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有政党就应该有党员，但从世界政党发展的历史来看，真正意义上党员概念的产生来自干部党向群众党演化的过程。早期资产阶级议会内政党，主要由掌握政治资源的上层精英组成，政党并没有意愿和需要在普通民众中发展党员。19世纪末，选举权的普及推动了欧洲群众性政党的出现，这是“一种以依赖其正式成员为组织特征的政党”，党员身份随之成为必要。共产党作为典型的群众性政党，正是在这一时期走上历史舞台，也意味着相较于早期资产阶级政党，共产党的党员与非党员之间有清晰的边界；同时注重在群众中发展党员，形成广泛的群众基础。此外，阶级性是共产党的鲜明属性。《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他们的最近目标就是“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由此可见，正式的党员身份、广泛的群众基础、鲜明的阶级属性是共产党对党员队伍建设的内在要求。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对党员有严格的发展标准和接收程序，一大党纲明确规定了什么样的人能够成为党员以及接收新党员的手续。党的二大《组织章程决议案》提出了要将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一个“无产阶级中最有革命精神的大群众组织起来为无产阶级之利益而奋斗的政党”，既体现了政党鲜明的阶级性，同时又强调了政党的群众性。然而，政党在党员队伍建设的过程中要实现阶级性与群众性的统一并非易事。

　　1.突出阶级性，但并不陷入狭隘的阶级论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工人阶级在党员队伍中占比较低，有意识地提高工人在党员中的比重成为当时党员队伍建设的一项重点工作。党的三大报告指出，当时党员共有420人，其中工人164人，占39%，而且“去年我们只有二百名党员，今年入党的大约有二百人，其中有一百三十个工人”，也即是二大召开时，约200名党员中工人仅30多名。为此，党中央在1922年明确提出，“共产党是工人的政党，他的基础应该完全建筑在工人阶级上面，他的力量应该集中在工人宣传及组织上面”，因而在当年新发展的党员中工人占比达到了65%。

　　诚然，注重在工人阶级中发展党员符合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属性，但片面强调出身、成分，陷入“唯成分论”，并不利于党员队伍的发展。五卅运动之后，为了更加便利地在工人中发展党员，《组织问题决议案》提出“尤其大产业工人，本是天然的共产党员，只要他有阶级觉悟及忠于革命，便可加入，不必更有其他条件，何况在此革命时期”。通过降低党员标准、放松入党程序来提高党员队伍的阶级性，虽然在数量上确实出现了变化，到1927年3月工人党员占比达到50.8%，但这样的一支队伍在大革命中并没有体现出应有的战斗力。大革命失败后，不仅党员数量总体锐减，而且工人党员流失非常严重，到六大召开时“党员有百分之七十六是农民，仅只有百分之十是工人，并且这些工人同志多是失业的及小企业中的”。六大通过的决议仍然要求“所有党的努力都是应当走向大工业中（纺织工业，金属工业，铁路，海上交通，矿山，市政等等）而在那里巩固我们的组织”，“应当在重要工业之大生产机关中间去巩固在工人群众中间的组织”。上述决议实施的效果并不明显，1931年通过的《中央关于发展党的组织决议案》指出，当时全国党员数量在12万以上，但“真正产业工人全国仍然不过二千人，在苏区内农民则占绝大的多数”。在党内“唯成分论”认识的影响下，中央认为“目前整个党的组织发展的情形仍然是畸形的状态”，要求“工作重心移到产业中去，多多建立新的产业支部，巩固已有的产业支部，加紧吸收产业工人入党”。为了推动各级党组织积极发展工人党员，决议案甚至规定“要把党员数量上的发展与建立产业支部，吸收工人入党一事当作工作成绩主要标准之一”。但是，中国革命毕竟不同于苏联，中国原本就是一个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国家，而且还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中国共产党发展迅速的地方，往往都是农民聚集的地方。这一脱离实际的要求不仅在工作实践中难以落实，而且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也屡遭重创，中央红军被迫长征。

