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已经有了一定的历史积累，如何从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具体理论观点的把握进一步转换到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问题逻辑的把握，对于我们更加深入地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实质，并使之真正成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资源，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问题逻辑的理论起点

　　英国学者佩里·安德森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一书中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资本主义先进地区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产物，它是在社会主义理论和工人阶级实践之间愈益分离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二战后，西方国家共产党照搬照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开展社会主义探索遭遇困境，由此引发了其党内理论家和进步知识分子的反思。在他们看来，西欧社会是依靠包括政治社会的政治暴力统治和市民社会的文化意识形态控制在内的总体统治，这就意味着西方社会主义革命应采取包括文化心理革命、经济革命和政治革命在内的“总体革命”模式，其中，文化心理革命是西方革命的基础和前提。正是由于对西方社会结构的分析和对西方革命战略和策略的不同看法，马克思主义阵营出现了激烈的争论，这种争论又必然反映在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本质问题上。对此，科尔施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一书中指出，当时主要是第二国际和共产国际共同反对以卢卡奇、葛兰西和他自己为代表的“西方共产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争论的内容是西方革命的战略和策略问题，争论的结果是出现了不同于苏俄的西方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的追问体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到底是其具体结论，还是“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辩证法，这构成西方马克思主义问题逻辑的理论起点。卢卡奇、科尔施、葛兰西等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都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是辩证法。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的副标题就是“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卢卡奇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归结为具体结论，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在于主客体相互作用的“总体性辩证法”。“总体性辩证法”既是一种批判和革命的主体性辩证法，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价值向度；同时又是以人类实践为基础的历史辩证法，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历史以及进入人类实践领域的自然界，是一种关于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践唯物主义学说。

　　科尔施与葛兰西同样反对立足于自然科学的方法和近代理性主义哲学立场而形成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济决定论解释，要求立足于德国古典哲学的“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辩证法传统，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意识，进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为以人类实践为基础的“总体性”理论。葛兰西立足于西方历史主义文化传统和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坚持“哲学、历史与政治三者一致”的原则，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明确称之为“实践哲学”，强调“实践哲学”的功能和使命不在于发现某种不变的形而上学规律和历史发展的具体阶段，而是要通过研究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揭示社会诸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的内在机理和有机联系，把握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并通过发挥实践哲学的批判价值功能，传播无产阶级的文化意识形态，夺取无产阶级的文化意识形态领导权，改变人们的心态并形成无产阶级统一的“集体意识”。

　　以卢卡奇、科尔施、葛兰西为代表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理解的共同点在于：都反对立足于自然科学唯物主义、近代理性主义哲学的立场来理解和阐发马克思唯物主义哲学。他们关注的不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与旧唯物主义的共同点，而是强调应当立足于与近代哲学的断裂点、与旧唯物主义的特殊性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质，强调从哲学形态上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近代知识论哲学，而是一种现代主体实践论哲学，并力图把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主客观因素相互作用的总体看作决定社会发展趋势的决定因素，在肯定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客观因素的决定作用的前提下，强调历史发展进程中主观因素的作用，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人们生活世界的有机联系，由此形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注重批判性和现实性的学术传统，并最终形成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问题的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两大解读模式。

　　人本主义解读模式主要代表流派和人物是法兰克福学派、列斐伏尔、萨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等，科学主义解读模式主要代表流派和人物是阿尔都塞、以德拉沃尔佩和科莱蒂为代表的意大利学派以及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等。这两种解读模式虽然在具体理论观点上存在分歧，但却存在如下共同点。第一，都主张在同近代西方哲学的断裂点上理解和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为一种知识论哲学和实证主义哲学。法兰克福学派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近代意义上的本体论的唯物主义。霍克海默将近代理性主义哲学和现代实证主义哲学看作缺乏批判向度的“传统理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称为“批判理论”。他认为“传统理论”是以在历史和现实生活之外的孤立个体和事实为研究对象，以笛卡儿的方法论为基础，以获得知识为目的的实证理论。而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则是有别于经济决定论和自由主义，以社会整体和人们的社会生活为研究对象，“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基础”，是以变革现实和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为目的的社会批判哲学。

