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特点，就是重视总结历史经验、吸取历史经验，因而我们的民族从古至今都强调“以史为鉴”，将历史作为观照人们当下活动的一面镜子，从历史之镜中观察人们当下活动的来路与走向，判断其是否具有历史合理性，这就有了中国历史哲学的“通古今之变”观念。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文化传统的继承者和总结者，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吸取、改造、发挥了“以史为鉴”传统和“通古今之变”观念。毛泽东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把“研究党的历史”规定为党的一项重要任务，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历史主义地了解党的“古今”，这就使中国共产党成为一个重视从自身历史中总结经验、善于从自身历史中总结经验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成功地总结自身历史经验，从历史观念上看，就在于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作为研究和书写党史的思想指南。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作为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最新总结，就是以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依据唯物史观研究和书写党史的典范。在这里，笔者试以《决议》为中心，着重对《决议》运用唯物史观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史的指导原则、思想方法、逻辑理路、落脚点和着重点进行梳理和探讨，从中阐明依据唯物史观研究和书写党史的致思路径。

01、唯物史观与正确党史观

　　《决议》运用唯物史观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史，从历史之镜中显示党的来路与走向，判断其历史合理性，首先在于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根据和指导思想形成正确党史观，以正确党史观作为这一总结工作的指导原则。

　　对于“历史”概念，冯友兰曾作过分析，认为有两种“历史”概念：一种“历史”概念，他称之为“本来的历史”，指在过去的时间和空间中所发生的事情，这对历史学家来说都是客观事物；另一种“历史”概念，他称之为“写的历史”，指历史学家对这些过去事情的研究、认识、理解、书写，这是主体对客观事物的反映和把握。由此来看“党史”概念，同样可以区分为“本来的历史”和“写的历史”。作为“本来的历史”的党史，指中国共产党在过去的时间和空间中所发生的事情，这对党史研究者来说都是客观事物；作为“写的历史”的党史，指党史研究者对这些过去事情的研究、认识、理解、书写，这是主体对客观事物的反映和把握。我们所说的学习党史、研究党史、书写党史，所说的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当然都是指作为“写的历史”的党史。

　　由于“写的历史”是对“本来的历史”的研究、认识、理解、书写，因此作为从事这一研究、认识、理解、书写的主体，总是依一定的指导原则来进行这些活动，探讨历史往事，阐明历史走向，作出历史评价，将“本来的历史”转化为“写的历史”。而历史学家进行这些活动的指导原则，是由一定的历史观来确定和提供的。因此，历史观对于从事“写的历史”的主体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对于党史的研究、认识、理解、书写来说，同样也是如此，需要在一定的历史观指导下形成具体的党史观，为党史的研究、认识、理解、书写确定指导原则。因此，形成正确党史观，对于党史研究和书写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绝非可有可无、可重可轻之事。

　　那么，如何才能形成正确党史观呢？正确党史观的形成是以正确历史观为理论根据和指导思想的；这个正确历史观，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其所以如此，就在于不论是从唯物史观的理论品格上看，还是从中国共产党与唯物史观的历史渊源上看，唯物史观都有理由作为正确党史观的理论根据和指导思想。

　　从唯物史观的理论品格上看，唯物史观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内容，把唯物主义由自然领域引入社会历史领域，由对自然世界的说明和探索拓展为对人类世界的说明和改造，发现了社会历史运动的真实基础和内在动因，揭示了社会历史运动的基本规律和总体走向，指明了共产党人从事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理想追求和奋斗目标，使社会主义由空想而成为科学。恩格斯把唯物史观的创立归功于马克思，认为“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强调自己正是“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名词来表达一种关于历史过程的观点”。可以说，时至今日还没有一种历史观能够超越唯物史观，对社会历史运动作出更为深刻、更为本质、更为全面的阐明。作为“本来的历史”的党史，是中国近百年社会历史运动的重要内容；作为“写的历史”的党史，只有遵循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才能对这些内容作出正确的研究、认识、理解、书写。因此，只有遵循唯物史观基本理论的党史观，才是正确党史观。

