和平改良方式，使中国走上资产阶级共和国道路。而且，中国共产党内部产生了“左”、右倾主义错误，特别是“左”倾教条主义歪曲了马克思主义，造成了党内思想的混乱，影响了全党团结和统一。以上种种，都要求中国共产党批判党内外的非（反）马克思主义，以增强思想引领力。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增强思想引领力，归根到底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行，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行。

　　第一，马克思主义行。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科学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从“现实的个人”和物质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出发解释世界，确立了从实践出发来观察和处理问题的科学的思维方式。它认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对上层建筑的变革足以引起经济基础的变化，进而推动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这对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诉求提供了科学方法论指导。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又将马克思主义从理论变成现实，为中国革命提供了榜样。马克思主义还具有人民性、实践性和发展开放性的理论优势，将人民群众视为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自诞生之日起就关注包括无产阶级在内的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和前途命运，始终站在人民立场探索无产阶级实现自身自由解放、全人类自由解放的现实道路，期冀建设一个没有剥削、人人平等的理想社会，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马克思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首要、基本的观点，马克思主义是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在实践中接受检验并随着实践而不断发展的学说，主张实现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马克思主义是时代的产物，“是活的行动指南，所以它就不能不反映社会生活条件的异常剧烈的变化”，马克思主义根植于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生活，不断发现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随着时代发展而发展，并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呈现出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特质，发展开放性使马克思主义永葆生机与活力。

　　第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行。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对待科学的理论必须有科学的态度。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保持马克思主义旺盛的生命力，必须将马克思主义与各国具体国情相结合，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下制定出符合各国国情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近代中国，任何一种能担当救亡图存大任的理论都必须考虑两种因素：一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国情；二是流淌在中国人民血脉里绵延几千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满足了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迫切愿望，但没有为中国革命提供现成答案，所以中国共产党人不能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个别论断和只言片语，而是要灵活理解运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指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还指出：“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因此，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表现在对中国革命具体问题的回答上，而且表现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上。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研究分析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的行动指南，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立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国共产党增强思想引领力的锐利武器。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话语主导权，充分发挥报纸舆论宣传作用和学校教育引导作用以及为人民群众谋福利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增强思想引领力，取得积极效果，在思想上达到空前的团结与统一，成为民心所向。从历史上看，中国共产党增强思想引领力的主要途径有以下五方面。

　　第一，从中国实际出发，保持理论的先进性。若要实现引领，必须走在前列。中国共产党只有将马克思主义推向前进，实现理论创新，才能不断增强思想引领力。大革命时期，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中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指出了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斗争的极端重要性。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具体实践中，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等著作中，提出并阐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全民族抗战时期，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著作中，科学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动力、领导力量、性质和前途等基本问题，形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并制定了相应的经济、政治、文化纲领；毛泽东还论述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找到了“法宝”；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系统阐述，标志着毛泽东思想趋于成熟。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思想进一步发展。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理论优势使中国共产党走在时代前列，保持了先进，为增强思想引领力提供了前提、打下了基础。

　　第二，在理论斗争中增强思想引领力。毛泽东指出：“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民主革命时期形形色色的思潮与主义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诬蔑和攻击，中国共产党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在对戴季陶主义、国家主义、“新生命派”“动力派”、各种伪三民主义、“中间路线”的批判中，揭露了它们的欺骗性、反动性和危害性，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威力，引领人民群众明辨是非，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人民追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思想明灯。这尤以中国共产党批判蒋介石的三民主义为最，蒋介石把自己装点成孙中山三民主义的“信徒”，1943年3月，由蒋介石所写的《中国之命运》出版发行，宣扬中国传统道德文化，攻击共产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宣扬“一个党，一个主义”。该书出版后，国民党御用文人认为此书的观点是“对于目前中国问题确立最高指导原则”“中国青年应该努力的方向”。面对国民党反动派在思想领域的进攻及恶劣影响，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先后发表多篇社论、文章予以批驳。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致的开幕词《两个中国之命运》、做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是对蒋介石《中国之命运》的全面有力抨击与回应，向全党全国人民展现了光明的中国之命运。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批判党内“左”、右倾错误的过程中，阐明了正确的理论，制定了正确的政策；特别是延安整风运动作为一场破除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伟大思想解放运动，确立了理论与实际相统一的思想路线；1945年4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表明全党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达到一致，整风运动收到巨大成效，全党“空前自觉地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了”。党的七大为建立新中国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空前统一和团结。