　　面对过往的教训，在瓦窑堡会议上中国共产党跳出了狭隘的阶级论，立足中国实际深刻地阐释了党的性质，为党员队伍阶级性与群众性的统一奠定了理论基础。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明确要求“能否为党所提出的主张而坚决奋斗，是党吸收新党员的主要标准。社会成分是应该注意到的，但不是主要的标准”，纠正了之前党员发展中存在的“唯成分论”的错误思想。同时，决议提出，“由于中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与殖民地，农民分子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智识分子，常常在党内占大多数，但这丝毫也不减低中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的地位”，立足中国实际正确全面理解党的性质，不再简单将其归结为党员成分。在此基础上，决议首次提出了“两个先锋队”的概念：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他应该大量吸收先进的工人雇农入党，造成党内的工人骨干”，突出了政党的阶级性，强调了工人党员在党内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因此一切愿意为着共产党的主张而奋斗的人，不问他们的阶级出身如何，都可以加入共产党”，体现了政党的群众性，为中国共产党在日后发展成为一个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大党扫清了思想障碍。

　　根据瓦窑堡会议的精神，1938年中央作出了《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工人、农民、士兵、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小手工业者、职员等各个群体中党员比例都有明显增加，中国共产党的党员结构也日渐趋近中国的国民构成。1949年下半年，有统计显示，在326万多地方党员中，农民占83%，工人占5.87%，与当时中国的社会状况基本吻合，即现代性的工业占国民经济的10%，分散的个体的农业和手工业经济占90%。重视阶级性，但又不狭隘地理解阶级性，这一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努力将各领域先进分子培养、发展成党员，正是这样的一支党员队伍带领着中国人民实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2.扩大群众性，但并不放弃政党的阶级性

　　进入20世纪中期，世界政党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从群众性政党向全方位政党转变的趋势，主要表现为政党为了吸引更多的支持者，显著淡化意识形态色彩，并且向社会所有阶级开放党员身份，政党的阶级性明显减弱。这股浪潮不仅席卷了欧美资产阶级政党，同时也影响了工人阶级政党。195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通过《哥德斯堡纲领》宣告这个历史悠久的工人阶级政党要转变为人民党，更具影响的是赫鲁晓夫在1961年的苏共二十二大上提出苏联共产党要成为全民的政治组织，以“全民党”取代无产阶级政党。

　　回归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工人阶级的政党在党员身份问题上并不是只对工人阶级敞开大门。《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在盟员的七项条件中没有对阶级成分进行限制。恩格斯在探讨英国工人政党时更是直接指出“其他阶级的开明人士可以加入这个党”，并且以德国为例强调,“这在各地都是如此。例如，在德国，工人的代表并不是在每一场合下都是真正的工人”。但是，其他阶级的人员加入工人阶级的政党是有条件的，一是要对无产阶级运动有益处，带来启蒙的因素；二是“不要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等的偏见的任何残余带进来，而要无条件地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参照《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表现为虽然盟员没有阶级限制，但必须承认共产主义，生活方式和活动要符合同盟的目的等，这就使得政党在吸收了不同阶级的人员之后，依然能够保持其阶级性，体现为群众性与阶级性的统一。如果政党抛弃了阶级性，失去了鲜明的工人阶级性质，那么恩格斯也早就预言，政党“就只有宗派和欺骗了”，“不可能取得真正的成就”。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顶住了国外工人阶级政党转变的压力和影响，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本源，根据国内形势发展的变化，适时调整党员发展的基本条件，坚持阶级性与群众性的统一。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社会上涌现出了大量的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自由职业者等新社会阶层。这一群体不属于传统意义上“无产阶级”的范畴，却是时代发展的产物，规模也在迅速壮大。2001年，党中央明确表态，“新的社会阶层中的广大人员，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通过合法经营，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作出了贡献。他们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团结在一起，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将新社会阶层定位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体现了中央对于新社会阶层在改革开放以来所作贡献的充分肯定与客观评价。之后，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应该把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的社会其他方面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不仅新社会阶层可以入党，在党的十六大上，中央再次将党的性质界定为“两个先锋队”，强调中国共产党不仅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后一个先锋队意味着，只要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进分子就有资格加入中国共产党。党章也相应地作出重大调整，将原来社会成分中的“其他革命分子”修改为“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政党的群众性显著提升。

