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正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也是其科学性和先进性的内在规定。守正就是要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定共产党人的信仰信念。创新就是“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新的时代内涵”。10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守正创新的科学态度，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

　　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将其作为行动指南。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明确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他要求我们党的理论家，应该能够“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秉持对马克思主义守正态度的同时，毛泽东更加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在他看来，“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他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一命题，并强调其已“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基于此，在革命斗争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守正创新的科学态度，无疑是毛泽东思想得以创立的密钥。

　　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强调：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克服千难万险最终取得胜利，“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遇到空前重大挫折，“社会主义失败论”“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等论调甚嚣尘上。面对这一现实，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江泽民明确指出：“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引导我们深刻认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把握世界形势变化的本质，不被历史长河中的旋涡和逆流所迷惑。”在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不仅强调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而且也深刻认识到只有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才能引领事业发展。邓小平反复强调，“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否则，就“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为此，中国共产党“从新的实践和时代特征出发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科学回答了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秉持对马克思主义守正创新的科学态度。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同时，他还强调：“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这些论述都是习近平总书记对马克思主义既要守正又要创新的鲜明表达。他还明确提出并多次使用“守正创新”的科学概念。在回顾中国共产党的百年理论创新史时，他说：“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创新。马克思主义深刻改变了中国，中国也极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一百年来，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相统一、培元固本和守正创新相统一，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新境界……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正是基于对马克思主义守正创新的科学态度，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勇于进行理论探索和创新，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

　　“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错误，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坚持守正创新是中国共产党在百余年理论创新史中成长壮大、百炼成钢的重要密码。面向新征程，中国共产党更要做到守正与创新的统一，在丰沃的实践土壤中孕育“理论之花”，使马克思主义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中国共产党推进理论创新，始终着眼于承前启后、环环相扣的人类历史发展进程，坚持唯物辩证的历史眼光，既在客观总结历史中把握历史规律，汲取历史智慧，增进理论创新的科学性；也立足当下，聚焦于正在做的事情，解决实践中的现实问题，凸显理论创新的针对性；还以当下的实践作为正在生成的历史，在开创未来中推进理论创造，提高理论创新的前瞻性，真正在历史、现在、未来的相融相通中推进理论升华。

　　历史唯物主义强调，一切社会事实都是历史中的事实，要放在历史过程中把握。在百年奋斗征程中，中国共产党以强烈的历史意识和使命担当精神，在历史与现实的平衡互动中实现理论的延续与升华，为推进理论创新提供智慧积累、启迪思路。纵观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无一不是中国共产党通过对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经验进行科学归纳和总结实现理论思维的创造和飞跃。党的三个历史决议更是党坚持把握历史规律、科学总结历史经验以助推理论创新的光辉典范。1945年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全面总结建党以来特别是六届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前这一历史时期的经验教训，深入剖析历次“左”、右倾错误及其严重危害，进而初步描绘出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大致轮廓，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奠定了理论基础。1981年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科学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经验教训，从根本上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初步提出在中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奠定了重要基础。2021年在建党百年之际，中国共产党坚持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聚焦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形成第三个历史决议，科学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从哪里来、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成功等历史之问，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提供了有力的历史支撑。由此可见，善于从历史中汲取经验、启迪思路，以此来引领前进道路和前行方向，是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鲜明特质和突出的方法论特征。

　　以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推进理论创新，是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一以贯之的鲜明特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种理论的产生，源泉只能是丰富生动的现实生活，动力只能是解决社会矛盾和问题的现实要求。”判断中国共产党推进理论创新的有效性、可靠性，就要看其是否聚焦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是否能对发展变化的实践主题和时代形势作出逻辑解答。纵览党的百年赶考历程，中国共产党推进理论创新始终服从于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逻辑，直面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矛盾和存在的紧迫问题，体现其鲜明的现实向度。毛泽东思想生发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现实土壤，始终聚焦于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现实命题，有效回答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问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国内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等一系列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面对发展变化的时代形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妥善应对、成功解决了改革开放现实实践中产生的一系列问题。邓小平理论“阐明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引导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不断前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加深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科学发展观“深刻认识和回答了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国内外环境变化，辩证分析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阶段特征，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的重大政治判断，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可以看到，正是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聚焦于事关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的关键问题，以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才使马克思主义愈发凸显其实践性、真理性，使党的理论创新愈发展现出科学性、针对性。

