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东方的俄国1917年十月革命相“对应”，1918年底，西方的德国也爆发了革命，即“十一月革命”。以往学界对这次革命的关注相对较少，且集中在对革命失败的惋惜和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叛卖革命的批判，而对革命过程中各流派关于“革命”概念的理解的研究就更少了。总体上看，德国革命引发了德国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围绕“革命”概念的一次历史大争论，革命的最终失败也产生了诸多经验教训，为百年之后在社会主义发展中继续推进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提供了思想启示。

一、德国“十一月革命”的基本过程与主要流派

　　德国“十一月革命”的时间跨度较长，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一是革命酝酿期(1918年10月—12月)。1918年10月3日，德国战时政府倒台，巴登亲王马克斯出任新首相。10月，德国基尔水兵开始暴动，11月，革命爆发，德国皇帝威廉二世退位，随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多数派领袖艾伯特出任首相，组建政府。这一时期，各方对革命的手段和目标存有很大争论，如右翼的艾伯特维护君主立宪，谢德曼宣布成立共和国;左翼的李卜克内西等人则力主“代表会”(Rat)制度。

　　二是矛盾激化期(1918年12月—1919年1月)。这一时期产生了“社会主义者”残杀社会主义者的现象。艾伯特等多数派认为革命已经结束;斯巴达克同盟和独立社会民主党左翼认为革命尚未结束，强调彻底扫清封建主义残渣，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斯巴达克同盟组建德国共产党，要求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中派则不断宣扬抽象的和平。1919年1月，工人举行武装起义要求推翻艾伯特政府，社会民主党多数派联合旧军队和反动地主组成诺斯克“志愿军团”，屠杀革命者、工人和群众。13日，战斗结束，15日，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等人牺牲。

　　三是大众起义期(1919年1月—5月)。这一时期也是社会民主党与反动军队联合镇压德国各地工人运动的阶段。鲁尔、莱茵—威斯特伐利亚、萨克森等工业区先后开展罢工乃至总罢工，建立“代表会”，提出社会化和建立工人专政、社会主义共和国等主张。诺斯克与社会民主党通过各种武装手段打击、枪杀工人。在反动势力的镇压下，德国工人阶级运动逐渐转入低潮。4月，巴伐利亚地区的工人阶级掀起了最后一次高潮，成立了共产党领导的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武装工人，建立红军。对此，社会民主党联合反动军队组成政府军进行镇压。红军寡不敌众，5月1日失败，标志着德国“十一月革命”的结束。

　　纵观革命进程不难看到，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中的诸多问题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凸显出来，形成了右翼、中派和左翼以及各自派别内部的分化。更重要的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为何会出现“社会主义者”镇压甚至屠杀社会主义者和工人阶级的现象;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何在，缘何要进行革命;革命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是什么，等等，这些问题都值得进一步加以理清和探讨。

二、如何“革命”:“民主”与“暴力”的手段之争

　　一战爆发前，德国社会主义阵营就形成了左翼、右翼和中派的分化。因而，在革命爆发时，各方所持的态度各不相同，对于“革命”手段的看法存在明显差异。从中看到，右翼背叛了革命，左翼则不断推动革命向前发展。

(一)右翼的“消极运用民主”观

　　一战爆发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因战争问题而分裂，以艾伯特和谢德曼为代表的右翼支持战争，哈阿兹、考茨基、卢森堡、李卜克内西等中派和左翼则反对战争，脱离德国社会民主党另立独立社会民主党。随着德国战败，威廉二世的统治摇摇欲坠，广大士兵和工人阶级力图推翻反动政权。但右翼并不想跟暴力革命有任何关系。在左翼领导下，士兵和工人阶级革命热情高涨，推动着右翼支持革命行动。在魏玛共和国成立、德国社会民主党执政后，右翼更加不想进行任何暴力革命，而是认为“民主”已经建立，应通过和平手段逐步恢复正常秩序，维护社会安定。作为修正主义和改良主义的代表人物，伯恩施坦对此进行了理论阐发，他仍然坚持解构、反对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态度。

