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周恩来与邓颖超》一书记载，《目前抗战形势及任务》曾发表于《游击队》第9期。1938年版和2014年版《周恩来与邓颖超》在收入这篇文献时，并未注明其发表的具体时间和场合。经笔者多方查证，《周恩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周恩来传（1898-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周恩来军事文选》（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等都未收录该文献。《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1918-1975）》（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中有零星相关记载，但报告大纲全文未见披露。

　　《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记载：1937年12月17日，周恩来“在西安各团体代表谈话会上作《目前抗战形势与坚持长期抗战的任务》的报告。提出坚持长期抗战的三个基本条件：巩固与扩大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国民政府基础上加强统一的国防政府；在现有的国民革命军基础上加强与扩大统一的国防军。强调动员和组织千百万群众来争取长期抗战的最后胜利。”将《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所载内容同白水编《周恩来与邓颖超》中的《目前抗战形势及任务》一文进行比对，笔者发现，《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所载的“提出坚持长期抗战的三个基本条件”与周恩来在《目前抗战形势及任务》一文中所提出的坚持长期抗战的任务，即“（一）巩固和扩大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二）在国民政府基础上，加强统一国防政府……（三）在现有的国民革命军基础上，加强与扩大统一的国防军……动员和组织千百万群众，争取长期抗战的最后胜利”，在内容纲目上几乎是一致的，题目也有相似之处。

　　此外，笔者在多番查询中了解到，周恩来的这篇演讲报告大纲曾以不同篇名在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多个刊物、著作中出现。除了本文重点介绍的1938年4月汉口一星书店出版的《周恩来与邓颖超》以篇名《目前抗战形势及任务》发表此文外，1937年12月，《群众周刊》第1卷第3期发表了《目前抗战形势与坚持长期抗战的任务》一文，副标题为“十二月十七日在西安各团体代表临时会上（到三百人）的报告大纲”；1938年2月，广州离骚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邓颖超最近言论集》以《目前抗战形势与坚持长期抗战的任务》为篇名收录了周恩来的这篇报告大纲，并附副标题“十二月十七日在西安各团体代表座谈会上的报告大纲”；同月，汉口群力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论抗战诸问题》也以《目前抗战形势与坚持长期抗战的任务》为篇名加以收录，副标题注明“十二月十七日在西安各团体代表谈话会上的报告”。以上四个版本的文章，除文章标题、论述序号略有不同外，其正文内容基本上是一致的。因此，笔者认为，《目前抗战形势及任务》应该就是周恩来1937年12月17日在出席西安各团体代表谈话会时所作报告的大纲。

　　《目前抗战形势及任务》虽然只是一份报告大纲，但从文本来看，其内容丰富、思想深刻。深入研析此文，有利于发掘新的研究史料，拓展周恩来思想生平研究和中国抗战史研究的视域。

　　《目前抗战形势及任务》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总结了全面抗战四个月的经验教训，第二部分论述了抗战危机与克服危机的出路，第三部分阐明了坚持长期抗战的任务。

　　（一）对全面抗战四个月的初步总结

　　我们党历来高度注重总结历史经验。周恩来在《目前抗战形势及任务》中，对七七事变后中国全面抗战四个月的经验教训作了初步总结。

　　第一，关于中国全面抗战四个月的收获。周恩来作了详实而又系统的阐述。

　　一是提高了中华民族自信心。周恩来在《目前抗战形势及任务》中指出，抗战四个月以来，中华民族“提高了民族自信心，粉碎了恐日病，冲破了鸦片战争以来一击即破的积弱传统”。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采取片面抗战路线和单纯抵御方针，战略上一直处于被动地位，战事节节败退。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主力在平型关伏击日军，歼敌1000余人，击毁汽车100余辆。平型关大捷是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国军队主动对日作战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极大振奋了全国军民的抗战信心。此后，在各种大小不同的战役中，中华儿女勠力同心，大减敌寇嚣张气焰。

