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在现代西方政治学中是一个充满争议的概念。一般意义上的民主, 是指程序民主或者选举民主, 强调实现民主的程序。熊彼特认为:“民主方法就是那种为作出政治决定而实行的制度安排, 在这种安排中, 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选票取得作决定的权力。”1亨廷顿也认为, 评判西方政治体制是否民主, 主要是看其中最有影响的集体决策者是否通过公平、诚实和定期的选举产生, 参选的候选人是否可以自由地竞争选票, 以及是否所有的成年人都可以参加选举。2在现代西方社会, 民主的主要模式是代议制民主, 参与、竞争和问责是其三个基本原则。但是代议制民主是一种有限的和间接的民主, 因为它将民众的政治参与限定在每隔几年举行一次的公民投票行为中, 公众并不亲自行使权力, 只是选择能代表其利益的人来实施统治。3不同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的政治主体对于采取何种民主、如何提高民主质量有不同的选择。通常, 他们本着各自所坚守的民主观, 将“各自所偏爱的民主模式吹嘘成更民主的模式, 而他们所反对的模式则被斥责为非民主模式。”4因此, 他们的政治和战略选择对民主政治发展进程可以产生不同的影响。

20世纪70年代末, 拉美掀起“第三波”民主化浪潮, 到20世纪90年代拉美地区大部分国家进入文人执政、按照资产阶级民主代议制治理国家的民主化新时期。保障公民政治自由和权利、巩固和深化民主成为拉美民主政治发展的基本目标和发展方向。拉美左翼是拉美地区政治发展进程的重要参与者, 为地区各国实现威权向民主的转型做出了重要的贡献。20世纪末以来, 拉美政治“左转”, 一批具有不同意识形态和政治、历史背景的左翼政党和运动领袖通过选举上台执政, 对本国政治、经济、社会和对外政策进行了深刻调整和改革。自2015年开始, 这一左翼执政浪潮开始逐步消退, 尽管如此, 左翼政府的改革对本国甚至地区的政治和发展都将产生持续的重要影响。本文拟通过考察拉美左翼民主观、温和左翼和激进左翼“深化民主”的主要途径和实践, 对拉美左翼执政在民主政治发展领域的影响进行评价。5

一 拉美左翼的民主观

拉美左翼的民主观经历了由厌弃和忽视民主向尊重民主、积极融入选举民主的转变, 而且提出提高民主质量、加强民众政治参与以及增强政府对民众诉求的回应性等深化民主的诉求。不同左翼组织的民主观也存在差别, 一般来说, 激进左翼强调民众授权和参与, 温和左翼则坚持在代议制民主的前提下改善民主政治。

(一) 尊重和积极融入选举民主

20世纪六七十年代, 大多数拉美左翼组织倡导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或其他主张革命性社会变革的意识形态, 主张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夺取政权, 总是谨慎地避免参与选举竞争。经历了军事独裁政府的统治之后, 拉美左翼逐渐认识到民主的重要性。许多左翼组织放弃暴力革命, 不再将民主视为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 开始支持民主的规则, 认为“票箱是通向权力的道路”, 采用代议制民主制度是“政治进步的最好媒介”, 只有通过选举才能推翻威权政权。6随着民主化进程的大规模展开, 拉美左翼对选举民主达成共识, 民主被普遍视为实现变革性目标不可或缺的途径。

从厌弃和忽视民主到接受和支持选举民主, 是拉美左翼发展史上重要的意识形态转变。主观意识的改变为实践中政治战略的转向奠定了基础。“第三波民主化”之后, 包括共产党和社会党在内的大多数左翼组织不再提倡暴力革命, 甚至游击队运动组织都忙着参加选举竞争, 力图将自己的代表送进各级议会和政府。巴西劳工党、智利社会党、乌拉圭广泛针线等著名左翼政党在许多州、市一级的地方政府执政并积累执政经验, 成为本国政治舞台上的重要竞争者, 从而为20世纪末21世纪初拉美政治“左转”奠定了基础。

(二) 批判“民主赤字”, 主张“深化民主”

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 拉美地区进入地区政治发展史上最持久的民主治理的新时期, 各政治力量的权力斗争主要是通过公开、透明、广泛参与的选举竞争来实现的。但是, 拉美威权主义的终结迎来的民主版本是“有限民主”, 在满足民众对公民权、社会福利和政治包容的诉求以及化解选民不满和怨恨等方面存在诸多严重问题, 拉美民主政治深陷“赤字”深渊。“民主赤字”现象的存在, 使得拉美各党派和政治力量意识到构建民主的工作在威权向民主过渡之后并没有最终完成, 遂开始再次讨论民主的本质和价值的问题。什么是民主、应该实施何种民主模式等问题成为广泛探讨的议题。左、右翼阵营对此作出了不同的回应。

一般来说, 拉美右翼主张实施自由民主模式 (代议制民主最普遍的形式) , 并将其看成一种可以得到自证的合法的民主版本;除将选举竞争作为界定民主的最低标准之外, 还将言论、结社和知情权等公民权作为民主制度的必要条件, 将立宪、司法独立、分散和限制政治权力以及三权之间的监督与制衡作为民主的核心特征和判断民选政权是否真正合法的标准。

