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指出，哲学社会科学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  当前，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均开展了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微观和实证研究，积极提出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原则和路径。面对以建构中共党史学自主知识体系为目标开启的党史研究新局面，中共党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依然任重道远。中共党史学的良性运行，亟需以政治和学术双重责任深化党的基础文献研究，破解理论困局。以中国共产党三个历史决议与中共党史学学术演进历程的互动关系为样本，对文本和文本形成的时代规定性及其后续实践进行理论探索，是深化中共党史学学术资源开发的重要途径。

　　中共党史研究的一大特点是以宏观阶段分期，注重从政治视角解读历史演进。毕竟党史的基础是以中共为主体的政党史、政治史，政治属性鲜明，脱离政治视野的学术研究难有作为，在实践层面也无助益。基于历史并非单线运行，即使从政治出发，也存有多层多维的解读空间。重大事件是划分历史阶段的重要依据，目前党史研究在充分发掘政治事件学术潜能的基础上，以1921年建党、1949年新中国成立、1978年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等事件为界进行了史实还原与理论提炼。重大政治事件为何在历史阶段与历史主题划分中占据统摄性地位，其解释能力亟待补强。学界普遍认为，学术演变与政治嬗替并不完全同步，有时“历史阶段的交替并不以历史主题的交替为基础，因此并不表现为历史主题的交替”，“以政治事变来例同学术文化的变迁，反映不出学术文化本身的特殊发展规律”。还有学者认为，“将革命特定任务上升为一个历史时期，并作为划分历史发展阶段的标识名称，恐怕值得商榷”，“人们将时间切割成时期的理由常常来自于某些定义，这些定义强调了人们赋予这些时期的意义与价值”，考虑到历史分期的主观建构性与“一时代中或含有过去时代之余波与未来时代之萌蘖”，有必要重新探索其中的判断依据。

　　党史研究要在长时段中发掘历史脉络。中国共产党于1945年、1981年、2021年分别制定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三个历史决议。与政治事件强调历史阶段性与转变性相比，历史决议更突出历史连续性及蕴含其中的内在原理。在继续以政治事件划分阶段的同时，以历史决议对党史学演变脉络进行梳理，对于全面认识党史、推进党史学研究不可或缺。

　　为何历史决议应当作为深化党史研究的新视角？如何界定历史决议文献性质同党史研究的学术关联？不论是推进政治进程还是深化学术研究，重要文献都具有基础性功能。党内重要文献包括领导人文集、党章、党代会报告、决议以及其他中央文件等。历史决议作为具有确定性政治结论和长远历史指导意义的经典文献，展现了全党历史认识的最大共识，是看待关键党史问题的基本准则，对审视党史研究变迁具有决定性意义。与《毛泽东选集》等领导人文集相比，历史决议更加集中体现党的领导集体以及全党的党史认知。第一个历史决议是在毛泽东领导下起草的，他曾亲自修改并最终将其编入《毛泽东选集》；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时，邓小平与起草小组多次谈话，决议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和全党的党史观；第三个历史决议是在习近平领导下制定的，从框架、论断到细节都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和全党关于党史的大历史观。在本体论层面上，历史决议展现了百年党史的恢弘气象；在认识论层面上，历史决议体现了全党对历史问题的时代认知；在方法论层面上，历史决议彰显了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等科学方法。与党章、党代会报告相比，历史决议具有篇幅适宜、学理性高、针对性强等优势。邓小平曾经说过：“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这是要放到历史里面去的一个文件。当然，政治局的文件也要放到历史里面去的，但是这个历史决议是更庄重的一个文件”。

　　简而言之，历史决议要达成两个基本目标——叙述党的历史、产生党的决议。纵观三个历史决议，均在历史认同的基础上形成。学界普遍认为，历史决议在党史研究中卓有成就，起了指导作用，决议的重要论断推动学术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为此后各种科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可以不断发展、充实的科学框架”，提倡研究要“在党的历史决议的基础上前进”。学界对历史决议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对决议内容、意义、精神等的阐释性研究，包括决议中的党史观和新表述，此类研究关注决议的政治性，拥有理论气魄，但缺乏足够的历史深度；二是对起草过程和其中关键人物的研究。由此可知，现有研究多集中于决议本身，对历史决议与党史研究之间的互动关系缺乏充分的学理论证，从学术演进规律阐明其学术价值的功力施展还不到位。历史决议对党史学学术体系建设功能巨大，其学术价值体现在多个方面。

　　历史决议规定党史研究的范式边界。作为全党的纲领性文献，决议对党史研究具有明确的规范作用。第一个历史决议的路线斗争及革命史书写范式，整合了之前关于党史的零散性认识；第二个历史决议的现代化范式，是学界长期遵循的基本研究范式；第三个历史决议明确采用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叙事，已在学界发挥规范引领作用。

　　历史决议提供党史研究的议题框架。决议为学界开列根本议题，使学者围绕决议形成研究框架。第一个历史决议促成学界认真思考领导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力量究竟是什么？右倾与“左”倾的错误路线带给中国革命哪些教训？第二个历史决议则提出应该如何评价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与现实原因是什么？推动现代化的潜力又在哪里？第三个历史决议则突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主题，促使学界探讨百年党史的经验启示，并思考新时代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原因及其价值。

