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把工作做好、把事业做成功，一定要有科学的工作方法。科学的工作方法来自科学的思想方法。思维是思想方法最底层的逻辑和最集中的体现。习近平总书记特别重视提高领导干部的思维能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思维能力。先是讲“坚持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1,后来又增加了历史思维2,党的二十大又提出系统思维3。不论是五个思维、六个思维还是七个思维，在不同的表述中排列次序常有变化，但是战略思维始终都排在第一位。因为战略思维“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应该树立的思维方式”4,“提高战略思维能力，不断增强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5是中国共产党极为重要、极为宝贵的实践经验总结。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讲清楚战略思维的功能定位、本质特征、实践要求、哲学意蕴，更好地坚持战略思维，既是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客观要求，也是更好担当“四个伟大”时代使命的政治自觉，更是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的基本功与必修课。

　　人类社会对战略的认识与运用可以上溯到2000多年以前，早在中国春秋战国时期、西方古希腊罗马时期就有了相应的概念，其实践形态可能还会更早一些。在人类社会早期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进行战争并通过战争获取利益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极为重大的事。以“战”为“略”,因“战”制“略”塑造出战略的最初形态，也确立了战略这一概念的最初含义。随着社会发展、时代演进，当“政治和治国之道”(克劳塞维茨语)的内容越来越广泛，战略的话语与形态也在不断丰富发展。从“战略”到“大战略”,再到“国家战略”“国际战略”,变化的背后是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也是人类社会实践的深化提高。

　　战略学对战略和战略思维有系统专业的研究阐释，但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认识战略和战略思维更深刻，也更能抓住其本质。马克思主义“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6,因为“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7;同时又认为“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8。在现实的实践中，历史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9。那么，如何让某一种“自觉的意图”“预期的目的”在“无数的单个愿望和单个行动”互相干扰、彼此冲突中赢得优势、实现出来，让某一种力量在“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的“合力”中取得主导地位，就需要在深刻认识规律、把握规律的基础上创造性地运用规律，科学整合各种资源、协调各种关系、引领各种力量。这一切体现在具体实践中就是战略筹划与战略运用。

　　因此，我们可以给出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战略”和“战略思维”的定义：战略是基于一定的意图，为实现一定的目标而对客观规律创造性运用的系统性行为筹划。战略思维是支持促成这一行为筹划的有效思想方法、工作方法的一种思维方式。

　　习近平指出：“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10这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深刻认知的黄钟大吕。小而言之一个人、一个组织，大而言之一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没有战略支持就不可能取得成功。

　　中国的改革开放可以说是国家战略成功的经典案例。现在社会上似乎有种看法，把中国的改革开放想象成浪漫的田园牧歌，好像当年的中国想改革开放就能改革开放，世界对中国改革开放很热心很善良，而且只要改革就能成功。其实这种认识是很错误的，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首先，改革开放不是想干就能干。战略博弈不是良心发现，从今日西方社会对中国的态度就可见一斑。其次，改革开放不是必然成功，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功得益于党的正确领导、得益于科学理论的指引，也有赖于千千万万平凡人的努力。正如习近平指出的：“改革开放在认识和实践上的每一次突破和发展，改革开放中每一个新生事物的产生和发展，改革开放每一个方面经验的创造和积累，无不来自亿万人民的实践和智慧。”11

　　为什么西方社会支持中国改革开放 20世纪80年代，中国一提出改革开放，日本产品美元贷款马上大举进入中国，外国人好像比中国人还兴奋、还迫切。这背后有着错综复杂的战略因素和战略算计。

　　最基本的是世界格局。20世纪70年代后的世界格局被称为中美苏“大三角战略”。当年的中国与美苏显然不在同一个重量级上，为什么能并列?美国尚未走出越南战争泥潭，苏联在阿富汗又陷入泥潭，都自顾不暇需要借助外力。中国这一角虽然弱，但也是独立的一角，谁拉过来谁占优势，正所谓“四两拨千斤”。西方社会想利用当时的中苏矛盾拉拢中国对抗苏联。

　　最直接的是经济发展。20世纪70年代后西方社会进行产业升级，不在自己国内搞低端制造业了，国际产业重新调整分工。世界需要大量产业工人，需要大量工业制造品，仅仅靠所谓亚洲四小龙是不够的，西方把目光转向了中国。中国有着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廉价而又有组织的劳动力。同时西方资本需要开拓市场，而中国是世界市场上最大的处女地，外国商品已经有30多年没有通过正常贸易进入中国，西方社会对中国市场这块大蛋糕早就垂涎欲滴。

