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有关党性的理解和表述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样态。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党性观念初步形成，党的阶级性作为党性的核心内涵被重点阐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关于党性的言说重心发生改变，群众观念和实事求是精神成为共产党人诠释党性的中心内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在组织纪律建设和思想观念塑造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思想、观点和论断，从而使其党性观念进一步延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党性观念实现创造性发展。梳理、考察中国共产党党性观念的历史变迁，对于人们正确理解党性内涵、澄清模糊认识，以及推进中共党史党建学科话语体系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

　　党性是马克思主义范畴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术语，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曾使用过的词汇。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断推进，党性一词逐渐出现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献中，并在不同的语境下被反复运用、阐释和“赋值”。如今，它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广泛言说的政治话语。然而，对这一深刻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的思想体系、意识形态和政治行为的重要词汇，学界却缺少从观念史视角对其在汉语语境中意义的生成、发展和演变历程所进行的学理性研究。这无疑影响了人们对中国共产党党性观念本可具有的深刻历史主义认知，使党性一词的内涵无论是在当前的文字性记述中还是在人们的口头表达上都出现了含混不清或似是而非的情况。鉴于此，本文在继承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尝试通过分析、梳理中国共产党话语言说中的党性去探究该词汇在各个历史时期的语义内涵，厘清其意义演变轨迹。这对于正确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党性观念，消除在党性认识问题上的误区和蔽障，深化党的思想史、观念史研究都有裨益。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一段时期内，党的领导人没有明确提出党性一词。直到延安时期，张闻天才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使用了该词汇。其后，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中对党性作出了初步的含义界定和理论阐述，党性随之成为共产党人日常言说和书面记述中运用最为频繁的政治词汇之一。通过分析、爬梳这一时期的党内文献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的党性观念主要体现在对党的阶级性及与之相关内容的理解上。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党的领导人尚未将其有关阶级性的认识同党性实现内涵关联。延安时期，政策方针上的重大转变及由此带来的意识形态困惑，推动了党的领导人对何为党性等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其党性观念在一系列有关阶级分析的论述中得到彰显。1942年3月1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说：“党性是一种科学，是阶级性的彻底表现。”刘少奇在《人的阶级性》的演讲中也表示，“共产党员的党性，就是无产者阶级性最高而集中的表现，就是无产者本质的最高表现，就是无产阶级利益最高而集中的表现”。

　　可见，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继承了列宁关于党性能够反映政党及其成员阶级属性的基本观点。以该观点为基础，中国共产党进一步认识到，党员要具备党性，就应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形成无产阶级意识和党的观点，并以此为标准来分析处理各种现实问题。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指出，“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中也指出：“共产党员应该具有人类最伟大、最高尚的一切美德，具有明确坚定的党的、无产阶级的立场（即党性、阶级性）。”这里，刘少奇不但论述了党性修养和道德修养的一致性，而且还明确将阶级性、党性和党的立场画上了等号。

　　中国共产党从阶级性出发得出的另一重要结论是，党员要正视个人利益与党的利益，确保时刻以党的利益为重。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中，刘少奇围绕党性内涵作了一段经典叙述：“为了党的、无产阶级的、民族解放和人类解放的事业，能够毫不犹豫地牺牲个人利益，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党性’或‘党的观念’、‘组织观念’的一种表现。”这清晰地反映出，在党的领导人看来，当个人利益和党的利益发生抵牾时，党员必须怀着对党的无限忠诚，坚决牺牲个人利益，绝对服从党的利益。

　　综上可见，延安时期，毛泽东、刘少奇等领导人形成了党性是阶级性的集中表现，党员应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将个人利益服从党的利益的党性观念。中国共产党对党性内涵的建构既继承了列宁有关党性的基本思想，又在某些方面实现了进一步的逻辑展开，对推动马克思主义党性观的中国化，建设一个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历史方位发生变化，党的领导人有关党性的言说与叙述重心也随之发生改变，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实事求是精神，树立为人民服务、走群众路线的群众观念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党性观念的主要内容。