　　基于修正主义的哲学观点，伯恩施坦不断为右翼辩护。他认为，政治机体的变化不依赖某一次“暴力”或“外部干涉”，每一次“进步”都应以人类社会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及其发展规律为前提。他的基本逻辑是:“德国革命”是现实和历史两重逻辑的后果。在历史层面，“共和国”是历史线性发展中的重要环节，社会主义者应“建设共和国”;在现实层面，“革命”是威廉二世对内推迟选举改革，对外拒绝达成和平条约的结果，并非社会主义性质。同时，德国已经有了建立、发展“共和国”的基础:内部形成政治统一，工业和贸易大大发展，已成为富裕强国等。因而，社会主义者不能暴力推翻共和国，而应推动发展“建设性的政治”，也即和平改良，这样一来，“革命”也就只能以“民主议会”和“渐进发展”为形式。在伯恩施坦的语境中，只有“共和国”才能保障“民主”，只有“民主”才能确保工人阶级的影响力，不断提升工人阶级的文化水平。

(二)中派的“积极改造民主”观

　　在对“革命”手段的看法上，中派与右翼具有明显差别，但是理论与实践的落差及其摇摆不定的态度，使之反对右翼的行动只停留在“口头”上，最终也滑向右翼。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考茨基。在如火如荼的革命中，他一方面认为工人阶级要建立属于自己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另一方面又反对德国各地建立起来的工人士兵“代表会”，反对无产阶级通过这一载体夺取政权。对此，考茨基进一步深化了“无产阶级斗争的民主方法”思想。

　　在考茨基的语境中，工人阶级应通过“民主”建构更为平等的新社会，“民主”是社会变革的主要甚至是唯一工具。在理论上，考茨基和伯恩施坦的最大不同是，后者认为共和国成立后就具备了一般意义上的民主工具，不需要较大或根本的改造;前者则认为民主工具不经过改造就无法为无产阶级所用。考茨基提出这一方法的前提是，不积极改造现代政治制度，如议会制度，就没办法使民主工具具有社会主义性质，更无法建构新的社会关系。因此，相比伯恩施坦，考茨基的话语中还带有阶级分析方法，但其“改造民主”始终停留在口头上、抽象中。当无产阶级发起革命，要求建立属于自身的政治机构时，他又以不符合“民主”为由站到了右翼立场上。

(三)左翼的“暴力打破民主”观

　　不进入政府、不参加内阁，而推动无产阶级暴力革命以推翻现存政治制度，始终是左翼坚持的原则和政策。卢森堡在《斯巴达克同盟想要什么》一文中明确指出:资本家不会服从国民会议和所谓的“社会主义议会”，左翼要彻底改造国家和变革社会，要用暴力粉碎资本家的反抗，以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对付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暴力，将团结一致的劳动人民武装起来。但不能据此认为，左翼反对现存的民主工具或民主形式就是反对民主。实际上，卢森堡等人更多地强调民主的阶级特征，认为只有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才有真正的人民民主，民主对无产阶级专政来说是不可缺少的，主张根据普选权选举工人士兵“代表会”。

　　卢森堡等人推崇俄国十月革命中产生的工人士兵“代表会”，但又对无产阶级专政有着不同于俄国的认识。在卢森堡等人的话语中，无产阶级专政意味着政治权力的转换，在这一过程中，工人阶级应运用民主向社会主义前进，反对并取代资产阶级运用“民主”保存资本主义。在此基础上，卢森堡认为伯恩施坦就是资产阶级民主的鼓吹者，考茨基尽管与伯恩施坦不同，但也在“民主”问题上等同于维护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以推翻“民主”为基点，卢森堡界定了“暴力革命”的内涵，主要体现为“革命辩证法”的运用:一是认同俄国革命的口号，即“工人和农民掌握一切权力”，以此确保革命向前发展，解决“赢得多数”的问题;二是反对所谓的“议会斗争的智慧”，不是通过赢得议会多数才能采取革命策略，而是在革命斗争中赢得多数。这是对中派和右派所谓“赢得多数才能进行革命”的“颠倒”。在卢森堡等左翼看来，工人阶级的统治通过革命斗争夺取政权才能真正实现。

