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建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以最高理想的价值追求、最具特色的实践行动和最为显著的文明贡献，在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上取得前所未有的显著成就，逐渐探索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为加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开辟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一、马克思主义视域下政党领导与国家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逻辑关系
当今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国的政党已经是现代政治经济生活的核心力量，对于以国家为主导的中国现代化发展来说，中国共产党强大且不断提高的执政能力，是现代化取得巨大成就的最关键政治因素。但是西方政治学及经济学长期忽视或回避政党与国家现代化的关系，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政党及政治经济学理论指导下，才能够拨云见日，从中深刻揭示现代政党领导与国家现代化发展内在逻辑。
（一）政党在国家现代化发展中的作用长期被西方国家理论遮盖
20世纪70、80年代，随着亚洲四小龙经济体的成功发展，许多学者普遍承认这是国家积极参与的结果，埃文斯和夏克普等把东亚地区的成功发展总结为有效的官僚规则的发展型国家。但实际上这几个国家或地区中最为关键的政治因素是它的执政党，如日本自民党、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等现代政党的领导作用。在这些国家和地区，执政党是一个把控全局的角色，不是像欧美实现现代化国家的政府，仅仅是市场的配角，扮演补台的角色。造成这种理论结论的主要原因在于西方学者以西方政治学和经济学为思想基础和理论依据，把代议制选举、政党轮替、自由市场经济等看成是现代化发展的内在原因或现代化道路主要特征，在这样的分析范式中，政党成为现代化的外生力量，无法起到对现代化的推动乃至领导作用。实际上，在以资本逻辑为中心的西方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体系中，西方政党政治是基于利益诉求差异基础上集团竞争制度化的结果，西方政党制度，尽管已经成为西方社会构建现代国家的重要制度核心，但它代表了特定利益集团的利益，各个政党只是在既定政治框架下作为政治博弈的一方行动力量而已。
（二）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揭示了政党与国家现代化的本质和作用
政党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政治历史现象。政党是有阶级性，西方资产阶级政党一般都不承认自己的阶级性，认为政党是资产阶级政治中“表达民意的组织”，是“全民的党”，是“超阶级的组织”。马克思主义则毫不含糊地指出，政党是阶级的组织，是阶级斗争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一定阶级的利益代表。“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的领导阶级，把自身组织成为民族。”[1]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2]。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等著作中阐述逐渐形成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学说，指出“在通常情况下，在多数场合，至少在现代的文明国家内，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3]，“党是阶级的先进觉悟阶层，是阶级的先锋队”[4]。马克思恩格斯与列宁的这些无产阶级政党学说，为以苏联为代表的各国社会主义政党，建立政党领导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提供了基本的思想源泉和理论遵循。
（三）后发国家普遍规律性现象，现代政党领导是国家能否推进现代化的政治前提和保证
英国、美国等西方国家是先有现代国家，后有政党制度，政党制度是在议会运行过程中逐渐产生的。中国等二战后独立的民族国家则是先有政党制度建立发展，后有现代国家的形成，进而推动现代化发展。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欧美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实现了以产业革命为标志的早发“内源性”经济现代化，这些国家占据了工业革命、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等现代化发展的领先优势和条件，不存在寻求领土完整和民族独立的外部压力，现代国家和政党制度构建源于内部经济发展的推动，民权合法性和民族主权性基本同步，均衡发展。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和先发国家对外侵略与扩张，导致世界范围内生产力的发展及其与生产关系深刻的矛盾运动，推动了以工人阶级和其他劳苦大众为新的文明载体的现代化因素和现代化诉求的不断成长，逐渐形成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中心世界体系。中心—边缘世界体系中的存在，使发达国家能够凭借强大的金融、政治和军事实力，向世界分工体系的外围国家转嫁矛盾、输出危机，成为发达国家摆脱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危机的常态化手段和途径。第三世界落后国家的现代化运动，最初都表现为反边缘化的运动，一般说来，最初都通过现代民族独立运动或民族解放运动的政治形式表现出来，以求首先从政治上改变国家的屈辱地位。“国家的作用首先表现在它作为民族国家主权的体现者，在唤醒民族自觉、促进和维护国家统一与政治稳定方面所起的关键作用上，而这正是现代经济增长所必需的一个前提条件。”[5]
现代化尽管是各国和地区发展的共同趋势，但现代化的模式却千差万别，只有找到适合本国国情、有利于本国发展的道路，才能在现代化过程中取得瞩目的成功。苏联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印度等其他亚非拉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都属于典型“后发外源型”道路，这些国家大多被动卷入现代化进程，能否建立超越西方政治的现代政党，成为能否应对内忧外患，实现国家独立、主权完整和推进现代化转型的政治前提。近代以来中国的辛亥革命与同时发生的其他（国家和地区）革命与反抗运动中都成为各地时代的主旋律。“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都是按照列宁的模式把自己组织起来的；在一个处于过渡阶段、没有一个有效的中央政府而实际上是在地方军阀控制之下的国家，这样做是可以理解的”[6]，所有这些革命与反抗运动都不是传统的造反，而是为追求现代化而迈出的第一步。[7]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探索形成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历史文化基因是中华文明的绵延不断，物质基础是现代化经济和技术的生成扩张。