　　第二，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价值功能。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看来，西方革命失败的原因就在于当时马克思主义阵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决定论的解释，钝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价值功能，使得西方共产党不注重对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培育，无法对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束缚和市场经济物化意识的侵袭，造成了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危机。基于以上认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特别重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价值功能的阐发，并力图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批判价值功能的统一。对此，本·阿格尔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一书中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是一部危机触发革命的决定论与政治和谐及阶级和解时期形成的社会主义变革的悲观论之间不断交替的历史……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不是夸大决定论倾向，就是夸大意志论倾向。”

　　第三，都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人的现实生活世界的联系，注重对资本主义现实问题的探讨，形成了诸多理论创新。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为一种近代理性主义的知识论哲学，要求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人的生活世界的有机联系，探索实现作为整体的西方无产阶级和个人的自由解放之路，这使得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非常重视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问题的反思与探讨，关注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与人的生存境遇，由此形成了异化与日常生活批判理论、技术理性批判、生态批判理论和政治哲学等理论论题，极大地扩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空间。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意识形态批判

　　西方马克思主义强调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价值批判功能，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展开文化意识形态批判。在他们看来，当代资本主义已经与古典资本主义主要依靠政治暴力维系其政治统治不同，依靠政治暴力和文化意识形态控制，并且呈现出越来越依靠文化意识形态控制，使人们认同资本主义的文化秩序和政治统治，这使得他们不是像马克思、恩格斯那样不断从哲学研究转向经济学研究，而是将理论主题转向了哲学研究，特别是文化研究，形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研究转向。根据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探索的目的，我们可以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划分为探索作为整体的无产阶级自由解放的理论和作为西方个人自由解放的理论两大类型，前者主要以卢卡奇、科尔施、葛兰西、阿尔都塞、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分析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为代表，后者主要以法兰克福学派、萨特等人为代表。

　　探索作为整体的无产阶级的自由解放的理论强调必须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价值批判功能，形成无产阶级成熟的阶级意识和统一的集体意志。卢卡奇强调，相对于资产阶级拥有国家权力和圆熟的政治统治技巧，无产阶级的唯一优势就是拥有能够把握社会总体和社会本质的阶级意识，即历史唯物主义。因此“当最后的经济危机冲击资本主义时，革命的命运（以及与此相关联的是人类的命运）要取决于无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成熟程度，即取决于它的阶级意识”。他由此批评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和庸俗唯物主义理解，脱离了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上述优势，不注重对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培育，把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个别目标与最终目标割裂开来，结果使无产阶级失去了力量。卢卡奇要求不应当把马克思主义哲学降低为一种科学认识，而应当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识形态功能，并提出了他的“阶级意识”理论。科尔施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一书中批评那种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哲学意识和辩证法内容的理解，认为它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曲解，上述理解造成了两个相当严重的后果：一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借口马克思主义中没有哲学内容，进而用诸如康德思想、马赫主义等资产阶级哲学来补充马克思主义，达到篡改马克思主义的目的；二是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者、改良主义者由于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内容，忽视马克思主义同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的辩证法传统和“理论和实践、哲学和现实的一致”的辩证法原则的有机联系，把历史唯物主义简化为一种经济决定论和技术还原论，丧失了批判价值向度。基于以上认识，科尔施强调应当恢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哲学意识，进而在西方采取包含经济革命、政治革命和文化意识形态革命在内的“总体革命”模式。葛兰西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为“实践哲学”，强调实践哲学的功能和使命在于传播无产阶级的文化意识形态，形成无产阶级统一的集体意志。基于以上认识，葛兰西特别强调实践哲学要通过发挥其文化意识形态功能，通过“阵地战”各个击破的方式夺取无产阶级的文化意识形态领导权，形成统一的无产阶级集体意志。