　　关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当年的西方社会有三大自以为是的幻想：中国一日打工永久打工，做西方资本廉价的打工者；中国作为“待宰的羔羊”被养大、养肥后变成西方社会砧板上的肉；更重要的是西方意识形态小算盘，想对中国实行和平演变。在某些外国人眼中，中国改革开放就是向西方社会看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改头换面的资本主义，共产党迟早会变成资产阶级政党。

　　正所谓有风险才有战略，有风险才有收获。战略不是阴谋是阳谋，是正大光明的阳谋。中国社会知道改革开放的风险，也知道西方社会的小九九小算盘，但中国社会更知道自己最需要什么。要通过改革开放借用外力促进经济发展，大踏步赶上时代，一步步走近世界舞台中央。至于说谁赢谁输，就看谁的战略擘画好，谁的战略能力高。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有力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没有变质变色变味；中国社会没有改旗易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不是别的什么主义；中国发展没有被路径锁定，不断地产业升级，高质量发展，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成为发达国家技术垄断的碾压机。

　　这一切来自改革开放40多年顺应中国人民要发展、要创新、要美好生活的历史要求，契合世界各国人民要发展、要合作、要和平生活的时代潮流，始终坚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始终坚持正确的发展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以宽广的世界眼光与坚毅的大国担当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正是这样的战略自觉与战略擘画，使中国取得了经济社会发展一枝独秀的“中国奇迹”,实现了国家治理风景这边独好的“中国之治”,走出了一条伟大复兴和全面现代化的“中国道路”,为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作出了“中国贡献”,让“不可能成为了可能”“创造了人间奇迹”12。

　　反过来，柯达公司的衰败则可以说是企业战略失败的经典案例。柯达公司创建于1880年，巅峰时期全球员工超过14.5万，市值高达310亿美元，占据全球2/3市场份额，中国市场一度几乎被柯达垄断。但这样一个巨无霸的企业于2012年申请破产保护，2013年沦为一家小型数码影像公司。

　　柯达公司不是没有技术进步，其1975年就研发出了世界上第一台数码相机，遗憾的是据说公司高层看过后说，这个东西看着不错，但是千万不要和别人提起它。所以，尽管1991年柯达公司又率先研发出130万像素的数码相机，却仍“养在深闺不示人”。当摄影拍照技术从“胶卷时代”大踏步进入“数字时代”,柯达却舍不得放弃传统胶片领域的突出地位，把战略重点放在防止胶卷销量受到不利影响上，甚至还通过不断的产业并购扩大生产规模。这是重大的战略错误，其想以一个公司的力量封锁世界技术进步，简直是螳臂当车，自不量力。

　　从国家到企业再到个体行为，贯穿其中的逻辑是相通的。具体到现实的政治行为，对领导干部来说，不懂战略就不会领导。我们在领导实践中常常可以看到两种情形：有一些领导干部是“五加二”“白加黑”,自己整天忙得脚不点地，把下属催得团团转，但回过头来盘点好像也没干什么事情，至少没干出什么大事，结果群众不满意、领导不认可、同事不敬佩；还有一些领导干部则是举重若轻，有张有弛，高屋建瓴、提纲挈领，结果事情干得并不少、效果也好，群众满意、领导认可、同事敬佩。之所以出现这么大的反差，根本在于领导干部是否心中有战略，是否善于用战略。

　　领导干部的工作性质特点决定了其比一般人更需要从战略上思考问题，从战略上解决问题。何谓领导?“领”要把握方向、站在高处，“导”要胸怀大局、走在前列。而这“高”“大”“前”讲的都是战略素质。所以习近平一直强调：“领导干部要善于进行战略思维，善于从战略上看问题、想问题。”13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重大转换，开始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战略目标更加宏大，战略任务更加艰巨，人民内部利益关系更加复杂。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化，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更加扑朔迷离，既是巨大机遇又是巨大风险，无限可能同时意味着无限不确定性。适应新方位，担当新使命，就要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来思考和把握国家未来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战略问题，要以更坚定的立场、更科学的方法制定党和国家大政方针、发展战略和各项政策，要以更坚决的意志、更有力的行为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所有这一切都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战略思维能力提出更新更高的要求。领导干部只有具备较高的战略思维能力，才可能做到敏锐的战略洞察、清醒的战略评估、理性的战略预期、积极的战略筹划、果断的战略决策、务实的战略安排、坚定的战略实施，才会成为好领导，才会干成大事业。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央党校学员提了一个要求，希望大家静下心来“踱方步”14。所谓“踱方步”,就是进行战略思考，培养战略思维能力。每隔一段时间，从工作“热运行”中抽身出来踱踱方步，进行一些“冷思考”是领导干部提高战略思维能力的重要手段。