三、“革命”何为:“共和国”与“代表会”的目标之争

　　之所以会产生手段上的分野，主要在于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不同。以“民主”为标准，右翼和中派更多地将社会主义“现实化”“物质化”，认为革命首先要建立“共和国”，渐进长入社会主义;左翼则认为社会主义要建立的是全新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形态，因而革命首先要建立新的“政治形态”。

(一)右翼的目标是建立和维护“民主共和国”

　　艾伯特和谢德曼等右翼认为，社会主义是“扩展公共管理，实现普遍幸福”。基于这种传统德意志式的社会主义，右翼十分强调秩序和安定，且与容克、资本家和旧军官等阶层有着相似认识，将左翼视为最大的敌人。他们尤其畏惧左翼模仿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反对拥有属于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反对左翼的武装和军事行动，只强调在立宪民主框架内进行社会改良。因而，建立和维护“民主共和国”就等同于革命本身，成为广大右翼分子的目标。对此，“理论家”伯恩施坦进行了阐发。

　　在伯恩施坦的语境中，之所以要建立、保护“民主共和国”，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认识。伯恩施坦认为，左翼脱离了德国国情，因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同时，他坚持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等同于“政变和篡夺权力”，等同于“有选择性的阶级代表的统治”，“暴力革命”是“非文明的政治暴力”。这就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原则和革命实践曲解成“非法的革命”。在此基础上，伯恩施坦认为，社会主义就是要改善工人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推动社会不断进步，建设平等团结的社会，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只能通过捍卫、发展“共和国”，而非左翼所谓的“相信、推动世界革命，建设一个新社会”。二是对“社会主义政治革命”的认识。伯恩施坦认为，“革命”在主观层面有赖于具有民主观和很强责任能力的政治家;在客观层面需要经过实践检验运转良好的代议制等民主制度。对此，他认为初创的共和国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和“工人共和国”的混合体，是脆弱的“公民共和国”，社会主义者首先应是共和主义者，保护并发展现有民主制度。三是对左翼革命者的认识。伯恩施坦不断消解左翼革命叙事，认为左翼的主张是神话和幻想。他明确指出，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正统马克思主义”革命观存在意识形态断裂，马克思主义和现实存在矛盾，因而他选择重构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极力推崇改良主义。

(二)中派的目标是停留在话语中的“社会主义共和国”

　　考茨基在对“代表会”的认识、赞同俄国十月革命与否、消灭还是改造国家等原则问题上，与伯恩施坦是一致的，但在共和国问题上有着明显不同。伯恩施坦更加强调议会民主，考茨基则始终捍卫“社会主义共和国”，强调“工人阶级在民主政治中的中心地位”，而非简单推动魏玛共和国的发展。因而，考茨基提出了更多有关“共和国”的想法与主张，相比伯恩施坦也更加系统和理论化。

　　第一，原则是“社会主义的共和主义”。其内涵主要有两点:一是自治式的“共和”，政治共同体成员应坚持自治原则，以此塑造共同体利益和自身利益;二是“社会主义”，共同体成员应摆脱被他人支配的地位，摆脱剥削、依附、从属等社会关系。考茨基设想的是捍卫一种成熟的、体现出“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从而能够在共和主义和西方启蒙运动的基础上发展“民主”，激发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可能性。

　　第二，核心是“确立社会主义制度下公正的社会秩序”。与伯恩施坦一样，考茨基首先也是一名共和主义者，其理论核心是“共和”的基本理念:人类是共同的、联合的物种，共同的生活构成了共同的利益，“共和国”是根据公共事务的需要组织社会关系的机构，必须基于此建构政治工具和制度机制。

　　第三，议题是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在考茨基的语境中，社会改造应涉及两个基本议题:一是在跨阶级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合法性;二是社会化。前者导向“民主控制”，消解私有制基础上的国家;后者导向根据社会的共同目的和需要生产商品、创造财富。这体现出考茨基与伯恩施坦的目标差异，他认为，“德意志共和国必须是一个民主共和国。但是它必须更进一步: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一个人剥削人的集体将不再拥有任何公民权。”也就是说，考茨基的目标不是“民主共和国”，而是不断推进向“社会主义共和国”转变:要从一个保护资本、剥削和不平等的国家，通过“民主”转变为一个保护共同体的国家。