　　就实事求是精神而言，新中国成立初期，某些地、市委干部工作作风虚浮，不注重调查研究和深入基层。李先念了解情况后指出：“我们两年多的工作究竟是否踏实，很值得怀疑。恐怕有‘锣鼓喧天、红旗飘舞、这里拥护、那里万岁’之风，做假报告恐大有人在。这种人基本是党性不纯，而且是严重的党性不纯。”这是这一时期反映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党性观念的较早论述。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开始后，刘少奇较多地阐发了坚持实事求是精神的深刻政治内涵。他向七千人大会提出的书面报告指出，一些人对上级的弄虚作假“丢掉了共产党人应该有的忠诚老实的态度，是丧失党性的表现”。可以看出，刘少奇等领导人极其重视在党员干部中出现的弄虚作假、虚张浮夸现象，将之提升到“丧失党性”的高度。这对于恢复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培养党员干部忠诚老实的工作态度具有重要意义。

　　除实事求是精神外，群众观念也是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理解和诠释党性的重要内容。当时，围绕如何抓好生产、发展经济，《人民日报》刊发了一系列有关“经济领导者的党性”的文章，集中强调了在经济工作中树立群众观念的极端重要性。这些文章指出，“经济工作者工作中的党性，首先是要与群众有密切联系，经济领导者工作中，党性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则，便是经常关怀满足工人和职员的生活需要”。文章强调，领导干部要按照党中央指示安排生产，如果不顾全局，缺乏群众观念，那么“他的党性就是不纯的，将被当作一个官僚主义者受到人民的批评和反对”。可见，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党性观念的形成与当时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客观现实密切相关。在党的领导人看来，为完成经济建设任务，党员必须善于依靠群众、关心群众生活。

　　总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继承和发扬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树立密切联系群众、为人民服务的群众观念是中国共产党党性观念的中心内容。相关话语叙述一方面承续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性观，丰富和创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党性的话语体系，另一方面也映射出特定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何为合格党员这一问题的基本认识。

　　改革开放以来，为加强新时期党的建设，中国共产党在继承延安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党性观念的基础上，着重在组织纪律建设和思想观念塑造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思想、观点和论断，从而使其党性观念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延展。

　　粉碎“四人帮”后，中国共产党开始深刻反思和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揭批“四人帮”的运动中，批判派性和无政府主义成为一项重要任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调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性。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党员干部保持严格的组织纪律性，反对派性、无政府主义便成为这一时期党的领导人言说党性的重要内容。邓小平就表示，“选干部，标准有好多条，主要是两条，一条是拥护三中全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一条是讲党性，不搞派性”。除邓小平外，彭真也多次将派性与党性并列起来进行话语表达。整体而言，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有关党性的语言表述形式再次发生变化。“讲党性，不搞派性”“坚持党性，根绝派性”等在党的领导人的言说中频繁出现，成为中国共产党选拔、培养干部的重要标准以及维护社会安定和人民利益的重要内容。

　　除在纪律建设层面诠释党性外，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还以党员思想观念的塑造为着力点，促进党性的意义生产和观念生成。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明确指出，“各级领导干部都要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坚持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胡锦涛、曾庆红等领导人更是将上述内容视为党性锻炼的要求，强调“我们加强党性锻炼，要在牢固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根本问题上多下功夫”“换届是对每一位领导干部党性的考验，……各级领导干部要牢记新时期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要求，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和利益观，正确对待个人的进退留转，自觉服从组织的安排”。这样，通过相关的论述和阐发，中国共产党在思想观念层面赋予了党性新的内涵。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又一次转换了关于党性的言说方式，将保持严格的组织纪律性和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坚持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作为其党性观念的主要内容。中国共产党党性观念在新时期的丰富和拓展展示了共产党人的政治智慧和治国理政逻辑，反映出其自觉的理论创新意识和强大的理论创新能力。