　　习近平指出：“战略思维能力，就是高瞻远瞩、统揽全局，善于把握事物发展总体趋势和方向的能力。”15这是在对战略思维本质深刻把握的基础上作出的科学阐述。战略思维之所以是各种思维之首，就是因为它同时具有辩证思维、历史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底线思维的诸多特点，但就其本质来说，全局观念、对手意识、实践品格是战略思维最鲜明的特征。

　　(一)全局观念

　　战略思维是关于实践活动的全局性思维，其本质就是通过正确处理实践活动中各方面、各阶段的关系，达到实践整体的和长远的最佳效果，即全局的最佳效果。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讲“战略问题是研究战争全局的规律的东西”16,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全局观念最根本的是从全局的角度判断是非、评估得失，不能因小失大、本末倒置。局部再重要，对全局来说也只是部分。全局不仅是空间上的全局，也是时间上的全局。全局观念还要善于把当前的问题放在过程中加以思考，不能急功近利、鼠目寸光，“风物长宜放眼量”。目无全局的将军，即使争得一城一地，最终难免全军覆灭；目无全局的棋手，纵然围得一子一目，最终难免满盘皆输。

　　1947年的延安对中国共产党来说不仅是政治根据地，也是精神根据地，更是无数进步人士心向往之的圣地，其战略地位、战略意义不言而喻。但为了打败蒋介石取得新中国的胜利，也要舍得放弃。毛泽东当年解释撤离延安的原因时指出：“我们暂时放弃延安，就是把包袱让给敌人背上，使自己打起仗来更主动，更灵活，这样就能大量消灭敌人，到了一定的时机，再举行反攻，延安就会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17“对于这段历史，美国政府在一九四九年发表的《白皮书》曾经作过这样的评述，国民党军‘攻占延安曾经宣扬为一个伟大的胜利，实则是一个既浪费又空虚的、华而不实的胜利’”18。

　　可能有些领导干部说，我就是在小单位、小部门工作，我的活动范围就是一个小小的局部，与全局实在挂不上。其实不然，局部是全局的局部，古语讲：“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毛泽东说：“要求战役指挥员和战术指挥员了解某种程度的战略上的规律，何以成为必要呢?因为懂得了全局性的东西，就更会使用局部性的东西，因为局部性的东西是隶属于全局性的东西的。”19“只有了解大局的人才能合理而恰当的安置小东西。即使当个排长也应该有个全局的图画，也才有大的发展。”20只有把局部问题放在全局的整体中加以思考、定位、摆布，才会做得好。邓小平说：“我们的一切工作都会涉及全局与局部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集中统一与因地制宜的关系。大道理与小道理必须弄清楚。”21所谓弄清楚，就是大道理要管小道理，局部要服从全局。当然，强调全局观念并不是否定局部，没有对局部的充分认知与合理维护，也不可能真正实现全局的利益。

　　(二)对手意识

　　战略面对的不是静止的对象，而是不断变化的对象；战略实施改变了对象，对象必然会有反馈与回应，即使对象是非人化的自然也会有反馈。恩格斯有句名言：“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22自然界如此，有意图有利益关切的战略主体更会如此。战略思维一定要有对手意识。不仅要知己更要知彼，要知彼对己的回应；不能只考虑自己想怎么做，而是要想对方会怎么做，根据对方的反应来决定自己的战略筹划。

　　战略思维中的对手关系是多样的，有对抗也有合作。其中，对抗又有正和、零和、负和三种模式，合作也有同志、朋友、搭便车者三种形态。不同的模式、不同的形态呈现出不同的思维方式，需要不同的战略应对。