　　第三，运用报刊宣传增强思想引领力。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办了多种报刊，尤其是中共中央机关报作为党中央的喉舌，代表党中央的意志，反映党中央的主张，为中国共产党增强思想引领力作出重大贡献。民主革命时期的中共中央机关报有《向导》《红旗》（后改为《红旗日报》《红旗周报》）《红色中华》《新中华报》《解放日报》《人民日报》。《向导》是中共中央创办的第一份政治机关报，密切关注中国政治形势，宣传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主张，介绍工农革命运动的壮举，呈现北伐战争的进展。《红旗》（后改为《红旗日报》《红旗周报》）是政治理论性刊物，在白色恐怖下，它关注国内政治局势、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介绍各苏区的情况、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红色中华》积极报道红军的战绩及动员人民参军参战、监督政府的工作及对党的方针政策的落实情况、揭露日军侵华暴行及号召人民奋起反抗日寇、披露国民党的倒行逆施及人民对其的反抗。《新中华报》高举抗日救国大旗，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战建国的政治主张，痛斥一切投降、妥协、反共的倒行逆施，介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的抗战业绩，呈现边区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状况。《解放日报》报道中国政治形势，介绍中国共产党的情况，宣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的战绩、呈现解放区的建设成就。《人民日报》向解放区广大人民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情况、宣传了人民解放军的建设和战绩、呈现了解放区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成就、暴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腐败和黑暗。中共中央机关报成为中国人民的指路明灯，为黑暗的旧中国和苦难的中国人民照亮了前行的道路。

　　第四，通过学校教育增强思想引领力。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办了各级各类学校，通过学校教育增强了党的思想引领力。党在创建初期就高度重视学校教育，创办了党校、工人补习学校、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和提高党员、工人、农民的文化水平和革命意识，为中国革命输送了人才。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民族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克服根据地（解放区）物质匮乏、师资短缺、文盲率高等困难，创办各类学校，加强阵地建设。根据地（解放区）的干部院校、高等院校、中学（在全民族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曾一度承担了干部教育的任务），教授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帝国主义侵略史、社会发展史、党的建设、战略战术等课程，结合时事进行革命形势和革命前途教育。党员干部和革命青年接受教育后提高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确立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艰苦奋斗的作风，认识到中国革命发展的方向，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面对根据地文盲率占人口90%以上的困难，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各苏区的小学实行免费的义务教育，全民族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各根据地的小学实行“公办民助”的办学方式，吸引和鼓动适龄儿童入学，小学教育重在培养儿童的革命意识及支援战争所必需的基本知识技能，以提高劳动兴趣、增进生活所需知识、培养为大众服务的精神。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发展了面向群众的社会教育，特别是全民族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开办识字组、冬学、夜校和半日班，将根据地大多数文盲引向知识的大门，觉醒了的群众了解了帝国主义和地主阶级对人民的压迫与剥削，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贫苦农民的救星，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他们积极参军参战、支援前线、参与土地改革和政权建设。

　　第五，在造福人民中增强思想引领力。马克思指出：“‘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任何一个政党或组织要增强自身的思想引领力，赢得人民群众的支持与拥护，都不能把思想停留在口头上，而要关注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为人民群众谋福利，这样的思想才会有引领力，否则就会被人民所抛弃。在旧中国，地主阶级凭借对土地的占有以及操控宗族关系或政权，对农民进行残酷地剥削与统治，中国共产党充分认识到：“土地政策的彻底实行，是我党政军取得广大农民拥护的关键。”党在民主革命时期逐步形成了符合中国国情的土地改革政策，党领导的土地改革实现了“耕者有其田”，满足了中国农民几千年以来要求拥有土地的迫切愿望，因而赢得了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高度支持与拥护。中国人民深受几千年封建专制制度的统治与压迫，毫无政治地位可言；国民政府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在政治上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言人，竭力维护国民党一党专政，不会也不可能将民主政治权利交给人民；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解放区不仅团结带领广大人民在经济上翻了身，而且还保障和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权利，使几千年受统治与压迫的奴隶得以翻身，翻身后当家作主的人民群众积极支持与拥护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解放区）还注重廉政建设，制定了惩治腐败的各项条例，严惩贪污腐败分子，根据地（解放区）的工作人员大部分是一些不知疲倦的人民公仆，他们以廉洁赢得了人民支持与拥护。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解放区）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爱护和珍惜民力，关心群众疾苦，减轻人民负担，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增强了思想引领力，坚定了人民群众跟党走的信心和决心。