　　从中国共产党与唯物史观的历史渊源上看，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把唯物史观作为自己的思想旗帜。1920-1921年，蔡和森与毛泽东在往来于法中两国间的书信中探讨了中国共产党创建问题，其中就对党的哲学基础进行了认真思考，不仅认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显然为无产阶级的思想”，而且得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的重要结论。蔡和森自1926年开始，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中，率先开展了中国共产党历史研究，留下了《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党的机会主义史》《论陈独秀主义》等著述。在这些著述中，他以唯物史观作为理论根据和指导思想，从历史的总体走向上来把握中共党史中的事件、人物和思想，特别是对大革命前后党所面临的复杂局面、意见分歧和机会主义危机，作出了深入衡论和正确评价，由此得出结论说：“我们的党虽然犯了以上种种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然我党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功绩，是非常伟大而不可磨灭的。”他由此向全党强调了解党史和研究党史的重要性，认为：“同志们都是要做一个好党员，忠实的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所以第一必须明白自己的责任。但如何才能明白呢？那就必须亲切的深刻的知道党的历史了。”在蔡和森的这些著述和论断中，就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最初的正确党史观。以后党的90多年历史证明，蔡和森的中共党史研究，不仅具有现实的指导性，而且具有长久的科学性，是中共党史研究的开创性和奠基性工作。由此可见，必须以唯物史观作为理论根据和指导思想，才能形成正确党史观，才能研究好党史。我们今天讲“不忘初心”，应当包括不忘蔡和森所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最初的正确党史观。

　　正是这样，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根据和指导思想形成正确党史观，作为党史的研究、认识、理解、书写的指导原则，对于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史十分重要、甚为关键。习近平在论述中国共产党历史时、在领导《决议》起草时，对正确党史观作了反复强调。这就是《决议》所指出的：“全党要坚持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从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从而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践行初心使命，在新时代更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决议》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史进行总结，正是在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指导下进行的，因而成为依据唯物史观研究和书写党史的典范。

02、唯物史观与党史研究和书写的“实事求是”

　　《决议》运用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史，从历史之镜中显示党的来路与走向，判断其历史合理性，从根本上说，在于坚持“实事求是”态度，以“实事求是”态度作为这一总结工作的思想方法。

　　在社会历史运动研究中，坚持“实事求是”态度，将这一态度转化为研究的思想方法，是毛泽东所重视和强调的。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毛泽东告诫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共产党人不要割断历史，“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而要做到这些，懂得中国的前天、昨天和今天，懂得中国史和中国革命史，他认为必须要有“实事求是”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这就是说，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共产党人要懂得中国的前天、昨天和今天，要懂得中国史和中国革命史，不仅要看到历史中的“实事”，即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而且要通过对“实事”的研究从中发现和把握“实事”之“是”，即客观事物内部的规律性。只有发现和把握了“实事”之“是”，才能真正懂得中国的前天、昨天和今天，才能真正懂得中国史和中国革命史。毛泽东所倡导的“实事求是”态度，集中体现了唯物史观对社会历史运动研究的基本要求，这就是既要从历史客观性出发，又要从中发现和把握历史规律性。因此，“实事求是”态度作为思想方法，既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又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正如邓小平所说：“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

　　“实事求是”态度作为唯物史观对社会历史运动研究的基本要求，对于党史研究和书写来说当然极为重要。党史研究和书写中的“实事求是”态度，概括地说，就是在党史研究和书写中，既要坚持历史客观性，又要探寻历史规律性。坚持党史研究和书写的历史客观性，就是按照历史的实际来研究和书写党史；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用整个党的发展过程做我们研究的对象，进行客观的研究”，“我们要研究哪些是过去的成功和胜利，哪些是失败，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坚持党史研究和书写的历史规律性，就是从历史的实际中发现带有本质性、必然性、规律性的内容；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找出历史事件的实质”。在毛泽东看来，在党史研究和书写中，坚持历史客观性是坚持历史规律性的前提，对历史规律性的探寻正是通过尊重历史客观性来实现的；坚持历史规律性是坚持历史客观性的归结，只有揭示了历史规律性才能认识和把握历史客观性的实质。以“实事求是”态度研究和书写党史，不仅要重视党史上的“实事”，而且还要从“实事”中发现和把握党史中的“是”。毛泽东的这些话都是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讲话中说的，这清楚表明，“实事求是”态度是党史研究和书写必须遵循的思想方法。

