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著名左翼理论家斯拉沃热·齐泽克在2001年出版了《重述列宁》一书。在该书中, 他对西方左翼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反思和批判。通过塑造列宁这一左翼政治理论典范, 他呼唤再次发明列宁“真理的政治”, 积极探索批判全球资本主义的新出路。

一、齐泽克对西方左翼的批判

20世纪末,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 世界局势激流逆转。新自由主义全球泛滥, 社会主义运动遭遇重创, 西方发达国家的左翼也陷入理论和实践的低谷。齐泽克对西方左翼激进理论和实践进行了反思批判, 并以列宁为典范, 阐述了自己的激进政治思想理论。

1. 真理维度的缺失

齐泽克认为当代资本主义是一个缺失真理的社会。他有过这样的描述:“在后政治中, 有竞逐权力的各种政党所体现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 被替换为开明的技术官僚 (经济学家、民意专家……) 与自由派多元文化主义者之间的合作;透过利益之间的协商过程, 便可以取得折中方案, 成为或多或少的普遍共识。因此, 后政治强调, 我们应该要把旧的意识形态分歧抛在脑后, 积极面对新议题, 既具备必要的专家知识, 亦能行使自由审议, 来把人民的具体需要与要求纳入考量。”[1]自1989年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以来的全球资本主义时代, 倾向于把各个政党之间的意识形态的冲突归结为技术专家统治的技术层面, 归结为多元文化主义的不同视角。这实质上是一个缺乏真理维度的时代。

在当今缺乏真理的时代, 即使像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也没有逃脱时代的影响, 貌似激进, 实质也悬置了真理的维度。后殖民主义从殖民视角反思现代性和全球化, 无疑是尖锐的。然而, 后殖民主义研究往往把社会的经济、政治问题转换为文化问题, 不是对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新全球主义进行现实批判, 而是侧重于文本的解读和文本批判。后殖民主义不是从政治经济角度分析被殖民者的深层制度原因, 而是把政治经济的斗争转换成文本解读、文化再现、心理冲动等等。最终, 批判的武器代替了武器的批判, 历史主体面对的现实斗争被转换成了主体内在的创伤。

悬置社会的象征维度, 把政治经济的斗争转换为多元文化主义的不同视角, 是后现代主义时代抹杀真理的惯用伎俩。于是, “它是否为真?”就替换为“在什么权力条件下, 这个陈述可以被说出。”这样, 我们关注的不是“普遍的真理”, 而是“不同的视角”。左翼自由分子、典型的后现代主义伦理学家理查德·罗蒂 (Richard Rorty) 和彼得·辛格 (Peter Singer) 就是把现实斗争转换为视角游戏的代表。罗蒂认为人类的根本维度是遭受痛苦的能力, 是经历痛苦和耻辱的能力。因此, 既然人类是符号动物, 那么, 人类根本的权力就是叙述人的痛苦和耻辱。辛格认为终极的伦理的标准不是人的尊严 (如理性、灵魂) , 而是遭受痛苦的能力, 是经历疼痛和痛苦的能力, 这也是人和动物共同分享的。辛格抹平了人和动物的分界, 从而得出杀死一个年老的遭受痛苦的女人要比杀死健康的动物好的结论。这样, 在辛格的伦理学里, 人的社会的符号维度就被悬置了。人的社会象征维度被悬置的社会, 其实是一个缺乏精神实体的社会, 人们作为智力动物交往。黑格尔曾在《精神现象学》关于理性一章里, 论及这种“精神的动物界”。在这样一个世界里, 人类的权力最终像动物的权力一样发挥作用。在这里, “精神的动物界”所丢失的正是真理的维度。

马克思主义理论之所以有强大的生命力, 就在于它始终和无产阶级及其解放事业相连。任何否定或淡化马克思主义的主体立场的做法, 都会导致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理解。无产阶级的解放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探讨的主题, 实现每个人自由全面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宗旨。无产阶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物质武器,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无产阶级的精神武器。关注现实社会人的生存与发展本身, 而不是脱离社会现实去抽象地谈论理性、自然的感性直观或动物本能, 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其他理论的不同之处。马克思认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 人的本质在于他的社会性而不是自然性。黑格尔把人的本质归结为自我意识, 归结为无人身的理性, 而无视人肉身的客观存在。费尔巴哈把人的视域从天上拉到人间, 但是费尔巴哈把人的本质归结为宗教的本质, 把人的本质理解为一种类存在。马克思认为以往的哲学家都没有对这种现实的本质进行批判。

