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调查研究、勤于调查研究，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经验。回顾党的百年历史，调查研究一直起到推动党了解国情、促进党科学决策、优化党的作风等功能，是否重视调查研究直接关系到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的兴衰成败。梳理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的探索历程并总结有益启示，对于继承和发扬党的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准确把握调查研究的内在要求，以及对于新征程上开展好党的调查研究工作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调查研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逐步推进
毛泽东是我们党身体力行、率先垂范、深入开展调查研究的光辉典范。在20世纪初，毛泽东还在长沙第一师范学院学习时就认识到调查研究的重要性。1917年，他和同学肖子升离开学校，用1个多月的时间到长沙、宁乡、益阳、安化和沅江5县进行游学考察。党成立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始终注重调查研究，以调查研究深化对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规律的认识。
第一，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进行了调查研究的初步实践。党成立之后，为了了解工农疾苦，倾听群众心声，也为了积极宣传党的思想理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积极深入工农之间开展调查研究。1921年秋冬到1922年9月初，毛泽东先后三次到安源调查，并和刘少奇、李立三等一起领导安源路矿工人运动。1923年6月1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通告第三十三号（以下简称《通告》）明确提出调查农民状况的要求。《通告》指出：“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最注重的是事实，所以我们非做一番切实调查的工夫不可。”[1](P191)1925年初，毛泽东因病回韶山休养，这期间他广泛深入群众，对韶山地区农村的政治、经济状况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写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该文奠定了毛泽东阶级分析的理论基础，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发端的重要标志。1927年，为了弄清各地蓬勃兴起的农民运动究竟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毛泽东考察了湘乡、湘潭、衡山、醴陵、长沙5县的农民运动情况，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报告热情讴歌了农民的革命斗争，激烈抨击了对农民运动的诬蔑和攻击，以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教育了对农民运动有错误成见的同志。《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提出的一系列重要的群众观点，也为党的群众路线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这一时期其他中国共产党人也对调查研究进行了积极的探索。1922年6月，彭湃回到家乡海丰县赤山约，成立了海丰总农会领导农民革命斗争。1923年1月海丰总农会发布的《海丰总农会临时简章》《约农会简章》特别对调查研究机构进行了规定。《海丰总农会临时简章》明确规定农会成立调查部。《约农会简章》规定设立“调查员若干人，专任调查本约内农民生活状况及一切与本会相关事务”。[2](P21)1923年7月，由彭湃起草的《广东农会章程》再次明确成立调查部的要求，并规定了调查部的职责是“调查农村户口、耕地、收获及其他农村状况”。[2](P40)彭湃本人也积极深入群众开展调查研究，撰写了《海丰农民运动报告》。彭湃在这篇报告中分析了海丰社会的阶级状况，揭露了地主压迫农民的真相，从理论上阐明了农民运动必然发生和发展的根源。
这一时期党成立不久，但已着手通过调查研究认识中国阶级状况以及工人和农民的生活情况，对中国国情形成了一定的认知。尽管这一时期党还比较“年轻”，调查研究工作还没有引起全党的重视，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探索实践已经引起党内的关注，并为之后党推进调查研究工作奠定重要基础。
第二，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中不断深化调查研究实践。大革命失败后，党先后发动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一系列武装起义，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在这一过程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深化对调查研究的思考和探索。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以后，针对人们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毛泽东对井冈山宁冈、永新等地自然条件、经济、政治等进行了详细调查，并写下了《宁冈调查》（1927年）和《永新调查》（1928年），在此基础上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