　　在党的历史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中国共产党党性观念实现创造性发展的一个时期。相比之前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党性的理解，党的领导人尤其是习近平的党性观念呈现出更加多元、丰富和广义的特点，其中蕴含的新思想、新观点和新论断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明确党性锻炼的首要任务是坚定理想信念。2014年8月20日，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习近平明确指出：“我们共产党人锤炼党性，首要的就是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他表示，“我常说要修炼共产党人的‘心学’，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其中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求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增强党性”。习近平的这些论述对党员干部补足精神之“钙”，拧紧思想政治上的“总开关”，抵御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是认为“党性说到底就是立场问题”。2014年1月14日，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习近平指出，“党性说到底就是立场问题。共产党人无论是想问题、搞研究，还是作决策、办事情，都必须站在党和人民立场上，而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这就是共产党人的党性原则”。他在纪念朱德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再次强调，“党性说到底就是立场问题。……全党同志一定要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任何时候都同党同心同德”。从强调党员要具有坚定的党的立场，转变到认为“党性说到底就是立场问题”，个中表述的调整映照出立场问题对共产党人党性培育所起作用的显著提升。

　　三是强调“讲政治最根本就是要讲党性”。在习近平看来，“讲政治最根本就是要讲党性。……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就是保证全党服从中央，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因此，在中央政治局召开的民主生活会上，他强调：“维护党中央权威，决不是一般问题和个人的事，而是方向性、原则性问题，是党性，是大局，关系党、民族、国家前途命运。”通过学习领会讲政治同党性原则之间的内涵关联，党员干部更加自觉地把深刻领悟“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落实到履职尽责的各方面和全过程。

　　四是提出“作风问题本质上是党性问题”的重要论断。习近平强调：“作风问题本质上是党性问题。领导干部的作风直接关系党内风气和政治生态，关系民心向背，决定着党的群众基础。”为从思想和利益根源上破解“四风”，他还提出“作风问题根本上是党性问题”的命题，一方面认为作风的改进要靠党性，另一方面又强调改进作风的一个着眼点是解决党性问题。“作风问题根本上是党性问题。作风反映的是形象和素质，体现的是党性，起决定作用的也是党性。……要举一反三，透过作风看党性，在解决作风问题的基础上解决好党性问题。”这就阐明了作风建设和党性锻炼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

　　五是提出“讲党性，就要讲斗争”的命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将“斗争”嵌入治国理政的日常活动和共产党人锤炼党性的政治实践中，使之成为党的事业的组成部分和共产党人开展工作的能力要求。2021年9月1日，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指出，坚持原则是共产党人的重要品格。“共产党人讲党性、讲原则，就要讲斗争。”他强调，一些干部错误理解“和为贵”，对政治原则问题态度含糊，对不良现象听之任之，说话办事看来头、看风向，“这同党性原则是背道而驰的，必须坚决纠正”。

　　综上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中国共产党党性观念实现创新性、突破性发展的一个时期。习近平在继承既有党性观念的基础上，从多个维度对党性进行“赋值”，使党性的理论内核获得了更为丰富的内容。诸如“作风问题本质上是党性问题”“讲政治最根本就是要讲党性”“讲党性，就要讲斗争”等重要论断，是习近平对马克思主义党性观作出的原创性理论贡献，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理论宝库。

　　上述关于中国共产党党性观念的历时性梳理反映出，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有关党性的理解和表述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样态。党的领导人和党内文献对何为党性、如何增强党性等问题的诠释既遵循着观念演进的内在延续性，又更多地随着实践发展不断注入新的内容，体现出政治话语嬗变的一般进路。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今共产党人的党性观念并非是凭空产生和缺乏历史积淀的。相反，它是在观念的延续和断裂、继承和创新的交互作用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当前，随着党性内涵渐趋丰富，人们对党性概念的理解也日益分殊。从上述分析中，我们似可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共产党人的党性是无产阶级的先进性在政治、思想、组织、作风等方面的综合体现，它与党在不同时期的历史任务紧相联系，是一个开放的理论形态。还需看到，由于党性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中是一个语义不甚明确的政治词汇，这种原生理论形态的固有弹性和张力为后之来者发挥、演绎其内涵创造了条件、制造了空间。因此，在党性内涵日益多元化的当前，中国共产党仍然需要认真审视缺少明确语义参照下的新的解释话语的正确性，应在根据形势变化和时代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的同时，高度重视从学理上回溯本原、返本复初的“寻根”过程，以此来实现党性观念之“静”与“动”的辩证统一。

　　文章来源：《教学与研究》2023年第8期

　　网络编辑：静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