　　历史决议确立党史研究的价值标准。历史决议对重大事件、重要会议与重要人物的评价，直接影响学界的价值准则与道德标准。对于决议肯定的内容，学术阐释流畅容易；对于决议否定的现象，学术研究首要问题是如何坚持政治标准，而确立政治标准的依据则是对党的初心使命的坚守。

　　历史决议和党史研究不是单向的影响与被影响、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党史研究成果也会在历史决议中得到吸纳与反映。例如，第一个历史决议对陈独秀的评价有“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发展为投降主义路线”，以及“投降主义者”“托洛茨基陈独秀派”“陈独秀主义”；第二个历史决议对陈独秀的定位是“右倾投降主义”；第三个历史决议对陈独秀的评价则是“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发展为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占了统治地位”。陈独秀在历史决议中的面貌愈发准确客观，离不开20世纪80年代以来陈独秀研究的不断深化。

　　第一个历史决议之前的党史研究并不成体系。通过第一个历史决议的文本内容、思想内涵以及后续根据决议精神开展的党史学实践，将原来零散的党史知识、判断、概念等，以体系化逻辑框架和规范化叙事体系进行了从自发到自觉的知识整合，中共党史学知识体系初见雏形。

　　专史主张的传播扩散，是中共党史学作为一门现代专业学科赖以存在的基础知识背景。清政府通过变革科举、开办新式学堂等方式逐步接引西方分科知识，基于分科治学意义上的“专门史”渐渐得到承认。近代中国学术转型起源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30年代基本完成。中共党史学的产生成型正值近代学术体系渐趋成熟之际，自始就带有现代历史科学的总体逻辑。因此，中共党史学的思维起点发端于现代史学，不需要层累的“故事”作点缀，不用像古史研究一般从历史叙述中辨清神话传说，不必经历传统史学向现代新史学的转变及由此带来的学理重建、情感调适与认知革新。

　　从知识背景看，近代新旧交替之际的史家如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等，其知识结构多半为传统与现代相杂糅，在着眼现代学术的同时，思想深处又逃不脱旧学绑缚。中共党史学起步同新史学兴起相比，晚了20多年。正是这样的代差，使党史学人的知识结构完成了由传统向现代的彻底转换，对传统的眷恋已不如前辈学人强烈，更易接受系统的现代知识。许多早期著名党史学人均有近代新式学校的求学经历，是近代教育体制培养的知识分子。例如，何干之曾求学于广东大学（后改为中山大学），胡绳曾在北京大学学习，胡乔木、龚育之则先后求学于清华大学，胡华曾求学于浙江省立高师和陕北公学，张静如则入辅仁大学历史系（后并入北京师范大学）就读。

　　党史研究自产生起便具有极强的政治属性和实用取向。早期党史研究基本属于革命者著史，即历史创造者亲自书写历史。这类文献有些带有工作汇报性质，如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蔡和森的《党的机会主义史》和李立三的《党史报告》等，反映了早期共产党人的党史观与认知水平，但“属于相对孤立、零散和自发状态的个人研究成果”，记录性强而研究性弱，与严格意义的学术研究尚有差别。革命者之所以关注党史问题，是为了定夺革命的方针策略，带有浓厚的实用功能。正如李立三指出：“党史对于目前政治路线和革命前途有绝大关系，我们必须有明确的认识”。

　　在形成机制上，早期党史研究成果多是因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而产生。如瞿秋白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是在莫斯科列宁学院作的报告，较为突出了共产国际的领导作用。《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则是蔡和森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时，应莫斯科中山大学旅莫支部邀请所作的报告。早期中共在经济、军事、组织路线等方面深受苏联影响，很难不渗透到学术领域。实践层面缺乏自主性，知识层面就更无法形成自身体系。有学者尖锐指出，张闻天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随处引用斯大林与共产国际语句，与其说是他自己的著作，“不如说是俄国对中国革命的标准观点的注解”。摆脱苏联影响，寻找适合中共自身的治史方式，成为之后党史研究的长期任务。

　　抗战时期的党史研究逐渐转为学者著史，但苏联模式的强大影响力并没有因研究主体的转变而完全消散。现实中，中共需要摆脱苏联控制而走适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学术上，中共需要独立地从自身角度研究党史问题。两者在一定程度上交互影响、相互合流。要完成前者，必须对党史上的挫折教训作出经验总结；要完成后者，必须从真实历史事实而不是教条理论出发。

　　建构基于自主知识体系的历史叙事，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面临的理论挑战。要实现以理论武装全党、团结人民、实现革命胜利的目标，就必须形成成熟的阐释模型，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适用于中国革命现实需要，将其原理“化”到中国革命实践中，之前的党史书写已不堪重任。毛泽东提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重评党史的需要，已远远超出政治思想范畴，成为建构具有自觉意识的中共党史学知识体系的学术规范。