　　中国共产党不仅立足于历史与现实，更是在明确社会发展目标中引领社会前进方向，在部署未来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图景中推进理论创新，具体体现为在各个历史时期将对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具体化，转化为不同的战略规划和安排。在马克思提出的共产主义“两阶段论”的基础上，毛泽东结合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的现状，认为社会主义要经历“不发达的社会主义”与“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两阶段。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进一步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范畴，并作出“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规划了“三步走”的战略安排。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接过历史的接力棒，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美好前景。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当代中国发展的战略目标和战略安排更加明确具体，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图景更为清晰。党的十九大提出从 2020年到21世纪中叶的“两步走”的战略安排，描绘了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宏伟蓝图。党的二十大进一步对“中国式现代化”和“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进行总体描绘和深刻阐释，同时强调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不断擘画中华民族的光辉未来中引领人民团结奋斗，增强广大人民群众踔厉奋发、继续前行的信心与力量。

　　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真正做到了从历史中引申出对现实的思考，在对现实的反思中展望未来前景，在历史、现在、未来的系统考量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更要在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中增强理论创新的不竭动力和智慧源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面对快速变化的世界和中国，如果墨守成规、思想僵化，没有理论创新的勇气，不能科学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不仅党和国家事业无法继续前进，马克思主义也会失去生命力、说服力。”这“四个之问”在本质上都是“实践之问”。要在回应“四个之问”中，实现理论与实践的动态统一，疏通理论创新的源头活水，在实践基础上推进理论创新。

　　在科学回答中国之问、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中推进理论创新。纵观百余年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篇章是中国共产党人依靠自身力量实践出来的，贯穿其中的一个基本点就是中国的问题必须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由中国人自己来解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就是一部解答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不同时期的“中国之问”，立足中国现实实践的理论创新史。毛泽东指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到“走自己的路”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从毛泽东思想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是中国共产党立足中国场域，回应“中国问题”的生动彰显。进入新时代，中国应如何发展？中国未来要走向何方？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中国共产党坚持立足本国国情推进理论创新，聚焦鲜活的中国的实际问题，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蓬勃发展。

　　在科学回答世界之问、坚持胸怀天下中推进理论创新。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不是故步自封的，而是与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世界格局发展变化紧密联系。正是这种全球视野，决定了党的理论创新具有全局性、战略性、整体性。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胸怀天下，深入分析世界形势，把握世界大局，在时代变迁中审视理论发展，以海纳百川的宽广胸襟致力于人类进步事业。特别是进入新时代，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相互交织，世界向何处去？人类怎么办？这是世界各国人民共同的关注，也是具有强烈使命意识的中国共产党必须回答的世界之问。面对“世界之问”，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打破西方国家的文明桎梏，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发出“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就“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这一重大问题作出中国回应，以新时代“中国之声”的智慧之光，在波谲云诡的国际风云中，为人类社会实现共同发展、长治久安、持续繁荣照亮前行之路。

　　在科学回答人民之问、与人民同呼吸中推进理论创新。“一切脱离人民的理论都是苍白无力的，一切不为人民造福的理论都是没有生命力的。”理论创新有其鲜明的价值取向和价值诉求。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既是党推进理论创新不竭的力量源泉，也是检验理论创新成果的衡量标尺。随着时代和实践的发展，人民对美好生活产生多层次多样化多方面的新需求新期待，对党推进理论创新提出亟待解决的理论和实践课题。解答“人民之问”，必然要聆听人民心声，回应人民现实生活需求，确保人民群众有更切实的获得感、更有保障的安全感、更可靠的幸福感。回望党的百年征程，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成果也正是对人民群众美好愿景和期待的科学设计和理性表达，这一价值取向也必然对中国共产党推进理论创新的实践产生调控作用，真正实现主体和客体的一致。尤其是进入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助推马克思主义在科学回答“人民之问”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从“民有所呼、政有所应”的全面深化改革到“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再到“一个都不能掉队”的共同富裕，清晰可见的是中国共产党将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作为新时代推进理论创新的落脚点，始终占据道义制高点，有效回应“人民之问”，真正“掌握群众”，凝聚成实现民族复兴的磅礴伟力。