　　为了在保证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性的基础上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意识形态功能，阿尔都塞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划分为“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与“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强调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是一种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的“多元决定论”，它以科学理论的形态存在，承担的是提供科学认识的功能，与意识形态无关。“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则以实践状态存在，需要我们从理论上进行阐发，它不提供科学认识，主要是承担意识形态职能，阿尔都塞还强调能否科学阐发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内涵关系到当时国际工人运动能否具有科学的理论指导，关系到工人运动的成败。他在《保卫马克思》一书中把“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规定为“关于理论实践的理论”，突出的是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对于理论实践的一般指导作用。由于他的上述观点被批评犯了割裂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工人运动内在联系的“理论主义”错误，他由此在《列宁与哲学》一书中一方面把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规定为“理论领域的阶级斗争”，另一方面又提出了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创造性地提出了“镇压性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区别。在他那里，所谓“镇压性国家机器”是指以镇压性方式行使政治统治功能的政府、军队、警察、监狱和法庭等；所谓“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则是指以非镇压性的意识形态方式执行政治统治功能的家庭、学校和教会等，二者的作用是相辅相成的，只不过镇压性国家机器的作用主要在于维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的政治条件，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作用则主要承担生产关系的再生产。阿尔都塞认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主要是依靠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行使其文化领导权，保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并强调古典资本主义社会主要是依靠宗教意识形态机器保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而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则主要依靠教育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保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这就要求西方革命必须重视意识形态批判和领导权的争夺。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出了“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反生态的”命题，指认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是生态危机的根源和基础，并对资本所承载的价值观和作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消费主义价值观展开了批判。资本在全社会倡导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存方式，其基本特点是“鼓励所有人把消费活动置于他们日常关注的中心位置，同时在每一个已获得消费水平上加强不满足的体验”。这种消费主义价值观所倡导的“消费”，不是建立在人的真实需要的基础上的，而是建立在资本为了追逐利润和维系政治统治的需要，故意制造出来的“虚假需要”的基础上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由此批评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存方式颠倒了需要、商品、满足和幸福的关系，必然导致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和生态危机。要解决生态危机，实现无产阶级的自由和解放，就必须展开对消费主义价值观的批判，使人们从消费主义价值观的支配下解放出来，在创造性的劳动中寻求满足和幸福。分析学马克思主义在思考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的理论探索中，放弃了对社会发展的实证性的、历史性的考察，转而选择道德和正义话语，从规范角度对社会主义作出辩护，并自觉承担起捍卫社会主义价值原则的任务，在政治哲学领域对自由主义正义话语作出回应，阐发了社会主义平等主义的价值内涵。

　　与探索作为整体的无产阶级的自由解放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注重如何使无产阶级摆脱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束缚，形成成熟的阶级意识和普遍意志不同，探索个人自由解放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注重的是如何使个人摆脱西方社会的总体控制，形成个人的自主意识和独立人格，为实现个人的自由解放创造条件。法兰克福学派强调，科学技术的进步推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使得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工人阶级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资本主义社会进入一个稳定发展的时期，但这既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消除了社会矛盾，更不意味着工人阶级获得了自由和幸福。恰恰相反，资本在利润动机的支配下，没有将日益增长的社会物质财富运用于工人阶级和西方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是对工人阶级和个人进行了更全面的控制和额外的压抑。

　　哈贝马斯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一书中认为，科学技术行使的是一种意识形态功能，它有别于传统意识形态“自上而下”的方式，采取了“自下而上”的方式，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利用科学技术进步带来的社会财富，在全社会建立广泛的社会福利制度，进而获得人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认同和忠诚。弗洛姆在《健全的社会》《追寻自我》等一系列著作中揭示了技术进步如何通过控制自然，培育非生产性的市场取向的人格，把自我的价值定位于能否实现市场交换和外界的认可而丧失自我独立的人格，使得人们崇拜权威主义道德而不敢追求自身真实的利益，由此导致人自身、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如何培育独立的人格，使人们的生产性潜能发挥出来，克服异化和实现人的自由与解放成为弗洛姆理论探讨的核心问题。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等著作中提出“文化工业论”，揭示了以科学技术进步为基础的文化工业，输出以控制和支配人们内心世界为目的的消费主义价值观，进而实现对人们的总体统治。在他们看来，文化工业所生产的文化产品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的异化。这是因为从文化的生产看，真正的文化生产是具有个性和创造性的，但文化工业生产文化产品却是采取复制和大规模生产的方式，其生产的文化产品具有标准化、大众化和同一化特征；从文化的本质和目的看，文化的本质原本是提升人性，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但文化工业所生产的文化产品却是以追求利润为目的的特殊商品；从文化工业所生产的文化产品消费的后果看，由于文化产品本身都是无思想深度的特殊商品，它主要以广告为中介，引导人们追逐和消费文化产品而忘却生活的痛苦，这意味着文化工业必然使人们的内心世界为社会所支配而丧失理性思考和批判意识，行使的是一种意识形态功能。法兰克福学派通过以上分析，一方面认为科学技术进步和社会财富的增加并没有给人们带来自由和幸福，恰恰相反，当代西方社会已经是一个总体统治和总体异化的社会，另一方面又强调社会财富的增加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决不意味着当代西方社会是一个无矛盾的理想社会，恰恰相反，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并没有改变，工人阶级仍然处于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生存状态，只不过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表现形式已经转化为社会生产生活总体化、一体化发展趋势与人的个性化、自由发展要求之间的矛盾，如何把个人从被社会总体日益吞没的状态下解放出来，恢复人们的批判意识，是西方人获得自由和解放的前提和基础。他们由此提出了实现西方人的自由解放应当通过艺术审美或爱的培育，形成人的自主意识、独立人格和恢复人们的批判意识。

