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言》直接而勇敢地指出资产阶级曾经革命的反抗并未带来真正的理想中的民主与自由，在割断“封建羁绊”的“现金交易”背后是新的更为赤裸的剥削，这样新的剥削甚至渗透和弥漫了曾经封建王朝统治都不曾触及的人类物质、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

　　利己主义的思潮始终与资产阶级的发展相伴而行，《宣言》毫不避讳地指出，因为利益的驱使人类在资本主义时代也取得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成就——生产力的大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建立。《宣言》从多个维度客观地阐述了资产阶级曾经的革命先锋作用以及其与生俱来的“剥削”属性给整个人类社会带来的发展困境，这样的理性态度反而更为深刻地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局限性，这对于我们正确客观看待历史，坚定共产主义信心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其次，《宣言》非常明确地指出资产阶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其根本并非是一种崭新的、空穴来风式的存在，它源自于封建社会，脱生于“城关市民”，并在世界层面带来愈发深重的失衡与剥削。“资产阶级赖以形成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是在封建社会里造成的。”在不断的运动扩张中，资产阶级革新技术，形成世界市场，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但这并不能说明资产阶级社会就完美地解决了封建王朝时期一直存在的阶级压迫问题。由于资产阶级是以更为“赤裸”的剥削代替“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而贯穿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阶级对立也不过是封建时代阶级矛盾的简化和激化，因此，“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从此逻辑可推导出，社会矛盾、阶级压迫会在资产阶级统治阶段达到顶峰，世界性革命则在所难免。与《宣言》所设想的不同，当今世界虽并未发生世界性革命，但阶级矛盾愈演愈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性扩张所带来的全球性发展失衡与剥削传统也充分印证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天才论证。最后，马克思恩格斯也在《宣言》中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趋势进行了科学的预判，这在理论上给予了我们党在执政兴国方面充分的问题预见。“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农村与城市的二元对立关系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二者之间的对立实质上是东方向西方屈服的缩影，这样的论断一方面切中了西方现代化、工业化发展进程中“城市病”的要害，给予了当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充分的方向指引，另一方面也阐释了中国在近代不断为西方所侵略、殖民、蚕食的深层次原因。当然，这也充分说明了作为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的中国为何会在民族危亡之秋选择共产主义的历史原因。为了进一步提升生产效率，“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资本的高密度聚集为工业化奠定了基础，工业化的发展又反过来推动了资产阶级剥削规模的扩大和剥削程度的进一步加深。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世界市场”的建立意味着生产的空前集中与统一，这种生产不仅包括商品物质的生产，而且还包括精神文明的生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集中的物质、精神生产背后是不平等生产关系的实质，世界性文学消融民族局限性的同时也体现着经济全球化趋势之下民族国家精神主权与经济主权的动摇。