　　二是开始建立“中国统一的政权”。1937年7月8日，中共中央发布《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号召“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7月13日，周恩来向蒋介石提交《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求得与国民党的精诚合作，巩固全国的和平统一，实行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但却被蒋介石搪塞搁置。此时的国民党政府仍旧不允许中共公开活动，“总想把共产党合法这一点抹杀掉”。之后在不断斡旋会谈中，蒋介石有所让步，要求陕北红军缩编为三个师，且改编后“各师须直隶行营，政治机关只管联络”。显然，蒋介石并未完全放弃借“合作”之机“容共”和“收编”红军的立场。直到同年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直接威胁到国民党政府的根本利益，再加之全国抗战呼声日益高涨，迫使国民党不得不考虑国共合作。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实际上承认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这宣告了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和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周恩来在该文中指出，国共合作意味着“国民政府开始建立中国统一的政权，并起了国防政府的作用”。

　　此外，周恩来还指出，全面抗战以来中华民族还收获了“由分崩离析的局面转变到全国统一一致对外的局面”；“中国政治制度开始民主化，民众运动与组织开始发展，开始了战争的动员”；“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获得了世界同情，……将由此基础培植出独立自由幸福的中华民主共和国”等等。周恩来的这些总结，提振了全国人民开展抗战斗争并取得胜利的信心。

　　第二，关于中国全面抗战初期的失利。周恩来在《目前抗战形势及任务》中指出：“军事上的失利，是不容讳言，但并不是抗战失败，而且弱国自卫战中可能遇到初期挫折。”在周恩来看来，中国全面抗战初期的军事失利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

　　首先，“日本强于中国，中国国防力量与技术条件大大落后于日本”。当时日本已具有半个世纪以上的现代化工业基础，拥有世界一流水准的军队及武器研发能力以及近乎“全民皆兵”的征兵制度和完整军队体制，使得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接连侵占北平、天津、太原等地。而反观此时的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尚未达到完全性全国统一，现代化工业零星分布于沿海商港，重武器装备依靠进口且质量低劣，部队将官缺乏战略和战术上的兵学修养，没有现代化的社会动员结构。中日两国工业、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差距，让中国军力与日军“决不仅三与一之比”，致使全面抗战初期中国在军事上接连失利。

　　其次，“日本有了长期准备，中国没有”。日本进行全面侵华战争蓄谋已久，1936年8月，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制定了《昭和十二年度的对华作战计划》，提出“陆军有必要作出大致的准备用兵计划”，若“决定在对华北作战时，除过去的两个集团军（5个师）外，根据情况再增加3个师，必要时还可能会在华北5个省进行作战”。日本学者藤原彰在其著作《日本近现代史》中也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一向企图扼杀中国革命并把中国全部领土置于自己统治之下。……自从1910年以来的一贯政策就是力求把中国化为殖民地”。可以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并非是一时偶然，而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策划下的产物。

　　最后，“日本取得了中国汉奸、托派、亲日分子的内应，而中国在初期没能取得日本国内的反战运动的响应”。七七事变后，时任日本外相的广田弘毅发表诱降演说：“友邦中国若能了解日本力求东亚和平之重要观点，则能免今日之惨痛。日本政府深愿于1938年开始新的和平，解决一切问题。”该演说的实质就是日本企图推行“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军事战略，妄想以所谓“和平”的方式吞灭中国。而中国国内汉奸、亲日分子妥协投降风气也日益盛行，损害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除上述原因以外，周恩来还认为，“军事战略战术的某些失误，及军队尚未能完全统一”，“军民尚未密切结合起来，群众的动员和组织十分不够”等，也是影响中国在全面抗战初期出现军事失利的重要因素。

　　第三，关于中国长期抗战的依靠力量。周恩来在该文中指出，“只有长期抗战才能决定整个抗战的最后胜负”，深刻阐述了决定中国长期抗战最后胜负的依靠力量。

　　其一，全中国抗日力量走向团结。周恩来认为，“政权开始统一，军队的开始统一，民运的开始发展，使全中国力量走向团结，这是保障抗战胜利的基本条件”。1938年7月，第一届国民参政会成立。在国共两党的合作推进下，中国民众空前团结，工人、农民、青年、妇女等纷纷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当中。