　　毛泽东通读“二十四史”，有着极为深厚的文史素养，“对于古书内容的研究和理解所达到的深度和广度，在许多方面实为一般学问家所不及”。他明白无法仅靠经典作家理论完成著史工作，必须有系统的史料搜集。在共产国际支援下，苏联曾编纂刊行过若干中共党史资料集，但当时中共没有条件直接运用这批史料。于是，毛泽东亲自动手整理、主持编辑《六大以来》《六大以前》《两条路线》等“党书”，汇集大量党史资料，包括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的决议、指示、宣言等文件和刊载在机关刊物上的相关文章。拥有史料基础后，还必须依据理论框架梳理史料，《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以下简称“《联共党史》”）提供了最佳范本。从1944年开始，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付出巨大精力逐条探讨历史争议问题，形成共识后起草决议，数易其稿，最终在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上通过了第一个历史决议。

　　第一个历史决议共分7个部分，第1、第7部分分别为开头、结语，篇幅较少，主体为中间5个部分。决议的框架布局是先破后立，叙述特点是史论结合。第2、第3、第4部分主要是史实论述，以史为主、兼及论析，通过编年的时间线索正反对比两条路线指导下的实践，揭露错误路线的具体表现及危害，凸显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性。第5、第6部分叙述错误路线产生的社会根源及所谓“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方法、政治倾向、组织生活。全文以毛泽东思想作为立论根基，具有清晰的行文主线，避免了早期党史著作普遍存在的叙事离散、论证乏力问题。决议在总结革命经验时，体现了矛盾分析法的学术功力，重视厘清主要人物的功过是非，确定重要事件的基本结论，评析挫折教训的由来演变。批评错误路线并非揪住不放，而是在承认中国革命伟大成绩的基础上汲取教训，以便更加坚定地走向未来。但第一个历史决议局限于将党史服务于意识形态建设，没有从独立的知识门类角度看待党史学存在的价值，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党史学开放性与兼容性的不足。

　　第一个历史决议与《联共党史》都以路线斗争的叙述方式编排史料，但二者也有差异。《联共党史》用斯大林的核心思想统领路线斗争叙事，第一个历史决议在借鉴其基本框架的基础上将中心思想本土化。决议开篇讲到：“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二一年产生以来，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便是此种结合的代表。”毛泽东成为中国无产阶级和人民的代表，新民主主义理论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民族主义内涵巧妙汇入革命史叙事空间，表现为独立领袖、独立思想和独立的革命道路。

　　毛泽东高度自觉地构建权威历史叙事并将革命史叙事经典化。胡乔木回忆：“《决议》的起草从头到尾是毛主席主持的，他构思和修改，很多思想都是他的。所以后来作为附录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胡乔木点出了问题的关键，即“思想”。决议起草虽是集体之功，但毛泽东倾力极多，在决议抄清件上至少修改过7次，更关键的是，决议采用了毛泽东关于党史分期和各阶段主题的主张。历史分期及其名称的确立是历史叙事的显著特征之一，划分、命名历史时期及其阶段特征意味着这种历史叙事已趋于成熟。决议出台前，即使毛泽东权威再高，其党史观点也“只是作为一个意见提出的，不是中央的决议”。通过决议，毛泽东的个人观点或思想变为全党共识并被学界所遵循。

　　第一个历史决议奠定了党史研究的基本格局。细查被誉为党史著作范本的胡乔木所著《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可以发现，该著大体是在决议基础上增添了抗战后10余年的新内容，其余部分几乎全部保留决议论述。从篇章结构看，文章开头有导言，每小节有总结性文字，篇末是全文理论性大总结，与决议框架一致。从内容主旨看，毛泽东的文章、讲话占据征引材料的绝大部分，全文以毛泽东思想的发展演变为主线串联30年党史，几乎是第一个历史决议的加长扩容版。

　　新中国成立后，在引入以计划经济为标志的苏联体制的同时，苏联治学理念、政治文化再一次深刻影响国内学界，高校大都按照苏联模式进行院系调整、学科改动、人才培养和教材设置，史学界也受到波及。有学者回忆：“新北大历史系全学苏联办法，所谓优点无不大成问题。”教师几乎用全部精力制定教案、讨论教学大纲、编写讲稿，科研基本没有开展。很多来华的苏联专家对中国缺乏基本了解，很难将“苏联先进经验”同中国实践相结合，以《联共党史》为代表的苏联著史观念影响并束缚着国内党史学界。其实，苏联史学界也普遍认为，《联共党史》带有严重的历史局限性，但直到20世纪60年代国内编写《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时，还要对照参考《联共党史》体例 。

　　当时党史研究学术困境表面上是被极左意识形态所阻碍，实质上则是学术研究在自主知识体系上的结构性缺失——没有在摒弃传统知识系统后建构起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新知识体系，这是包括古代史研究在内的集体的学术困境。“十次路线斗争”乃至“十一次路线斗争”是知识系统存在缺陷的真实写照，反映了学者面对历史、理论、现实之间的冲突矛盾而努力突围的处境，研究成果的理论阐释力和生命力被大大削弱。