　　总体上看，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增强思想引领力达到了非常好的效果，尤其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第一，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达到空前的团结与统一。延安整风运动是一场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也是一场克服教条主义束缚的思想解放运动，是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自我净化的一次伟大创举。整风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既使干部党员弄清思想，又对在历史上犯过错误的同志宽大处理，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深入揭发王明的“左”倾错误，帮助犯错误的同志提高了认识，使全党达到了新的团结。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详细阐述了历次特别是第三次“左”倾错误的表现及给中国革命造成的危害，分析了“左”倾路线产生的社会根源与思想根源。《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广大党员干部经过整风运动一致认同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路线的正确性，全党确立了理论与实际相统一的思想路线，达到思想的空前、高度统一。1945年4月，党的七大在延安召开，大会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这是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大会，总结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制定了正确的路线、纲领和策略，克服了党内错误思想，使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对于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规律有了明确认识，使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空前团结与统一，为迎接抗日战争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政治、组织基础。

　　第二，中国共产党成为民心所向。在根据地（解放区），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翻身当主人，翻身后的人民群众思想觉悟大幅提高，政治热情空前高涨，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引领力转换成人民群众自觉自愿支持中国革命的行动，他们把共产党视作“救命恩人”，把自己的命运与共产党的命运紧密相连，为保卫胜利果实，抵抗敌人的进攻，人民努力发展生产、踊跃参军参战、积极支援前线，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如在渡江战役的准备时期，江北的群众就提出“要人有人，要船有船，要粮有粮”的口号，主动把船、木头献给解放军，并耐心告知解放军划船、驾船，出现了全家父子老少积极报名要求参加船工队的情况。在渡江作战中，在敌人的枪弹炮火之下，随军支前的胶东民工团的同志们，遭敌猛烈射击，遂持枪还击，同部队一起奋勇歼敌。中原、华东解放区人民为渡江作战准备了大批粮食柴草，组成了庞大的运输队、担架队和挑运队等。据不完全统计，渡江战役中组织动员的支前民工约320万，还有长期随军作战的山东、苏北十六个民工团，仅苏北和皖北两区人民送到前线的粮食就达三亿四千万多斤，山东妇女赶制的军鞋达两百万双。正因为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奉献与支援，才保证了百万大军渡江作战的胜利。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增强思想引领力的过程中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这些经验是我们党经过艰辛探索创造的精神财富。总结这些经验，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增强思想引领力具有启示意义。

　　第一，建设“伟大的工程”，保持党的先进性。政党的先进性指政党内在的品质、处事的能力及外在的行为，通过政党的业绩展现出来。先进性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特征，也是无产阶级政党的生命所在。1922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对于时局的主张》中就提出“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军”“为无产阶级革命党”的科学论断。党的先进性事关党的肌体健康，是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不断增强思想引领力的最大优势。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将党的建设称为“伟大的工程”，强调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必须“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这就是从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加强党的建设，以建设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在思想建设上，注重党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教育党员坚定共产主义信念，以及坚持对党员进行艰苦奋斗、不怕困难的教育。在组织建设上，中国共产党通过严把党员“入口关”、重视选拔培养干部、注重党支部建设等有效措施加强了党的组织建设，充分发挥了党组织服务政治任务的功能，大大提升了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在作风建设上，我们党始终重视加强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

　　第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理论创新。增强思想引领力须将思想或理论推向前进，走在时代前列。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增强思想引领力的前提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诞生于19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欧洲，不可能为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提供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现成答案，中国人民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重任，客观上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并用这一理论成果回答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这要求中国共产党人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不仅要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而且要弄清写作这些著作的历史条件、时代特征与实践基础，特别是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时域、地域及面临的时代主题均与19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欧洲有较大差异，所以在把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要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从中国国情出发，在实践中推动理论创新。民主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社会性质出发，能动反映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新特点、新变化，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推动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革命实践基础上形成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为党增强思想引领力提供了锐利武器。

　　第三，批判各种非（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民主革命时期各种社会思潮跌宕起伏、相互竞争，都在争夺话语主导权。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中国共产党有力批判了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主要有戴季陶主义、国家主义、“新生命派”“动力派”、各种伪三民主义和“中间路线”，指出了它们的错误和危害，阐明了科学理论，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在各种社会思潮中，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存在着一些与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体系和努力方向相近的内容，具有革命、进步的意义，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对三民主义的研究中积极借鉴和吸收其中的有益成分，推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发展。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还不断进行总结，在理论上进行自我提升，批判了“左”、右倾主义错误，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真理，而真理是同谬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正如毛泽东所强调，“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因此，批判社会思潮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两者密切相关，互相制约、互相促进。只有把批判各种思潮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有机结合和统一起来，才能实现先进理论的构建，才能消除错误思潮的影响，引导人民向正确的方向前进，有效增强党的思想引领力。