（一）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走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历史必然性
中国近代社会大转变是由众多内外因素交织而成的极其复杂的大过程，其轨迹是“衰败化—半边缘化—革命化—现代化”的“四重奏”，“通过长期的革命化的重组过程，缓慢地走向工业化—现代化的道路”[8]。在早期现代化中，新经济因素的成长是缓慢的，后发的外源型现代化不能等待这样漫长的自发性变革，这种“早发内源型”和“后发外源型”的现代化发展差异，决定了后发国家国家现代化进程独特的依赖路径，现代新型政党开始担负起从建国到强国的发展责任。因此，在中国这片古老土地上构建现代化国家，任何一个政党必须完成以下基本任务：“一是将政党打造成强有力的领导集体，使‘政党’取代‘民族’成为现代国家构建的核心主体；二是构建统一的制度框架，为现代国家发展提供依托平台。”[9]
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初就明确了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原则，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探索多党合作的政党制度，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又将这一政党制度不断完善，形成独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和现代国家构建模式，在大浪淘沙的近代革命斗争和艰难的国家现代化推进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历史性地成了这一运动的领导。“中国外部嵌入的现代化导致推进现代化社会力量的缺失，于是中国开辟了以党为核心的现代化发展和现代国家建设历程，中国共产党凭借其卓越的代表性、整合力和成熟度，成了‘党建建国’历程的主体。”[10] 中国共产党通过整合社会、提供领导，真正成为支撑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的根本力量。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取得政治革命的成功，消灭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障碍，这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过程。
（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历经艰辛探索逐渐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并初步形成理论体系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1] 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是 “串联式”的历史进程，中国的现代化则是在外部力量的冲击下的赶超式发展。中国现代化探索起自于鸦片战争后国破家亡的历史被动局面，既无中国古人经验和近代前人积累，更被国际强权和霸道势力压迫和控制，缺乏走已有国家现代化道路的机会、条件和空间。中国现代化发展必须从自身的历史前提出发，立足中国人口最多、农业封建社会最长、自然地理差距巨大的客观实际，吸收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之长、准确把握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和本质要求、辨析借鉴已有各国现代化文明成果，在遵循一般规律的基础上和可能性上，大胆探索斗争、勇于革命创新，寻求开创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现代化逐渐打破了西方现代化道路被神话的迷思，突破了前苏东地区现代化模式的窠臼，超越了许多后发型发展中国家的沉疴旧路，面对现代化事业螺旋式上升的曲折挑战和风险考验，充分发挥勇于自我革命的先进政治品格，依靠中国共产党的强大凝聚力，逐渐开创出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道路，推动着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从无到有、现代化建设从小到大、现代化经验从少到多，实现现代化成就全面进步。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实现中国现代化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推进了一系列变革性实践、实现了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消除了绝对贫困这个世界难题、世纪挑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
中国共产党领导现代化事业最鲜明特征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机切合的统一融洽，具体表现为“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目标，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价值取向，以马克思主义政党为核心领导力量，以社会主义政党政治发展有力推进经济社会历史性进步为实践形态”[12]。当代中国，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一个功能完备的现代新型政党，形成一套完整地支撑现代国家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这些共同构成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陈锦华在《中国模式与中国制度》一书中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作用是，特别是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崇高理想、雄才大略和为国为民的济世精神，国家机器的有效运转，即民主又集中的领导体制和运作机制，可以最为广泛地调动、组织和协调各种资源，全力以赴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个领导核心在全民中享有崇高声望，成为中国模式和中国制度在各个领域推进的核心力量。[13]