1930年5月，红四军攻克寻乌县城，并在这里停留了1个月的时间，分散到寻乌及附近各县发动群众。毛泽东利用这个机会，在中共寻乌县委书记古柏的协助下，接连开了十多天座谈会，在此基础上写了《寻乌调查》。《寻乌调查》不仅调查了农村，还调查了城镇，尤其调查了城镇的商业和手工业状况。毛泽东在进行寻乌调查时，还撰写了《反对本本主义》（原题为《调查工作》）一文。《反对本本主义》明确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3](P109)的重要命题。1930年10月，他又到兴国进行土地革命情况的调查，写成了著名的《兴国调查》。之后，1933年11月，毛泽东又分别写下了《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2篇调查报告。通过这些实际调查，毛泽东进一步了解了根据地的农村社会和农民生活情况，及时发现和纠正了村乡两级苏维埃在分配土地过程中出现的错误和偏差，明确提出了解决富农问题的正确办法。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由于革命理论准备不足、经验缺乏等原因，党还不能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有效结合，尤其是随着党内“左”倾思想的发展，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逐步偏离了正确轨道，党的调查研究工作没有能够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形成良性互动。但这一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调查研究进行了多方面的思考和探索，深化了对中国国情的认识，明确了在中国革命中依靠谁、团结谁、孤立谁、打倒谁的问题，党开始找到了中国革命的道路。
第三，遵义会议之后党的调查研究多方面推进。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党的政治路线回归到正确的轨道。与此同时，这一时期调查研究工作受到全党的重视，得以在更高层次、更广范围内推进，调查研究在党内蔚然成风。
针对一段时期党内存在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1939年10月，毛泽东在《研究沦陷区》中明确指出：“‘瞎子摸鱼’，闭起眼睛瞎说一顿，这种作风，是应该废弃的了。”[4](P248)1941年是抗日战争中敌后战场最困难时期，针对当时党内不少同志“还保存着一种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作风”，“为了帮助同志们找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5](P789)毛泽东在繁忙的工作中将1930年至1933年期间所形成的农村调查报告汇集成《农村调查》一书，并于1941年3月写了《〈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明确指出：“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5](P789)
为了克服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等不良作风，解决全党如何掌握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课题，这一时期党开展了大规模的整风运动，即延安整风运动。1941年5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指出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的表现，即“根据‘想当然’，就在那里发号施令”。[5](P797-798)1942年毛泽东又相继作了《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毛泽东认为无论是教条主义还是经验主义，都是主观主义的表现，主观主义是“左”倾冒险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的认识论根源，要克服主观主义，调查研究是根本方法。
1941年8月1日，中共中央同时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这两份文件都对党的调查研究机关的设置进行了规定，其中《中共中央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具体规定了调查研究机关的组成部门、职责等。之后，为深入了解并掌握调查研究工作的开展情况，督促调查研究工作更好地实施，1942年3月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专门发布了《关于检查调查研究决定执行程度的通知》。在实践中，这一时期党中央及各部委办、群众团体，纷纷成立了各种调查团，仅在陕甘宁边区，就有以高岗任团长的中共中央西北局调查研究室考察团和以张闻天为团长的延安农村调查团，此外还有中央青委考察团、中央妇委妇女生活调查团等。1942年1月26日，张闻天带领调查组成员从延安出发，首先由神府县贺家川开始，4月至8月在山西兴县，9月至11月在米脂县杨家沟，12月至次年2月在绥德，到3月初返回延安，前后持续了一年零两个月的时间。回到延安后，张闻天集中精力总结这次陕北、晋西北调查的情况，撰写了《出发归来记》。
总之，这一时期在吸取“左”和右的经验教训之后，中国共产党人更加注重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党的调查研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取得显著的进展。一是在理论上，毛泽东不仅对调查研究的重要性进行了一系列的论述，还发表了《实践论》《矛盾论》等哲学著作，阐明了实践在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确立了调查研究方法在认识论中的功能，标志着党的调查研究理论的成熟。二是调查研究工作制度化显著推进。如这一时期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关于检查调查研究决定执行程度的通知》等。三是成立了以中央调查研究局为代表的调查研究机构，为调查研究工作的开展提供有效的组织保障。四是将调查研究工作与优化党的作风，加强党性教育结合起来，在党内营造了开展调查研究工作的良好氛围，为创新党的理论、制定科学决策，取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有力支撑。
二、调查研究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赓续与曲折实践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党面临着与革命战争时期不一样的新情况新问题，同时党的地位发生了显著变化，党内出现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作风的可能性大大增强。所有这些要求党继续保持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为党制定科学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等各项政策服务。