　　时至今日，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发现，以剥削为核心的全球性不平衡经济体系的建构非但不能使自身脱离贫困的泥沼，反而在对“世界市场”愈发加深的依赖中丧失了自身经济健康独立发展的契机。随着所谓世界文学、全球文明的渗透，剥削的实质被无数精神作品所粉饰、淡化，这也是为何《宣言》问世后170多年的今天，世界性革命的热情不增反减的重要原因之一。《宣言》中指出，“世界市场”的建立固然会为人类之间的互相联系打开一道大门，新兴的文学与精神也会就此伴生，但资本主义世界性扩张的实质就是不平等关系的国际性扩张，世界性劳资对立的大门也因此而打开，在此基础上建构的精神世界必然因失衡而畸形。工业的发达使工人劳动异化，工人作为人的本质因压迫剥削而被愈发扭曲，经济地位的低下导致了农村、农民以及农业国家的普遍弱势，但东方农业文明的精神衰败并不意味着资产阶级自物质到精神地全面征服与彻底胜利。相反，在越来越严重的两极分化下，资产阶级将在革命的浪潮中走向自己的坟墓。《宣言》明快简洁地告诉我们，正如相较于封建统治的资本主义社会一样，由新兴的工人阶级、无产阶级所组成的共产主义社会也并非是空穴来风的产物，它是世界无产者经历了有形和无形的双重压迫以及精神和物质的多重剥削后实现自我解放的可靠路径。这样的社会制度将会在充分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基础上解决阶级利益分裂的问题，与之一并解决的还有城乡二元对立、劳动异化、国际不平衡发展等各方面问题。这样的社会制度是世界性的，因为它本身也是资产阶级世界性联合的对应物。“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宣言》指出，在不断的技术革新中，无产阶级的出现和壮大实际上是资产阶级自我淘汰的产物，现代工人终将是历史的选择。《宣言》对资产阶级发展进程的论断，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坚定信心，在各种政治实践问题中选准方位、找准坐标、瞄准靶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2013年1月关于严明政治纪律的讲话中，习近平指出：“我们党是靠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纪律严明是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作为马克思主义诞生标志的《共产党宣言》对于共产主义革命理想的阐释以及先进革命观的树立起着毋庸置疑的重要作用。面对各种对于共产主义理想的质疑甚至扭曲，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一面回应一面纠正，一面又以极大的理论勇气为我们勾勒了共产主义革命的理想蓝图，在这一过程中，何为真革命、何为假革命、如何革命等一系列问题得到了逐一澄清。这样清晰的革命目标和先进的革命理念对今天中国共产党在艰难险阻中不忘初心使命，坚定党性本色，找准自身的角色定位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共产党宣言》很好地回答了怎样革命的问题，这对于无产阶级革命长期健康的发展有着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面对资产阶级愈发严重的剥削，法国里昂工人两次起义，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也开始革命，工人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国际舞台。三大工人起义体现出工人阶级被压抑已久的无穷活力，但是“起义工人既无明确的政治目的，又不认识反动政府的本质，因而当起义工人控制了全城，反动政府事实上已被摧垮时，他们却不知道如何处置用鲜血争来的胜利”。当时无产阶级的革命尽管充分体现出了工人的生命力与诉求，但在组织和政治斗争层面却显得单薄无力。因此，《宣言》作为纲领性文献首先在内容上弥补了无产阶级的理论空白。对于怎样革命这一问题的回应，马克思恩格斯实际上明确地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将会包含不可或缺的暴力因素，因为“他们（指共产党人）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但暴力仅仅是革命的手段之一，它并非是革命最后的目的，通过暴力达到消灭剥削，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才是《宣言》所提到的共产主义的最终目的。针对要消灭什么，推翻什么这一系列问题，《宣言》也给出了明确答案，“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因此，这就表明推翻全部现存社会制度的基本问题是所有制问题，所有制改革这一基本问题的解决途径绝不会出现在一个专制政权的毁灭和另一个专制政权的兴起的历史“定式”中。十九世纪工人起义遭到血腥镇压的历史也是《宣言》的历史，《宣言》在无休止的暴力运动中看到理想的曙光，回答了如何革命的基本问题，革命内涵在此基础上得到不断充实。邓小平曾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宣言》所阐释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后来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的一系列政治实践都产生着重大的影响。

　　《共产党宣言》明确指出了革命的前途，这不仅仅鼓舞了当时共产主义者追逐理想的信心，其中所包含的对世界趋势的预判迄今为止依旧能够起到预见全球性问题、坚定共产主义信念的强大作用。《宣言》在指出资本本质是一种社会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资本是集体的产物，它只有通过社会许多成员的共同活动，而且归根到底只有通过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活动，才能运动起来”。根据《宣言》的设想，资本从本质上来讲则应当服务于人类的现实需求，而不应异化为针对工人阶级的压迫性力量。资本职能异化的深层次原因即是私有制所引起的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分裂，资本主义社会最基本的矛盾是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根据《宣言》所传递的政治经济学逻辑，如何引导资本服务于人民的真实需求便成为了共产党治国理政过程中十分重要的问题。2022年5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必须深化对新的时代条件下我国各类资本及其作用的认识，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发挥其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针对革命进程中可能出现的低潮与失败，《宣言》也给出了相应的答案。恩格斯曾在1890年德文版序言中指出：“至于说到《宣言》中所提出的那些原则的最终胜利，马克思把希望完全寄托于共同行动和讨论必然会产生的工人阶级的精神的发展。”因此，以往反资本主义各种斗争的失败其实并不能使共产主义者陷入迷茫而不可自拔，相反从《宣言》的逻辑视角来看，这是共产主义者追逐理想的实践过程，这样的过程有利于使“共同行动”愈发团结和完备，有利于使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在不断的讨论与实践中从稚嫩走向成熟。