拉美左翼思想家在选取何种民主模式的问题上, 质疑自由民主制度是唯一的民主模式, 对拉美民主秩序的缺陷进行了诸多批判, 并提出从民主的决策机制和民主的社会经济条件这两个方面入手提高民主质量。部分左翼人士甚至提出, 为了使国家变得更为民主, 就必须通过人民参与制宪来重建政治, 制宪大会及新宪法都需要获得全民公投的批准。7在民主的核心特征和政权合法性方面, 拉美左翼认为右翼提出的所谓“民主的核心特征”并非判断民主政治制度是否合法的唯一标准;自由民主制度的倡导者所提出的、用以限制民选官员权力的各种机制, 常常会变成对民主本身的限制;在常态政治中, 有很多议题是需要由选票多数制决定的, 因此, 不能盲目接受僵化的宪政体制。此外, 拉美左翼质疑将自由置于平等之上的自由主义民主观, 认为民主与社会经济平等是密切相关的, 深化民主的前提是解决社会经济问题, 实现政治平等的前提是经济平等, 只有在经济精英们有意愿实施政治平等的前提条件下, 公民的平等政治权才能得到有效保障。因而, 拉美左翼主张采取措施阻止将经济权集中在政治特权者手中。

(三) 拉美激进左翼与温和左翼在民主观上的差别

20世纪末崛起的拉美左翼总体上认同民主的游戏规则。但受国内外环境变化和历史传统的影响, 在政治民主的优先事项、深化民主的方式和目标等方面, 不同的左翼组织之间存在分歧。

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等国左翼崛起之时, 正值传统政党衰落, 政党制度碎片化, 代议制民主面临危机。左翼执政后随即采取较为激进的变革模式, 试图打破传统的政治秩序, 重建新的政治体制。这些左翼政权深受拉美民粹主义传统的影响, 形成了具有民粹主义特色的民主观:强调人民主权和民众赋权, 突出人民而非公民在民主政治中的重要性, 认为人民的权力超越个人的权力;认为传统政党和议会是政治腐败和寡头利益的工具。但是, 激进左翼并非倡导彻底放弃代议制, 而是通过大规模政治动员和鼓励民众直接参与政治来弥补代议制民主的缺陷和不足, 最终建立参与制和代议制相结合的、以参与为核心和主导的新型民主模式。

与激进左翼不同, 巴西、乌拉圭和智利等国左翼政党在民主化进程中不断调整政治战略和路线, 政治理念和政策主张日益温和。它们的民主观强调个人自由、法治和政府机构之间相互制衡的重要性, 将代议机构尤其是议会和政党看成是政治行为的特权机构, 质疑在公共领域之外进行政治参与, 反对威权主义, 支持公正透明的选举, 强调人权保护。执政后, 它们在既有民主体制内进行政治竞争, 坚持代议制民主, 坚持实用主义的政治战略, 遵循代议制民主和自由民主的基本原则, 尊重公民自由, 加强选举民主程序, 主张监督与制衡, 保证反对派的政治权利。

二 拉美左翼深化民主的实践

拉美激进左翼与温和左翼不仅有不同的民主观, 而且执政后在实施政治改革和深化民主的方式等方面也存在差别。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三国激进左翼政府将参与制民主作为本国政治变革的根本目标, 通过促进民众参与, 贯彻民众赋权的民主观, 并以新宪法作为指导, 制定和实施了许多动员民众参与的机制和措施。而在巴西、乌拉圭和智利等温和左翼执政的国家, 仍然坚持代议制民主作为民主政治的基本导向, 参与制民主实施的广度和深度远不如激进左翼政权。

(一) 激进左翼积极推进参与制民主建设

“参与制民主” (或称“参与式民主”) 是指民众通过直接参与政府决策来弥补甚至代替传统的选举制度和与代议制民主相关的游说活动。8拉美激进左翼政府将建设具有本国特色的“21世纪社会主义”作为发展战略和方向, 推进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根本转变。建立以参与制民主为基础的新型民主模式是建设“21世纪社会主义”的重要目标和基础。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三国都制定了新宪法作为参与制民主建设的制度保障, 强调改革现行政治结构, 强化参与机制, 以纠正历史遗留的极度不平等、不民主状态。此外, 三国的新宪法作为改革的指导性文件, 得到了全民公投的批准, 获得了最大程度的民意支持。

1.委内瑞拉“参与的和主人公式的民主”

查韦斯总统在其执政的14年里 (1999—2013年) , 以改变传统政治制度、建立新型的替代性民主模式为己任。1999 年就职总统后, 查韦斯就提出进行“玻利瓦尔革命”, 在政治领域对旧的政治秩序进行改革。他认为, 代议制民主是由精英操纵并为精英服务的民主;公民虽可以参加投票选举代言人, 但除此之外并不被期待涉入政治生活, 其结果就是政治家们可以为所欲为, 最终导致腐败和滥用权力;而“玻利瓦尔革命”所要打造的民主是“参与的和主人公式的民主”, 这一民主制度优于代议制民主制度。9