　　在党史研究和书写中，为什么不仅要重视党史上的“实事”，而且还要从“实事”中发现和把握党史中的“是”呢？这就在于，作为“本来的历史”的党史，包含了过去漫长岁月中的各种情况，可谓现象万千、事件万千、头绪万千、变化万千，极为复杂纷繁，其间既有胜利也有失败，既有成就也有局限，既有凯歌行进也有道路曲折，既有共同奋斗也有意见分歧。对于这些历史的表象，仅从历史客观性出发，将其一一呈现出来，或进一步加以拼接，也能使人对于党史有所认识和了解；但这样写出来的党史，往往使人难以分清党史中的本质与现象、主流与支流、正道与歧路，甚至凸显失败、局限、道路曲折、意见分歧在党史中的地位，从而遮蔽了党在百年奋斗中真实的历史走向和伟大的历史业绩，导致了党史研究和书写中的历史虚无主义。这当然是难以研究好、书写好党史的。因此，在党史研究和书写中，不仅要重视党史上的“实事”，而且还要从“实事”中发现和把握党史中的“是”；不仅要坚持历史客观性，而且要力求从历史客观性中揭示历史规律性。唯有从历史客观性出发，发现和把握其中的历史规律性，才能透过复杂纷繁的历史表象，分清党史中的本质与现象、主流与支流、正道与歧路，昭显党在百年奋斗中真实的历史走向和伟大的历史业绩。

　　正是这样，习近平强调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史，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这个方法论的核心，就是强调以“实事求是”态度研究和书写党史，在研究和书写党史中既重视历史客观性、又重视历史规律性。对于《决议》的起草，习近平明确提出以“总结历史、把握规律、坚定信心、走向未来”作为总的要求，强调在《决议》中要“用具体历史的、客观全面的、联系发展的观点来看待党的历史”，要“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通过“深入研究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始终掌握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历史主动，增强锚定既定奋斗目标、意气风发走向未来的勇气和力量”。这就为《决议》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史，从中揭示中国共产党的来路与走向，昭显其历史合理性，确立了正确的思想导向。

　　这种“实事求是”态度在《决议》中鲜明地体现出来。《决议》中《序言》第一段说：“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二一年成立以来，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始终坚持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已经走过一百年光辉历程。”《序言》第二段说：“一百年来，党领导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创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党和人民百年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这两段话可谓《决议》的画龙点睛之笔，揭示和凸显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史的“实事”之“是”，使人们从《决议》的开篇就能清楚地看到党的百年历史的本质、主流与正道，就能清楚地看到党在百年奋斗中真实的历史走向和伟大的历史业绩。

　　我们今天讲“历史自信”，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的。所谓“历史自信”，并不是仅仅立足于历史表象，对党史中的各种情况都加以肯定和认同，而是从党史的历史客观事实中揭示其历史规律性，从党史的“实事”中揭示其“是”，使人们清楚地看到党的百年历史的本质、主流与正道，清楚地看到党在百年奋斗中真实的历史走向和伟大的历史业绩，从而坚信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旗帜、道路、初心、目标的正确性，坚信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后将取得第二个百年新征程的更加伟大的胜利。习近平指出：“历史认知是历史自信的重要基础。”而要获得关于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正确历史认知，只能以“实事求是”态度作为党史研究和书写的思想方法。

03、唯物史观与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史的过程考察和总体评价

　　《决议》运用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史，从历史之镜中显示党的来路与走向，判断其历史合理性，还在于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史进行过程考察、作出总体评价，以此作为这一总结工作的逻辑理路。

　　重视对自然世界运动和社会历史运动的过程进行具体考察，是毛泽东在《矛盾论》中阐发的重要思想。毛泽东在说明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关系时，强调矛盾的普遍性即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因而矛盾的特殊性更值得重视。这种对矛盾特殊性的重视，具体到物质运动形式上，就要求重视各种物质运动形式的不同质的发展过程。他指出：“不但要研究每一个大系统的物质运动形式的特殊的矛盾性及其所规定的本质，而且要研究每一个物质运动形式在其发展长途中的每一个过程的特殊的矛盾及其本质。一切运动形式的每一个实在的非臆造的发展过程内，都是不同质的。我们的研究工作必须着重这一点，而且必须从这一点开始。”具体到党史研究和书写中，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讲话中指出，把党史作为一个历史过程来考察，即不仅要“用整个党的发展过程做我们研究的对象，进行客观的研究”，而且要“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这就要求对党的历史状况从发展变化上加以分析，按时间先后顺序作出阶段性划分，并对党在各个历史阶段上的状况进行具体深入的分析，考察党在不同时期所面临的不同任务及实现情况。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20年的奋斗历程，毛泽东指出：“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我们党的历史，我觉得可以分为这样三个阶段：大革命时期是第一个阶段；内战时期是第二个阶段；抗日时期是第三个阶段。”在这三个阶段上，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任务、政治路线、统一战线、打击目标，因国内外历史环境的变化而各有具体的特点。毛泽东主张由此来把党的路线政策的发展搞清楚，由此来考察党在过去历史中的得失成败，选择党在未来的正确走向。

