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是由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错误领导，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从1934 年10 月至1936 年10 月， 中国工农红军进行战略转移的伟大历程。但是，这一伟大壮举，一开始并没有被称为“长征”。

　　“长征”一词从出现到在党内广泛使用再到广为世人所知，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人们对长征的认识，由专指红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从中央革命根据地到陕北的战略转移，扩展到包括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第二十五军离开根据地到陕北的战略转移，也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

　　由于长征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后来又出现了“新长征”的提法。梳理党的文献中关于长征和新长征的记载和论述，我们可以清晰地了解人们对长征和新长征概念及内涵的认识不断深化的历程。

　　1934 年10 月，中央红军开始撤出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当时，中央计划是转移至湖南西北部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并未预料到要万里转战到西北。

　　因此，在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发布的宣言、指示、通告、命令和决议等文件中，最初将这次大规模的战略行动，称为“突围”“长途行军”“反攻”“西征”等，并没有称为“长征”。

　　（一）“长征”概念的提出与传播

　　从笔者目前掌握的文献资料来看，“长征”一词第一次出现，是在红军转战贵州期间发布的一份布告中。从中央革命根据地算起，红军转战到贵州时行军里程已有几千里，行程足够长，这是“长征”一词出现的客观基础。

　　1935年2 月，红军总政治部在贵州发布的《告工农劳苦群众书》中，开篇即提到，“我工农红军从江西转移作战地区，长征到川贵边地域”。这是目前发现的最早使用“长征”一词的文献。到了同年 5月，朱德以红军总司令名义发布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中出现了“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的表述。“长征”一词被再次使用。

　　1935年 8月，中央政治局在沙窝会议上通过《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决议》指出，“一方面军一万八千里的长征是中国历史上的空前的伟大事业，为蒋介石以及七八省国民党军队所包围追击截击与堵击，完全没有休息的长途行军”。这是目前所见中央文件中第一次将中央红军从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的战略转移称为“长征”。

　　随着中央红军行军里程的增加，同年 9月，中央政治局在俄界会议上通过《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决定》中有中央红军“突围后的二万余里的长征”的提法，这是中央文件中第一次出现“二万余里的长征”的表述。

　　1935年 10月，当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即写了《七律·长征》，用诗化的语言概述了中央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艰难历程，赞颂了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与此同时，由陆定一和贾拓夫根据参加长征的经历合编整理的《中央红军远征胜利歌》（后被简称为《长征歌》），也开始在红军中流行起来，歌词逐月记述了中央红军从1934年 10月到 1935年 10月的征途情形，其中即有“二万里长征到陕北，南北红军大会合”的词句。

　　1935年 11月，毛泽东、朱德分别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发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宣言》指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与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曾经不断唤醒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对日作战，曾经派遣了自己红军主力，经过二万五千里的长征，历尽艰难困苦北上抗日。”

　　同年12月，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对长征的重大意义作了详细阐述：“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此后一段时间，毛泽东在讲话和文章中，又多次提及“党中央和红军主力”的“长征”。

　　为了扩大红军在国内和国际上的影响，以及募捐抗日经费的需要，1936年 8月，毛泽东、杨尚昆为出版《长征记》向各部队发电报：“望各首长并动员与组织师团干部，就自己在长征中所经历的战斗、民情风俗、奇闻轶事，写成许多片段，于 9月 5日以前汇交总政治部。事关重要，切勿忽视。”此外，还向参加长征的同志发起征稿：“文字只求清通达意，不求钻研深奥，写上一段即是为红军作了募捐宣传，为红军扩大了国际影响。”

　　由于征稿时间在1936年 8月，截稿时间在 9月，而此时红二、红四方面军还在艰苦的转战途中，因此交稿的只有中央红军的指战员。1937年 2月，书稿编辑整理完成，由朱德题写书名《红军长征记》（又名《二万五千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写作《西行漫记》时，就引用了其中的不少材料。随着长征故事的广泛传播，“长征”开始广为世人所知，“长征”一词被广泛使用开来。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告工农劳苦群众书》《中国工农红军布告》，还是毛泽东的《七律 ·长征》《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抑或是《中央红军远征胜利歌》《红军长征记》等，其中所提及的“长征”，此时指的都是中央红军从中央革命根据地到陕北的战略转移。

　　（二）对长征认识的不断深化和拓展

　　随着时间的推移，党内对长征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和拓展。在对哪些红军队伍参加长征的认识上，逐渐由专指中央红军的长征扩展到包括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在内的长征。

　　除红一方面军外，红二十五军的长征最先被党内所认识。1935年 12月，毛泽东和周恩来致电彭德怀等红军将领，提出：“凡属同意党的纲领政策而工作中表现积极的分子，不念其社会关系如何，均应广泛地吸收入党，尤其是陕甘支队及二十五军经过长征斗争的指战员，应更宽广地吸收入党”，“凡属经过长征的分子，一律免除候补期”。