中国式现代化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军事、自然和国际国内各方面全领域的风霜大考，依靠亿万民众艰辛付出，吸收国内外现代化经验教训，历经百年岁月探索总结，形成了科学可行的实践道路、渐趋完整的思想体系，这个思想体系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和实践反复碰撞、深度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发展规律的现代中国版本。在这条道路上，成功建立了崭新的社会主义中国、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党的二十大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重大成果。中国式现代化是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重大成果。”[14]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包含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等核心内容。其中，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有五个方面，即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内涵有九个方面的本质要求，即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牢牢把握的五个重大原则，即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坚持发扬斗争精神。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初步形成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可以说系统回答了中国式现代化“是什么”“干什么”“怎样干”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使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更加清晰、科学、可感可知。
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是人类文明发展大道上的硕果，它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既解决中国问题，又蕴含着解决人类问题的共同普遍价值。马克思主义创立时就提出，人类社会最终将从各民族的历史走向世界历史。事实上，任何一种文明都是长期变迁与演化的产物，拥有着各自的内在合理性和持续性。中国的现代化既要借鉴各国、各民族现代化的一般性规律，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全面现代化奠定物质技术的强大基础，同时又要汲取现代化先行国家的深刻历史教训，如不同阶级或阶层收入财产两极分化产生的一系列社会矛盾及严重冲突、过度追求物质享受导致的精神文化困乏和自然生态灾难、通过强权和暴力等非正义手段掠夺剥削普遍民众和落后国家等，不走损人利己、充满血腥罪恶的老路和旧途，坚持走形成中的中国式现代化新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国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为步履蹒跚的发展中国家提供发展的新选择；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义利兼济、合作共赢代替旧国际秩序的从属和压制、殖民掠夺与侵略扩张；用人类命运共同体开辟各国携手合作的绿色新通道。这条道路破解了西方单向度的“现代性困境”，它说明发展中国家通往现代化并非只有一条道路而是多条道路，不是西方模式主宰的单一线性史观。这条道路说明社会主义从来都是在开拓创新中前进的，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实践性、民族性原则，坚持“走自己的路”，寻找适合本国国情的模式和道路才是不变的法则和永恒真理。
当今时代仍然处于马克思主义指明的历史时代，21世纪马克思主义必须把作为19世纪社会理想的共产主义和作为20世纪社会运动的社会主义统一起来，接续完成马克思主义在新世纪的崇高使命。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重大成果，能够有力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振兴共产主义的中流砥柱，促进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历史演变及其较量发生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重大转变，让世界人民看到了经由社会主义进入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曙光，为21世纪科学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直接的物质、制度和精神理论支持，给世界社会主义力量以极大的鼓舞和信心。
三、坚持党的领导，在新发展阶段高质量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理论、历史和现实已经充分证明，中国式现代化是一条行得通、走得稳符合中国实际的道路，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条现代化道路，已经为中国现代化事业奠定和提供了政治前提、社会基础、物质保障和制度保证，现在中国已经进入新发展阶段，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更需要坚持这条正确的发展道路。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习近平强调指出：“党的领导直接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方向、前途命运、最终成败。”[15] 在新发展阶段，更需要牢牢坚持党的领导，才能够带领全国人民激发动力、凝聚力量、行稳致远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事业。
（一）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保证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性质，防止偏离航向、丧失灵魂、犯颠覆性错误
“在世界所有文明中，中华文明是唯一自远古至今日未曾中断的一个文明，政治统一是它的保障。”[16] 文明复兴的工具是现代化，“挑战与应战是文明生存的机制，决定着文明的消失与延续”（汤因比）。党的二十大提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信仰信念、政策主张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而不是别的什么现代化。当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处于强势地位，我国只有坚持社会主义的主体性和主导性，才能在对外开放中更好地吸取和借鉴西方国家优秀可用的文明成果。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有效的国家组织形式，“能够巩固传统社会过渡过程中的前提条件，发动起飞，把一个社会推向技术成熟”[17]。坚持社会主义的主体性，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大制度优势，是能够从民族、国家和人民的整体、长远和全局利益出发，遵循现代化社会化大生产的规律，最大程度推动社会全面发展进步。同时，“政党不仅具有代表功能，更重要的是具有治理功能，可以实现利益表达和利益聚合，主导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政党在国家治理中居于中心地位，发挥核心作用，整个国家治理体系以政党为中轴而构建，整个国家治理过程由政党主导而展开。当代政治研究表明，政党是现代政治中最重要的主体，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均由政党主导进行国家治理”[18]。