　　但是，这一变化与苏共当年向全民党的转变是截然不同的。“两个先锋队”表明，中国共产党不仅要突出群众性，同时还要保有政党的阶级性。因此，即使其他社会阶层人士可以入党，但一定是有共产主义信仰的、符合党员要求的先进分子，而不是降低党员标准、模糊党的性质，无条件地向所有人敞开党的大门。2004年，党中央专门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发展党员工作的意见》，要求“积极稳妥地开展在其他社会阶层中发展党员工作”。当年，全国在新社会阶层中共发展了1.1万名党员，占党员发展总数的0.45%。同年，10.2万名新社会阶层人士递交了入党申请书，4.7万人确定为入党积极分子，这一比例（46%）还略低于当年全国入党积极分子（930.5万人）占申请入党人数（1738万人）的总体比例（53.5%）。由此可见，在新社会阶层中发展党员仍然是严格按照党员标准和要求进行的，在坚持党的阶级性的基础上，吸收不同阶层的人士入党，进而扩大党的群众性。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研究部署加强新形势下党员发展和管理工作。会议在强调“把各方面先进分子和优秀人才更多吸收到我们党内”的同时，明确要“严格坚持标准，始终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对于党员的政治标准，很大程度上就体现为信仰坚定、对党忠诚。如今党员发展不仅要看申请者先不先进、优不优秀，更重要的是要看在政治上是否信得过、靠得住，“那些政治上不合格、想混入党内捞好处的人，一个都不能要”。对于政治标准的强调，保障了中国共产党在吸收了不同阶层的优秀分子入党之后，依旧能够秉持党的工人阶级属性，体现了群众性与阶级性的统一。

　　不同于很多资产阶级政党党员入党门槛较低、经过简单的形式审查就能顺利入党，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开始对党员发展就有严格的申请与审批程序。无论是一大通过的党纲还是之后的党章，正文第一部分都是“党员”，规定了入党条件、入党程序、权利义务等内容。革命战争年代，中央多次根据形势任务的需要研究制定关于组织问题的议决案，党员发展是其中的重要内容。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央在不同时期制定或修订发展党员的计划、工作细则、意见通知等，对党员发展的要求、规模、重点等进行全面规划。上述要求、计划、规划的实施，使得中国共产党的党员队伍不仅取决于申请入党者的数量和质量，同时还与当时党员发展的政策要求有直接关系。通过政策的调控，中国共产党能够有一支规模适当、结构适宜的党员队伍，从而满足革命、建设、改革等不同时期的需要。

　　1.适当的党员规模

　　虽然列宁很早就提出工人阶级的政党并不以追求党员数量为目标，但政党在坚持党员质量的基础上，还是需要以一定数量的党员为依托，才能完成政党所肩负的使命任务。从这一角度看，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年代，无论是党员的绝对数量还是以党员数在人口总数中的占比来计算的党员密度，都还处于较低的水平，发展党员、扩大党员队伍的规模就成为当时的一项重要工作。因此，党的一大建党后，中央局发布的第一个通告是要求各区完成四项具体工作，其中第一项内容就是发展党员，明令“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五区早在本年内至迟亦须于明年七月开大会前，都能得同志三十人成立区执行委员会，以便开大会时能够依党纲成立正式中央执行委员会”。

　　通过中央的政策调控达到壮大党员队伍的目的，这在革命战争年代是非常重要的影响党员队伍规模的因素。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党员队伍出现过两次规模增长的高峰均与党中央下达的发展党员的命令有关。

　　第一次发生在1925-1927年间。1925年党中央认识到“组织问题为吾党生存和发展之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为了壮大组织，发展党员，党中央在同年8月将入党须有两名入党半年以上的正式党员介绍简化为只要有一名正式党员即可，且不限入党时间；10月将劳动者候补期三个月，非劳动者六个月缩短为工人农民候补期一个月，知识分子三个月。到1926年7月中央召开执委会四届二次扩大会议时，党员数量自上次扩大会议之后“又发展了三倍以上”。会议继续要求“务使本党更加发展，征集更多的革命工人农人与知识分子”。会后陈独秀还以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名义发出《给各级党部的信》，提出“党员数量上的增加，乃是第一个重要问题”，“不急谋党员数量上的增加，便是对党怠工，便是一种反动行为”，明确要求到党的五大召开之际，党员应发展到4万名以上。各地党部根据要求分别制定了党员发展计划，党的五大召开时党员数量出现了建党以后的第一次发展高峰，达到57967人。

　　第二次党员数量的增长发生在抗日战争爆发后。面对当时全党只有4万多名党员，并且在很多重要地区没有党的组织或者党组织非常弱小的情况，党中央在1938年作出了《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提出“大量的十百倍的发展党员，成为党目前迫切与严重的任务”，要求打破关门主义倾向，“大胆向着积极的工人，雇农，城市中与乡村中革命的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坚决勇敢的下级官兵开门，把发展党的注意力放在吸收抗战中新的积极分子与扩大党的无产阶级基础之上”，重新规定工人、雇农无候补期，贫农、小手工工人一个月候补期，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小职员、中农、下级军官三个月候补期。到1938年底党员数量就发展到50余万，出现了党员规模增长的第二个高峰。