　　在科学回答时代之问、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中推进理论创新。“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正确把握时代趋势和时代性课题是进行理论创新必须遵循的基本逻辑。中国共产党坚持对时代主题、趋势、诉求的深刻把握和敏锐反应，实现党的理论与世界发展大势、时代潮流的同频共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对世界发展大势和时代主题进行科学分析和研判，作出当前“处在革命和战争的新时代”的重要论断，为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推翻“三座大山”以赢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提供了时代依据。改革开放之后，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以科技和经济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较量日趋激烈。中国共产党人立足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从新的实践和时代特征出发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科学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发展战略、政治保证、祖国统一、外交和国际战略、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等一系列基本问题”。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聚焦新时代的“时代之问”，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重大时代课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使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新的勃勃生机。

　　思想因实践而丰盈。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党推进理论创新更要摒弃拘泥于纯理论层面的单调说辞和粉饰门面的抽象空洞之物，坚持深耕于实践的厚土，在发现重大现实问题、分析与研判问题、思考和破解时代课题和现实问题中，实现贴近实际、贴近生活的具体化的理论思考。

　　中国共产党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不仅将立足现实实践作为一以贯之的普遍准则，更是在一些关键历史节点上对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作出理论分析与解答，对现实经验作出新的理性升华。党的重要会议和纪念活动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重要节点，重大突发性事件的问题显化效应又促使人们对现状进行反思，这些都为中国共产党推进理论创新提供了重要契机。

　　以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等重要会议为契机，在解答实际问题中阐发理论，是中国共产党推进理论创新的重要形式，拓展了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视野和空间。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党的历史上的关键节点，在党推进理论创新过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纵览历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可以管窥党的理论创新的历史轨迹，归纳总结党在理论创新实践中取得的一系列重大成果。如党的二大第一次明确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党的三大提出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主张，党的四大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建立工农联盟的思想，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党的八大正确分析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党的十二大首次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命题，党的十三大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党的十四大首次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五大将邓小平理论写进党章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党的十六大确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地位，党的十七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党的十八大确立了科学发展观的指导地位并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要求。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科学论断，并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党章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党的二十大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系统阐释，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行统筹谋划，提出一系列原创性理论观点。由此可见，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为党推进理论创新提供了重要契机，极大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进程。通过中央全会审议通过建议、决议，作出重大决策部署也是党持续推进理论创新的重要途径。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以重要会议为契机，在关键的历史节点阐明理论内涵、澄清思想误区从而有力推进理论创新。

　　纪念活动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政治资源。通过对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重要节日（纪念日）等的纪念活动，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的实践经验提炼升华为具有开创性、标识性的思想理论，不仅在唤醒历史记忆中有效整合社会认同，也为理论创新提供丰富资源。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在纪念活动中推进理论创新，尤其是在建党纪念中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论断和重大战略举措，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理论创新之路，这些历史节点也因独特的理论创新成果更显意义非凡。为纪念建党22周年，王稼祥撰写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以首次提出“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概念而被载入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史册。在建党28周年之际，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为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奠定理论基础。200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江泽民对建党80年来取得的奋斗业绩和基本经验进行深刻总结和评价，系统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201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胡锦涛指出，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大理论成果，这一新论断开启了对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全新认知。202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系统回顾党百年来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庄严宣告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提出“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科学概念，进一步推动了党的理论创新。纪念活动通过历史场景的重现和纪念仪式的操练，实现了对纪念对象更深入的延展和开拓，为中国共产党推进理论创新创造提供有力的理论生长点。

　　重大突发事件提出的尖锐问题具有直接冲击性和时间的紧迫性，促使中国共产党必须深化对事物发展规律的认识以科学、有效应对，既要提出解决问题的可行举措，又要在化解风险经受考验中提出指导长远发展的理论，在化危为机中增强党应对风险挑战的本领和能力。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紧紧抓住大革命失败这一重大突发事件，提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的著名论断；抓住西安事变、卢沟桥事变等重大突发事件，丰富和完善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在挽救民族危亡中推进了理论创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世界社会主义陷入低潮，科学社会主义遭受喧嚣围剿，党和国家处于生死攸关的历史关头，如何使我们的党始终保持旺盛的生机活力，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反思“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重大现实问题，形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成为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的强大思想武器。2003年4月，胡锦涛视察广东，最早提出和阐述了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后来经过进一步的提炼和升华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进入新时代，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的大考不禁让我们深思：如何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形成了“五个根本”规律性认识，为我们在严峻挑战下做好经济工作提供了科学指引，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习近平经济思想。可以看到，在应对突发事件中，中国共产党不仅没有丝毫畏惧退缩，反而于危机中育先机，在化解风险考验中进一步增强了理论创新的动力与勇气。