　　毛泽东讲：“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23这个问题同样是战略的首要问题。准确判断敌与友，想方设法把敌人变得少少的，把朋友变得多多的，这是战略思维的入手处。在战略上，敌人的敌人可以是朋友，也可能依然是敌人。敌与友从来不是固定的，敌人不是铁板一块，内部可能分化出同情者、同盟者；朋友也不是永恒的，情形变了也会中途下车甚至反戈一击。战略上的战胜对手并不必然是消灭对手，把对手转化为朋友是更高明的胜利。

　　此外，在战略大棋局中参与者的数量不同，战略模式、战略结果会迥异。强弱态势会因参与主体的变化而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甚至出现惊天逆转。博弈学在研究双主体博弈、三主体博弈、多主体博弈方面的成果对深化战略思维的对手意识很有借鉴价值。双主体博弈本质上是强弱对抗，虽然弱者可以通过策略性操作取得优势与胜利，但是不会改变强弱的根本态势。三主体博弈则不然，弱者可能会拥有完全的优势策略改变强弱态势。中国社会倡导并坚持国际上的多边主义，其实就是反对霸权主义，为广大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加公平正义发展环境的战略选择。

　　(三)实践品格

　　战略思维不是思想实验，不是沙盘推演；战略思维不讲应该，着眼可能；战略思维计算收益，关注成本。再完美的战略构思，如果实现的成本过大，也就不具有现实性，没有意义。战略思维来自实践，卓越军事家的战略思维能力是在炮火的洗礼中锻炼成熟的，卓越政治家的战略思维能力是在波谲云诡的复杂斗争中磨砺出来的。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讲道：“指导战争的人们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的限度期求战争的胜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须在客观条件的限度之内，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24制定战略要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能用幻想的东西代替现实的东西，不能用抽象的可能性代替现实的可能性。现实情况是我们考虑一切问题、制定一切方针政策的根本依据。我们只能去做那些经过努力可以做到的事情，而不要勉强去做那些在现阶段经过努力也做不到的事情。

　　当代中国一定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一定不能被发展所取得的成就冲昏头脑，不能发热、不能冒进、不能好大喜功。任何超越现实、超越阶段而急于求成的倾向都要竭力避免。在相当长时期内，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还必须同生产力更发达的资本主义长期合作和斗争，还必须认真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创造的有益文明成果，甚至必须面对被人们用西方发达国家的长处来比较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不足并加以指责的现实。对此，我们要保持足够的战略定力。

　　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25,是习近平总书记针对宣传思想工作提出的要求，其对领导干部提高战略思维能力同样具有重大指导意义。胸怀大局就不会顾此失彼，把握大势就不会盲目从众，着眼大事就不会不知轻重。提高战略思维能力就要在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方面下工夫。

　　(一)胸怀大局，统筹兼顾

　　全局观念体现在战略实践和领导工作中，就是胸怀大局。邓小平说：“不管对现在还是对未来，我讲的东西都不是从小角度讲的，而是从大局讲的。”26习近平讲领导干部特别是中高级领导干部要“善于观大势、谋大事，站在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全面深化改革全局来思考和研究问题”27。对于那些从局部看可行，但从大局看不可行的事情坚决不能做；对于那些从局部看不可行，但从大局看可行甚至必行的事情，就要义无反顾地去做。同样，有些事情虽然当前不见效，但是为长远打基础，我们就要努力去做；昙花一现、涸泽而渔、饮鸩止渴的事情则坚决不去做。现在一些地方之所以出现“前任的政绩，后任的包袱”28现象，就是在做事情的时候没有从长远计，缺乏战略思维能力。

　　善于统筹兼顾，才能真正做到胸怀大局。统筹兼顾，一是指对各方面工作要统筹兼顾，学会“弹钢琴”,不可挂一漏万、顾此失彼；二是指对人民内部各方面利益要统筹兼顾，不可只顾一部分人的利益，而不顾其他人的利益，更不可不顾多数人的利益。统筹兼顾不是简单的一二三四五的排列，不是形式主义的甲乙丙丁开中药铺，而是要正确处理各方面的关系，其中最重要的是比例关系和顺序关系。比例关系讲结构，就是何者为重、何者为轻，何者为多、何者为少的问题，人是一个脑袋两条腿，嘴巴长在鼻子下面，不能长成两个脑袋三条腿，不能嘴巴长到头顶上。顺序关系，就是何者为先、何者为后的问题，又可分为规律性顺序和策略性顺序。规律性顺序是指那些基于生产力原则、政治原则不能颠倒的顺序，像劳动收入与财产性收入的关系问题，生存性需求与发展性需求的关系问题等。策略性顺序则是指通过改变顺序来改变结果，实现看似不可能实现的意图，比如《史记》中“田忌赛马”,让弱者取得胜利。