　　解放战争后期，随着革命形势日渐明朗，申请入党的人数迅速攀升，要有足够数量的党员不再是困扰政党的难题。但面对大量的入党申请者，如何将符合党员标准的申请者接收进来，保持党员队伍的纯洁性，对发展党员的相关政策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这一时期党中央一方面担心反革命分子和投机分子有可能混入党内，在1949年2月专门出台了《关于在新解放区及待解放城市必须谨慎发展党员的指示》，另一方面从农村转向城市的工作重点转移，客观上又要求在接管城市的过程中大量发展党员，以便建立党的组织，推动着党员数量快速增长。1949年底党员规模达到约450万，其中仅1949年一年就发展党员140万。1950年党员数量持续增加，全年共发展党员136万。大规模发展党员难免出现新发展党员质量无法保证的问题。1951年通过的《关于发展新党员的决议》，要求“党的组织必须有领导有计划地采取慎重的方针来发展党员”，受政策调整的影响，1951年全国发展党员数量急速下降到15.8万。

　　1956年初，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尤其是让党的组织延伸到每一个区县、乡镇、机关企事业单位等，就需要大量的党员，中央组织部专门制定了《关于1956年到1957年发展新党员的规划（草案）》（以下简称《规划（草案）》），计划通过两年时间发展465万名党员。5月《规划（草案）》经中央批准后下达执行，至1956年底全国就新发展党员322万，占当时党员总数的30%。虽然在此之前，中央明确要求发展党员要重视质量，对党员的要求只能更高而不能降低，“如果保证质量确有困难，宁可减少数量，而不应该降低标准”，但是各地在执行过程中，数量远比质量更容易把握，也更容易比较进而形成竞争，很多地方都力图超额完成指标，出现单纯追求发展数量的问题。1957年中央不得不停止了《规划（草案）》的执行，直接强调“今后不应该再像过去那样大量地接收党员，而应该只将经过考察教育，确实具备党员条件的各方面最优秀的分子接收为党员，以不断地调整党员的成分，补充新鲜血液”。

　　经过上述实践探索，党中央在1957年改变了党员发展的规划方式，由上下结合的计划审批取代了自上而下的任务分派。《关于1957年接受党员工作的通知》要求：“今后接收党员的工作不宜再采取自上而下地分派任务的做法，而应该由党的领导机关，根据党组织的情况，对各方面接收党员提出控制数字，而后由基层组织根据非党积极分子的成长情况，提出接收党员的计划，报告上级党组织审查批准。”这种方式既可以反映基层组织的实际情况，做到“成熟一个发展一个”，而不盲目追求发展的数量，又可以体现中央的政策意图，在整体上合理调控党员队伍的规模与结构，统筹不同地区、不同领域党员发展的实际。

　　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不仅党员数量持续攀升，而且党员密度也超过了6%，为了保持党员队伍的适当规模，控制总量就成为发展党员的总要求之一。这一要求被严格贯彻落实到了中组部每年制定的《发展党员指导性计划》中，组织部门有意识地根据控制总量的要求，对发展党员指导性计划数进行下调。自2013年起，党组织每年新发展党员的数量与2012年相比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近年来虽有所回升，但总体上仍低于2012年的发展数量。与此同时，党员发展并不完全是自上而下的指标分配，它也会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例如：2021年上半年，在疫情防控过程中基层一线涌现出了大批先进分子，他们在急难险重的任务面前，经受住了实践的考验，表现出了一名共产党员应有的担当和作为，对于这些积极向党靠拢的优秀分子，党组织也及时地吸收发展，仅2021年1月至6月5日就发展党员231.2万人，相当于之前一年的发展数量。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既通过发展党员计划对党员队伍规模进行整体把控，同时又尊重基层实际，尽可能地将符合党员标准的先进分子吸收入党，从而保证党员队伍的适当规模。

