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指出：“回顾党的奋斗历程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历经艰难困苦而不断发展壮大，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党始终重视思想建党、理论强党，使全党始终保持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2023年6月召开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并系统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将“坚持思想建党、理论强党”写入“十三个坚持”，形成科学布局、重点任务。在党的文献中，有党的思想建设、党的思想政治建设、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等相关概念。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政治建设从思想政治建设中单列出来摆在首位并发挥统领作用，党的思想建设成为党的基础性建设。坚持思想建党、理论强党既是对党的思想建设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新时代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内容。辨析思想建党、理论强党的要旨，有助于全党澄清认识，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在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文献中，毛泽东最早提出思想建党这一原则。1928年11月，毛泽东在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指出：“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1929年9月，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九月来信”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认识，指出红军中存在的错误思想“皆原于同志理论水平低落，党的教育缺乏”。1929年12月，红军第四军召开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大会决议案列举了关于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等旧式军队的错误思想，提出“有计划地进行党内教育”和“士兵政治训练问题”，开启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优良传统。思想建党、政治建军，说到底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全党、以新的政治观武装全军。《共产党宣言》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所谓新的政治观，即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政治观，区别于一切旧式政治观。由于秋收起义之后党和军队高度融合，党的思想建设和政治建设具有高度一致性，全党全军坚持以思想、政治上的高度一致来实现团结统一，党走向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军队走向新型的人民军队。

　　土地革命时期，党内教条主义和“左”倾错误思想一度主导党中央，导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并被迫长征。长征胜利后，确立正确的思想路线成为党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然而纠正党内错误思想必然要触及一个根本问题——思想方法。延安整风聚焦思想建党之要旨，在全党特别是高级干部中开展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学习和树立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在党内掀起了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潮。毛泽东认真钻研马克思主义哲学，1937年夏，他在延安应抗日军政大学之邀，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撰写了《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在撰写提纲过程中诞生了《矛盾论》《实践论》等哲学名篇，号召全党学习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1941年9月10日，中央政治局思想方法学习小组开始举行党风学习专题会议，要求政治局成员首先解决思想方法问题；1942年2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明确以“思想科学”作为高级及中级干部须学习的主要内容之一，强调以把握唯物辩证法为核心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1943年9月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几乎所有政治局成员都谈了认识论问题，并进行自我批评。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真正掌握唯物史观的政党，才会掌握马克思主义，才会养成坚定的理想信念。刘少奇在党的七大上总结毛泽东正确的建党路线时指出：“他首先着重在思想上、政治上进行建设，同时也在组织上进行建设。”

　　从国际共运史看，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无产阶级政党建党的基本原理，如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宗旨、纲领、策略、组织原则、国际主义等，这些原理被列宁发扬光大，形成列宁的建党学说。“列宁有个完整的建党的学说。正是因为列宁建立了那么一个好的党，才能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建党原理，还是列宁提出的建党学说，都注重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武装无产阶级政党，强调“现在的革命则从哲学家的头脑开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有一些基本观点，如物质决定意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反作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具有反作用，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但也不否定伟大人物的历史贡献，等等。这些立场、观点、方法贯通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唯物史观，体现为历史决定论和历史辩证法两个有机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哲学的武器和物质的武器的结合，是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的统一，是科学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无产阶级政党在发展壮大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与秉持着唯心主义或形而上学观点的资产阶级展开论战，无产阶级政党内部也有人散布错误的思想，比如第一国际时期的蒲鲁东主义、巴枯宁主义，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和改良主义，第三国际时期的社会党国际宣扬的民主替代途径，企图使马克思主义政党放弃暴力革命，放弃共产主义方向，等等。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自身建设而言，思想建党的任务不仅必要而且迫切。