　　(二)把握大势，见微知著

　　“智者见于未萌”,把握大势要有前瞻性，以小见大、见微知著，善于透过纷繁复杂的表面现象把握事物的本质和发展的内在规律。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一文中指出：“预见就是预先看到前途趋向……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29“为着领导，必须有预见”,“没有预见就没有领导，没有领导就没有胜利”30。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是把握大势的典范。在别人悲观地发问红旗到底能打多久时，毛泽东已经看到了“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看到了“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31。邓小平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沉着地讲：“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32这同样是把握大势的典范。习近平讲，今天的中国，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所未有地具有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和信心33。作出这样的判断，提出这样的要求，就是前瞻，就是预见，同时也是高超的战略领导。

　　把握住大势就能抓住机遇。历史的演进昭示，能否在关键节点抓住战略机遇，往往决定着一个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今日中国正处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抓住了机遇，就能实现跨越式发展，成为时代的引领者；丧失了机遇，则会不进反退，被时代的大浪所淘汰。

　　(三)着眼大事，纲举目张

　　何谓大事，即事物发展变化中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战略实施中的重大关系、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抓住了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就可以提纲挈领，有力推动全局的发展，事半而功倍；抓住了重大关系，牵住“牛鼻子”,就可以纲举目张，从容破题；抓住了重点领域就能“牵一发而动全身”,抓住了关键环节就会“一子落而满盘活”。

　　中国过去40多年抓了一件大事，改革开放；在改革开放中抓了一个重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讲了一番话：“现在要横下心来，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外，就要始终如一地、贯彻始终地搞这件事，一切围绕着这件事，不受任何干扰。就是爆发大规模战争，打仗以后也要继续干，或者重新干。我们全党全民要把这个雄心壮志牢固地树立起来，扭着不放，‘顽固’一点，毫不动摇。”34正是这件大事、这一重点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我们抓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环节，发力精准扶贫，补上了决胜全面小康的短板，并开始转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抓住全面深化改革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围绕改革总目标攻坚克难，改革蹄急而步稳；抓住全面依法治国的重大关系，正确处理党和法的关系，使得党的领导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之魂；抓住全面从严治党的重点领域，突出领导干部这一“关键少数”,正风肃纪、反腐倡廉，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

　　着眼大事抓重点，就要有所为有所不为。甚至对于大事和重点也要“举重若轻”,不拘泥于细枝末节。荀子说，“主好要则百事祥，主好祥则百事荒”,“故明主好要而闇主好祥”。事必躬亲、锱铢必较就会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更进一步看，大事是服务全局的大事，重点是属于全局的重点。以大事和重点带动全局，不是以大事和重点绑架全局，不能让大事和重点变成“灰犀牛”。面对全局，没有什么“大而不能倒”的东西。

　　战略并不只是一些具体行为模式与行动方案的简单组合，战略构建与战略运用的背后矗立的是世界观和价值观，塑造其基本形态的是思维方式。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不同的思维方式、不同的实践境界会造就不同的战略选择，进而决定着战略的高下优劣。

　　(一)马克思主义信仰

　　在战略实践中常常会出现一种现象，客观存在着具备竞争优势的战略方案，而战略主体却视而不见。这是因为信仰不同，对战略重点与战略价值的判断也不同。资产阶级政党不会把资本攫取利润而导致的社会贫富分化及其经济社会危机当作需要关注并改变的问题，反倒认为让资本自由增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甚至是规律，只有马克思主义政党才会旗帜鲜明提出让劳动驾驭资本，让人民当家作主的主张。这并不是资产阶级战略家战略能力不足、战略眼界狭隘，而是信仰与立场让他们“选择性失明”。