　　总的来看，重视文化意识形态批判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共同点。但探索以作为整体的无产阶级自由解放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点，是如何通过文化意识形态批判，形成无产阶级成熟的阶级意识和普遍意志，倡导的是以阶级政治为主体的社会主义政治革命；探索作为西方个体自由和解放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点，是如何通过文化意识形态批判，通过艺术审美形成人们的自主意识和独立人格，建立人道主义社会主义社会。

三、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现实问题的探讨与理论创新

　　重视从人的自由和解放的本体论维度，探讨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和当代西方社会现实问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突出特点，并由此形成了诸如异化与日常生活批判理论、技术理性批判、生态批判理论和政治哲学批判理论等具有创新性的理论，它们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建设的重要思想资源。

　　受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学、齐美尔的货币哲学和马克思的《资本论》对“商品拜物教”的分析的影响，卢卡奇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普遍的物化现象，并由此提出了“物化理论”，并使异化论题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理论工具。卢卡奇把物化规定为“人自己的活动，人自己的劳动，作为某种客观的东西，某种不依赖于人的东西，某种通过异于人的自律性来控制人的东西，同人相对立”。它不仅体现为由人们劳动所生产出的物反过来成为一种支配人的存在，而且体现为人的劳动与人自身相对立。卢卡奇认为物化现象的产生根源于技术理性的盛行和建立在技术理性基础上的资本主义机械化大生产，物化现象不仅意味着资本主义现代化造成物的价值的上升，人的价值的下降，而且造成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实证主义思维方式，使人们无法真正把握资本主义社会现象和本质的区别，丧失了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卢卡奇的物化理论虽然存在着把“异化”与“对象化”混同的缺陷，但他是在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书还未出版时提出的，这显示了他敏锐的理论洞察力。这一理论为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继承和发展，成为他们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生存境遇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理论工具，并形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总体异化论”“日常生活异化论”“消费异化论”等理论，其核心是指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本质上是一个总体异化的社会，不仅人自身、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处于异化状态，而且异化也弥漫于人们的消费活动和日常生活中。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的价值在于深刻地揭示了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虽然带来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物质财富的增加，但并没有给人们带来自由和幸福，相反带来的是更加全面的控制压抑，是人屈从于物，人的身心分裂、自我意识和独立人格的丧失。但也应该看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存在着如下三个缺陷：一是他们没有从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分工的角度探讨异化产生的根源，而是简单地把它归结为技术理性的盛行，由此使得他们的理论走向了哲学文化价值批判，而不是像马克思那样走向政治经济学批判，也难以找到克服异化的现实途径；二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不仅认为异化产生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分工，而且明确地从“工人与自己的劳动本身的关系”、“工人同作为人的本质的劳动的关系”、“工人与自己的劳动产品的关系”以及“工人的社会关系”四个方面规定异化的内涵与本质。而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则把异化概念泛化使用，甚至脱离资本主义私有制和经济关系把它泛化为一种主观心理体验，认为“异化是一种体验方式，在这种体验中，个人感到自己是陌生人。或者说，个人在这种体验中变得使自己疏远起来”，进而把社会生活中一切负面现象都称之为异化，实际上是把异化主观化；三是混淆“对象化”和“异化”，实际上是把异化本体论化，不仅将人类社会历史归结为异化和反抗异化的历史，而且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归结为以反抗异化和克服异化为目的的一种抽象的哲学人类学。