查韦斯通过立宪的方式, 制定了参与制民主政治改革的目标、新政治秩序的基本原则和主要内容。首先, 1999年12月由全民公投通过的新宪法就参与制民主的地位、性质和内涵进行了阐述。它规定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是“民主的、参与的和主人公的社会”10, 新政权政治变革的基础是人民对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参与制民主是扎根于民众参与的民主, 旨在授权给人民, 培养他们成为享有充分资格的公民, 最终改变公民权利分配不公的状况。“所有公民有权自由参与公共事务”, “人民对公共事务的制定、执行和管理的参与是实现主人翁民主的必要条件”。11

其次, 新宪法还阐述了代议制民主与参与制民主之间的关系。新宪法规定:委内瑞拉立国的基本原则之一是建立一个“公正、民主的社会权利国家”, 国家既要保证个人民主权利, 又要保证社会权利, 是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相结合的国家;建立新的一院制的全国代表大会、新的最高法院和新的选举委员会, 用它们分别代替旧的代议制民主政治下的立法、司法和选举机构;政府及其政治实体“应永远是民主的、参与性的、选举性的、分散的、替代性的、负责任的和多元化的, 授权和任期是可撤销的”12。因此, 新宪法并没有终结代议制, 而是将代议制与直接的参与机制相结合, 从而消除代议制民主的缺陷, 最终建立一种以参与制为基础和主导的新型民主模式。

再次, 新宪法还就公民如何实现参与权进行了阐述。第70条规定了公民有权参与的各项政治活动:公务员的选举, 全民公决, 对公众意见的咨询, 公务员的罢免, 立法、立宪和选举的倡议, 市政会议, 公民集会13等等。根据新宪法规定, 查韦斯执政期间制定并实施的民主参与机制主要包括:各类公投 (包括咨询公投、罢免公投、批准公投和宣布选举结果无效的公投等等) , 地方公共规划委员会, 公民集会, 社区委员会, 社会监督 (指公民有权对所有公共管理活动进行审计和监督) , 合作社以及参与国家机构和社会计划 (即公民有权参与最高法院法官、国家总审计长和全国选举委员会委员的提名, 参与各项“使命计划”) , 等等。

社区委员会是查韦斯政府构建参与制民主的重要措施。2005年开始推行“21世纪社会主义”之后, 查韦斯提出了“人民权力”并使之与参与制民主思想相结合的理念。“人民权力”是指有组织的人民部门有权直接参与公共事务的决策。“人民权力”的提出意味着委内瑞拉国家—社会关系以及人民在公共事务中的角色和地位的重新界定。政府通过社区委员会把社会组织、社区团体和公民个体组织起来, 直接讨论和制定公共政策和改革计划, 以便对社区居民的需求做出最直接、最及时的反应。社区委员会因而被视为体现“人民权力”的组织和新型的基层民主政治机构。2006 年国会通过的《社区委员会法》规定, 社区所有重要决定都必须经过公民集会讨论和多数票通过, 公民集会必须有本社区30%以上的成年人出席。查韦斯政府试图通过创建社区委员会这一基层组织, 促进社区居民积极参与涉及自身利益和社区发展的公共工程和其他重要事务, 从而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参与制民主, 落实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

2.玻利维亚的“共识民主”

2006年1月, 玻利维亚左翼政党“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候选人埃沃·莫拉莱斯就任总统后, 宣布要在玻利维亚建设“社群社会主义”, 基本原则之一是建立以“共识”为基础的参与式民主, 即“共识民主”。共识民主的目标是使本国民主更具包容性和参与性, 实现各种社会组织间的共识、互相尊重和认同, 消除贫困、苦难和歧视;发展能将政府和一切社会部门联系起来的、具有社会和经济内涵的参与式民主;关注在旧发展模式下被忽视和边缘化的贫困地区的发展进程。14

莫拉莱斯政府为建设“共识民主”而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一是建立定期向社会运动组织咨询和磋商的机制, 以便及时听取公民社会的政策建议, 促进政府与社会部门的沟通和联系, 推动公民积极参与政治。其中, 全国争取变革协调员 (National Coordinator for Change) 是为便于社会运动领袖与政府高级官员共同讨论政府政策的重要机构。二是建立便于民众参与的各种集会和代表大会机制。莫拉莱斯政府还采取便利选民登记和增加农村地区投票设施等措施提高选举参与率。

提高土著印第安人的政治地位是莫拉莱斯政府建设“共识民主”的重要措施。长期以来, 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土著印第安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处于被边缘化状态。作为该国历史上第一位通过民选上台的印第安人总统, 莫拉莱斯将土著印第安人融入新政治体系作为建设“社群社会主义”和“共识民主”的重要政治基础。他指出, 执政党的原则和诉求之一是实现土著民族自治, 保障其集体人权和在平等的条件下行使公民权, 建立“共识民主”。15为此, 莫拉莱斯政府首先从宪法和法律上提高了印第安人的地位。新宪法强调玻利维亚的多民族国家特性。宪法第1条规定:“多民族社群、自由、独立、主权、民主、跨文化、分权和自治是玻利维亚共和国的基本原则。共和国建立在多元文化的基础之上, 并将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和语言的多样性纳入国家一体化进程之中。”16莫拉莱斯政府还采取了一系列增强土著社区政治权益和促进土著居民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具体措施, 如规定印第安人必须在议会中占有一定名额, 提高土著社群在议会中的参与权;建立多民族宪法法庭和多民族选举机构, 等等。莫拉莱斯政府还赋予印第安人在行政、法律、经济、宗教和文化方面更多的自决权, 加强了土著社区对本社区土地、自然资源和地方司法和执政机构的控制。