中国式现代化历经百年来我国政治经济社会大变迁、制度大变革和世界大变局，快速发展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模式，它的制度功能和承载力历经风雨考验，释放出光彩夺目的成效。但是中国现代化又具后发赶超的外生性和迭代加速的成长性，现代化水平整体仍然不高，现代化的各个领域都存在短板弱项，历史遗留问题和发展的新问题交织缠绕，存在体制机制的不顺畅、体系配套的不完整、现代化治理能力不够强和功效不充足的内在问题，这些都是我国中国式现代化在国内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另外，从外部环境看，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和规则也出现新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黑天鹅、灰犀牛等难预料的风险挑战进入高发和多发期。中国迫切需要战略、策略和举措的适应性改变和调整，以克服发展中的困难、破解改革中的难题，应对化解各类潜伏潜在风险挑战，防范和防止中国式现代化偏离航向、丧失灵魂、犯颠覆性错误。在新发展阶段，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一个系统工程，必然需要在中国共产党集中统一领导下，统筹兼顾、系统谋划、整体推进，以最大的历史热情、最积极的主动精神、最严密的应对措施，处理好顶层设计和实践探索、战略与策略、守正与创新、效率与公平、活力与秩序、自立自强与对外开放等一系列重大关系。[19] 这六个方面关系是当前我国全面现代化进程中最重要、最根本的重大原则关系，六个方面的关系有矛盾，但更是辩证统一的，不同时期和条件时，矛盾的主要方面也会发生转变，需要日益成熟的中国共产党因时因地相机处理。
（二）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确保中国式现代化锚定奋斗目标行稳致远，激发强劲动力，凝聚磅礴力量，一代又一代地接力前行
当今，无论各国实行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在国家管理和运行中，政党已经成为政治和治理活动的中心，一个没有政党国家或者政党领导无力，也就没有产生持久变革和化解变革所带来冲击的制度化手段，其推行政治、经济、社会现代化方面也就受到极大限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党和政府“是战略家，有发展意识，战略规划的目标是和谐，即平衡各方力量使之有利于强化国家政权”[20]。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级党委和政府对经济社会发展方向做出前瞻性的谋划，制订出未来的战略规划，自上而下强有力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沿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坚定不移地前行。
世界各国现代化发展史表明，无论国家大小，经济和社会全面现代化都经历了从低效、粗放的低水平发展到效率、效益和动力提升的高水平发展的演变，并最终实现这种质变，实现国家现代化发展的战略目标，保障国民能够过上高质量的美好生活。中国式现代化有着自己独特的道路，也遵循这一共同规律。党的二十大对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做出了两步走的战略安排，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推动全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首要任务是高质量发展。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没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是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尤其是现代化产业体系，这是生产力水平高低的最鲜明和最重要标志，是新一轮全球竞争的主战场。从七十多年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进程来看，我国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工业制造业，已经在不断完善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基础上，迭代式突破到工业4.0前沿时代。但是由于当前许多具体生产关系，如劳资、产权、金融、财税和企业治理等领域制度主要适应于传统产业、产品、技术和管理为主的现代化前期发展阶段特点要求，进入新发展阶段后，许多原有体制功能和机制模式已经不适应、难以满足、甚至落后于各类新型商业模式和现代新兴产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现代化生产力的发展需要进一步变革生产关系，改革完善体制机制。实际上，我国现代化进程就是改革开放的过程，是通过生产关系变革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递增进步过程。我国每一轮改革过程是在党的统一领导下，通过顶层设计、渐进方式、上下结合、有重点有步骤地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变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实现制度性突破，使生产关系适应新的生产力要求，在越来越大范围、越来越深层次上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我国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国民经济持续增长。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也是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未来10—15年，依然是中国现代化的战略机遇期，存在较多机会窗口和发展红利，其中最关键的是在党的领导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指导，抓住战略机遇、防范化解风险挑战，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重大突破，系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奠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强大的经济技术物质基础。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时代党的领导与推动共同富裕的路径和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2STA04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教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理论视野》202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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