(三)左翼的目标是通过群众革命，以“专政”或“代表会”替代“共和国”

　　在目标层面，左翼有两个代表性主张。

　　一是卢森堡的“社会主义民主”。在“民主”实践中，卢森堡致力于通过得到大多数人支持的民众性的民主运动推动革命。在她眼中，没有民主权利，广大人民的统治是不可想象的。她将“民主共和国”视为资产阶级的政治机构，反对“代议制”。在这一话语中，卢森堡更接近卢梭的激进主义，认为一场伟大的革命应当由大多数公民设计、实施和负责，“民主”不仅是“法治”和“竞争性选举”，更要进一步推进民主本身的革命。在卢森堡的“专政”概念中，党不能仅是“先锋队”，更应当使人民具有直接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利。她推崇无产阶级的民主政治，致力于让人民群众参与革命进程。因而，在其语境中，“民主与专政”不是二分，“专政是实施民主的一种方式”。革命目标首先在于，使大众尤其是无产阶级具有足够空间实施自己的战略。

　　二是以理查德·米勒等为代表的“代表会”主张，他们可以被视为“委员会共产主义”思想的早期实践者。他们认为，由于工人和士兵在德国革命中表现突出，革命可以不经过党的领导以及议会制和工会等载体，而通过工人阶级阶级意识的自觉，建构一种属于无产阶级自身的“专政”，“代表会”就是其中的重要中介。他们试图在无政府主义和“集权”之间探寻中间道路，相信工人阶级具有改变自身处境的能力，且应当从各方面的压抑中解放出来，对无产阶级而言，重要的不是“夺取权力”，而是打破一切现存权力。对此，理查德·米勒和恩斯特·德米格等人认为革命的目标在于建立“代表会共和国”。

四、缘何“革命”:关于“文明观”的本质之争

　　在手段—目标分野的背后，实际上是不同派别对“革命”本质的不同理解，尤其是对“为什么要革命”这一问题的认识，直接表现为对“文明”的不同理解和阐发。右翼认为德国只能建立“民主共和国”，其背后存有的是一种将资本主义去意识形态化和中立化的文明观;中派认为要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因为德国尚不具备一定文明基础，应朝向“更高文明”迈进;左翼认为应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因为这是建立更新更高“文明”的基础。

(一)右翼的“优越”文明观

　　无论是艾伯特、谢德曼，还是伯恩施坦，都存在或多或少的“文明优越论”，尤其体现为“文明线性发展”和“文明中心论”等主张。艾伯特、谢德曼等右翼支持政府参加一战，理由主要有三:一是反对“野蛮的俄国人”。他们认为德国进行的是“防御性战争”，并没有背离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主张。二是认为德意志文明具有优越性。他们认为，德国的扩张主义而非英国的自由主义才是“进步”事业。德国的文化能使其领导欧洲走向社会主义，因而反对德国进行战争不利于社会主义;德国的胜利将摧毁协约国的帝国主义，使德国社会民主党带领欧洲无产阶级向民主和社会主义前进。三是坚持德国社会民主党具有优越性。右翼一向自视为欧洲社会主义的首领和先驱，是第二国际的向导和哲学家，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只能“以可望而不可及的尊敬态度来效法和追赶它”。对德国的军事外交威胁，实际上等同于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优势地位的威胁，因此他们难以接受党内外左翼效仿俄国十月革命，听任“野蛮的俄国人”指挥。