　　西方马克思主义通过反思科学技术的社会效应，形成了他们的技术理性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技术理性批判主要是沿着哲学世界观批判和承载技术使用的社会基础批判两个维度展开。从哲学世界观批判的维度看，他们是从揭示启蒙理性的内在缺失和当代实证主义哲学盛行的后果两个维度展开。在他们看来，启蒙理性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求人们树立理性，摆脱对自然的恐惧和对神话的崇拜，使人们走向自立，启蒙理性由此从根本上改变了启蒙运动之前人们对自然奥秘的迷恋和对自然的敬畏。他们从实用的角度看待自然，由此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看作控制和被控制、利用和被利用的关系。问题在于，启蒙理性判断“科学”的标准并不是对世界终极原因和因果关系的知识，而是以是否“有用”作为标准，由此把凡是不符合计算与实用规则的东西都认为是值得怀疑的，把一切有关事物因果关系和极终原因的探讨都当作形而上学的幻想予以否定和抛弃。启蒙理性所谓的“科学”都是排斥价值因素的，实际上也就割裂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内在联系，“理性”由此异化为“技术理性”，“科学”由此被归结为“技术”。当代实证主义哲学的流行又进一步强化了对科学技术理性的崇拜和唯科学主义思潮的盛行。从承载技术使用的社会基础看，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使得资本主义生产对技术的使用遵循的是追求经济效率和经济增长的“经济理性”，这就决定了技术的运用不是为了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是服从和服务于资本追求利润的需要，由此使得技术运用在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只能进一步强化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对于如何才能避免科学技术的异化，西方马克思主义提出，一是应当重建科学技术与哲学、科学技术与价值的关系，建立一种旨在阻止人的非理性欲望的“技术伦理”，保证科学技术使用有利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二是应当变革不合理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重建人与人的关系。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于如何解决当代世界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展开了深入的探讨，形成了生态批判理论。他们反对以生态中心论为基础的西方“深绿”生态思潮和以人类中心论为基础的西方“浅绿”生态思潮将自然观与历史观割裂开来，仅仅从生态价值观的维度探讨生态危机的根源和解决途径的做法，主张以自然观和历史观内在统一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共同体思想为基础，探讨生态危机的根源与解决途径。与“深绿”和“浅绿”生态思潮纠缠于“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和“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争论不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明确指认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是生态危机的根源，把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称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第一重矛盾”，这一矛盾运动的结果是因需求不足而造成的经济危机。他们把资本主义生产与其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称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第二重矛盾”，这一矛盾运动的结果是因生产条件的破坏而造成的生态危机，强调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危机主要体现为生态危机。基于以上认识，西方马克思主义侧重从分析资本主义内在矛盾运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资本追求利润的本性和资本借用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存方式维系其政治统治的新方式，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与生态危机的内在联系。在此基础上，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批判、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的生态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价值观批判，提出了应当将生态运动与有组织的工人运动有机结合起来，把生态运动引向激进的阶级运动，破除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所承载的物欲至上的价值观，或者树立以人类真正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为基础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或者树立以破除资本主义社会颠倒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新型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建立以生产正义和以生态理性为基础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才能使经济增长、技术运用与自然和人类共同和谐发展，生态危机才能真正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从而形成了以历史唯物主义生态共同体实现为基础，有别于西方“深绿”和“浅绿”生态思潮的生态批判理论。

　　西方马克思主义指认，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不正义的社会，如何实现人的自由、平等和保证社会的正义，成为他们关注的现实问题，对这一现实问题的探讨形成了他们的政治哲学。这体现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提出了旨在培育无产阶级阶级意识和个体独立人格的阶级意识理论、文化领导权理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合法性危机与公共领域理论、承认理论、生态政治哲学以及分析学马克思主义的正义理论。他们的上述探索不仅揭示了当代西方统治方式的变化和当代西方人生存的困境，而且回答了以诺齐克和罗尔斯为代表的自由至上主义和左翼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诘难，突出了根据当代西方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挖掘、整理和建构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哲学，从规范性的维度为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辩护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为我们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提供了理论资源。

四、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的当代效应及价值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的追问，是西方马克思主义问题逻辑的理论起点。他们反对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济决定论、技术还原论的解释，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一种近代形态的知识论哲学，而是一种探讨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现代唯物主义哲学，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功能和使命应当是如何实现人的自由解放问题，并由此形成了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性和现实性的学术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问题逻辑不仅对于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理论使命、理论形态等问题，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人的生活世界的内在联系，拓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空间具有重要的价值，而且在当代产生了广泛的理论和实践效应，是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建设和解决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现代性问题的重要思想资源。