　　习近平同样注重把党史作为一个历史过程来考察，主张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史作出符合历史实际和历史规律的阶段性划分。早在2013年，距党的十八大召开不久，习近平在专门论述党史学习时，就以党成就的三件大事为中心把全部党史划分为三个大的历史时期，指出：“九十二年来，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了持续不断的伟大奋斗，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集中体现为完成和推进了三件大事：一是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二是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三是进行了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开创、坚持、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三件大事，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今日之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和国际竞争力空前提高，全党全国正在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目标奋力前进。”这就为如何对党史作出符合历史实际和历史规律的阶段性划分奠定了基本思路，确立了理解框架。

　　正是沿着这一思路，按照这一框架，《决议》进一步总结了包括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史，将党的百年历史划分为四个大的时期：第一个时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第二个时期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第三个时期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第四个时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些历史时期的划分，都是从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出发，通过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分析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任务及实现情况的考察来确定的。习近平对此作了明确的说明。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指出：“这一时期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根本社会条件。”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他指出：“这一时期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关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他指出：“这一时期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使人民摆脱贫困、尽快富裕起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他指出：“这一时期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继续前进。”这种对党史的阶段性划分，抓住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史的内在逻辑，清楚地阐明了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奋斗历程，从而使党的百年历史的本质、主流与正道更加清晰地凸显出来，使党在百年奋斗中真实的历史走向和伟大的历史业绩更加鲜明地展现出来。

　　与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史的阶段性划分相一致，《决议》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内在逻辑进行了深入考察，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贯穿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重要内容，在党的百年奋斗历史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历了三次大飞跃。第一次飞跃是毛泽东思想的创立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仅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指明了正确方向，而且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独创性理论。第二次飞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展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从新的实践和时代特征出发，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科学地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发展战略、政治保证、祖国统一、外交和国际战略、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等一系列基本问题。第三次飞跃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开创和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从新的实际出发，提出了一系列战略思想和创新理念，是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深化和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习近平在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史时，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于中国共产党的极端重要性，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们党的灵魂和旗帜”“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决议》所阐明的百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次大飞跃，更为具体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更为具体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于中国共产党的极端重要性，更为具体地说明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成功的思想源泉和精神动力之所在。这是《决议》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史进行过程考察最为深刻之处。

　　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讲话中，不仅提出要把党史作为一个历史过程来考察，而且还提出要对党史进行全面研究。他说：“我们研究党史，必须全面看，这样研究党史，才是科学的。”他所说的全面看党史，不是说要把党史上的所有情况都一一涉及，而是说要揭示和凸显党史中的“实事”之“是”，使人们清楚地看到党的历史的本质、主流与正道，清楚地看到党在过去奋斗中的真实的历史走向和伟大的历史业绩。

　　正是这样，习近平在领导《决议》起草时，强调要把《决议》的着力点放在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上。在《决议》中，不仅将党的百年奋斗历史划分为四个大的时期，进行了具体的过程考察，而且从更宏阔的视角对党的百年奋斗历史作出了总体评价。《决议》从党在四个历史时期的实践活动和理论创新中，提炼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意义和历史经验，由此来对党的百年历程作出总体性的结论。

　　关于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意义，《决议》归纳为五个方面，即党的百年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走在时代前列的中国共产党。这五个方面的意义，阐发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民、对中华民族、对马克思主义、对人类进步事业、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所作的历史性贡献。诚如习近平所说：“这五条概括，既立足中华大地，又放眼人类未来，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关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世界社会主义、人类社会发展的关系，贯通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