　　这表明，“二十五军同志们在鄂豫皖的英勇斗争和在河南、山西、陕西、甘肃的远征”，已被作为长征的一部分。

　　红二十五军 1935年 9月与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会师后，合编组成红十五军团，红二十五军被编为该军团第七十五师，红二十五军番号撤销。1935年 11月，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红十五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也就是说，红二十五军较早成为了红一方面军的一部分，这成为长期以来，人们只提三大主力红军长征，很少提及红二十五军长征的重要原因。

　　1936年 10月 9日，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合。22日，红二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隆德将台堡（今属宁夏西吉），同红一方面军会合。至此，红二、红四方面军完成了长征。

　　事实上，早在 1935年 12月，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就提到了中央红军、川陕边区的红军（即红四方面军）、红六军团等“中国的三支主力红军”“阵地的大转移”。可以说，这在一定程度上蕴含了三大主力红军“长征”的意味。

　　根据笔者所掌握的文献资料，最早明确提出“长征”是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等红军三大主力进行的战略转移，出自杨尚昆 1936年 8月在党报《西北斗争》上发表的《全国主力红军大会合》一文，文章指出，“在转移新阵地北上抗日的长征中，三个方面军都创造了历史上空前的奇迹”，“三个方面军，为了要北上抗日，都进行了万里长征，由东而西，由南而北，纵横驰骋、所向无敌”。但这一提法并没有马上被广泛认同并使用。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随之而来的便是国民党军对转移到西北地区的红军主力的围攻，红军时刻处在紧张的战斗之中；抗战全面爆发后，红军奔赴抗日前线，投入到全民族抗战的滚滚洪流之中。这一系列的变局使得我们党没有来得及对红军长征进行全面、科学的总结，对长征是否包含红二、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等红军部队的战略转移，也缺乏一个统一、权威的认定。

　　到了 20世纪 40年代，我们党以延安为中心，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一场整风运动。从 1943年9月起，中央领导层的整风进行到深入讨论党的历史问题阶段。长征以及长征之前的路线问题，成为讨论的重点之一。在讨论中，党的领导人对长征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

　　比如，任弼时 1944年 10月 26日在湘赣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中，不仅认为“长征”包含红二、红六军团（红二方面军），还进一步划分了红二、红六军团进行长征的两个阶段，将红六军团奉命于 1934年 8月从湘赣边区突围西征转移到黔东与红三军会合的过程称为“第一次长征”，将 1935年11月红二、红六军团退出湘鄂川黔根据地进行的战略转移称为“第二次长征”。

　　在深入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1945年 4月 20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建党以后特别是党的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前这一段党的历史及其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对若干重大历史问题作出了结论。《决议》中先后 6次提及“长征”一词。综合上下文语境进行分析，《决议》中所提及的长征，已经不再专指中央红军长征。

　　比如，《决议》指出，遵义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也正是由于这一转变，我们党才能够胜利地结束了长征，在长征的极端艰险的条件下保存了并锻炼了党和红军的基干，胜利地克服了坚持退却逃跑并实行成立第二党的张国焘路线”。

　　在这段文字表述中，虽未直接出现红二、红四方面军的名称，但从全文语义中可以理解为，参加长征的队伍包含了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第一个历史决议的制定，为全党学习党史提供了科学权威的教材，对于统一全党的认识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后，在解放战争时期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关于长征的这一认识得到了广泛传播和普及。比如，1947年 8月，新华社发表《人民解放军二十周年》的社论，就有“江西红军主力和湘鄂西、川北的红军相继被迫作转向陕北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表述，也即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等三大主力红军从各自根据地向陕北的战略转移。

　　再如，1951年，胡乔木发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指出“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红军退出江西根据地，进行了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长征”，在此期间，各地红军除“陕甘红军外，都先后退出了原来的根据地，进行了长征”。“文化大革命”期间，对长征的相关提法出现过一些片面和错误倾向，产生了消极影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冲破长期“左”的错误的严重束缚，重新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1981年 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对长征这一段历史作了如下叙述：“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领导造成的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第一方面军不得不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而转战到陕北，同在那里坚持斗争的陕北红军和先期到达的红二十五军相会合。第二、第四方面军也先后经过长征转战到陕北。”

　　在此前后，参加过长征的红军老战士纷纷通过发表文章、撰写回忆录、接受访谈等，回忆长征时的情景，讲述长征中的故事。可以说，正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促进了人们对历史问题的科学认识，人们对长征的认识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化。