第一，调查研究在党执政初期的赓续。新中国成立初期，党面临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调整社会关系等重大任务，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深入开展调查研究，了解社情民意，制定科学政策。1953年2月7日，毛泽东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闭幕时就指出，“许多部门中的许多领导干部，还仅仅满足于坐在机关中写决议，发指示”。[6](P22)为此，他要求“中央和地方各级领导干部都应该经常地深入下层，检查工作”。[6](P22)1953年2月中旬，毛泽东前往石家庄、邢台、郑州、武汉、九江、南京、天津等地考察，了解土改后的农村状况、手工业和工商业发展情况等。2月20日，他在九江考察工作中就指出：“各级领导，一定要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熟悉经济工作……这次我到几个省走一走，就是想听听下面的意见，有助于中央做出正确的决策。”[6](P35)
为了更具体地了解农业合作化和党的农村各项政策贯彻落实情况，毛泽东还积极鼓励在他身边工作的中央警卫团战士回乡搞调查。1955年5月14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庭院里接见了中央警卫局干部大队一中队全体指战员，他指出：“你们是做警卫工作的，我现在给你们增加一项调查工作”，“今后你们回家，了解农村情况，回来向我汇报”。[6](P373)
从1955年下半年到1956年初，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广泛推进，同时对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一些经验教训也有所了解和认识，需要我们结合本国国情探索自己的现代化建设道路。从1955年12月21日到1956年1月12日，毛泽东离京考察。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从1956年2月开始，毛泽东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听取了国务院34个部门和国家计委的汇报。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就经济建设问题进行的一次时间最为集中、内容最为系统全面的调查研究活动。这次调研活动的成果集中体现在《论十大关系》这一重要报告中。《论十大关系》提出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也标志着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与建设道路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党的八大是我们党在全国执政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刘少奇在党的八大的政治报告中明确指出，党员干部中存在“宁愿坐在机关里，用空谈代替调查”等不良现象，强调“必须帮助他们学会用老老实实的态度在群众中进行调查研究”。[7](P121)周恩来在党的八大所作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也强调：“我们就必须经常地接近群众，深入实际，加强调查研究工作。”[7](P186)
总的来说，党执政初期，面对繁重的恢复发展国民经济的任务，党高度重视调查研究，将调查研究作为党制定决策的重要手段，开启了执政条件下开展调查研究工作的良好局面，对恢复发展国民经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等都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
第二，调查研究工作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艰难推进。1956年底，我国基本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正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不过，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不深，出现了“左”倾主义思想。尤其是“大跃进”运动期间，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要求过急给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严重挫折。为了纠正1958年以来我国农村工作和经济工作中的“左”倾错误，也为了推动党的决策符合客观实际，1961年1月1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我希望同志们回去之后，要搞调查研究。”[8](P523)之后，在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要求。同年3月，发出《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指出：“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调查没有发言权，必须成为全党干部的思想和行动的首要准则。”[9](P382)
在实践中，毛泽东直接组织和领导分别由田家英和胡乔木等任组长的三个调查组，分别到浙江、湖南、广东的农村社队进行农村调查。后来毛泽东在杭州分别听取了浙江、湖南、广东三个调查组的情况汇报，阅读了各调查组整理的调查材料，从而对农村人民公社的管理体制、社队规模、分配制度、公共食堂等问题有了比较符合实际的认识。1961年1月25日，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南下，亲自进行调查研究。在途经天津、济南、南京时，他在专列上先后听取了河北、山东、江苏3省党委负责人的汇报，包括整风整社、人民生活、轻工业生产和市场等问题，经过认真的分析研究，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毛泽东还指示各级党委、政府深入基层，认真研究《农业六十条》试行中存在的问题。通过反复地修改和总结，不断充实和完善，于1962年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对纠正“左”倾错误、促进农村经济的好转起到重要作用。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还不深刻，党的调查研究对于纠正“共产风”、浮夸风等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也应该看到，这一时期党的调查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在“左”的指导思想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开展的，不可避免地会存在认识上的局限性。
三、调查研究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创新发展