　　其二，日军侵略行为具有脆弱性。周恩来指出了日军侵略中国的弱点主要在于五个方面：财政困难；军事工业原料缺乏；国内矛盾增长；后方不巩固；战线延长兵力分散不够使用。日本人口较少，国内资源贫瘠，在长期的对华侵略战争中财政经济困难逐渐体现，这也是日军不能速胜的重要原因。

　　其三，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同情日益增长。周恩来提出了几个国际发展的条件，主要包括：国际同情中国运动的发展；英美虽尚不能一致，但反对日本的倾向是增长着的；德意虽援助日本但也有矛盾的；法苏对中国的同情与援助是增长着的。因此，只有充分利用国际发展的条件，才能取得抗战的最终胜利。

　　基于上述分析，周恩来认为，中国坚持长期抗战的条件是“增长着，向前发展着”，只有坚持长期抗战，才能使有利条件不断增长，而国内条件的发展，则是取得长期抗战最后胜利的关键力量。周恩来对抗战局势的思考，蕴含了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思想。

　　（二）对抗战危机的分析与出路思考

　　周恩来科学分析了当时中国全面抗战局势，指出中国“抗战的危机不在部分的军事失利，与领土丧失”，而在于抗日阵线内部的动摇和各种投降主义、妥协主义的抬头。对此，他提出要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长期抗战。

　　第一，关于当时抗战的危机。周恩来认为，造成抗战危机的根源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汉奸亲日派的活跃”。全面抗战爆发后，日本不断向国民党政府施加压力，提出“假如现在讲和，日本的条件将是‘公平合理’的”，“假若战争长期拖下去，这种态度就可能会改变”。在此背景下，一批国民党内部的亲日分子乘机危言耸听，散播中国抗日“前途黯淡已极”的谣言，甚至向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提出质疑，“蒋先生竟拒绝考虑，不知其如此干下去，究有何种期待也”。一时间，妥协投降的风气甚嚣尘上，严重影响中国军民抗战士气。二是“抗日阵线内部的动摇”。八一三上海淞沪会战后，全国统一抗日局面虽已形成，但蒋介石并没有放弃同日本“议和”的想法，“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芦事的解决”。对此，周恩来深刻指出，“内部不团结，严重过外来的祸患，汉奸敌探托派更可来挑拨利用，推波助澜以破坏抗日统一战线”，“多难可以兴邦，内乱必致亡国，我们要沉痛的认识历史的教训——敌人所愿，非我所愿”，严肃批判了国民党内部涌现出的“妥协投降”论调。

　　第二，关于克服危机的出路。面对统一战线内部的动摇和各种投降主义、妥协主义的抬头，周恩来极力号召，要“和平统一团结御侮——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长期抗战才是克服危机的出路”。

　　（三）对如何坚持长期抗战的阐述

　　关于如何坚持长期抗战，周恩来也在该报告中作了全面而深入的阐述。

　　第一，巩固和扩大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周恩来指出，“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一切为着抗日统一战线，一切经过抗日统一战线”，反对任何形式的妥协、求和、调停。周恩来认为，我们可以“承认国民党在中国政府及军队中的领导权力”，但是，“国共两党应确定共同负责，共同磋商，互相帮助，互相发展，不是争夺领导权”。此外，周恩来还强调，“承认孙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为救中国的基本方针，而以民族解放为中心做起，直达到建设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到巩固和发展，全国抗战步入新高潮。

　　第二，加强建设“统一国防政府”。周恩来提出，要加强统一国防政府建设。“统一国防政府是建立在统一民众基础之上的——民主自由是以抗日为中心的民主自由而不是与抗日对立的”。他还强调，要大力发展民众武装力量，认为“民众武装是从努力抗日中武装起来的，更不是对立的”。1938年2月10日，蒋介石约周恩来谈话。蒋介石表示，希望各党派能够“熔成一体”，“两党存在，总免不了冲突和竞争”，“共产党可加入国民党成为一个派别，取消共产党的组织”。周恩来对此表示坚决反对，明确指出，“党不能取消，国共两党都不可能取消，只有从联合中找出路”。这充分表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周恩来既坚持了中国共产党的独立自主原则，又体现出了在具体斗争中的灵活性。