　　1986年 10月 22日，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50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杨尚昆在大会上对红军长征作出科学、完整的概括：“长征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伟大事件。大家知道，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取得统治地位以后，全国星火燎原的革命形势遭到严重破坏，最后导致了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党中央和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于 1934年 10月，不得不撤出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开始了伟大的长征。在敌军重兵向红军根据地进逼的情况下，为争取主动，图存发展，并策应中央红军北上，红二十五军于 1934年 11月，红四方面军于 1935年 5月，红二、六军团即后来的红二方面军于 1935年 11月，也相继撤出了鄂豫皖、川陕、湘鄂川黔等革命根据地，踏上了征途。……1936年 10月，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至此，中国工农红军的伟大长征，历时两年，纵横十一省，长驱二万五千里，最后以我们的胜利、敌人的失败而宣告结束。”

　　2016年 10月 21日，习近平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80周年大会上，将长征概括为“四个伟大远征”，即长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是一次检验真理的伟大远征；是一次唤醒民众的伟大远征；是一次开创新局的伟大远征。这是在新时代历史条件下对长征所承载的内涵和伟大意义的进一步凝练与升华。

　　2021年 11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对长征的表述有了新变化。《决议》指出：“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错误领导，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经过艰苦卓绝的长征转战到陕北。”

　　虽然没有对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的长征进行分开表述，而是直接表述为红军，但这里的红军，自然包括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这反映了我们党对红军长征的最新共识。

　　综上所述，作为“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长征从开始到胜利结束，再到今天，我们党对长征及其意义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历史过程。

　　“长征的胜利，不仅保存了革命力量，而且使我们党找到了中国革命力量生存发展新的落脚点，找到了中国革命事业胜利前进新的出发点。从长征的终点出发，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展开了中国革命波澜壮阔的新画卷”。

　　（一）“新长征”概念的提出

　　自从 1935年 10月毛泽东写出《七律·长征》，并于同年底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对长征的重大意义作了高度概括与评价之后，“长征”一词逐渐成为一个内容涉及伟大精神、伟大事业和伟大胜利等多方面的专有名词。几乎与此同时，“新的长征”的提法也开始出现。

　　1936年 2月 20日，张闻天撰写《论红一方面军的东征》一文，在全面阐述红军东征重要意义的同时提到，有同志认为这次东征“或许又是新的长征的开始”。这是笔者目前能够发现的党的文献中关于“新的长征”一词的最早记录。在这里，“新的长征”还只反映出词语的本意，即相对于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红军东征在军事意义层面被一些同志视作“新的长征”。

　　1949年 3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在这里，毛泽东赋予了“长征”政治上的意义和新的时代内涵。

　　此后，“新的长征”在现代汉语中逐渐演化成一个新词汇——“新长征”，用以喻指在新的历史阶段为实现新的目标而艰苦奋斗的实践历程。有了历史上红军长征的辉煌胜利作铺垫，“新长征”的象征意义更为激动人心、引发共鸣。以“新长征”来喻指我们所进行的伟大事业，充分表达了我们要继续传承和弘扬“红军不怕远征难”的革命精神和必胜信心，正如我们在过去的万里长征中取得了胜利一样，我们也一定能够在新长征中取得更大胜利。

　　（二）“新长征”内涵的丰富和发展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我们党在团结带领人民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中，不断深化对现代化的认识。“四个现代化”战略目标的提出，就比较清晰地勾画出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宏伟蓝图。1964年 12月，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提出，“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这一战略目标的提出，不仅具有鼓舞全国人民奋发图强的作用，更指出了中国人民在可预见的将来，通过艰苦奋斗要实现的目标。1975年 1月，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重新明确了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号召全国人民奋发图强，“再用二十多年的时间”，“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此后，就陆续出现把实现“四个现代化”比作“新长征”的提法。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1978年 11月 10日至 12月 15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12月 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

　　他指出，“中央提出了把全党工作的重心转到实现四个现代化上来的根本指导方针，解决了过去遗留下来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必将使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提高斗志，增强信心，加强团结。现在，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在新的长征中，一定会不断取得新的胜利”，“只要我们大家团结一致，同心同德，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学会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就一定能够加快新长征的步伐”。这篇讲话是解放思想、开辟新时期新道路的宣言书。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进行新的长征”，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从此踏上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伟大征程。此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不同场合的讲话中多次提及“新长征”，新长征的具体内涵也与我们党相继提出的重大论断或重大战略目标紧密联系起来。这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50、60、70、80周年四次大会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中，可见一斑。

　　1982年 9月，党的十二大提出，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之后“新长征”的具体内涵即围绕这一总任务展开。

　　杨尚昆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50周年大会上提出，我们纪念长征，是为了“继承和发扬长征精神”，在“建设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长征”中建功立业。

　　相应的，1996年10月，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60周年大会上，党的十三大、十四大提出的重大论断、重大战略目标，成为“新长征”的重要内容，江泽民在纪念大会上指出，“把祖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新的伟大长征”，“要为取得新长征的胜利付出巨大而艰辛的努力”。