3.厄瓜多尔的参与制民主

在厄瓜多尔, 科雷亚在2006年总统竞选中承诺要彻底改变腐败和管理不善的现行政治经济制度, 终结“漫长的、悲惨的新自由主义之夜”, 并提出了进行“公民革命”的系列主张。“公民革命”的政治目标是进行“宪法和政治革命”, 改革政治体制, 实施参与制民主。科雷亚认为参与制民主是真正的民主, 其实质就是要建设一个人民永久参与国家公共生活的深刻的民主社会。17

2007年1月, 科雷亚正式就任总统并提出建设“美好生活社会主义”, 改革国家体制和政治结构, 改变不合理的权力关系, 将“为少数人服务的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 改变成为公共和普遍利益服务的真正人民的国家”。182008年新宪法通过后, 科雷亚政府在原有的行政、立法和司法三个权力机关之外, 增设国家选举委员会和公民参与与社会监督委员会。国家选举委员会是为了保障公民行使投票权, 公民参与与社会监督委员会是为了提高公民的政治参与度和政治透明度, 实现公民参与政治的制度化, 强化公民获得对决策的影响和监督能力。公民参与与社会监督委员会的成员由社会各界公民组织推荐, 经过选举产生, 可任命总检察长、总审计长、国家选举委员会和司法委员会等部门的重要成员。

值得注意的是, 厄瓜多尔科雷亚政府在建设参与制民主方面的力度不及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的激进左翼政权, 主要原因在于政府与土著印第安人运动和其他社会运动之间, 因自然资源开采及其他涉及土著居民利益的政策方面存在严重冲突, 难以对社会部门提出的政治参与诉求做出更多实质性的回应。

(二) 温和左翼深化民主的努力

与激进左翼相比, 拉美温和左翼的执政理念和政策取向较为温和, 虽然也采取了促进民众参与、扩大选举基础的措施, 其涉及范围和深度均不及激进左翼政权, 也没有动摇和改变代议制民主政治的基本发展方向。

在巴西, 劳工党在2003年执政后, 为扩大民众参与政治和经济社会事务方面做出了努力。一是继续在地方政府层面实施参与预算制度。参与预算制度, 就是通过公民参与地方政府预算的配置和实施, 促进公共资金向较贫困地区配置。该制度作为劳工党深化民主的范例而获得了国内外广泛赞誉。但可惜的是, 劳工党执政后参与预算制度并没有顺利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二是新创了一些参与机制, 如经济社会发展委员会、预算协商制度, 等等。三是召集许多公众听证会 (2004年的全国最低工资听证会) 、“辩论会” (劳动、技术和经济竞争力论坛) , 听取民众对政府政策的建议。

上述参与机制的实施, 在扩大民众政治参与意识, 增强民众对公共机构的监督, 提高对穷人的关注度, 促进公共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政策的公正合理以及提高政府执政透明度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 与20世纪80年代初创时期相比, 劳工党的政治经济主张渐趋温和, 已经演变成一个奉行政治多元化、多党制和改良主义的温和左翼政党, 党与社会运动、非政府组织以及基层民众之间的联系日益减少。劳工党在促进民主参与方面的积极性和意愿减弱, 民众参与政治和影响公共政策的渠道非常有限。以经济和社会发展委员会为例, 作为促进参与制民主的重要尝试, 卢拉政府召集政府、工商企业和社会组织、个人等三方代表, 提议并讨论政府政策, 旨在促进政府与社会团体的对话和协商。但是, 该委员会成员是由总统任命并受总统制约, 对国家的决策过程影响微弱。其他一些参与机制也形同虚设, 不能发挥实质性的影响。

在乌拉圭, 左翼政党“广泛阵线—进步联盟”执政后, 不仅扩大了民众对地方政府的参与渠道, 而且建立了三方咨询论坛 (由工商业、工会和政府的代表共同探讨劳工和经济问题) 、工资委员会等新的国家层面参与机制。这对于扩大左翼执政党、政府与劳工运动和其他社会组织的联系产生了积极作用。但是, 受本国政党制度化程度以及执政党日益温和化的影响, 乌拉圭左翼政权在促进民众参与和建立替代性民主模式方面并没有获得明显的进展。

三 拉美左翼执政对民主政治发展的影响

拉美左翼执政对民主政治的发展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后果。不论是温和左翼还是激进左翼执政, 在促进民众参与和扩大民主政治包容性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温和左翼和激进左翼在民主观以及政治变革目标、方式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 对民主问责、政治多元等代议制民主的重要原则所产生的影响也不可同日而语。