　　2.适宜的党员结构

　　中国共产党在发展党员的过程中，不仅关注党员队伍的规模，而且重视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的结构。如今，中组部每年会下发《发展党员指导性计划》，明确本年度发展党员的数量要求和发展重点，各级党委组织部门会进一步细化制定本级指导性计划，基层党组织根据指导性计划，综合考虑积极分子申请情况以及党员比例、分布等因素，制定发展党员具体计划，并报上级党组织批准，上级党组织可以从更高层面统筹发展党员的年龄结构、学历背景、所属行业等情况，从而使党员队伍的结构更加符合党治国理政和长期执政的需要。

　　对于党员结构的关注，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年代发展党员的过程中就有所体现。作为一个工人阶级政党，致力于在工人群体中发展党员，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发展党员时的一个主要特点。瓦窑堡会议纠正了“唯成分论”的错误认识，但党员队伍的成分结构仍然非常重要。1939年，时任中组部部长陈云就指出，“党要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就必须经常有系统地注意调剂自己党员的成分”，首先要加强的是优秀的工人成分，其次是贫苦的农民和知识分子成分，最后是农妇和知识分子妇女成分。虽然由于革命形势的变化，入党条件和程序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也经常调整，但大部分时候，不同社会成分的人在申请入党时，候补期、介绍人、审批机关等方面的具体要求是有差异的，体现了对党员队伍结构的政策调控。

　　新中国成立之后，党员队伍结构的重要性明显提升。一方面是由于申请入党者的数量迅速增加，党组织可以在保证党员质量的基础上，进一步考虑优化党员队伍的结构。另一方面，不同于西方资产阶级政党重点在国家的政治活动中发挥代议职能，中国共产党还肩负着组织动员群众建设新中国的职责使命，这就要求它对于国家与社会有极高的渗透度，需要有大量的党员分布在国家与社会的各个领域、各条战线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坚持党的领导。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历史和社会条件的原因，党员的地区分布和阶层分布都是极不均衡的。在地区上，党员绝大部分分布在长江以北的老区、半老区以及解放军中，少数分布在江南和西北的新区；在阶层上，农民党员占绝大多数。为了使党员队伍能够更好地满足当时国家建设的需要，1950年中央发出《关于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的指示》，要求“发展党的重点，应放在城市中，首先是工人阶级上，在三年到五年内要从产业工人中接收三分之一的人入党”，同时老区和新区农村则暂不发展党的组织，使得“三五年之内，农民党员以不超过人口的百分之一为标准”。之后三年的整党工作也进一步优化了党员队伍的结构。经过整顿，工矿企业中党员数量为66.6万，与1950年底相比，增加了108%，增长最快，同期农村党员337.2万，增加了8.7%，学校教职员和学生党员为14.3万，增加了30%。到党的八大召开之前，几乎全国每个城镇、县级以上机关、重要的企业事业单位都建立了党的组织，有党员在其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领导地位日渐稳固。

　　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断推进，科学技术的重要性日渐显现，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需要注重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不断提升党员队伍的专业化、知识化水平。1956年周恩来专门代表中央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明确“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各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同年，中央批转了中组部提出的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的规划，要求到1962年底知识分子中党员比例要由1957年的10%提高到20%，高级知识分子中党员比例要由1957年的17%提升到30%-35%。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明确指出：我国的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十二大党章在修改过程中将知识分子与工人、农民、军人一视同仁，作为入党的重要社会成分之一明确写入党章，在制度层面彻底解决了知识分子入党的问题。之后，中组部还提出1985年至1990年每年争取发展三四十万名优秀知识分子入党，6年内发展200万名的计划。在1987年党的十三大召开时，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党员在党员队伍中的占比就达到了28.5%，与1983年相比提升了10.7个百分点。进入新时代，国家间的竞争趋向于科学技术竞争，国内发展也需要依托科技创新的推动，党员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必然要求有更高的知识水平。截至2021年底，大专及以上学历党员在党员队伍中的占比已经达到53.2%，相较2012年底的40%提升了13.2个百分点。党员学历水平的提高，与近十年来发展党员过程中有意识地提升新发展党员中高学历党员的占比有直接的关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作为一个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除了不断提升党员队伍的知识化水平之外，党员的年龄结构、代表性也在持续优化。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青年是国家的未来，有远见的政党总是把目光投向青年、投向未来。从党员发展来看，中国共产党尤其关注在青年中发展党员，近十年每年新发展党员中35岁以下的党员占比均超过了80%，年轻的力量源源不断地加入进来，使得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百年老党依然焕发着青春活力。同时，为了更好地提升党员队伍的代表性，发展党员的计划指标在各级党组织统筹的过程中，会适当向女性、少数民族、基层一线倾斜。在性别上，女性党员在党员队伍中的占比从2012年的23.8%上升到了2021年的29.4%；在民族上，少数民族党员占比从2012年的6.8%上升至2021年的7.5%，是每年党员发展过程中有意识地提升女性、少数民族党员占比的显著成效。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一线党员发展，虽然从2013年开始，在控制总量的要求下，每年新发展党员数量有所下降，但来自生产、工作一线的党员在新发展党员数量中的占比却不断上升，已连续五年超过了50%，体现了向基层一线倾斜的特点。对比同期很多欧洲政党出现的普通党员在政党中作用日渐衰落、党员数量急剧下降、甚至发展出商业公司型政党等日益脱离普通民众的现象，中国共产党始终将党的根基深埋在群众之中，注重从基层一线发展党员，既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政党在长期执政中容易出现的精英化倾向，也保证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能够通过党员延伸到国家治理的方方面面。