　　《共产党宣言》明确了共产党本身的角色定位，这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和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自我认知建构都具有十分深远的历史意义和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献”这一部分的内容中，马克思恩格斯将各种所谓的社会主义流派与真正的共产党人相对比，在批判的基础上深刻指明了共产党的本质以及共产党人对社会和各反对党派的真正态度。《宣言》首先表明共产党的出现并非是为了各阶级利益的分裂，其真正目的在于以无产阶级为基点，以生产力的发展为主要途径，消弭各阶级之间的利益界限。“共产党人到处都在努力争取全世界民族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1。共产党不是“封建的社会主义”，以装模作样的批判来迎合、欺骗无产阶级的情感，从而维护其剥削阶级的特殊利益；共产党也并非是中世纪城关居民利益的代表，要将生产力的发展所引起的社会变革视为一种无必要的反动；共产党也始终与“真正的”社会主义划清界限，因为他们反对革命的实践，只拥护精神思辨所带来的思想意识层面的“胜利”。真正的共产党人应该撕毁“资产者之为资产者，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这样的阶级谎言，在革命的政治实践中抛却空想，并不断以对实践的反思充实批判的内涵。《宣言》在论述共产党人与全体无产者的关系问题时指出：“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共产党人的利益超越狭隘的民族利益，也正因为此一利益基点，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世界各民族、各党派才不会愈发地在资本主义弱肉强食的逻辑下走向分裂。随着当下全球化的发展，依靠单个国家的力量处理世界性问题的可能性越来越低，这使得世界屡屡呼吁超越国家、跨越民族的全球性集体力量的出现。共产党人用以塑造无产阶级队伍的理念与初衷便直接呼应了当今世界的需求，显得客观而深远。“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是过去支配现在，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是现在支配过去。”过去积累的劳动支配活劳动（即人本身）是资产阶级社会所认可的逻辑，而共产者却意在扭转这样的规律，他们在当下与未来都不放弃对人的独立性的塑造。他们使“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成为“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样宏伟的目标定义了共产党人的身份认同，并对中国共产党早期成立和发展起到了重要奠基作用。毛泽东曾这样强调：“共产党人决不抛弃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他们将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而达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阶段。”《宣言》以唯物视角所建构的共产主义信仰不但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与建设的伟大事业提供了坚实的理念基础，而且也为中国后来的改革开放提供了方向指引与基本遵循，邓小平提到：“党和政府愈是实行各项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政策，党员尤其是党的高级负责干部，愈要高度重视、愈要身体力行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由此可见，《宣言》中对共产党的角色定位凸显了无产阶级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也内在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队伍相较于其他阶级的先进性，也是共产党员在自我定义、自我认知的同时必然能够赢得绝大多数人拥护和支持的原因。

　　《共产党宣言》作为一部马克思主义纲领性文件，宏观来讲，在漫长的斗争过程中《宣言》为世界工人运动提供了理论坐标与方向指引。从中国视角出发，《宣言》中所迸发的思想光辉一直启迪着中国共产党从无到有、由小到大、由弱到强而成长为组织规模最大、党员人数最多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从100年前刚刚成立时寥寥几十名党员到如今拥有9600多万党员，领导着14亿多人口大国的政党，是什么样的精神力量在推动着中国共产党不断前行，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在漫长的政治实践中如何得以实践？《共产党宣言》中显然蕴藏着中国共产党“过去为什么能够成功”以及“未来怎样才能继续成功”的奥秘。