　　以路线斗争为代表的历史叙述结构最终得以植入中国本土知识环境并生根发芽。知识体系的结构性缺失和排他性模式，使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资源、研究范式被框定在窄细范围内。如何在包含中共党史研究在内的社会主义学术建设中将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已不单纯是冷战格局下涉及意识形态的路线之争、阵营选择和制度竞赛，更是一个实操层面需要落实的知识论难题。有学者多年后反思说：“假若没有《简明教程》做范本，我们要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编一部党史，恐怕基本体系也会和它一样，突出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路线斗争、阶级斗争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共党史研究提供了简明扼要、介入现实的历史叙述模式，放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不能说它全无学理。但这种叙述模式的强烈排他性、内在矛盾性以及研究者在特殊政治氛围裹挟下自觉或不自觉地教条化理解与极端运用，使得大量历史面相和丰富细节被遮蔽覆盖，路线斗争固有的和在时代发展中显现的弊端渐渐超过了其优势。

　　第二个历史决议极大推进了中共党史学的学术化进程，主要表现在现代化范式的引入、实证主义取向的接续和中共党史学科理论的建立。决议出台前，中国的改革开放已进行两年多时间，但思想理论界对于历史问题的认识并不统一，极大干扰了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共党史研究在重评史实上取得新进展，助力了现实中的拨乱反正，但在部分重大争议问题上缺乏基本共识，学界出现了一些超越既有认知框架的新认识新观点。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十分重视因历史争议而干扰现实实践的问题，决定在中央层面形成对新中国成立后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统一表述，结束争论，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对决议起草倾注了很多心血，多次同起草组成员谈论决议的修改与完善，单是收入《邓小平文选》的谈话就有9次。经过数次推倒重来和反复改写，决议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

　　第二个历史决议共有8个部分。在篇章结构的具体编排上，决议开头没有从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谈起，而是先回顾了新中国成立前28年的历史。在60年党史的整体视野下，“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这是从整体而不是片段出发的历史主义态度。第2部分对新中国成立后的32年历史进行总体评价，指出成绩主要、错误次要，奠定决议总基调。第3、第4部分评价前17年历史，承认由于经验不足等原因产生“大跃进”等系列挫折。第5至第7部分是重点，从理论和实践上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肯定毛泽东历史功绩，严格区分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晚年错误，拒绝全盘否定毛泽东的舆论倾向。决议摒弃路线斗争，认为阶级斗争已不是主要矛盾，不再一味寻找挫折失误的阶级原因，不深究失误细节表现，而是在结尾处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紧迫任务弥合历史与现实的伤疤。决议关于新中国成立后的党史分期和阶段主题，提供了整体性叙述框架和理论架构。决议对“文化大革命”结束至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期间，即正在经历的过程也作出结论，为中共党史学积极介入现实提供政治和学理支撑，由此当代史尤其是改革开放史的研究被迅速提上议程。通过一头一尾的设置，决议成为60年党史简史。

　　第二个历史决议指出，“社会主义必须有高度的精神文明”。通过成立中央党史委员会、党史编审委员会、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文献研究室等机构，官方党史研究队伍迅速壮大。同时，学者个人研究也出现活跃局面，党史研究呈现多元化格局，在学术取向、研究路径、学科建制、学人分布等方面获得新发展。高校招生、教职晋升、论文发表、学术评价标准也得以重建，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学者的学术热情。官方与学界共同开辟党史研究新境界的努力，促成了在党的若干重大历史问题上形成共识。

　　第二个历史决议还提出，“没有中国共产党也就不会有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将现代化与党的历史使命相关联，把革命史观和现代化视角相统一，为确立中共党史学学术化指明方向，联接了第一个决议中的“实事求是”与后续的“中国式现代化”任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不仅成为建设目标，更成为党史研究的重要议题。“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经过两三百年才达到今天的现代化程度。依靠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依靠社会主义制度，我们不仅能够不以广大劳动人民在剥削制度下受熬煎的辛酸和痛苦为代价实现这个过程，而且我们能够，总起来说，用较短的时间实现这个过程。”党的领导成为实现现代化的重要保障，现代化成为继革命之外加速社会变革的重要推力。决议突出现代化的核心诉求，“实质上初步提出了在中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在不断回答这两个问题的过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的问题越来越清晰。“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中国的社会现代化，这是历史作出的不容动摇的结论。”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现代化成为具有内在逻辑牵连的共同体，现代化的主体、任务、场景被注入新内核，凸显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的鲜明表征。从方法论意义看，现代化作为党实现初心使命的重要方式，深刻阐明了党不纠结于过往、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治史思想。这一治史思想作为官方文献的重要内容， 规范了党史研究的方法论原则——以“向前看”为宗旨研究党史。决议关于现代化议题的提出以及该议题所引发的学术共鸣，在激发中共党史学学术化的道路上发挥了典范作用。