　　政党在产生之际遇到的外部威胁越多，就越注重组织建设。在国内革命、阶级斗争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共产党，相比资产阶级政党，对政党的组织性有天然的、更高的要求，也即是列宁强调的“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没有别的武器”。中国共产党在二大的时候就提出“党的内部必须有适应于革命的组织与训练”，以使党不仅有意愿而且有力量能够从事革命事业。因此，不同于很多资产阶级政党，其党员队伍更像是一个个持相同政见的松散的会员俱乐部，中国共产党的党员队伍是一支以科学思想武装起来的、有严明组织性纪律性的革命大军，在过往的百年历程中不断引领和推动着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这种战斗力来源于中国共产党一直以来对党员严格的管理和持续的教育，前者以外部约束的方式强化党员的纯洁性，后者以内部激励的方式激发党员的先进性，内外兼修共同致力于提高党员队伍的整体质量。

　　1.严格的党员管理

　　将每一名党员都相对固定地编入党的一个组织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对党员进行有效管理的一项组织机制。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创立时，就已经意识到对盟员进行管理的重要性，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中提出，盟员一旦加入后就要“被接收入某一支部”，且每月至少与所属支部联系一次，保证其在同盟的领导下发挥应有的作用。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建党的过程中特别强调这一原则，并与马尔托夫主张的“自治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虽然两派的分歧最终导致了政党的分裂，但布尔什维克在列宁的领导下成为具有严密组织性和强大战斗力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开始就沿袭了列宁的这一组织原则，党的二大第一次有党章就明确规定“凡党员皆必须加入”党的一个组织（党的二大时是党小组，党的四大以后是支部），直到现在党章依然规定党员“都必须编入党的一个支部、小组或其他特定组织”。这一组织原则将党员管理的职责落脚到了党的一个个基层组织（主要是支部）中，无论党员队伍规模大小，支部内部党员数量是有限的，这就使得只要每个支部都能将有限的党员进行管理，全党就能管理好整个党员队伍，无论数量是成百上千万，还是将近1个亿；反之，如果党员不参加党的任何组织，由党直接面对数量庞大的普通党员，那么对党员的管理和监督就会成为空谈。正因如此，进入新时代，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的背景下，中央专门制定出台了《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旨在通过加强党支部建设，更好地实现对党员的从严管理。

　　支部对党员的管理方式主要依靠日常的组织生活。党员被编入固定的支部后，就需要参加所属支部的组织生活。建党初期，党章规定支部每星期至少要召开一次会议，党员都必须参加，如果连续二次（四大以后是三次）无故不参会，就要被开除党籍。之所以有如此严格的会议纪律，是因为对普通党员而言，党的生活主要就集中在支部，而支部通过会议传达党的精神，分配并监督党员完成相应的党的工作。因此，1926年时中央局就提出“每个党员，脱离了支部生活，就等于脱离了党的生活，脱离了党的生活，就等于脱离了党”，强调支部生活在党员管理方面的重要意义。然而，即使是革命战争年代，实践中还是会存在支部没有按时开会，党员不愿意参加支部会议等问题，为此，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里专门分析过“党员到会少兴趣”的原因，其中第一条强调的就是会议的意义。他提出支部会议的意义一是解决问题，二是教育同志。要达到上述目的，就需要让会议政治化实际化，也即是周恩来强调的“所谓支部生活，并不是仅仅开会听政治报告、交纳党费就算完事，最要紧的是讨论当地的政治问题、工作问题”，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正确地运用党的政策，完成上级交代的各项任务。新中国成立以后，上述支部会议制度逐渐规范完善形成“三会一课”制度，与民主评议党员制度、组织生活会制度、谈心谈话制度等共同构成党内组织生活的基本形式。