　　《共产党宣言》所倡导的革命理论契合中国大同社会的理想，给予了近代以来的中国思想上的震撼和斗争方式上的反思。自鸦片战争以来，近代的中国饱受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凌，在变法图强的道路上亦几经挫折。从洋务运动到戊戌维新，再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中国人经历着从军事、经济到政治制度再到国民思想的剧变过程。然而，旧的中国如一盘散沙，尽管志士仁人奔走相告，各种维新革命却均告失败，其根本原因在于没有科学的理论指导。马克思曾指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近代的中国缺乏先进科学理论的支撑，这一事实也就直接表现为人民群众的涣散与“物质力量”的匮乏。1920年8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正式出版，其中对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比与阐释让中国人逐渐深刻明白了无产阶级的先进性。“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先进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能够唤醒近代史上贫弱的中国，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无论经历怎样的劫难，中国人也都不会放弃对中国大同社会理想的传承，任何外来思想的传播都只能在契合中国大同社会理想的基础上才能生根发芽，得到中国人民的响应。大同理想最初见于《礼记·礼运·大同》，其中孔子有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在受到西方强烈冲击下的近代中国，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也提出了“大同之道，至平也，至公也，至仁也，治之至也，虽有善道，无以加此矣”的大同社会构想。从古至今中国社会的大同理想便有一个共通点，即寄希望于一个真正超脱于普通阶层的利益代表的出现，再以其公允正义的力量改造社会，实现大同。也正因于此，古时孔子到近现代的康有为均未跳出皇权的窠臼，而马克思恩格斯所撰写的《共产党宣言》则启迪中国人将构建理想社会的宏愿放在真正先进且革命的无产阶级身上，正是这样一种从空想到实际的转变反映了《宣言》中革命理论与中国大同理想、中国近代实际国情的契合，也说明只有与中国特殊国情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革命理念才能真正在中国革命事业中具有强大的号召力与生命力，正因于此，“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才成为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

　　《共产党宣言》所揭示的“两个必然”规律为中国共产党在当今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性政治实践奠定了基础。《宣言》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进行了无情的批判，论证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战略。2022年11月15日，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会晤期间，习近平再次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让团结代替分裂、合作代替对抗、包容代替排他，共同破解‘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一时代课题，共渡难关，共创未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使中国共产党人在时代危机面前站在人类道义的制高点，拥有了更为特殊的使命与担当。2022年，党的二十大的召开擘画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以稳健的经济发展继续保持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8年时间绝对贫困问题的解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都是党领导人民团结奋斗的卓越成就。中国在处理好国内问题的同时也勇担国际责任。面对疫情，中国“迄今已向1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超过18.5亿剂疫苗”。在全球经济层面，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中国所主导的“一带一路”建设正在惠及沿线更多国家和地区的人民。中国基于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努力作为以及对自身智慧、方案的分享与贡献奠基于《宣言》中对革命事业的阐释，因为“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而“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

　　总而言之，《共产党宣言》对资产阶级历史的回顾和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预判为我们认清资产阶级的本来面目，预知人类社会的潜在危机提供了理论路径。《宣言》可能并未对现今的社会问题和发展规划提出现成的方案，但其中所蕴藏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却将会贯穿人类社会发展的始终。“观念未必是决定世界走向的，但一旦观念掌握了个体，而汇聚成为一种基本的政治态度和思维方式，就可能成为撬动世界的一根杠杆。”《宣言》中所传递的无产阶级独有的哲学思辨与价值理念将会成为整个世界衡量自我发展的一种尺度，正如恩格斯所言：“某一国家的大工业越发展，该国工人想要弄清楚他们作为工人阶级在有产阶级面前所处地位的愿望也就越强烈，工人中间的社会主义运动也就越扩大，对《宣言》的需求也就越增长。”自1921年建党以来，《宣言》所建构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便一直贯穿于中国共产党政治实践的始终，也正因如此，中国共产党才得以凝心聚力由弱至强，成为组织规模最大、党员人数最多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宣言》作为马克思主义纲领性文献，时至今日依旧指引着中国共产党伟大的政治实践，依旧散发着真理的光辉，它将激励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站在更为广阔的视野看待民族复兴、世界大同的责任，它将坚定中国共产党人在面对危机、挑战时的使命与信心，最终它将引领中国共产党通过漫长艰巨的政治实践，携手各国共建共产主义的理想世界。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党政论坛》2023年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