(一) 拉美左翼执政对民主政治发展的积极影响

拉美左翼上台执政后, 不仅极大地改变了地区政治格局, 扭转了20世纪90年代期间主要由右翼垄断政局的图景, 而且改变了人们对左翼的固有偏见。智利阿连德人民团结政府和秘鲁第一届加西亚政府等一些政府左翼政策的失败, 使拉美左翼背上了政治鲁莽和政策无能的负名。然而, 查韦斯、卢拉、莫拉莱斯、巴斯克斯、穆希卡等一大批左翼政治家上台执政后, 对本国进行了有效的民主治理, 不仅显示了左翼作为强有力政治竞争者的实力, 也使左翼治理无能的形象彻底消失。左翼政府对内外政策进行的许多重大调整和改革, 对于改变和纠正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在社会领域造成的负面影响及西方代议制民主的缺陷、寻求替代性发展模式、促进拉美政治民主化向实质性民主发展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拉美左翼不仅通过选举上台执政, 而且任期届满之后通过正常的民主程序实现了政权更迭, 基本维护了竞争性选举制度的正常运转和民主体制的巩固。左翼执政浪潮持续十多年之后, 拉美继续在民主道路上前进。即使是查韦斯、科雷亚等民粹主义色彩浓厚的“局外人”, 也必须通过创建政党、参加选举来实现其政治抱负。虽然一些国家左翼政党上台执政引起右翼政治力量强烈反弹并导致政局动荡, 但是几乎所有的左翼政权存续期间都维持了定期的、开放的和竞争性的选举, 维护了政局的相对稳定。科雷亚执政之前, 厄瓜多尔政局动荡, 政变频繁, 十年内换了七位总统。科雷亚执政后, 厄瓜多尔不但保持政局稳定, 而且促进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进步。莫拉莱斯政府的政治经济改革, 在玻利维亚开启了一个具有广泛政治共识的新时期, 实现了该国历史上最长时期的民主稳定。2015年以后, 拉美政局出现“左退右进”态势, 但是左右政权更迭在民主合法的程序中有序进行, 且没有一个左翼政府是被超越宪法的方式推翻的。2016年巴西左翼总统罗塞夫被弹劾下台以及2018年卢拉因被控腐败而被捕入狱, 整个过程也是在正常的司法程序中有序进行。总的来说, 拉美左翼政治家基本遵守选举民主的竞争原则, 拉美民主政治经受了左右更迭的考验。

(二) 激进左翼政府对民主政治发展的双重影响

激进左翼政权无疑是拉美21世纪初左翼执政浪潮中最激进、颜色最深的部分, 对民主政治发展既有不容忽视的积极意义, 也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

1.激进左翼深化民主的努力对于拉美地区民主政治发展的积极作用

首先, 激进左翼增强了民主体制的包容性。为改变传统政治发展的缺陷、提高代议制民主政治的包容性, 激进左翼提出并实践了参与制民主。在实践中, 他们不仅努力改变弱势群体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被边缘化的状态, 实现社会经济平等, 而且把尊重差异性、反对种族和性别歧视纳入其主要诉求。经过努力, 传统上被排斥在政治体制之外的群体的政治参与度和政治影响力有了显著提高, 尤其是土著印第安人、农民和失业工人等历史上被排斥的、受歧视的社会部门融入了国家政治体系, 成为强大的政治力量, 增强了政治体制的包容性。因此, 有学者认为, “拉美左翼崛起浪潮是过去被排斥的社会部门融入民主政治过程的新的政治和社会浪潮。”19

在玻利维亚, 印第安人领袖在历史上首次获得地方和中央政府的大量职位, 政治影响力显著增强。莫拉莱斯成为该国历史上第一位印第安人总统。查韦斯政府实施的人民授权路线以及各种政治参与机制和措施, 使得更多委内瑞拉民众融入政治进程, 使旧政党执政时期未感受到代表性的社区和贫民窟都融入了政治生活, 也增强了妇女、非裔委内瑞拉人和土著居民的自信、骄傲和成就感。有投票权的委内瑞拉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从1998年的79%提高到2010年的92%;总统选举的投票率从1998年的65.5%上升到2006年的74.6%20;许多贫民第一次参加了选举, 土著印第安人的权力也有进一步提升。

其次, 激进左翼在一定时期内提高了民众对民主的满意度。激进左翼执政之前, 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三国代议制民主制度面临危机, 民众的不满情绪激化, 大规模抗议活动此起彼伏, 政局动荡不安。左翼政府上台后不仅基本稳定了政局, 而且采取了一系列提高底层民众福利和政治参与的社会计划和政治变革措施, 民主支持度有所上升。拉美晴雨计 (Latinobarometer) 的调查报告显示, 查韦斯执政期间, 对本国民主感到非常满意或满意度一般的人口比重从1996年的30%上升至2007年的59%。在厄瓜多尔, 对本国民主感到非常满意或满意度一般的人口所占比重从2005年的14%增至2008年的37%。拉美公共民意计划 (Latin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Project) 的数据也表明, 玻利维亚民众对民主的满意度获得了较大幅度的提升, 从2004年的58.5%提高至2006年的68.5%。21