　　除了组织生活之外，在一些重要时点上，中国共产党也会通过整党工作，对党员身份进行重新审查和登记，净化党员队伍，提升党员质量。例如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面对党员队伍的快速增长，1951年中央决定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为期三年的整党工作，对党员进行登记，坚决剔除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异己分子等，对不完全具备党员条件以及不够党员条件的落后分子进行教育，努力使其提高认识，如经过教育仍不符合要求则劝其退党。登记之后，32.8万人离开了党组织，其中23.8万人被清除出党，包括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等，9万余人由于不够条件自愿或劝告退党。类似的党员登记在党的历史上先后出现过5次，共计清除出党120余万人，对于强化党的纪律、纯洁党的队伍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整党工作虽然有效，在党的十三大上中央提出党的建设不能靠运动，而要靠改革和制度建设，就基层党组织对党员的管理提出了“七个经常”的要求，明确要将其转变为一种经常性的工作开展。在地方探索取得良好成效的基础上，中央于1988年开始在全国推广民主评议党员制度，要求每年对全体党员进行一次民主评议，引导党员按照党章规定的党员标准进行对照总结，再召开党支部会议（或党小组会）进行民主评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最后由支委会形成组织意见，对优秀党员进行表彰，对不合格党员提出处置意见。民主评议党员使党员每年都要接受一次自我评估和组织评议，不仅提升了党员的党性意识，而且有利于经常性、制度化地发现并表彰先进典型，同时将不符合要求的落后分子及腐败分子清除出党。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发挥支部管到人头的特点，严格党员教育管理监督，落实好‘三会一课’等制度，把党员管住管好”。在全面从严治党的大背景下，党中央出台或修订了《支部工作条例》《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等文件，对党的组织生活、支部作用的发挥等党员管理的机制进行了更加明确、细致的规定，支部的规范化建设取得明显成效，扭转了过去党内政治生活庸俗化、娱乐化、随意化等问题，党员也能在日常的组织生活中亲身感受到“严”的总基调。此外，随着《纪律处分条例》等一系列党内法规的修订完善，党员行为的边界与底线也日渐清晰，对党员身上出现的苗头性问题，党组织及时提醒教育，对于已经出现的违反纪律问题，也敢于较真碰硬，严格按制度规定处理。据统计，仅2013-2020年，全党累计开除党籍的党员达到52万名，组织处置出党21.6万名，有效维护了制度的刚性，也体现了把全面从严治党落实到每名党员的要求。

　　2.持续的党员教育

　　相较资产阶级政党，共产党自诞生起就重视宣传教育。恩格斯在《共产主义信条草案》中就提出，要通过“对无产阶级进行宣传教育并使他们联合起来”，才能实现财产公有也就是共产主义的目标。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不仅面向群众，而且更要面向全体党员。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年代就意识到党要“变为一个共产主义的熔炉”，通过教育把党员锻炼成为有最高阶级觉悟的布尔什维克的战士，即使党员的政治水平是不一致的，党也有信心“用共产主义教育去保证提高他们到先锋队地位”。

　　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教育主要通过支部的日常教育和党校的系统教育两种方式展开。根据1923年的《教育宣传问题议决案》，党小组要以党章为材料组织原理的教育，要以党纲草案为根据逐段讨论研究进行政治教育，教育的材料及教育宣传员的分配由各地方教育委员负责，同时每月还要将情况上报中央教育委员会。由此可见，即使在革命战争年代党员数量有限的情况下，新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仍然非常重视通过所属党组织对党员进行日常教育。在1925年的《对于宣传工作之议决案》中更是明确将党支部定位为“党的基本教育机关”，要求每次开会都“注意于政治报告和党的策略之解释”，要对党员进行日常的政治教育。