　　第三，加强以国民革命军为基础的统一国防军建设。周恩来指出，要“在现有的国民革命军基础上，加强与扩大统一的国防军——巩固与扩大现有军队是第一位工作”，但是必须“打破地方观念与割据思想，尊重抗日军人与抗日军队；统一指挥，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补给，统一作战计划”。这就要求建立军队政治工作，“加紧教育干部——一切努力应为着补充部队扩大部队，建立军事工业”。

　　第四，动员组织千百万群众，争取长期抗战的最后胜利。周恩来指出，要“动员和组织千百万群众，争取长期抗战的最后胜利——在统一的民运基础上深入到群众中去”。他强调，坚持统一战线的三个重要条件是“公开联合，共同纲领，共同负责”，国共两党要立足民族大义，真正做到“互相帮助，互相发展，反对对立，反对倾轧”。此外，周恩来还指出，“一切群众工作要以动员为中心”，“要坚决肃清汉奸敌探托派以巩固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以加强统一的中央政府，以扩大统一的国民革命军……争取中华民族的最后解放”。周恩来的这些论述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定决心以及依靠群众、动员和组织群众夺取抗日战争全面胜利的必胜信念。

　　《目前抗战形势及任务》作为周恩来在全面抗战初期阐发和宣传“长期抗战”思想的一篇重要历史文献，充分体现出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的智慧与能力，丰富了全面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对“长期抗战”基本问题的认识，是深化周恩来思想生平研究和中国抗战史研究的珍贵史料。

　　这篇文献为推进周恩来思想生平研究特别是周恩来军事思想研究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历史参考资料。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人中较早预见抗日战争是长期战、持久战的领导人之一。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后不久，周恩来在《对日作战刍议》中就谈到，全民族抗战要进行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动员，其中经济动员“要支持长期的对日抗战”。同年8月4日，他和朱德在致毛泽东、洛甫的复电中提到，抗日战争要“估计到持久战的需耗”，“谨慎使用，不打硬仗”。同月22日至24日，周恩来在洛川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又指出，“对形势要有持久战的估计”。11月2日，周恩来应邀参加阎锡山在太原召开的军事会议，明确提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在战略上不应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并力催阎锡山迅速布置山西全省持久战局。11月16日，周恩来在山西临汾群众大会上发表《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的演讲，认为“华北抗战能持久，日寇就无法实现其全部阴谋”。12月，周恩来在抗日军政大学作了题为《目前抗战形势和坚持长期抗战的军事方针》的报告，表示“欲在困难中前进，必须坚持长期抗战的方针，才能克服一切困难，争取最后胜利”。这些论述充分表明，周恩来在战争实践中对长期抗战的认识随着战争局势的演变而日益深化。也正是基于上述思想认识成果，周恩来在《目前抗战形势及任务》一文中，立足全国抗战形势，进一步阐发“长期抗战”思想，并审时度势地明确提出了坚持长期抗战的任务和出路。

　　这篇文献为深化中国抗战史研究提供了更多的视角。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周恩来站在斗争的最前沿，密切关注中国战场乃至世界局势的风云变幻，与毛泽东等党内领导人一起根据战争变化制定出与各个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抗战路线、战略战术与作战原则，丰富和升华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军事理论，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周恩来在《目前抗战形势及任务》一文中立足抗战大局、民族大义，对全面抗战初期中国抗战失利原因进行分析，对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危机与出路作出思考，从统一战线角度去论述长期抗战，提出要“和平统一团结御侮，巩固和扩大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加强统一国防政府建设，以争取抗战最后胜利，这些认识都为进一步拓宽中国抗战史研究视角提供了重要资源。

　　（作者：李良明，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吴清华，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党的文献》202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