2. 政治经济学批判维度的悬置

真理维度的缺失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悬置紧密相连。政治经济学批判是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重要维度。然而, 西方左翼只强调纯粹的政治批判, 这和西方右翼“非政治化”是不谋而合的。早在1955年, 学者阿隆在《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中, 就叫嚣“意识形态终结论”。1989年, 美国学者福山发表“历史终结论”。贝尔在1973年出版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一书中提出这样的观点:由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产业重心由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 专业技术人员成为社会主导力量。从“意识形态终结论”到“专业技术人员主导论”, 最终的目的都是达到“非政治化”。齐泽克对西方右翼“非政治化”现象进行了揭露和抨击, 他指出:“在我们的后意识形态, 经济应该非政治化并由专家来经营的观念, 为全体参与者所共有……我们今天实实在在目睹的, 是关于生活样式的意识形态议题 (在那方面, 激烈的争论如火如荼, 恳求人们做出选择, 如流产、同性婚姻等议题) 与基本经济政策 (它呈现为一个由专家决定的非政治化的领域) 之间的分裂。”[2]

如果说西方右翼致力于“去政治化”的纯经济学, 那么西方左翼则致力于“去经济化”的纯政治学。右翼只关注经济, 政治被归结为表演的剧院;左翼只关注政治, 经济被归结为经验的物资的供应。齐泽克认为, 从巴里巴尔、朗西埃、巴迪欧到拉克劳、墨菲, 在对经济领域重要性的悬置上, 都是极其相似的。西方左翼只谈政治不谈经济。他们丢弃的恰恰是马克思最深刻的洞见:政治斗争必须诉诸经济领域才能破解。在马克思的《资本论》里, 商品和资本世界的结构, 不仅仅是一个有限的经验的领域, 也是社会的先天。因此, 我们既要反对经济主义, 也要反对纯粹的政治。西方左翼把经济作为斗争和干涉的场所抛弃。西方右翼迷恋于今天的全球经济, 规避了任何政治干涉的可能性。齐泽克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坚持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统一, 纯粹的经济批判和纯粹的批判经济都偏离了马克思主义。

西方左翼和右翼割裂了政治和经济的辩证关系, 最终只能导致历史唯心主义, 与当下的资本主义现实妥协。在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产生之前, 形而上学是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中占统治地位的方法。政治与经济的辩证关系由于种种原因被割裂。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私有制当成既成的前提, 把资本主义当成唯一合理的生产方式。这种做法是反历史主义的, 是无批判的实证主义, 是抽象的形而上学方法。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国家过程中, 认识到必须进一步批判市民社会。从1843年《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 到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出版, 马克思致力于用唯物主义改造黑格尔的辩证法, 其中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的最多的问题。马克思指出:“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助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3]任何经济活动, 都有其具体的政治社会条件和背景, 没有脱离政治和社会关系的抽象的经济活动。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从生产关系的总体来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再生产的。正如列宁指出的:“这一著作把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作为活生生的东西向读者表明出来, 将它的生活习惯, 将它的生产关系所固有的阶级对抗的社会具体表现, 将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资产阶级上层建筑, 将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之类的思想, 将资产阶级的家庭关系和盘托出。”[4]因此, 将政治经济割裂开来的做法, 是违背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基本精神的。

3. 行动上奉行“交互被动性”原则

西方左翼致力于纯粹的政治学, 割裂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这种理论上的不彻底性必然体现在行动上。齐泽克用“交互被动性”描述左翼行动的特质。所谓“交互被动性”, 就是不是为了实现什么去行动, 而是为了避免一些事情的真正发生而行动[5]。西方左翼呼唤人们参与绿色和平运动、女性主义运动、反种族主义运动, 畅谈全球生态灾难的前景、侵犯人权、性主义、同性恋等话题。然而, 所有这一切活动都是在资本主义坐标体系内进行的。也就是说他们实际上充当了资本主义帮凶的角色, 是资本主义民主意识形态的同谋。面对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 面对新自由主义议会民主制“禁止思想”的潜规则, 齐泽克认为要想从根本上超越资本主义, 我们必须重新发明列宁“真理的政治”, 真正地行动, 去改变当今资本主义的坐标体系。

马克思曾经分析过, 以往的旧哲学家由于不懂得科学的实践观, 不懂得实践是人的现实的、能动的感性活动, 他们的哲学思想只是对世界的不同解释, 并不能真正地改变世界。无论是对宗教的批判, 还是对自我意识的批判, 或是对法的批判, 都不能代替对现实的批判。马克思指出, 哲学不仅要对世界做出科学的解释, 而且还要自觉地为无产阶级服务, 当作无产阶级的精神武器, 从而达到改变现实世界的目的。他写道:“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 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 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6]彻底的批判精神和实践精神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品格。基于彻底的批判精神和实践精神, 马克思揭开了旧意识形态神秘的面纱, 指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 揭示了一切历史冲突都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 肯定人民群众在历史中的主体地位, 标明哲学的使命在于改变世界。基于彻底地批判精神和实践精神, 马克思把颠倒了的世界重新颠倒了过来, 这就是:从“词语世界”回到“生活世界”;从宗教史或精神史走向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从精英政治和国家史进入大众政治和人民群众创造的历史;从解释世界和屈从现实转向改造世界和超越现实[7]。