　　列宁在十月革命前为思想建党撰写了大量著作，特别是1908年完成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文。文章回击了俄国社会民主党内存在的极端右倾的取消派和“左”倾机会主义的召回派，捍卫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指出了哲学的党性原则，为建立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奠定了思想和哲学基础。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把俄国社会民主党更名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以区别走向修正主义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等，展现了建设布尔什维克党的坚定立场。联共（布）（1952年后称为苏共）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十分重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学习教育，然而，在实际运用中却未能把握唯物辩证法的思想核心。比如，20世纪50年代末毛泽东在读苏联的官方理论著作《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指出，这本书最大的缺点是缺少辩证法，不从分析矛盾出发，不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出发来研究问题。1956年苏共秘密报告的出发点是想解决遗留问题，却揭了盖子、捅了娄子。在对待党的思想遗产的问题上，勃列日涅夫否定赫鲁晓夫，后来戈尔巴乔夫否定前任，这些都是违反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的。赫鲁晓夫之后，苏共党内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和特权现象盛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新思维”放弃了唯物史观，党不能有效领导意识形态工作，苏共在错误的改革方向中丢失了理想信念，最终丢失执政权。2018年1月，习近平指出：“建设坚强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首先要从理想信念做起……信念不牢也是要地动山摇的。苏联解体、苏共垮台、东欧剧变不就是这个逻辑吗？”

　　理论强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建设的根本目标。恩格斯指出：“自从有工人运动以来，斗争是第一次在其所有三个方面——理论方面、政治方面和实践经济方面（反抗资本家）互相配合，互相联系，有计划地推进。”无产阶级政党诞生之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只能从外部进行灌输。然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了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看重理论，以教条的方式理解马克思主义；一种是重视经验，轻视理论。恩格斯在第二国际时期对这两种错误倾向进行了批判，比如在批评英国社会民主联盟和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时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做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做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在理论建设上，恩格斯最重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经验，认为德国工人“属于欧洲最有理论修养的民族，他们保持了德国那些所谓‘有教养的人’几乎完全丧失了的理论感”。这种“理论感”即对历史上人类所取得的一切科学理论成果包括资产阶级理论中有益成分的“敏感”程度，而“敏感”程度则主要体现为对理论的认识、学习、吸收以至自我武装的深入程度。然而，这个最有理论感的工人阶级政党却在第二国际时期走向修正主义，究其原因不在于德国工人阶级的理论感强弱，而在于他们丢掉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列宁汲取了第二国际特别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经验和教训，把思想建党和理论强党有机统一起来，重视科学社会主义武装，结合俄国革命实际创立了列宁主义，推动了俄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遗憾的是，斯大林逝世后，苏共历届领导人在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上僵化甚至裹足不前，导致党在理论建设上不能与时俱进，使其指导思想日益走向教条并逐步丧失生命力。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的“理论感”是相对较弱的，这是党内、军内出现错误思想的根源。幼年的中国共产党缺少理论感，“自然是由于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除此之外，还与中国资产阶级不够发达有关。毛泽东指出，“中国幼稚的资产阶级还没有来得及也永远不可能替我们预备关于社会情况的较完备的甚至起码的材料，如同欧美日本的资产阶级那样”。中国资产阶级不够发达，对无产阶级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对社会矛盾的认识方面，还体现在理论水平方面。按照《共产主义的信条草案》《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等文献中提出的观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属于对立统一的“对手”，一方面，这两个阶级具有相反的阶级性质，另一方面，他们同时产生于机器文明即工业文明时代，“随着资产阶级即资本的发展，无产阶级即现代工人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得到发展”。同理，资产阶级发展不够，一定会导致无产阶级发展不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多次强调中国的工人阶级人口占10%、农民占80%，由工农为主体组成的中国共产党其“理论感不足”可想而知，中国共产党要走向成熟首先需要在理论建树上有所突破。