　　进入 21世纪，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具体目标。与此相适应，2006年 10月，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70周年大会上，胡锦涛就指出，“我们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就是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长征”。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继续前进”。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和党面临的主要任务为“新长征”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这些新内容，直观地反映在习近平相关重要讲话中。

　　比如，2016年 10月，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指出，“长征胜利八十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推进革命、建设、改革伟大事业，进行了一次又一次波澜壮阔的伟大长征，夺取了一个又一个举世瞩目的伟大胜利”，我们要“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新的长征路上续写新的篇章、创造新的辉煌”。

　　2018年 3月，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指出，党的十九大“描绘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把蓝图变为现实，是一场新的长征”。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后，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的“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成了我们党在新长征路上的中心任务。

　　概言之，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新的历史方位，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新时代的原创性思想、变革性实践、突破性进展、标志性成果，为新时代新征程的“新长征”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习近平在多个场合为新时代“新长征”作出的科学诠释，为走好新时代新征程的长征路指明了方向。

　　由以上分析可见，“新长征”的内涵，随着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奋斗的实践历程以及我们所处的时代条件和面临的形势任务的变化而不断丰富和发展，生动记录着我们党领导人民开创、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推进、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奋斗历程。

　　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今天中国的进步和发展，就是从长征中走出来的。”在长征中，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是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

　　对于长征精神的具体内涵，杨尚昆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50周年大会上首次作出概括。他指出，长征精神，就是对革命理想和革命事业无比忠诚、坚定不移的信念；就是不怕牺牲，敢于胜利，充满乐观，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亲密团结的高尚品德；就是联系群众，艰苦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思想。“这样的信念、气概、品德和思想，是红军坚强的精神支柱。正是这种伟大的精神，产生伟大的军队、伟大的战士、伟大的奇迹。”

　　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60周年大会上，江泽民对长征精神的内涵作了进一步提炼。他指出，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这一表述一直沿用至今。

　　习近平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重提伟大长征精神的这一内涵，并指出，“伟大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革命风范的生动反映，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的集中展示，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

　　“苦不苦，想想长征二万五”“继承红军传统，发扬长征精神”等口号，激励着亿万中国人民在一个个新长征路上克服了一个个困难，夺取了一个个胜利。伟大长征精神也在新长征中不断发扬光大。伟大长征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红色基因和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和灵魂，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丰富滋养，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

　　新长征与长征是一脉相承的，新长征之于长征，既有形象的借喻，又有精神的传承。

　　在形象的借喻方面，主要体现为新长征对长征的生动借用，将新长征路上党所面临的复杂艰巨任务，形象比喻为长征中红军所战胜的雪山、草地、娄山关、腊子口、六盘山等艰难险阻。比如，2016年 7月，习近平在宁夏考察时，以“就像六盘山是当年红军长征要翻越的最后一座高山一样”来形象地比喻，“让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是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翻越的最后一座高山”。

　　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80周年大会上，他再次指出，今天的长征同当年的红军长征相比，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已经走过的新长征之路相比，虽然在环境、条件、任务、力量等方面有一些差异甚至有很大不同，但都是具有开创性、艰巨性、复杂性的事业。在新长征中，“我们还有许多‘雪山’、‘草地’需要跨越，还有许多‘娄山关’、‘腊子口’需要征服”。

　　将新长征中遇到的问题与长征中的具体景物、事件有机联系起来，以比喻的形式将新长征的宏大叙事具象化，既丰富了新长征的形象化、艺术化表达，又以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语言形式，使人民群众更容易接受，从而增强了“新长征”的号召力、感染力。

　　在精神的传承方面，主要体现为新长征中对长征精神的传承和弘扬，红军长征迸发出的激荡人心的强大力量，凝结成伟大长征精神，跨越时空，成为连接新长征与长征的精神纽带。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今天的长征路，是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习近平指出：“不论我们的事业发展到哪一步，不论我们取得了多大成就，我们都要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在新的长征路上继续奋勇前进。”

　　在新的长征路上，我们必须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为崇高理想信念而矢志奋斗；必须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为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新胜利而矢志奋斗；必须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为人民过上更加美好生活而矢志奋斗；必须把握方向、统揽大局、统筹全局，为实现我们的总任务、总布局、总目标而矢志奋斗；必须建设同我国国际地位相称、同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为维护国家安全和世界和平而矢志奋斗；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为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而矢志奋斗。

　　长征永远在路上。习近平指出，“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新长征路上，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主角、都有一份责任”。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同时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

　　前进道路上，我们要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激励和鼓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勇于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继续把革命前辈开创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新的长征路上续写新的篇章、创造新的辉煌。

　　作者：李东方，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研究员

　　文章来源：《党的文献》2023年第3期

　　网络编辑：静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