2.激进左翼对民主政治发展的负面影响

激进左翼深化民主、促进参与制民主的努力虽然没有造成选举民主制的崩溃, 但总统个人集权、深刻的政治改革以及强硬的执政风格对代议制民主政治的发展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

首先, 总统个人集权破坏了监督与制衡原则。激进左翼领袖上台执政后把“增强权力”作为推进激进改革的前提条件。他们认为只有削弱或剥夺传统政党对议会、司法和其他国家官僚机构的控制权, 才能获得更多的行动自由, 顺利实施各项政策议程。22因而, 他们上台后即着手解散国会、选举制宪大会、重新制定宪法。他们还通过修宪和全民公投来延长总统任期, 甚至取消对总统无限期连选连任的限制。在存在有效的监督与制衡机制的条件下, 即使任期被延长, 总统权力依然可受到其他国家机构的限制。但在激进左翼执政的国家, 总统任期的延长意味着总统个人集权的加强。一方面, 民粹主义色彩浓厚的总统依赖个人魅力获取民众支持, 通过多数票决制和大规模民众动员不断地推进改革;另一方面, 司法和立法机构经过改革之后, 日益屈从于行政机构的强大权力, 监督和制衡能力大大减弱。

例如在委内瑞拉, 查韦斯上台执政之后, 改革国会和选举制度, 将国会两院制改为一院制, 将2/3选举多数原则改为简单多数原则。总统不仅通过执政党控制了国会, 还通过《授权法》多次获得委任立法权, 以行政命令代替国会立法, 行政机构与立法机构之间的关系已成为“总统占主导, 国会为附庸”的关系, 国会已成为总统议案的橡皮图章, 而不是一个协商和审议机构。查韦斯政府还对司法制度进行改革, 将最高法院法官人数由20名增加到32名, 并任命自己的亲信, 削弱了司法机构的独立性, 从而侵蚀了对行政权的横向问责性。通过改革, 委内瑞拉立法机构和司法机构都受制于行政机构, 导致查韦斯总统个人权力失去了必要的监督与制衡。在厄瓜多尔, 科雷亚政府采取了类似的政治战略。科雷亚在登上总统宝座不久, 就关闭了议会、召集制宪大会, 起草了新宪法, 允许总统连选连任。他也扩大了总统权力, 使总统可以解散国会, 控制宪法监督机构, 限制媒体自由, 从而加剧了厄瓜多尔的政治极化, 削弱了横向问责性。

其次, 激进的政治变革和强硬的执政风格破坏了民主政治的多元化原则, 加剧了社会分化和政治极化。激进左翼与右翼和保守派之间的对抗源于双方在发展模式上的分歧。激进左翼的“21世纪社会主义”与保守派所坚持的新自由主义和代议制民主, 在理论层面和政策层面都存在尖锐的矛盾。为了迅速深化变革进程, 激进左翼利用掌权的优势, 削弱反对党力量, 扫除异己。此外, 其激进的政治主张和推进改革的手段也引起保守派强烈的对抗和反弹, 导致国内的社会政治分化加剧。激进左翼政权还常常利用全民公投、民众动员、街头抗议示威等方式, 使改革措施合法化;利用各种管制手段, 筑起防止反对派破坏“21世纪社会主义”的篱笆墙, 惩罚批评政府的新闻媒体, 缩减反对派的生存和发展的政治空间。他们对待异见派和反对派的不妥协和对抗态度, 引起双方激烈的矛盾冲突, 破坏了民主政治的多元化原则。

(三) 温和左翼执政对民主政治发展的影响

与激进左翼相比, 温和左翼政府的改革和调整整体上较为温和、谨慎, 在执政过程中尊重宪法秩序, 服从民主的游戏规则, 避免对政治体制进行激进改革, 维护了代议制民主的发展方向。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 激进左翼的变革模式通常面临“不顾合法的批评而实施构想拙劣的政策措施”的风险, 不仅会加剧社会分化和政治极化趋势, 而且会出现独裁专制的危险。而温和左翼缺乏激进政治改革的野心, 不太热衷于经济和社会的变革, 不仅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经济社会政策错误和失败的风险, 也可避免对监督与制衡、多元主义和民主竞争性等自由民主原则造成损害。23

温和左翼也对代议制民主的缺失进行了批判, 提出了提高代表机构效率和进一步深化民主的诉求, 但温和左翼尊重监督与制衡的原则。例如, 智利的中左翼执政联盟政府推动体制改革的主要目的是完善代议制民主, 而非把权力集中在总统和其他行政机构手中, 司法和立法部门都可以发挥正常职能, 甚至做出与总统意愿相违背的决定。在巴西, 国会承担着正常的立法职能, 司法机构也依然保持独立, 总统的权力受到国会和最高法院的强有力限制, 罗塞夫因执行了未经国会批准的财政预算而被弹劾下台, 卢拉也因被控腐败而未能逃脱法律制裁。