　　关于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决议》概括为十个方面，即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至上、坚持理论创新、坚持独立自主、坚持中国道路、坚持胸怀天下、坚持开拓创新、坚持敢于斗争、坚持统一战线、坚持自我革命。这十个方面的经验是党和人民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对中国共产党来说，这些经验都是具有根本性和长远指导意义的。诚如习近平所说：“这十条历史经验是系统完整、相互贯通的有机整体，揭示了党和人民事业不断成功的根本保证，揭示了党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力量源泉，揭示了党始终掌握历史主动的根本原因，揭示了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根本途径。”

　　列宁在论辩证法要素时，把分析和综合相结合作为辩证法要素之一，要求在认识活动和思维活动中重视“分析和综合的结合，——各个部分的分解和所有这些部分的总和、总计”。《决议》运用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进行历史过程考察、作出历史总体评价，这一逻辑理路实则体现了分析和综合相结合的辩证法，从而既梳理和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奋斗目标和伟大业绩，又从中揭示和凸显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史的“实事”之“是”，对党史作出了全面而深刻的总结。

04、唯物史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确立和凸显

　　《决议》运用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史，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史进行过程考察、作出总体评价，有其鲜明的落脚点和着重点，这就是阐明党在21世纪中国的历史使命和未来走向，确立和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决议》明确地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史划分为四个大的时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成为第四个历史时期。《决议》进而运用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和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作了专门阐发，把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所作历史总结的落脚点和着重点，放在中国共产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上。这就通过党史研究和书写，强调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要历史地位，使之得以确立和凸显。

　　《决议》首先从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出发，通过对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主要任务的分析，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成为党的第四个历史时期的根据进行了说明。《决议》指出，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因而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使人民摆脱贫困、尽快富裕起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这就开启了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主要内容和时代特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过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在这一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主要社会矛盾发生了变化，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党面临的主要任务也发生了变化，转变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这就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党的十八大以来进入了新时代。

　　《决议》进一步指出，尽管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取得了伟大成就，为新时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创造了有利条件，但党仍然面临更为复杂的矛盾、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这些矛盾和挑战有：“外部环境变化带来许多新的风险挑战，国内改革发展稳定面临不少长期没有解决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以及新出现的一些矛盾和问题，管党治党一度宽松软带来党内消极腐败现象蔓延、政治生态出现严重问题，党群干群关系受到损害，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受到削弱，党治国理政面临重大考验。”［7］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在新时代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发挥历史主动精神，来解决这些矛盾、战胜这些挑战，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这也就意味着，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要完成许多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不同的而更为艰难的任务。

　　通过对这些客观的现实的矛盾分析，《决议》强调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所出现的新变化、所开创的新局面。《决议》指出，正是面对这些复杂矛盾和严峻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战胜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对于这些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决议》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全面从严治党、经济建设、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政治建设、全面依法治国、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国防和军队建设、维护国家安全、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外交工作等13个方面，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逐一的总结。《决议》进而指出，正是这些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宣告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主体内涵和重要标帜。

　　对于这些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决议》没有笼而统之、大而化之加以表述，而是进行了具体的历史分析，说明中国共产党在这些领域中面临什么样的矛盾和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是如何发挥历史主动精神，来解决这些矛盾、战胜这些挑战，使党和国家出现新变化、开创新局面的。如关于全面从严治党，《决议》就指出，改革开放以后，“一度出现管党不力、治党不严问题，有些党员、干部政治信仰出现严重危机，一些地方和部门选人用人风气不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盛行，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较为普遍存在。特别是搞任人唯亲、排斥异己的有之，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的有之，搞匿名诬告、制造谣言的有之，搞收买人心、拉动选票的有之，搞封官许愿、弹冠相庆的有之，搞自行其是、阳奉阴违的有之，搞尾大不掉、妄议中央的也有之，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相互交织，贪腐程度触目惊心。这‘七个有之’问题严重影响党的形象和威信，严重损害党群干群关系，引起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强烈不满和义愤”。《决议》进而指出，面对这些矛盾和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来解决困扰党和人民的管党不力、治党不严问题，成为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一项极为重要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经过坚决斗争，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引领和政治保障作用充分发挥，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显著增强，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得到根本扭转，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消除了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从“七个有之”到“自我革命”，这是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上的一个根本性变化，从一个重要方面鲜明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与前一个历史时期不同的时代特点。