　　现代化成为编著党史正本的重要理论视角。例如，《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按照第二个历史决议主体框架进行历史分期和主题划定，第7至第9章基本是对决议中关于党的八大之后历史进程的阐释说明和延伸扩展，第9章用大篇幅论述了“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历史成就。《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对第二个历史决议的制定过程和重点内容作了史料扩充，第9章后半部分及第10、第11章的年限均超过了决议的叙述范围，但在论证逻辑上还是承袭决议，按照党不断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思路推进叙事。“对中共党史中的重大历史事件、个人和群众的作用，要从社会现代化的角度进行分析”，这一研究取向也带动了社会史视角在党史研究中的兴起。党史研究对现代化范式的推介与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同步，具有天然的可信度与现实阐释力。

　　第二个历史决议开启了实证研究的普及和深化。决议对新中国成立后党史的客观评价激励学者从史料出发，以事实为基点，用科学态度研究党史，通过廓清被遮蔽已久的历史事实逐步提升学术涵养。决议中论从史出与史实重建的努力，为学界对相关问题的进一步探讨奠定了基础，引发学界摆脱以论代史、结论先行的沉疴。学者们通过考订党史事件、辨析党史文献、重评党史人物，在把握历史规律并参与现实的公共议题中获得新的活力，一些具有积极意义的历史真相被挖掘出来。自此，无论外部环境怎样变化，实证理念始终是党史研究学术化的坚实基础。决议中以史为鉴剖析党走弯路的态度为实证主义研究奠定了文本基础，大量揭示历史事实的研究成果也因此具有了长久生命力。

　　第二个历史决议中的重大论点均有具体史料支撑，如对新中国成立后工业建设的重大成就、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城乡商业和对外贸易情况等，都有扎实的数据分析和材料依据。论从史出、实事求是的态度体现在决议的方方面面。因此，围绕决议的宣传并由此出发的以求真为目标的党史研究开启了学术化进程，强调客观研究党史在政治上已不再敏感，回归历史本来面目得到中央高层的一致认同与大力支持。陈云在指导编写《辽沈决战》一书时强调，有关苏联和林彪在东北解放战争中的作用是敏感问题，但在编写时都不能回避，否则这段历史说不清。

　　史料的多样性与层次性拓展了研究视域，是实证研究的现实条件。长期以来，学者能看到的史料十分有限，如《六大以前》和《六大以来》在延安时期便已印行，但管控严格，一般高校没有这两本书。张静如曾回忆：“当时，我为了充实我管的资料，特意去解放军政治学院借了《六大以来》翻照成胶片保存。那时，这类史料管得很严。我去借来时，政治学院还专门派车送，用完又专门派车取走。因为借不该保存的材料，我还作了检讨。”当党史不再被简单阐释为“两条路线斗争史”以后， 提供丰富的文献便成为研究党史的首要前提。各类专题资料汇编、组织史资料、文史资料、历史文件汇集、史料选辑选编陆续刊印，档案文献、回忆录、日记、口述材料、纪念文集相继出版，极大扩展了研究范围，党史细节得以更加清晰呈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传记、年谱、选集、文集、文稿及相关回忆材料陆续问世，形成以重要人物为中心、事件亲历者为参照的党史文献群。官方党史机构在这方面贡献尤大，大型史料汇编的收集、整理、编纂，是任何个人都无力也无法承担的，唯有通过官方集结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才能按时完成。地方史料与民间史料的渐趋完善为党史文献群拓宽了视野。经过长期努力，以政治和学术双重标准进行党史研究已成为普遍共识。例如，编写《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就采用了丰富注释，包括引文性注释、释义性注释、引文和释义相结合注释三类共计836个，档案文献资料约152份，占全书引文性注释量的25%。引证文献的类型选择与分配比重，可以看作学者知识体系组成结构的缩影和对外界思想接受度的表现。“历史学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建立在注释之上的学问。注释体现了著作编写者的学术态度、学术水平、资料占有情况，是一部著作学术建构的基础，也是了解其内容的重要渠道。”如果说从文献资料使用情况看，《党史》二卷代表了20世纪90年代后党史研究的水平，这背后透露出的实证主义治学追求就是党史研究学术化的重要保障。

　　学术是社会演变高度凝练化的理论表达。党史研究必须从近代中国史学转型的大环境中寻迹学术传统的承接，因为就整体而言，“中共党史学是站在历史学方法论这一巨人的肩上而逐步发展、成熟起来的”，党史研究在学术传统的延续中起步。中国现代史学沿两条道路走来，一条是从乾嘉汉学演变而来的“新汉学”，一条是从域外引入的“新史学”。“新史学”思想中书写民众历史、用社会科学方法治史等主张与马克思主义史学有一定相似之处。党史学界在坚持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对上述两种史学思想的积极因素均有不同程度的吸纳。