温和左翼执政期间, 国内政治极化程度相对较低。温和左翼政府不仅在政策上与右翼或中右翼前任政府保持了较强的持续性, 而且允许异见派的存在, 试图通过协商而非强加意志的方式解决与反对派的分歧和矛盾, 贯彻改革措施。公民言论自由权得到保证, 也有众多进行公共辩论的场所, 反对派可以对政府提出批评意见, 可以在所有领域不受限制地与政府进行竞争。在国会及其他代议制机构, 意见相悖的政治组织之间可以进行协商、谈判与合作, 双方都尽量利用体制的影响力来说服对方, 保证政策的顺利制定和实施。

与激进左翼相比, 温和左翼政府虽然主张推进民众政治参与, 实现民主的深化, 但是总体上建立参与制民主并非温和左翼的优先选项和根本诉求。因而, 在扩大被边缘化人口的政治参与和政治影响力方面, 温和左翼政府的力度和广度均不及激进左翼。巴西的劳工党虽然拥有更强大的民众基础, 但是它并没有把民众动员基础纳入决策过程, 经济和社会发展委员会等参与制机构也并没有对决策过程产生实质性影响, 决策过程依然遵循行政部门主导和立法机构审议和批准的程序。此外, 巴西劳工党首倡并付诸实践的参与预算制度, 在2003年执政后并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大范围推广。

四 结论

“第三波民主化”以来, 拉美左翼成为民主政治的拥护者和实践者, 以竞争性选举为基础的代议制民主制度是左翼政府合法性的重要来源。20世纪末地区范围内的政治左转代表了拉美地区民主政治的重大进步, 反过来对拉美民主政治的发展产生了复杂影响, 难以用简单的进步或退步来形容。总的来说, 左翼执政后对本国进行了有效的民主治理, 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在政权和政党更迭中, 拉美左翼基本遵守选举民主的竞争原则, 使民主政治经受了左右更迭的考验。但是, 左翼内部激进派和温和派有不同的民主观, 各自实施政治变革的目标和深化民主的方式也有显著不同, 对代议制民主的影响也不可同日而语。

激进左翼主张人民主权和民众赋权, 以提高民众政治参与, 完善民主政治发展。激进左翼政府将参与制民主作为政治目标, 大胆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促进参与制民主的建设, 在一定时期内对于增强民主体制的包容性和提高民众对民主的信心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 正如意大利政治学家诺贝尔托·博比奥所指出的那样, “民主受到威胁以及部分受到限制主要是因为右翼和左翼的极端版本”24。激进左翼在推进变革进程中, 加强个人集权, 使总统个人权力逐渐脱离了代议机构的监督和制衡, 强硬的执政风格加剧了国家内部的政治矛盾, 严重削弱了民主多元性。尤其是委内瑞拉, 在查韦斯执政期间, 围绕着查韦斯及其理念和政策, 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认同和反对查韦斯的两大派别, 造成社会严重分裂和动乱。此外, 参与制安排与代议制机构之间的关系始终没有理顺。尤其是在委内瑞拉, 参与制民主作为激进左翼政权追求的新型民主模式, 其地位和重要性不断被强化和提升, 而实践过程中却与各级代议制机构和国家官僚机构之间存在错综复杂的对立和冲突。因此, 激进左翼实施的参与制民主对代议制民主的运行和发展构成严重威胁, 民主政治的稳定持续发展受到破坏, 因而受到许多西方媒体、政界和学界的诟病。

此外, 在西方民主政治视域内, 激进左翼政权必须经受政权更迭和有限总统任期的考验, 其变革议程很可能因为下一任政府执政理念和目标的变化而被中止。拉美政治的“左退右进”态势已经对激进左翼的变革进程产生了影响。2017年厄瓜多尔执政党候选人莱宁·莫雷诺当选总统, 其政治主张和政策均趋于缓和, 不再公开倡导“21世纪社会主义”和“美好生活社会主义”, 与前总统科雷亚的政治理念出现严重政见分歧, 执政党陷入分裂。科雷亚倡导的“公民革命”和“21世纪社会主义”的未来前景堪忧。马杜罗执政后, 委内瑞拉连续遭遇政治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 委内瑞拉“21世纪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也面临空前危机。激进左翼政权的政治经济诉求均将面临严峻考验。

相比较而言, 温和左翼虽然也批判传统政治和民主赤字, 但其理念和实践都没有突破代议制民主的窠臼。温和左翼主张实施温和的调整和改革, 用协商、对话和妥协来处理与反对派的矛盾, 代议制机构依然发挥着应有的监督与制衡作用, 民主政治在代议制民主的发展轨道上稳步前行。“比起更有抱负却没有耐心的激进左翼”, 温和左翼政权的改革路线被一些学者誉为“更为有前途的、可持续的路线”, “更有可能经受实践和时间的考验, 酝酿出更大的经济和社会进步”。25

总之, 拉美左翼针对代议制民主的“赤字”而提出深化民主, 试图构建一种更为完善的民主模式。至今为止, 改革虽取得了一些积极成就, 但是在委内瑞拉等激进左翼执政的国家, 改革的结果是不但没有确立一种替代性的民主模式, 反而破坏了代议制民主的既有发展轨道, 造成政局的不稳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严重困难。目前, 拉美右翼开始复兴, 各国政治格局和各政治组织的力量对比都进入重要的调整期, 未来民主政治发展和民主模式的选择必然受此影响。不论是激进左翼、温和左翼还是右翼执政, 都将面临解决贫困、不平等、腐败等破坏民主政治和社会经济发展的严重问题, 需要着力深化公民权, 增强监督与制衡机制, 促进司法制度的发展, 最终建立符合本国国情、顺应时代发展和民众诉求的民主模式。