第一，在改革开放初期推进调查研究工作。“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恢复了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将调查研究与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结合起来，强调“先作调查研究，然后才有发言权。开会也好，作决议也好，搞文件也好，都要从实际出发，提出问题，总结经验，制定方针政策，这就是实事求是”。[10](P107)邓小平还指出，中央顾问委员会的成员“可以联系一个基层单位，比如联系一个工厂，一个学校，一个科学研究机关，一个地委或者县委，甚至一个农村基层组织，深入地了解情况”。[11](P7)陈云也指出，搞调查研究可以有两种方法，一种是领导干部自己亲自率队进行调查研究，“另一种是每个高中级领导干部都有敢讲真话的知心朋友和身边工作人员，通过他们可以经常听到基层干部、群众的呼声”。[12](P372)
在实践中，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身体力行，在大政方针的制定中非常注重进行调查研究。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即“小康水平”，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250美元，提高到20世纪末的1000美元，翻两番。[13](P732)这个目标是否可行？1980年7月22日，他在赴郑州的途中说：“这次出来到几个省看看，最感兴趣的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如何实现农村奔小康，达到人均一千美元，一个是选拔青年干部。”[14](P659)党的十二大之后，为了进一步了解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情况，1983年初，邓小平到江苏、浙江、上海等地考察工作。在苏州，他询问“苏州农村的发展采取的是什么方法？走的是什么路子？”[13](P886)回到北京后，同年3月2日，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说：“这次，我经江苏到浙江，再从浙江到上海，一路上看到情况很好，人们喜气洋洋，新房子盖得很多，市场物资丰富，干部信心很足。看来，四个现代化希望很大。”[11](P24)1992年春，他亲自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研究思考关系中国改革开放的许多重大问题，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进一步推进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
第二，在深化改革开放实践中推进调查研究。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之后，江泽民多次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性。1993年7月，他在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政策研究室主任会议上专门发表“没有调查就没有决策权”的重要讲话，强调：“调查研究的工作只能全面加强，决不可有任何削弱。”[15](P306)不仅如此，江泽民还要求党的领导干部带头践行调查研究，“每年至少抽出一两个月的时间，深入基层调查研究”。[15](P308)
江泽民不仅高度重视党的调查研究，而且身体力行。1995年上半年，江泽民先后到上海、江苏、浙江、辽宁、吉林、黑龙江等地调查研究国有企业改革问题，通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和调研提出，“我们必须进一步坚定搞好国有企业的决心”。[15](P441-442)“在深化企业改革的过程中必须强化企业管理，为深化改革创造条件，保证改革成果的巩固和发展。”[15](P446)1996年9月16日至21日，江泽民沿京九铁路先后在安徽阜阳，湖北麻城、红安，江西兴国、赣县、信丰、南康、瑞金等县市的贫困地区和革命老区进行实地调查研究。他指出：“决不能把贫困问题留到下个世纪，任何时候都不能忘了老区人民。”[16](P888)在“三讲”教育中，江泽民提出要加强党的建设的调查研究，并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每位常委联系一个县对“三讲”活动进行指导。2000年2月20日，江泽民在广东省高州市进行“三讲”动员，随后他深入部分企业、公司并与企业和公司的负责人及职工进行交谈，了解有关党的建设方面的情况。同年2月25日，他在与广东省委常委座谈中首次完整地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第三，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中推进调查研究。党的十六大之后，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科学发展中强调全党要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坚持和完善调查研究制度，深入群众、深入基层、深入实际，不断提高根据实际情况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17](P160)在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过程中，各级党委要“找准群众普遍关心的现实问题，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切实有效的政策措施，一个一个加以解决”。[17](P524-525)
在实践中，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围绕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情况进行了多方面的调查研究。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明确规定：“健全领导干部联系基层、联系群众制度。领导干部搞调查研究，要注重实效，轻车简从。”[18](P1452)2010年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意见》也对调查研究制度明确规定，“省部级领导干部到基层调研每年不少于三十天，市、县级领导干部不少于六十天”。[19](P334)
此外，这一时期各地区也对调查研究进行了深入探索。如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性，“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领导干部要积极开展调查研究，善于了解真实情况”。[20](P523)“2002年10月至2003年7月省委全会召开前，习近平已经走过全省11个市、69个县（市、区）和大部分省直部门、单位。”[21](P23)在习近平推动下，2003年浙江省委、省政府正式发布了《关于推进调查研究工作规范化制度化的意见》，明确要求“省级和市县领导班子成员，每年分别要有两个月和三个月时间下基层调研”。[21](P21)在习近平的带领下，浙江省委、省政府领导带头开展调查研究，每年初都根据省委年度工作要点和领导分工确定重点调研课题。“仅2003年至2006年，省委常委和副省长主持并完成的重点调研课题就有86项，其成果转化为100多个政策性文件和有关工作部署。”[21](P23)