　　第一，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的理解和阐释突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近代哲学的根本区别和现代性质，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功能和使命并不在于揭示世界的绝对本质和普遍规律，而应当是在揭示主客观因素构成的总体共同作用如何影响社会历史发展进程和人的生存境遇的基础上，如何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问题，同时反对和避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然科学唯物主义、经济决定论、技术还原论的解释，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人的生活世界的有机联系，这代表了西方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苏俄式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解释模式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实践唯物主义”解释模式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代表性的两种解释模式，西方马克思主义就是在反思和批评苏俄式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解释模式中发展起来的，如何看待这两种解释模式的关系，不仅关系到我们如何看待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性质和理论价值，而且对于我们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按照我国学者杨耕先生的考证，“辩证唯物主义”一词最早来源于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认为“辩证唯物主义”是最能代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术语，但由于辩证唯物主义涉及历史领域，因而又可称为“历史唯物主义”。实际上，普列汉诺夫“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称为‘辩证唯物主义’是为了凸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称为‘历史唯物主义’，是为了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领域”。列宁在继承普列汉诺夫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观点的同时，又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的应用和推广。列宁的这一观点最终为斯大林在《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文中所继承，并最终确立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二分结构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苏俄式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模式对于我们把握历史规律和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普及化起到了巨大的历史作用，但是这种解释模式的问题在于它立足于近代理性主义哲学的立场，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哲学解释为一种知识论形态的哲学，主要强调的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哲学与旧唯物主义哲学的共同点，而没有凸显马克思实现哲学变革的实质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哲学的特殊性，这也正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这种解释模式的根本原因。西方马克思主义则主张在与近代唯物主义哲学的断裂点上，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涵，把人及其实践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和出发点。

　　第二，西方马克思主义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价值向度，突出了人、实践以及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基础地位，把文化意识形态问题作为他们理论研究的主题，注重处理历史发展中的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的相互关系及其相互作用所构成的总体如何影响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他们力图解决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价值性的辩证关系，但实际上并没有很好地解决上述问题，而是摇摆于二者之间，他们的理论探索和理论缺陷在当代西方产生了广泛的社会效应与理论效应。从其社会效应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探索不仅与西方社会主义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且对当代西方的诸如城市运动、生态运动、女权运动等社会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其理论效应看，西方马克思主义所实现的文化研究的转向，影响了后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思潮和晚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构，并构成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第二次转向，即从文化研究的转向到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转向。后马克思主义借口当代西方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强调基于历史必然性的阶级政治已经不可能实现，通过借用和引申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和意识形态理论，与后现代主义哲学文化思潮相结合，建构了注重“多元民主”、“偶然性”、“接合理论”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他们在借用葛兰西和阿尔都塞上述思想的时候，把他们强调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的思想当作应当否定和抛弃的本质主义思想，走向了完全否定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片面强调文化意识形态作用的主观唯心主义，显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转向的负面效应。以伊格尔顿、詹姆逊和哈维为代表的晚期马克思主义则把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与政治经济学研究结合起来，力图探索如何实现把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微观政治上升为反对资本主义的总体政治的途径，实现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第二次转向，即从文化研究的转向到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转向，既避免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济决定论解释，又实现了文化研究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有机统一，显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转向的积极影响。

　　第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探索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一，促进了中国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的思考和理论体系的探索。西方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学术界之前，苏俄式“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模式是流行的和被认为是唯一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模式，并成为评判中外哲学理论正确与否的标准。西方马克思主义传入我国学术界与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是同一历史过程，它促进了中国学术界对教科书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模式的反思，促使其开始立足于现代哲学文化思潮和中国现代化实践的需要，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西方马克思主义由此成为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建设重要的思想资源。其二，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性和价值性关系的探讨，影响了中国学术界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质的思考和争论，体现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术性和现实性关系问题的探讨。尽管上述探讨存在着借口强化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性，弱化乃至否定马克思主义现实性的缺陷，但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既应当从政治实用主义的指导思想下解放出来，增强其学科性质，即理论的科学性，又应当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照现实的价值功能，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本性是学术性和现实性的有机统一。其三，西方马克思主义注重对现实性问题的探讨以及由此提出的诸多理论论题，不仅促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启诸如文化哲学研究、日常生活哲学、技术理性研究、生态哲学与政治哲学研究等领域，拓展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空间，而且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向当代中国人的生活世界，建立其与现实世界的有机联系，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解决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现代性问题的重要思想资源。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