　　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始终坚持实践基础上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在重要会议、纪念活动和重大突发事件等特殊历史坐标上，在把握事件发展规律性的基础上对一系列问题进行科学解答，从而在推进理论创新中增强历史主动。

　　推进理论创新，既离不开领袖个人的重大贡献，也离不开党和人民的集体智慧。10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正是在领袖个人的重大贡献与党和人民的集体智慧的协同互动中，不断推进理论创新。

　　用党的领袖来命名理论或者指导思想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个通行做法。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领袖既是卓越的政治家、革命家，也是杰出的理论家，其自身的理论水平、知识素养、问题意识、实践历练等对推进理论创造都会产生重要影响。正如邓小平所言，理论创新“是一项十分重大的任务，既是重大的政治任务，又是重大的理论任务。这决不是改头换面地抄袭旧书本所能完成的工作，而是要费尽革命思想家心血的崇高的创造性的科学工作”。党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重大研判、重大决策，都离不开领袖个人极具前瞻性、独创性、战略性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他们既有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深刻洞察力和战略眼光，又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非凡理论创造力和深厚文化底蕴；既有革命家的责任担当和大无畏的献身精神，又有甘当人民公仆的淳厚博大的人民情怀，以其非凡的领导能力、崇高人格风范、赤诚为民情怀，为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作出了决定性贡献。在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毛泽东作出了杰出贡献，是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毛泽东思想以毛泽东的名字来命名，也是名副其实的。邓小平在邓小平理论创立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亦是如此。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以非凡的战略思维和政治智慧深邃洞察当今时代潮流，以高超的领导能力和高度的理论自觉回答时代和实践面临的新课题，以坚定的理想信念和不负人民的赤子情怀进行一系列具有开创性的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作出了决定性贡献。习近平总书记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作出了重大贡献，发挥了重大作用。用他的名字命名这一理论是名副其实、当之无愧的，而且也体现了我们党在理论上的成熟和自信。

　　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党和人民的集体智慧。集体智慧，既涵盖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以及各部门的集体智慧，也包含广大人民群众的集体智慧。人民就是江山，也是最大的靠山。面对人民的磅礴伟力，邓小平指出，“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由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习近平更是强调，“在人民面前，我们永远是小学生，必须自觉拜人民为师”。站稳人民立场、置身于“群众的海洋”，“中国号”巨轮才能劈波斩浪、行稳致远。因此，“要注重从人民群众的创造中汲取理论创新智慧”，及时总结人民群众生动鲜活的生产社会实践，通过加工、提炼、升华为理论。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群众路线，落实民主原则、倾听群众心声，健全民主机制，全面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从群众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及时总结概括群众经验，将其提炼升华为党的创新理论。同时，又加强理论宣传、教育和普及，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真正成为人民的思想底色，使广大人民群众在认同党的创新理论上往深里走、往实里走、往心里走，实现党和国家的执政理念与社会大众价值追求的完美结合。可以说，正是因为汲取党和人民集体智慧的精华，理论创新这一进程才得以不断持续和完善。

　　理论创新是一项庞杂繁复的系统工程。对这一浩大工程，我们需要着重把握两个方面：一是这项工程包含的要素是丰富多元的，即党推进理论创新的方式方法是多维度、多方面的，上述“五位一体”的成功密码只是宏大方法论体系中的典型代表。这五重理论创新的进路，既各自独立、殊异有别，又彼此联结、关系密切，其中，“在坚持守正与创新的有机统一中推进理论创新”这一方法论又统领其他的方法论，它们协同推动党的理论创新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开辟新境界。这是对建党以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宝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深刻提炼，也是中国共产党百余年伟大奋斗卓越智慧的鲜明彰显，极大地丰盈和扩展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思想的理论宝库。二是推进这一浩大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一个长期、复杂和艰巨的过程，需要坚持不懈、久久为功。一方面，“理论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神圣职责”。理论孕于时代、生于实践，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另一方面，构成这项工程的方法论要素是多元、繁杂的，它们之间的统筹、协调和联动也并非易事。理论创新的内在诉求和外在阻滞因素的并存，要求我们锚定现实、谋划长远、综合布排、协同推进，深入把握以上“五位一体”的理论创新路径，汇集起强劲合力，产生同频共振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