四、调查研究在进入新时代后全面推进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深入开展调查研究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环节，作为出台政策、制定战略的“先手棋”，党的调查研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得到大力推进。
第一，创新发展党的调查研究理论。习近平对党的调查研究的意义、调查研究的要求等都进行了系统论述，主要包括：其一，阐明了调查研究的重大意义。习近平明确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决策权”，[22](P4)党的决策“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深入调查研究，加强科学论证，防止拍脑袋决策、拍胸脯蛮干”。[22](P15)其二，提出一系列关于调查研究的具体要求，包括要“尽可能多听一听基层和一线的声音，尽可能多接触第一手材料”，[22](P19)“要去一些困难多的地方、问题多的地方，调研不是光看好的”，[22](P37)同时“要沉下身子，走出机关，放下架子，虚怀若谷，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让大家畅所欲言，客观真实给自己‘画画像’、打打分”[22](P54)等。其三，提出要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新时代党内外面临的复杂形势，要求党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谋划推动调查研究工作。对此，2017年12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就强调“要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22](P116)党的二十大进一步明确要求：“促进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带头深入调查研究，扑下身子干实事、谋实招、求实效。”[23](P68)
第二，身体力行，推动调查研究走深走实。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身体力行，通过深入调查研究，了解基层群众所思、所想、所盼，通过调查研究制定一系列大政方针政策。习近平的足迹更是遍及大江南北，遍及社区、乡村、企业、学校、军队等，尤其在脱贫攻坚过程中，习近平走遍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深入河北阜平县骆驼湾村和顾家台村、甘肃渭源县元古堆村、湖南花垣县十八洞村、云南腾冲市三家村中寨司莫拉佤族村等贫困村调查研究。习近平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光辉典范。
第三，加强调查研究制度建设，推动调查研究制度化常态化。2012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八项规定”的第一条就是要改进调查研究。2016年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要求“坚持领导干部调查研究……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24](P428)之后，一系列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都对调查研究进行了规定。如2018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意见》就规定要在党内“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尊重基层首创精神，鼓励基层结合实际探索创新”。[25](P442)2019年5月，《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意见》要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成员要深入开展调研。这份文件同时对调查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具体要求，包括“调查研究要接地气，一竿子插到底，切实掌握第一手材料。要轻车简从，不搞层层陪同，不增加基层负担。”[26](P89)党的二十大之后，2023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进一步印发了《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这一方案明确列出12个方面的重点调研内容，以及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具体步骤，对于新征程深化推动调查研究工作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总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调查研究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党的调查研究不仅在理论上得到丰富发展，在实践中进一步实现了制度化常态化。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身体力行，带头深入基层一线，倾听群众心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推动调查研究同党的中心工作结合起来，谋划治党治国方略，探求改革发展之策，引领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五、启示与思考
“理论和实践的辩证统一关系决定了理论创新必须从社会实践中破题”。[27]建党百余年来，党一直注重通过调查研究认识中国国情、创新发展党的理论，推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不断取得胜利。历届中央领导集体都注重身体力行，以上率下，为推动调查研究进行积极思考和探索，推动党的调查研究在理论上不断丰富发展，在实践中不断深化探索。在这一过程中，党自身不断走向强大，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事业持续推进。新时代新征程上，深化党的建设，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需要我们继承和发扬党的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