　　但是在战略实践中，这种主观“不为”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变为“不能”,就算想做也做不了做不到。抗日战争时期，有人有枪的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近乎赤手空拳的八路军新四军却能在日军占领区生存下来并发展壮大，游击战是很重要的战略方式。后来国民党也意识到这一点，甚至还在共产党支持下办起了“衡阳游击干部训练班”,但是国民党进行游击战并没有多少效果。不同的信仰形成不同的立场，不同的立场决定着不同的行为模式。

　　中国共产党人的战略思维能力背后是立场价值，战略定力背后是信念意志。离开了人民立场，淡漠了共产党人的价值追求，丧失了对理想信念的“虔诚而执着”“至信而深厚”,战略思维能力就名存实亡，战略定力也会成为空中楼阁。自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定革命理想高于天，勇于自我革命，战略思维能力与战略定力会因信仰的光辉而更加强大。

　　(二)中华文化的思维

　　无论是在本体论上把世界本原归于独一无二的“一”,还是在宗教观上确立一个至高无上的“上帝”,西方思维中“唯一性”的情结始终挥之不去。由于“唯一”是神圣的，任何与“唯一”不同的就是异端，必除之而后快。与“唯一性”思维相联系的是一种“原子式”的思维，在不断剥离、不断区别、不断分割的过程中认识世界，分得越清楚，认识越深入。这样的思维塑造出了西方社会的行为模式，也形成了西方社会的战略思维及其战略形态。所以，西方社会炒作“修昔底德陷阱”“金德尔伯格陷阱”倒不完全是出于意识形态斗争的话语陷阱，他们确实是如此认为的，他们所感受到的历史经验也确实是如此这般的。

　　在中华文化中，即使作为最高的“道”,也不是某种确定的东西，而是一种状态，一种阴阳谐和的状态，正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以音乐为例，宫商角徵羽五音皆备，一曲美妙的“韶乐”绕梁三日；如果只有一个音调，那听到的就是啄木鸟叮树。具体到大千世界来说，不是说把万事万物都变成一个样子、一种性质，而是让万事万物都按自己的样子、自己的本性自由生长、平等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形成和谐状态，并产生新东西。这就是中华文化中一句很经典的话——“和实生物，同则不济”所讲的意思，这句话也讲出了中华文化所倡导的最高境界——“和而不同”。

　　进一步看，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更突出的是一种不断整合、不断扩散、不断融合的整体性思维，从整体上来观察世界、理解世界。比如，在人与世界的关系上，受中华文化滋养的中国人不把自然界与人对立起来，对自然界只是单向度的无限掠夺，而是把自然界与人看作一个整体，人与自然界是相互感应、相互依存、相互反哺的，这就是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在对待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上，不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而是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天下观，我的存在是因为有你的存在，你、我、他共生共处才成为“天下”,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习近平指出：“要跟上时代前进步伐，就不能身体已进入21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过去，停留在殖民扩张的旧时代里，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老框框内。”35这正是告诉我们，对于战略及战略间的关系，人类社会应该有全新的理解，也可以有全新的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运用中华文化思维而提出的一种崭新的世界图景与战略构想。

　　(三)社会实践的境界

　　全局在战略中具有基础性地位，掌握全局之于战略的决定性意义是战略实践的基本共识，所有的战略主体都想努力看到全局、看清楚全局，但是不同战略主体看到的“全局”是不一样的。社会实践境界的高下制约着战略境界的高下。《庄子·秋水》讲“井蛙不可以语于海”“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说的就是境界决定着眼界。

　　《孔子家语·好生》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楚恭王出游，亡乌嗥之弓，左右请求之。王曰：“止，楚王失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之!”孔子闻之曰：“惜乎其不大也，不曰人遗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楚王的境界已然不低了，孔子讲的境界更高。哲学家冯友兰把人生分为四种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这其实也可看作战略实践的四种境界。

　　只会按照约定俗成的规则或社会习惯行事难言战略；以“有我”为中心，能争善取，甚至先予后取，可算战略入门但难以图大；心中有正义，站上道义制高点，“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已属战略方面的较高境界但还可更高。达到天地境界的战略思维，“不但是与天地参，而且是与天地一”36。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话说，就是从盲目力量的支配和奴役下解放出来，“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实现了“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37。这样的战略思维已然不是我们常规意义上对战略的理解，但却是战略本质精义的鲜活体现。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讲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人有高度的战略自信，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战略观与其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是高度统一的。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2023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