　　坚持理论强党，首先要处理好思想建党、理论强党的辩证关系。在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指出：“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理论学习特别是学习唯物辩证的思想方法。新中国成立之后，党即使面对各种复杂局面和艰巨任务也同样重视理论学习，党中央多次开列阅读书单，要求干部集中研读。改革开放后，中国在许多方面都要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面对许多新问题，推进党的理论创新更具紧迫性，由此党提出建立学习型社会、学习型政党。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更加自觉推进党的理论建设，中央政治局带头掀起学习理论的高潮，把党内集中性教育和经常性教育结合起来。总之，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坚持掌握并运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此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了科学发展观，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坚持理论强党，就是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武装头脑。据不完全统计（“文化大革命”时期除外），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至今已开展19次集中性教育运动（活动），每一次党内教育都与马克思主义教育有关系。分别是：革命时期的古田会议（1929）、延安整风运动（1942—1945）、“三查三整”运动（1947—1949），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整风整党运动（1950—1954）、整风运动（1957）、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3—1966），改革开放后的整党活动（1983—1987）、农村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活动（1991—1992）、“三讲”教育活动（1998—2000）、农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2000—2002）、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2005—2006）、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2008—2009）、创先争优活动（2010—2012），进入新时代后开展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2013—2014）、“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活动（2015）、“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2016）、“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2019—2020）、党史学习教育活动（2021—2022）以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2023）。党内集中教育分为运动和活动两种范式，古田会议首开党内集中教育先河，延安整风第一次在全党范围内开展集中教育，“三查三整”第一次实行开门整党，1983年开始的整党第一次将运动转变为活动、第一次在集中教育活动结束后进行专门总结，等等。党内集中教育面向全体党员，重点是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包括整风整党、党性党风教育、学习实践、教育实践、专题教育、学习教育、主题教育等形式。

　　坚持理论强党，才能让中国共产党真正走向成熟。邓小平在回顾党的历史时曾经使用过“成熟的党中央”和“成熟的党”两个概念。所谓成熟的党中央，是指遵义会议后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党中央开始走向成熟；所谓成熟的党，是指毛泽东思想在党的七大写入党章，成为全党的根本指针。党中央成熟意味着实现了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遵义会议初步实现了这一目标；全党成熟意味着创立党的指导思想并武装全党，党的七大实现了这一目标。从党中央成熟走向全党成熟是一个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实现高度统一的过程。中国共产党的成熟，既有从历史长度上衡量的绝对成熟涵义，也有党在认识上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相对成熟的涵义。党在新时代要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目标，一定会有许多不熟悉的领域，有一个认识上不断升华、实践上由大及强的相对成熟过程。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明确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标志着党中央在新时代走向成熟，党的十九大提出并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党章标志着新时代全党的成熟，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两个确立”则是全党巩固团结统一、真正走向成熟的显著标志。

　　思想建党的要旨在于牢固掌握并正确运用唯物史观，这也是思想建党的关键。2013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一些同志之所以理想渺茫、信仰动摇，根本的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牢固。”2013年12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11次集体学习时特别强调学习掌握社会矛盾分析法、物质生产是社会生活的基础的观点、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并指出：“我们党自成立起就高度重视在思想上建党，其中十分重要的一条就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和武装全党。”“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集中体现，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思想基础。”