第一，树立调查研究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夯实调查研究的思想基础。人的正确思想不能从天上掉下来，也不是从头脑里冒出来的，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从深入实际的调查研究中来。实事求是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认识论，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将实事求是思想原则灵活运用于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过程中，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28]而坚持调查研究则是党坚持实事求是的内在要求。我们党在领导和推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发展的过程中，唯有重视调查研究、勤于调查研究、善于调查研究，在调查研究中发现问题、总结规律，才能不断深化对中国国情的认识，深化对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发展规律的认识。当前，我们已经迈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但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不断增强，西方国家遏制中国发展的力度不断加大；同时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追求越来越高。新征程上各种不确定、难预料的风险挑战、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任务等都要求我们必须重视和加强调查研究，各级党委和党的领导干部尤其要树立调查研究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把调查研究作为做出重大决策、制定规划的必要环节、必经程序，以调查研究推动科学决策，破解党的建设和现代化建设面临的各种难题。
第二，坚持守正与创新相统一，运用好科学的调查方法。科学运用好调查研究方法是开展好调查研究的应有之义。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创造性地运用了多种调查研究方法——如典型调查法、开调查会等。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特别注重让身边的工作人员出去搞调查，尤其是利用警卫人员回家探亲的机会调查了解农村情况。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指出：“过去常用的‘蹲点调研’、‘解剖麻雀’的调研方式依然是管用的。”[29](P526)习近平还强调，调查研究“不能走马观花、蜻蜓点水，一得自矜、以偏概全”。[22](P96)就联系群众来说，“要借助现代信息手段建立联系。网站、网页、博客、 QQ、 微博、微信等手段都应该用，只要能联系群众，就要八仙过海、各显神通”。[22](P101)新时代开展调查既要注重运用科学方法，在坚持走访、蹲点、开座谈会等调研形式的同时，要适应当今社会信息化网络化的特点和要求，提高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的能力，通过运用科学方法真正把群众面临的问题挖掘出来。
第三，力戒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着力提高调查研究实效。调查研究是党的作风的集中体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开展调查研究中始终注意坚持问题导向，甘当小学生，到百姓家里、到田间地头，耐心请教。1930年在《寻乌调查》中，毛泽东谈到两位向他提供调查材料的老先生时由衷地说：“多谢两位先生的指点，使我像小学生发蒙一样开始懂得一点城市商业情况，真是不胜欢喜。”[30](P131)1941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特别强调要力戒空疏，力戒肤浅，扫除主观主义作风。我们必须看到，当前调查研究中的确存在诸多不良现象，如我们常见的“蜻蜓点水”式调研、“钦差”式调研，也有的领导干部为调研而调研，甚至扎堆调研、作秀调研，给基层造成沉重负担。“有的领导干部不是去向实际找答案，而是带着答案去找支撑，颠倒了调查研究与决策的关系。”[31]新时代开展调查研究尤其要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具体来说：一是坚持问题导向。开展调查研究就是掌握和了解实际情况，问题意识是否到位直接影响调查研究工作的成效。因此，开展调查研究要突出问题导向，尤其要聚焦经济社会发展的重难点问题，以及本单位工作中遇到的各种难题，善于把认识和解决问题作为打开工作局面的突破口。二是必须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群众路线领导方法表明领导者要依靠被领导者群众的实践来认识世界，又必须依靠群众的实践来改造世界。”[32]在调查研究中坚持群众路线，就是要求党员领导干部在调查研究中要带着知民情、解民忧、纾民怨、暖民心的真情开展调查研究，真心拜人民为师、向人民学习，放下架子、扑下身子，尤其做到不发通知、不打招呼、不听汇报、不用陪同接待，切实减轻基层负担。三是做好调查研究成果运用。衡量调查研究搞得好不好，关键要看调研成果能不能真正解决实际问题。针对调查研究发现的问题，要形成调研报告，拿出破解难题的实招、硬招，使调查研究成果真正服务于党和政府的决策，推动调研成果真正落地落实。
第四，完善调查研究制度。建立调查研究制度是实现调查研究工作常态化的基本保证。长期以来，我们党在推进调查研究过程中为建立健全调查研究制度进行过积极的探索。如2023年3月发布的《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等。新征程上深化调查研究制度建设，各级党组织除了要坚持和完善重要决策调研论证制度、领导干部联系点制度等制度之外，还需要依据《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的要求，制定具体的调查研究制度，规范领导干部调查研究的工作程序，明确调查研究中的纪律要求，并规定违反调查研究制度的处罚措施。各级党委和纪委需要加强对调查研究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在条件成熟时，可以考虑出台专门的关于调查研究的党内法规，进一步推进调查研究工作制度化规范化。
（作者简介：蒯正明，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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