　　《决议》在阐发这些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的同时，十分注重从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高度凸显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思想创造，强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是这一思想创造的集中体现。《决议》指出，习近平在领导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奋斗中，对关系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深邃思考和科学判断，就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因而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创立者。《决议》进而指出，不论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看，还是从中国思想发展史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都有着划时代的重要意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

　　在此基础上，《决议》进一步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领导核心问题和指导思想问题，强调党和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共同奋斗中，已经在这两个重大问题上作出了历史性选择，给出了明确的答案。这就是《决议》所指出的：“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两个确立”的提出，是《决议》运用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史、确立和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所得出的重要结论。透过《决议》这一面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之镜，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个结论所具有的历史合理性和极端重要性。

　　《决议》的这些论述，从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出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置于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史中，对其在党史中的划时代地位进行了历史定位和深入阐发。这就清楚地阐明了继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成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第四个历史时期，是有其深刻而充分的客观根据的，不是仅凭人们的主观意愿来划分的。这样一来，《决议》就通过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总结，从历史之镜中显示出中国共产党的来路与走向，显示出中国共产党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合理性。

05、依据唯物史观研究和书写党史的致思路径

　　以上这些内容，对《决议》运用唯物史观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史的指导原则、思想方法、逻辑理路、落脚点和着重点进行了梳理和探讨，说明《决议》以正确党史观为指导原则，以“实事求是”态度为思想方法，以对党的百年奋斗历史进行过程考察、作出总体评价为逻辑理路，以确立和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为落脚点和着重点，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的来路与走向。从《决议》的这些特点中可以看出，依据唯物史观研究和书写党史的致思路径，在于把握好唯物史观的三个相关联要素。

　　第一个要素是历史客观性。唯物史观作为对社会历史运动的唯物主义说明，当然首先重视历史客观性，认为只有从客观的历史事实出发，才能对历史作出正确的研究和书写。因此，“以史为鉴”首先就是要求在“写的历史”中客观地反映“本来的历史”。对于党史研究和书写来说也同样是这样，必须首先坚持历史客观性；用前面所引毛泽东的话说，就是对党史“进行客观的研究”。

　　第二个要素是历史规律性。所谓历史规律性，就是社会历史运动中带有本质性、必然性的内容，这些内容规定了社会历史运动的内在本质和总体趋势。历史规律性是以历史客观性为前提和基础的，但又是历史客观性中最深刻的内容。要深刻地把握历史客观性，就要在把握历史客观性的基础上进一步把握历史规律性。对于党史研究和书写来说，尤其要注意把握历史规律性，从而透过复杂纷繁的历史表象，分清党史中的本质与现象、主流与支流、正道与歧路，昭显党在百年奋斗中真实的历史走向和伟大的历史业绩。因此，“以史为鉴”不应是简单的镜面式的反映历史表象，而是要从历史之镜中看清楚中国共产党的来路与走向，判断其历史合理性。这就要求在党史研究和书写中，尤其要有“实事求是”态度，从党史的“实事”出发发现和揭示其中的“是”。

　　第三个要素是历史主动性。所谓历史主动性，就是在承认和尊重历史客观性和历史规律性的前提下，发挥人的自觉能动性，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这就是习近平所说的：“历史发展有其规律，但人在其中不是完全消极被动的。只要把握住历史发展大势，抓住历史变革时机，奋发有为，锐意进取，人类社会就能更好前进。”在过去百年中，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充分发挥了历史主动精神，才带领中国各族人民赢得了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胜利，走出了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因此，在党史研究和书写中，“以史为鉴”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反映和阐扬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史中所凝聚和昭显的这种历史主动精神，以激励和启示今天的人们自信自强、继往开来。这就使得阐明历史主动性，成为党史研究和书写的应有之义。

　　《决议》之所以成为依据唯物史观研究和书写党史的典范，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作出了深刻的历史总结，正在于很好地把握了唯物史观的历史客观性、历史规律性和历史主动性三个要素，将它们有机地统一起来、紧密地结合起来，由此来通观和反思中国共产党的“古今”，从而使这一总结成功地成为历史之镜，映照出中国共产党的昨天、今天和明天，显示出中国共产党的来路与走向。

　　（作者简介：李维武，哲学博士，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