　　要正确使用从国外哲学社会科学中译介过来的概念。改革开放以后，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中译介了许多西方国家土壤中诞生的概念，有些概念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相适应，比如“精英”一词。在国外社会科学中，“精英”是一个很普遍的概念，形成于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由主义土壤，帕累托、莫斯卡、米歇尔斯等学者是研究精英理论的代表人物。精英本身与学历、收入、地位、出身等条件挂钩，社会精英是社会分层的顶端，掌握着社会资源，承认社会精英实际上承认了社会不平等。精英理论的价值立场是个人主义的，精英理论在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中大受欢迎还在于其破解了一个现代资本主义的制度难题，即一个财富掌握在少数人手上的经济体制如何与一个选票掌握在绝大多数人手上的政治体制兼容，唯有让社会流动中产生的精英掌握最重要的社会资源，才能避免多数人掌握选票的“民主暴政”，这就是以美国政治学者罗伯特·达尔为代表提出的精英民主。精英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并不一致，恩格斯在1886年发表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强调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在1890年给约瑟夫·布洛赫的回信中坚信每一个人都能创造历史。由此可见，按照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党的十八大以来让9800多万人口摆脱绝对贫困是伟大正义的事业，可是按照精英理论的解释，每一个国家都有穷人，经济增长本身具有实现多数人口脱贫的功能，没有必要消灭绝对贫困人口；关于党员、干部是否属于精英，党内文献早已作出回答，比如判断党员的标准，不是看财富的多少，而是看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先进性。党员、干部相对于普通群众是先进分子，不能简单理解为社会精英。如果过分强调精英，就会助长一些党员、干部在地位、财富、收入等方面与所谓的社会精英攀比，导致投机心理且有诱发滥用权力、贪污腐败的可能。精英理论一旦传播到党内并落地生根，轻者会使一些党员、干部瞧不起群众，作风变形走样，重者会导致理想信念动摇，走上腐化堕落的歧路。

　　要善于运用唯物史观分析问题、解答问题。一段时期以来，由于苏联解体、苏共解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走向低谷，美国学者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让人觉得我们依然生活在资本主义时代，看不到社会主义的前进方向。2013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事实一再告诉我们，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没有过时，关于资本主义必然消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也没有过时。”“我们要深刻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调节能力，充分估计到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军事方面长期占据优势的客观现实，认真做好两种社会制度长期合作和斗争的各方面准备。在相当长时期内，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还必须同生产力更发达的资本主义长期合作和斗争，还必须认真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创造的有益文明成果，甚至必须面对被人们用西方发达国家的长处来比较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不足并加以指责的现实。我们必须有很强大的战略定力，坚决抵制抛弃社会主义的各种错误主张，自觉纠正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这表明，丢弃历史唯物论，就会迷失历史前进的方向。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的物质性及其发展规律、人类社会及其发展规律、认识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等原理，为我们研究把握哲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各个领域提供了基本的世界观、方法论。”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学习党的创新理论首先是掌握贯通其中的世界观、方法论，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1938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问题。1943年5月26日，《中共中央作出的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必将继续根据自己的国情，灵活地运用和发挥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服务于我民族的抗战建国事业。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中国共产党近年来所进行的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就是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强调这“三个结合”，用毛泽东的话讲就是“为了使中国共产党更加民族化”，亦即让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

　　毛泽东思想的创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刘少奇在党的七大报告中指出：“在中国共产党产生以来，产生了、发展了我们这个民族的特出的、完整的关于中国人民革命建国的正确理论……这个理论，就是毛泽东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历史、社会与中国革命的理论与政策。”“这种理论只能由中国无产阶级的代表人创造出来，而其中最杰出最伟大的代表人，便是毛泽东同志。”党的七大的党章写道：“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在刘少奇的报告中能看出“三个结合”的涵义，然而毛泽东思想的主要贡献是提供了革命建国的理论，自然是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统一的成果，尽管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也有结合，但是初步的，这些结合将随着毛泽东思想的发展而不断发展。