二、重述列宁:如何坚持并捍卫马克思主义

齐泽克并没有止步于对西方左翼的批判, 而是进一步论述了理想的马克思主义者形象———列宁。齐泽克呼吁左翼思想家应该像列宁一样行动。齐泽克认为列宁在1914年所做的事情, 正是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在1990年所做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要像列宁一样勇于行动, 勇于否定资本主义坐标体系。

首先, 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像列宁那样把马克思主义真理具体化。齐泽克认为, 列宁虽然一直强调马克思主义是真理, 但这个真理却是只是一个“实体”, 它必须化为“主体”, 也即“作为主体的实体”才能真正发挥作用。真理的呈现既然是主体介入的过程, 那么政治行动与真理的呈现就是一体两面的过程。在《怎么办》中, 列宁提出工人阶级不能自发地获得正确的阶级意识, 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必须由党的知识分子从外部输入。真理只有在主体的行动中才能彰显出来。这里的行动是“政治行动”。政治行动不是“谋划性的介入”, 是做不可能之事, 因此, 行动的主体是不畏惧死亡的。列宁准备好了随时献身革命事业。在1917年的《四月提纲》里, 列宁捕捉到了革命时机来临的瞬间, 他的提议最初被党内的多数派看作一种胡话。波格丹诺夫甚至将《四月提纲》同“疯子的狂热”相提并论, 克鲁斯普娅也担心列宁当时疯了。别人眼中的疯子, 其实是列宁为了革命毅然决然的表现。齐泽克强调真理的政治性, 指出抹杀了真理的政治性的“后政治”实质上是“无原则的机会实用主义”, 而左翼充其量也不过是“有原则的机会主义”[2]。

其次, 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像列宁那样勇于否定资本主义坐标体系。1914年, 所有的欧洲社会民主党都采取了“爱国主义路线” (除了俄国布尔什维克和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党人之外) , 投票赞成战争拨款。在绝望的时刻, 列宁并没有屈从于现实, 而是彻底拒绝了“爱国主义路线”。正是由于列宁与主导氛围的疏离, 使整个局势的真理得以呈现。

其三, 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像列宁那样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尺度。政治经济学批判是马克思主义批判现实的一个根本尺度, 政治批判维度和经济批判维度是一体两面的, 不能把二者割裂开来。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 马克思主义者要更加警惕西方自由民主意识形态的和平演变, 拒绝跌入“温柔的陷阱”之中, 在全球化进程中要勇于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 推进建立公平、正义的国际政治新秩序。

综上所述, 重述列宁就要像列宁一样行动, 以无所畏惧的英雄姿态悬置大他者, 像列宁一样在资本主义的坐标体系上划开一条裂隙, 开启一个新的乌托邦的空间。马克思早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就指出来, 哲学家关注的只是解释世界, 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列宁所体现的正是齐泽克所推崇的“例外逻辑”, 列宁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特殊” (another particular) , 而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例外” (singularity) 。齐泽克虽然提出了一些尖锐的问题, 并没有指出改变资本主义坐标的具体方案。齐泽克的政治批判理论并未超越马克思主义。因此, 要寻求无产阶级解放的现实道路, 仍然要诉诸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

三、结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抛却齐泽克政治理论的偏颇之处, 在理论和现实上仍然对我们有许多启示。一是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 共同构建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是近代以来中国人的共同梦想。革命的行动需要革命理论的指导。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理论武器, 只有无产阶级主体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 才能真正实现中国梦。二是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中国化, 把真理的普遍性寓于中国的特殊性之中, 才能真正发展马克思主义。抽象的理论必须和具体的历史情境相结合才能在新的环境下获得发展, 这也是理论本身的内在要求。列宁结合俄国的特殊国情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提出了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必须采取“武装夺取政权”的方式, 才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特殊国情之下存活下来并得以发展。三是勇于行动, 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于一体的旗帜, 核心在于强调中国的特殊性, 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

参考文献

[1][斯]齐泽克.神经质主体[M].万毓泽, 译.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2004:280.

[2][斯]齐泽克.伊拉克:借来的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8:49, 64.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9:24.

[4]列宁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5:121.

[5]S.Zizek.Repeating Lenin[M].Arkzin, 2002:4.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527.

[7]孙伯, 侯惠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和现状:上卷导言[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4:7.

（作者单位：天津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天津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学理论》 2018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