　　通过党校对党员进行系统教育也是中国共产党教育党员的主要方式。《党内组织及宣传教育问题议决案》（1924年5月）提出“党内教育的问题非常重要，而且要急于设立党校养成指导人才”，同年党的历史上第一所党校安源党校正式成立。第二年，《对于宣传工作之议决案》再次强调了党校的问题，“党中教育机关除支部具其一部分作用，另外于可能时更有设立党校有系统地教育党员或各校临时讲演讨论会增进党员相互间对于主义的深切认识之必要”，同年党的历史上第一所高级党校北方区委党校在北京成立。之后党在武昌等地开设党校，虽然有的党校存续时间并不长，但通过党校对党员进行系统教育的方式一直延续至今，并且形成了涵盖中央、省、市及部分县区的党校系统。

　　除了上述两种党员教育方式之外，党内也会根据形势的需要在全党组织有针对性的集中教育。例如：遵义会议之后，虽然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纠正了“左”倾错误，但在思想上还未彻底解决这一问题，为了让广大党员能够真正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1942年全党开展了一次为期三年的整风运动，广大党员通过阅读学习相关文件材料，联系个人思想和实际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等多种方式，破除了教条主义的束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高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尤其是在学习、讨论的过程中，大家对之前的一些重大历史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总结，逐渐加深了认识、统一了思想，进而使全党更加团结，为革命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和政治基础。延安整风拉开了党内集中教育的序幕，之后在一些关键时点上，党内通过集中教育的方式解决当时党员队伍中的突出问题，进一步提升了党员队伍的质量。例如：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把党的建设提到新的伟大工程的高度，为了加强党的建设，会议决定用三年时间在全体党员中有步骤、有计划地开展一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章的学习活动，提升党员的思想认识水平。从党的十六大开始，历次党代会报告都会对未来五年的集中教育进行相关部署。例如：党的十六大决定在全党开展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在全党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以及在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中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等。

　　进入新时代，日益复杂的内外部环境以及不断提高的党员学历水平对党内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党的十八大至党的二十大召开的十年间，党内先后开展5次集中教育，频率之密、力度之大前所未有。党中央专门出台《中国共产党党校（行政学院）工作条例》对党校的领导体制、班次学制、教学科研、办学保障等重要内容进行系统部署，突出党校姓党的特点，切实把党的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作为党校主业主课。支部的日常教育也更加规范，“三会一课”、主题党日都将党的创新理论的学习作为重要内容，组织引导广大党员常学常新、常悟常新，用党的科学理论凝心铸魂，进而使全党思想统一、步调一致。

　　为了提升教育的实效，中国共产党在开展上述党内教育的过程中不断与时俱进、鼓励创新。例如在授课形式上，灵活运行讲授式、案例式、体验式、互动式、模拟式等多种教学方法，增强教育培训的吸引力；在技术手段上，主动依托学习强国、共产党员等平台，借助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创新线上教育手段，精准推送教育内容。尤其是提出“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不仅要求党员将学习教育的成果体现为信仰的坚定、思想的统一，而且要落脚到实际行动中，推动各项工作落实，通过党员先锋岗、党员先锋队等载体，“我为群众办实事”等活动，引导党员在工作生活中亮明身份、争当先锋，在疫情防控、脱贫攻坚等重大任务中涌现出了大量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典型案例，体现了党员的先进性。

　　共产党自创立之日起就显著异于西方资产阶级政党，尤其是在处理党员队伍的代表性和先进性问题上。一方面，共产党需要代表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因为共产党没有任何与无产阶级利益不同的自身利益，而无产阶级的运动区别于过去一切运动的关键就在于它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运动，这就要求共产党人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另一方面，共产党又不能把自己混同于整个阶级或整个运动，它是阶级的先进部队，在理论上胜过其余群众，在实践中最坚决、始终起推动作用，因此只有先进分子才能是党员，“徒有其名的党员，就是白给，我们也不要”，这就要求共产党人具有显著的先进性。而且，正是由于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决定了党的领导地位和领导作用，成为共产党领导权的正当性来源之一。因此，中国共产党即使在人口中占比很低的条件下，依然强调群众党的特性，代表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同时无论是强大还是弱小的时候，始终对党员发展设置一定的门槛，并且对党员有纪律要求和教育职责以保证队伍的先进性。

　　中国共产党的党员队伍建设，秉承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对于共产党人的基本要求与鲜明特征，同时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创造性地予以探索、实践，通过合理设置入党条件、优化发展党员政策、强化党员管理教育，不断提高党员队伍质量，锻造出了一支既有广泛代表性，又有明显先进性的党员队伍。过去的100多年间，我们依靠这支队伍实现了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胜利，未来我们也必将依靠这支队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