　　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思想继续得到发展，实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第二次结合”。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对继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展开了许多论述。1960年12月，毛泽东在对两个外国代表团谈话中指出：“对中国的文化遗产，应当充分地利用，批判地利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主要是封建时代的文化，但并不全是封建主义的东西，有人民的东西，有反封建的东西。要把封建主义的东西和非封建主义的东西区别开来。”“我们应当善于进行分析，应当批判地利用封建主义的文化，而不能不批判地加以利用。”应当说，毛泽东是善于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批判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毛泽东爱读中国古书，并对于中国古书中一切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都很有兴趣阅读并加以肯定，对凡是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具有革新思想和革命精神的人物，都给予程度不同的肯定评价。毛泽东的许多讲话引用了不少古书中的文章、诗句、典故，“这些言简意赅的古语，被毛泽东发掘出来，为群众所掌握，有的成为我们党所遵循的思想路线，有些成为党内组织生活的原则和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规范，有些则是党的某一方面的工作方针或具有普遍意义的工作方法”。然而，一段时期内，我们党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发生了偏颇，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出现了挫折。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明确提出“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重大历史课题，指出不解决这一历史课题，党难以在政治思想一致的基础上整理行装再出发。1979年，叶剑英在国庆30周年的讲话中果断放弃了党的九大、十大对毛泽东思想作出的不适当的解释，重新回到了“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的定位上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重申了对毛泽东思想的解释：“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这个历史决议纠正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对毛泽东思想的错误认识，但也回避了一个问题，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结合的问题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不可能回避。从理论上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基础每发展一步，对上层建筑的完善和发展都会提出新的更高要求，这些都必然反映在党的创新理论之中。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党的十五大正式提出邓小平理论。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基础上，党的十六大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明确党要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党的十七大提出科学发展观，继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从实践上看，如何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一个绕不开的重大实践问题，已经成为我国学术界、理论界的热点问题。在学术界，一段时间出现了儒学研究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之间的争论，这些争论蔓延到意识形态各个领域。持续争论使人民的文化认同感和文化自信心难以增强，容易弱化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曲阜孔府和孔子研究院考察，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201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12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201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18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怎样对待本国历史？怎样对待本国传统文化？这是任何国家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都必须解决好的问题。”为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文化自信”“文化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等概念，号召全党自觉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指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加上“文化自信”，不是量的积累，而是质的飞跃。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深刻总结并充分运用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从新的实际出发，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二十大报告继续强调“两个结合”，并对“第二个结合”作出了战略部署，即“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我们必须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

　　显然，“第二个结合”既是时代发展的需要，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需要，有着深厚坚实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全党同志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创新理论，需要更加主动思考、深入推进“第二个结合”。2023年6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6次集体学习时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题本身就决定，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坚守好这个魂和根，是理论创新的基础和前提。”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马克思主义而言也是如此，从其诞生到发展必然以世界历史为重要主题，必然具有世界影响和意义。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重大成果，毛泽东思想是具有世界影响和意义的。革命时期，西方一些记者、学者以采访、报道和学术著作等方式将中国共产党的故事和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传播到了西方世界，引起了轰动。革命成功之后，1956年4月和12月毛泽东亲自参与完成并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两论”（《实践论》《矛盾论》），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界引发强烈反响；毛泽东两次出访苏联，特别是1957年参加庆祝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和世界各国共产党大会发表演讲，在东、西欧引发了巨大反响。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出现的研究毛泽东思想的现象，一些国家的左翼政党和带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政党挂毛泽东画像，读毛泽东著作，等等。然而，如何定位毛泽东思想的世界影响和意义却需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进行科学认识。“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集团出于政治野心不适当地夸大了毛泽东思想的世界影响和意义。胡乔木曾经指出：“到了‘文化大革命’前和‘文化大革命’期间，对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就进一步改了，改成一个世界性的新的历史阶段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什么世界历史条件下的新的创造……这并不是说，毛泽东思想没有超过中国以外的影响。但是，超过中国以外的影响是怎么样的这个问题，由中国人自己来讲不是很适当……关于这样的影响究竟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提，如何提，要由中央考虑。”

　　改革开放后，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回到了党的七大的正确定位。按照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提出的“先把经济搞上去，一切都好办”的要求，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政治路线，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邓小平认真思考一个根本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进行了阐述，同时也指出：“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邓小平之所以对马克思主义充满信心，是因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只要中国把经济搞上去，说话就有人听。更为关键的是，马克思主义是真理、是科学，是为世界上绝大多数人谋利益和创造幸福的理论，代表了正义和正确，必将得到更多的人的信仰和支持。