　　党史学界之后兴起并延续至今的实证取向，在以往叙述中大多被冠以“走向学术化”以凸显新旧之别。此判断不无道理，但仅看到党史研究走向史学标准的“新”还不够，至少还不能在整全性意义上揭示其中的学脉传承与学风嬗变。党史研究的学术转向也有“旧”因素，新面貌内含旧形态，新方向背后是在另一维度上对传统治学方式的复归，党史学的实证思路并没有提供中国传统史学中所没有的东西。“今日历史的研究，不仅以考证确定零零碎碎的事实为毕乃能事，必须进一步，不把人事看作片片段段的东西，要把人事看作一个整个的，互为因果，互有连锁的东西去考察他。”李大钊针对实证理念的表述既充分肯定史料考证的功效，又提出实证史学基础上的更高要求。实证主义治史方式是包括中共党史学在内的近代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是在激进狂飙的政治氛围中被迫长期处于隐而不彰的暗线位置。如果总是看到党史研究的实证转变，对其中符合史学要求的现象就会自然而然地以新气象概括。但是，如果将视野放宽至近代史学脉络中，对实证方法的吸纳就不只是新变化，更是接续传统学脉，“以复古为解放”，通过复兴传统学术资源来开辟新局。中共党史学学术演进历程彰显近代史学对马克思主义和实证主义两大思想传统的兼容并蓄。

　　第二个历史决议推动了中共党史学科理论的建立。学术发展的关键在于能否拥有建基于自身学科史上的理论体系。决议表现出浓重的理论焦虑和推进理论创新的急切诉求，多次提及理论问题，如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脱离了毛泽东思想轨道、“文化大革命”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党的九大使“文化大革命”错误理论合法化、全党要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以及“以符合实际的新原理和新结论丰富和发展我们党的理论”，字里行间暗含着党的实践发生严重挫折的根源在于思想理论偏差。理论焦虑反映到研究上，就是如何构建学科理论。

　　中共党史学科理论研究包括3种主要形态。一是中共党史学史学史。通过对典型人物、主要著作的评介来概括不同阶段的史学特质，立论宏大贯通全局，却也有“无法充分展现党史研究事实上的复杂性以及流动于其间的学术化理路”的缺陷。二是中共党史学学术史。这类研究凭借细化的历史分期和实证方法，以走向学术化为核心线索，关注党史研究的历史学化，有将党史学理论概念化上升为历史哲学的愿景，具有强烈的学术批判特征、学科身份意识和类型学意义上的理论构建。三是中共党史学理论。“党史是历史科学”早已成学界共识，但对党史学史学性质的理论反思与渊源考察一直是研究短板。有学者从历史、历史学、中共党史一步步推演至中共党史学，把其中的学源流变以明晰线索梳理出来并予以实证化；有学者探究个案研究、比较研究等史学热点问题，反思党史学的史学理论特质，为与历史学界的学术对话提供更多可能。党史学理论研究的问题在于缺乏对理论之外如学术传统、制度、组织、空间、学人交往的深刻体认，无法支撑起体系性研究格局，可能会成为制约研究前进的关键掣肘并失去穿透深层问题的洞察力。总之，中共党史学科理论研究在遵循第二个历史决议精神基础上，大大加深了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化程度。

　　建党百年之际，全面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兼具客观需求和主观条件。虽然前两个历史决议基本解决了从建党到改革开放初期党史的重大是非问题，“其基本论述和结论至今仍然适用”，但1981年后40年党史的主题主线与主流本质仍需中央层面的正式定论与统一表述，历史决议的阐释边界也需要新思想新命题的扩充。同时，党史研究也面临一些困境，如长期在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中打转，缺乏新的范式框架；大量成果聚集在微观、个案、地方，宏观与微观脱节、重复叙事、碎片化问题突出；史料堆砌，理论研究严重不足。破解上述问题，需要涌入富有学术生机的新思想、新概念。2021年3月，第三个历史决议的起草工作正式开始，习近平担任文件起草组组长。起草决议的三条原则是：聚焦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重点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对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的评价注重同党中央已有结论相衔接。经过充分吸纳各方意见和反复研究推敲，决议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通过。

　　决议共分8个部分。“序言”交代了决议的起草目的并与前两个历史决议作必要衔接；正文第1至第3部分，简要概述1921年至2012年党史的基本面貌；第4部分“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全文重点，聚焦当下，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价值定位和新时代13个方面的成就作了系统阐发；第5至第6部分提炼出党百年奋斗5个方面的历史意义和10条历史经验；最后一部分是全文总结，号召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从直观上看，第三个历史决议在表现形式上的最大不同是没有集中大篇幅论述挫折失误，总结历史经验时均是正面阐释。这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总体上讲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是顺利的，前进方向是正确的，取得的成就是举世瞩目的”，没有全局性失误。细看决议内容，也并非完全没有涉及不足。例如，决议第4部分叙述新时代13个方面成就时，在每一节开头大多简述了存在的问题，包括党的领导弱化、虚化、淡化、边缘化，“七个有之”，经济结构性体制性矛盾积累，司法腐败，舆论环境混乱，生态问题频发，国家安全能力不足，“一国两制”受阻等。前两个历史决议面临革命能否胜利和改革能否顺利的严峻现实问题，行文中透露着时不我待和争分夺秒的紧迫感，第三个历史决议则是在取得巨大成就之上的从容坚定与历史自信，文风有着显著的差异。