注释

1 [美]约瑟夫·熊彼特著, 吴良健译:《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6年, 第396页。

2 [美]塞缪尔·亨廷顿著, 刘军宁译:《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1998年, 第5-6页。

3 [英]安德鲁·海伍德著, 吴勇译:《政治学核心概念》,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8年, 第156页。

4 Gerardo L.Munck, “Building Democracy…Which Democracy? Ideology and Models of Democracy in Post-Transition Latin America”, in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Vol.50, No.3, 2015, p.365.

5 关于激进左翼与温和左翼的区分, 参见方旭飞:《20世纪末以来拉美左派政府的政策差异及其原因分析》, 载《拉丁美洲研究》, 2011年第4期。本文主要涉及的激进左翼有委内瑞拉的查韦斯政府 (1999—2013年;2013年之后由马杜罗政府继承) 、玻利维亚的莫拉莱斯政府 (2006年至今) 、厄瓜多尔的科雷亚政府 (2007—2017年) 等;温和左翼主要有巴西的卢拉政府 (2003—2011年) 和罗塞夫政府 (2011—2015年) 、乌拉圭的塔瓦雷·巴斯克斯 (2005—2010年, 2015—2020年) 和穆希卡政府 (2010—2015年) 以及智利的巴切莱特政府 (2006—2010年, 2014—2018年) 等。

6 Francisco Panizza, “Unarmed Utopia Revisited:The Resurgence of Left-of-Centre Politics in Latin America”, in Political Studies, Vol.53, 2005, p.721.

7 Gerardo L.Munck, “Building Democracy…Which Democracy? Ideology and Models of Democracy in Post-Transition Latin America”, in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Vol.50, No.3, 2015, p.373.

8 Kirk A.Hawkins, “Who Mobilizes? Participatory Democracy in Chavez’s Bolivarian Revolution”, in Latin American Politics and Society, Vol.52, No.3, Fall 2010, p.32.

9 Thomas Ponniah and Jonathan Eastwood (ed.) , The Revolution in Venezuela:Social and Political Change under Chavez,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99.

10 Constitución de la República Bolivariana de Venezuela, PREÁMBULO.http://www.cne.gob.ve/web/normativa_electoral/constitucion/preambulo.php.[2018-03-28]

11 “Constitución de la República Bolivariana de Venezuela”, Artículo 62.http://www.cne.gob.ve/web/normativa_electoral/constitucion/titulo3.php#art62.[2017-12-01]

12 “Constitución de la República Bolivariana de Venezuela”, Artículo 6.http://www.cne.gob.ve/web/normativa_electoral/constitucion/titulo1.php#art6.[2017-12-01]

13 “Constitución de la República Bolivariana de Venezuela”, Artículo 70.http://www.cne.gob.ve/web/normativa_electoral/constitucion/titulo3.php#art70.[2017-12-01]

14 袁东振:《拉美“21 世纪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特性——以玻利维亚为例》, 载《拉丁美洲研究》, 2016年第4期, 第6页。

15 徐世澄著:《当代拉丁美洲的社会主义思潮与实践》,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年, 第60页。

16 Nueva Constitución Política del Estado.https://es.wikipedia.org/wiki/Constituci%C3%B3n_de_Bolivia#Principales_puntos.[2018-04-01]

17 Steven Levitsky and Kenneth M.Roberts (eds.) , The Resurgence of the Latin American Left, 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1, p.275.

18 Secretaría Nacional de Planificación y Desarrollo ( Senplades) , Plan Nacional para el Buen Vivir:2013-2017, Quito, Ecuador, 2013, p.24.

19 Francisco Panizza, Contemporary Latin America: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Beyond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London/New York:Zed Books, 2009, p.222.

20 Gregory Wilpert, “An Assessment of Venezuela’s Bolivarian Revolution at Twelve Years”.https://venezuelanalysis.com/analysis/5971.[2018-04-01]

21 Kurt Weyland, Raúl L.Madrid, and Wendy Hunter (eds.) , Leftist Governments in Latin America:Successes and Shortcomings,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150, p.169.

22 Steven Levitsky and Kenneth M.Roberts (eds.) , The Resurgence of the Latin American Left, 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1, p.417.

23 Kurt Weyland, Raúl L.Madrid, and Wendy Hunter (eds.) , Leftist Governments in Latin America:Successes and Shortcomings,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152, p.179.

24 Gerardo L.Munck, “Building Democracy…Which Democracy? Ideology and Models of Democracy in Post-Transition Latin America”, in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Vol.50, No.3, 2015, p.383.

25 Kurt Weyland, Raúl L.Madrid, and Wendy Hunter (eds.) , Leftist Governments in Latin America:Successes and Shortcomings,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180.

（作者单位：yl23455永利拉丁美洲研究所政治研究室）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拉丁美洲研究》 201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