　　第四，运用报纸宣传，守好舆论阵地。报纸是中国共产党增强思想引领力的重要阵地。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就设立了中央宣传局，后于1924年5月改为中央宣传部，主管党的宣传工作。而报纸是政党的喉舌，是联系党和群众的桥梁，是加强、做好宣传工作的重要载体和锐利武器，为了充分利用这个载体和武器，我们党重视组织报纸的发行工作。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发行了多种报纸，特别是中共中央机关报作为党中央的喉舌，代表党中央的意志，充分发挥了报纸的宣传舆论阵地作用。为了贴近群众，1925年10月中共中央制定的《宣传问题议决案》指出：“发展我们党的机关报，使他们通俗化。”中央机关报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及时刊登中国共产党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政治主张，展现中国共产党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浴血奋战的壮举，呈现根据地、解放区各项事业的建设成就，号召广大民众团结起来向着共同的敌人进攻，等等。因此，报纸深受广大人民群众喜爱，如中共中央第一份机关报《向导》历时五年，出版一百零一期，分销处从最开始的上海、北京、广州、长沙四地，发展到全国二十几个大中城市，最多时发行近十万份。在黑暗的旧中国，中共中央机关报犹如一盏明灯，为苦难的中国人民照亮了前进的道路，为增强党的思想引领力做出了重大贡献。

　　第五，重视学校教育，守好教育阵地。学校是中国共产党增强思想引领力的又一重要阵地。中国共产党在创建时期开办的学校主要是平民补习学校、工人夜校，重在提高工人的文化常识和革命觉悟；此外，还开办了湖南自修大学、上海大学等学校，以造就革命人才。大革命时期，我们党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兴办党校，大力进行干部培训工作；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造就一批能领导中国农村革命的人才。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各革命根据地创建了一批党政干部学校、红军学校，以及一大批列宁小学、夜校、识字班等，提高了受教育者的文化水平与政治水平，受训的党政军干部、工农群众和少年儿童为保卫和建设苏维埃政权作出重大贡献。全民族抗战时期，各抗日根据地积极发展干部教育、中等学校教育、小学教育与社会教育，提高了干部的政治文化素养，降低了根据地文盲率，唤醒了沉睡的民众，增强了抗战力量。解放战争时期，各解放区的各级各类学校教育紧密围绕着土改、支前、生产、建政与迎接新中国等中心任务展开，积极宣传党的思想和主张，引导学生认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了解国民党的反动、腐朽和堕落，大批干部、学生、群众接受教育后，积极投身解放战争，加快了取得中国革命胜利的步伐。

　　第六，坚持人民至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主体，是社会变革的最终决定力量。马克思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党的理论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的理论。一切脱离人民的理论都是苍白无力的，一切不为人民造福的理论都是没有生命力的。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增强思想引领力归根到底是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诉求与愿望，才能赢得人民群众的认同、支持与拥护。中国共产党解决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最关心的土地问题，使人民群众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利益。土地改革是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土地改革的基本完成，为广大人民提高政治觉悟提供了经济基础，翻身农民切实感受到中国共产党代表自身的利益，所以真心相信和拥护中国共产党，自觉接受党的领导，积极参加革命。如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东北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广大翻身人民中有一百多万人直接参战。曾任蒋介石侍从室高级幕僚的唐纵在1946年4月指出，共产党“能伺察民意，解除民困”“以争取民众之同情”。而国民党也讲“爱民”，但是“他们讲‘爱民’是为了剥削，为了从老百姓身上榨取东西”。站稳人民立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增强思想引领力的本质和生命力所在。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增强思想引领力的进程中积累的经验弥足珍贵。追昔抚今，关照现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已开启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面对新的国际国内环境，借鉴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增强思想引领力的基本经验，探究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增强思想引领力的实施路径，有助于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起全党全国人民同心共圆中国梦的磅礴力量。为此，我们党必须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互联网是意识形态斗争的主阵地、主战场、最前沿，是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家园，所以党和政府要提高网络综合治理能力，形成党委领导、政府管理、企业履责、社会监督、网民自律等多主体参与，经济、法律、技术等多种手段相结合的综合治网格局；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总之，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增强思想引领力需要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基础上不断探索，使党的创新理论内化为全体党员和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仰，外化为投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实际行动。

　　（作者：安徽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网络编辑：有恒

　　来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