　　在建党百年的重大历史节点制定第三个历史决议，对中共党史研究大有裨益。党的十八大以来，走出对西方学界的“学徒状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逐渐成为学界共识。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长篇讲话，集中论述了哲学社会科学对于国家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提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时代使命，强调要构建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在党领导一切的当代中国，中共党史学学术水平如何，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诸学科中具有高度浓烈的象征意味，早已超出单一的学科建设范畴，关乎党的政治形象和政党尊严。

　　决议为中共党史学学科体系建设提供了方向指引。中共党史学与一般历史研究相比，更侧重政治性、理论性、现实性。学科体系建设，既要遵循学科发展的客观规律，也要适应社会发展的时代需要。从学科发展角度看，中共党史学起源于中国本土，与社会科学中诸多源自西方或深受西方影响的学科相比，在理论预设、价值立场、概念范畴、话语表达等方面具有很强的本土自主性。为走上独立学科建制之路，党史学人进行了持久艰辛的实践探索与理论创新。从社会发展角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社会发展阶段的重要递变，也是党史研究的现实条件。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为中共党史学提供了广阔的学术空间和丰富的历史材料，不懂中共党史，很难把中国问题讲清楚，很难把新时代的变革和成就讲清楚。决议指出，党自成立以来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这就需要学界在学科布局谋划中践行高度的现实责任和政治使命，发挥党史服务现实、凝心聚力的资政育人功用。决议在论述党史问题时，没有仅着眼于党史本身，而是从中华文明5000年的悠久历史起笔，以近代衰落为转折，以实现民族复兴为主体，以开启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为号召，呈现恢弘磅礴的历史画卷。在这个过程中，决议又注意政治、经济、社会等多领域知识的融合贯通和国际国内动态的广泛联系，彰显总体史的理论意涵。这启示学界在构建学科体系时，要时刻注意党史学交叉学科、综合学科的科际属性，广泛吸取历史学、政治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等学科的建设经验和研究成果。

　　决议为中共党史学学术体系建设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学”侧重思想理念，“术”强调方法工具。“必须承认，学科体系、话语体系的建构能否成功，归根到底，取决于学术体系，学术体系是‘三大体系’的核心。”没有思想穿透力和现实影响力的学术成果，没有标志性的传世之著、扛鼎之作，学科体系与话语体系便失去了凭借。党史研究不是单纯的知识生产活动，而是以“总结历史、把握规律、坚定信心、走向未来”为导向的学术行为。中共党史学学术体系建设，要最大程度地理解并获益于自身学科特质与国情特点，将政治与学术这对看似属于结构性张力的矛盾转化为原发性优势。决议作为全局性、全景式、浓缩式的党史大纲，展现了更强的包容性，体现为新历史叙事，即大历史观下的民族复兴叙事。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主题下，百年党史各阶段拥有全新定位和延展图景。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胜利为实现民族复兴创造根本社会条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实现民族复兴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实现民族复兴提供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则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民族复兴叙事更具大历史的整全意涵和广博透彻的解释概括力，将最大程度地避免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的对立冲突，带来党史叙事结构、理论范式的新气象。以民族复兴观之，革命与现代化都成为不同阶段的任务与手段，完全可以统摄于民族复兴的历史主题之下。

　　决议为中共党史学话语体系建设提供了新的议题范畴。新时代中共党史学话语体系是当代中国政治社会发展、精神文化繁荣、治国理政实践的高度理论提炼，是民族精神在世界历史维度上的时代升华，是服务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资源，而非孤芳自赏、自说自话。而中共党史学话语体系建设的突出难题是会干不会说、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当然，话语不是纯粹的符号形式问题，其生命力不仅取决于党史研究的学术水平，更取决于中国道路、中国模式能否在现实中取得最终成功。只有中国式现代化持续获得进展，才能让国际社会有客观真实了解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愿望，进而关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变迁。决议中出现很多关于党史话语的新表述，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事实上，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一直是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特征，只不过在党的早期阶段，迫于反帝反封建和向西方学习的潮流，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呈现复杂多变的样态。随着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和综合国力的显著提升，重新审视传统文化的历史条件已大为完善。决议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定位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前者表明当代中国的空间范畴，后者指明21世纪的时间特征，从横纵两个方面给予高度评价。再如，决议指出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两个确立”将政治组织保障与思想理论创新相结合，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党治国理政现状的概括总结。此外，党百年奋斗的“五大历史意义”“十条历史经验”“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原创性标识概念都需要转化为具体学术命题，将这类政治话语以学术思考的特有方式，准确、贴切、直抵人心般表达和学理化呈现，而不是简单移植到文章中。由于决议颁布未久，关于决议新认识新结论的研究还未完全衔接和充分展开，尚需大量学术实践予以历史沉淀。