　　2010年中国的GDP总量超越日本，排在世界第二位。2022年年底，中国人均GDP略高于1.2万美元，巩固了GDP总量世界第二的位置。改革开放40多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创造了人类文明发展史上许多“奇迹”，中国的一言一行都会引起世界的普遍关注。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国速度、中国奇迹令世界惊艳。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地将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的观点和中华民族“协和万邦”的天下情怀有机结合起来，矢志不渝维护世界和平、推进共同发展，必将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增强马克思主义的说服力、影响力。中国人民必将更加坚信社会主义是真正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的制度选择；世界人民必将因为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实现良治、善治而越来越关注马克思主义。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要“继续发展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并系统阐释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实质、科学内涵、实践要求，提出“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一新定位。《党的十九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再次提出“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概念，2017年12月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明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再次提出“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第三个历史决议正式写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论断。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马克思主义能不能在实践中发挥作用，关键在于能否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面对快速变化的世界和中国，如果墨守成规、思想僵化，没有理论创新的勇气，不能科学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不仅党和国家事业无法继续前进，马克思主义也会失去生命力、说服力。”如此看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既具有中国影响和意义，也必然具有世界影响和意义。

　　当前，全党同志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必然要深入研究和阐释其世界影响和意义。比如，经济增长背景下人民如何拥有更多的获得感即共享发展成果的问题，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问题，互联网世界主权问题，在地球村场域中人类如何携手共建命运共同体问题，如何积极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问题等，这些都是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一定要回答的世界之问、时代之问，当然也属于中国之问、人民之问。随着中国的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目标的进一步实现，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的世界影响和意义将进一步彰显，这是社会发展规律决定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马克思主义是工业文明时代的思想成果。马克思主义诞生于欧洲，却在欧洲之外的一些国家落地生根，至今在中国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开花结果、发扬光大。按照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正因为欧洲、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依然能够通过自身改良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政治革命并没有在欧美等国家爆发。而俄国作为帝国主义的薄弱链条，同时也是帝国主义矛盾和国内矛盾最尖锐的集合点，国内上层建筑严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导致政治革命最终爆发，一个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俄国诞生。俄国在十月革命后的国际环境中艰难生存下来，以一国之力抵抗德国法西斯的侵略，帮助世界上一些国家取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沿着马克思主义指明的社会主义道路迅速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战后的苏联经济一度高速增长，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工业化国家。苏联的成功实践表明，马克思主义可以指导人民找到一条现代化新路。然而，苏联社会主义探索的失败也告诉我们，如果教条化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能及时在实践创新中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也会导致上层建筑的僵化并最终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使社会主义事业失败。

　　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和人民最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究其原因，近代中国走向现代化最大的桎梏是上层建筑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必须通过政治革命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并改造上层建筑。中国共产党带领各民主党派和全国人民共同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主要任务就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消除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在这一史无前例的社会革命运动中，经济基础每前进一步，上层建筑就必须与之相适应，党的指导思想也不例外。实践的发展与创新推动党的理论的发展与创新，马克思主义在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不断产生新的理论成果，既要不断增强中国影响和意义，也要不断增强世界影响和意义。随着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总量中份额的进一步加大，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和重大意义将进一步增强。而人工智能、大数据时代的到来，还会为人类生产力大解放提供新的历史机遇。“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21世纪的中国一旦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能够创造出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高的经济水平，能够更大程度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必然会大大增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影响和意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一定会绽放出新的真理光芒。

　　马克思主义为世界各国人民提供了一种新的认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二者作为一个整体为人类思考政治活动提供了崭新的世界观、方法论。中国共产党坚持思想建党，首先是要掌握并运用好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中国共产党坚持理论强党，就是以唯物史观为武器不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并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二者既有区别又彼此联系，统一于党的思想建设。

　　（作者简介：祝灵君，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