　　历史决议同党史研究的互动带来诸多启示。传统史学主张隔代修史，虽有政治因素的介入，却是当代政治力量对前代政治力量的评价，是不同政治集团间的“他评”。党史研究是特殊的当代史研究，是当代政治力量对自身行为的系统言说，属于“自评”，在学术研究上会遇到一些特殊的难题。党史研究的学术化历程，既不是绝对的政治笼罩下的对策反应，也不是撇开政治的线性学术演进。历史决议深刻改变并塑造了党史研究的基本样态，表现为政治文本在社会变迁中的学术嵌入过程。在一般历史研究中，人物与事件构成最核心的主轴。在党史研究中，除人物与事件外，还要加上历次重要会议所诞生的政治文本，三者共同促进研究的结构性变迁。因此，主流党史研究应该以政治和学术的双重标准开展，历史决议的思想资源、文献性质等都应是学界关注的重要元素。

　　充分掌握历史决议的思想资源。历史决议在实事求是基础上对党史作出精辟概括，既有关键历史问题的深刻总结，更有未来方向的突出阐释。通过决议可以清晰地看到党中央是如何看待、分析和处理重大问题的，其中所蕴含的方法论启示值得思索。决议中显露的宏大视野启示学者要将党史同近代社会进程、史学转型建立有机联系，打通党史研究与近现代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内在关联，突破“禁区”，充分注意到党史研究在人文学术版图中或隐或显的学术传统、学术谱系与内在学术理路。

　　辩证看待历史决议的文献性质。历史决议是以党史为主题的纲领性政治文件，不是修党史，不是学术论文或严格意义上的学术对话对象，是“采取简单明了的决议体裁”，是对党内集体共识和广泛认同取最大公约数，篇幅限制、文章目标和生成语境决定其不可能给予学者太多细节指导。不能单纯只从政治角度看待决议，也不能简单认为决议不全面、不具体或是有意识形态束缚。在看待历史问题上，决议重性质，聚焦于对重大问题下论断，不展开具体学术命题的讨论；学术研究重性质亦重细节，需要对不论大小的具体问题作出清晰论证。学者不能完全跳脱决议，也不能拘泥于决议字句。决议主要叙述宏观史，在没有涉及重大争论的问题上不会花费太多精力，但学者不能忽视决议上没有的问题。决议只能挑选党史上的关键事件与典型人物，但学者不能忽视对其他历史人物、事件及普通民众的关注。决议最重要的现实作用在于凝聚共识、鼓舞斗志、开创未来，即使是强调挫折失误，也注重梳理其中可供借鉴的经验教训，而不会埋首于具体细节，有别于以求真为旨归的一般历史研究。曾有人认为第二个历史决议对党的错误讲得不够，对此胡乔木表示：“我们对错误所作的自我批评早已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党，再作得过多就必然走向反面。决议稿并未隐瞒或掩饰任何重大错误，只是有些问题没有说得完备，有些次要的问题没有提罢了。”

　　在历史决议基础上完善学术研究。“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历史决议是研究者的基石，而不是框线。框线强调的是标准度量和循规蹈矩，基石则意味着在一定基础上的构建与出发。历史决议无法完全脱离其产生时的认知水平和现实诉求，“经过十年八年之后，修中共党史的时候可以看出来，如果有漏洞，就是有漏洞，就说‘这一条历史过去搞掉了，不对，要重新添上’。这没有什么，比如积薪，后来居上，我们对前人也是这样的。有漏洞就改，原则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历史决议更多承担的是“经”的功效而不是“史”的意涵，内中所蕴含的“道”应在具体史实中通过以史解经的路径呈现。胡乔木曾强调：“总起来说，我认为写党史不能够都按照党的决议贯穿下来，对文件一一加以解释，然后连贯成文，就成为一本书。我不赞成这样的写法。因为这样写不好党史，也讲不好党史。党的历史非常生动，非常丰富。党的实践远不能用一系列的决议来说明。”胡乔木在此并不专指历史决议，但他指明的态度也为处理历史决议与党史研究之间的关系提供参照。学界应坚持决议基本精神，对决议中涉及的、涉及但没有展开论述的、因各种原因当时没有涉及但日后重要性凸显的历史问题，均展开系统的学术讨论，反映后人不断深化的创见。“宜粗不宜细”是制定决议的良策，而不是学术研究的原则，不掌握大量史料钩沉史实，不注意历史细节对事件进程的影响，就无法以信史资政育人。

　　左右历史叙事的基本因素有意识形态立场、门户之见、学术好恶以及不同学派的方法论自恋。学术灵感不能只根植于个人学科背景和研究兴趣，要走出自身视界内的方法论自恋，将问题意识汇入中共党史学学术谱系内，对党史研究的演绎图景与运行规律抱有更宏阔的“大历史”关怀。如果不能清醒认识到中共党史学所走过的独特学术道路，不能对这条道路产生理性基础上的温情与敬意，就无法对自身研究处于何种学术脉络之中生成具有实质内容的批判性反思，也无法明白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背后的内生合理性，更无法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现状与前途产生具有扎根中国实践的原创性学理认识。

　　历史孕育道路，道路根植于历史。中共党史研究前路如何，取决于深化原创性学术探索的水平力度，取决于对既有研究的批判性反思能否达到制度化程度与体系化高度，取决于研究中学术因素与现实政治的平衡互补。

　　（作者简介：宋学勤，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学院教授；卫玮岑，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2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