　　战后，伯恩施坦发展了“文明等级观”和“文明中心论”，用中性的文明概念衡量社会主义理论与革命实践。伯恩施坦明确指出，社会主义者应考虑到社会的复杂性和不同国家间根深蒂固的差异，认识到不同国家间的“文明等级差异”:文明化程度较低的国家应向文明化程度较高的国家学习理论和革命战略。同时他也明确提出，学习还是农业国的俄国式的专政很有可能会给已是工业国的德国带来灾难。对此，伯恩施坦违背了自己主张的实证方法，从根本上暴露出自身“文明中心论”的主张。在不了解俄国国情的情况下，他认为布尔什维主义违背了社会经济发展一般规律，反对西欧任何国家和社会主义政党向俄国学习，认为一个落后国家不向先进国家学习，反而先进国家向落后国家学习，这是错误的。甚至在很大程度上，伯恩施坦思想中存在一种文明论的教条主义，认为尚未工业化、现代化的国家，应无条件学习先进国家的一切理论与实践。

(二)中派的“启蒙”文明观

　　中派和右翼最后合流，正是因为其本质都是维护西欧启蒙运动以来的“文明”成果。但以考茨基为代表的中派与右翼的一个很大不同在于对战争的理解和对政府的认识。他们既反对暴力革命推翻政府，又主张实现右翼和左翼都未争取到的和平，从而使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政府名声扫地，使“民主”获得胜利。因而，“和平”“理性”“民主”等始终是中派的主要概念。

　　在考茨基的思想中，“先进的社会主义文明”应当有两个基本要素:一是客观基础，即先进工业社会基础上的议会制度;二是主观基础，即社会主义的实现需要通过民主化推动工人阶级的组织化和政治成熟。因此，在客观层面，考茨基认为现代工业生产是建构“新文明”的物质基础，尤其是工业社会塑造了合作形式。在主观层面，考茨基坚持启蒙运动原则和现代形式的民主，这是其思想核心:“民主”因包含工人阶级才能发展，从而成为塑造以共同利益、团结平等为中心的新社会的工具，并不断通过劳动者的民主化带动全社会的民主化。在理念层面，考茨基提出了“社会自由”的概念。他认为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为更高层级的“自由”概念奠定了基础，这不是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而是与现代社会经济相适应的社会自由:既反对等级性、支配性的社会关系，又更加强调丰富的个性等。因此，考茨基更多的是固守、坚持理想和原则。其语境中的“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是建立在西欧近现代化文明成就的基础上，以“民主”为核心，以“社会主义共和国”为载体。

(三)左翼的“新型文明观”

　　左翼的基本主张之一就是建立与苏维埃俄国的友好关系和同志友情。这一主张的背后是对西欧近现代文明发展的反思乃至批判:他们认为一战已经证明了各国政府的帝国主义性质，因而反对任何“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从根本上看，左翼试图建设一个新制度、新关系、新社会或曰新文明。对此，卢森堡做了阐释。

　　一方面，卢森堡认为，社会主义革命不仅是争夺制度权力，更在于建立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社会关系和文化关系，要创造新社会，就要使人们的思维和生活方式发生根本转变，从而保证人们的自由精神;革命不是单一的政变，而是一个长期、永久的转型过程，涉及社会关系的彻底变革。在德国革命期间，卢森堡始终致力于通过一场得到大多数人支持的群众民主运动，采取强有力的社会主义措施，创造新社会的基础。

　　另一方面，卢森堡想要建构的“新文明”，还是一种能够激发“所有人”动力的新型民主形态，她反复强调民主以及从理论上构建一种让“所有人”都参与政治的方法，试图挖掘、提升无产阶级群众建构一条走向新社会和非剥削性生产方式道路的能力。在此基础上，卢森堡认为，无产阶级革命“负有历史使命，要把历史的必然性变成现实的广大的亿万人民群众的行动”。为此，她提出了相关议程，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制”的重要性:“专政是阶级的事业”，“应当创造社会主义民主制去代替资产阶级民主制”，专政“运用民主的方式”，推动群众积极参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使领导人接受全体公众的监督，并且不断推动人民群众的政治教育。因而，在卢森堡的语境中，“革命”等同于一个漫长的、实现民主的过程:建设新的“最大限度公开的、由人民群众最积极地、不受阻碍地参加的、实行不受限制的民主的阶级专政”。这同样可以理解为建立新的“民主文明”的过程。

五、结语:从整体出发理解“革命”

　　上述争论显示，不同派别甚至同一派别内部，对革命概念的理解都有很大不同，而对革命概念的局部、偏狭理解，在某种程度上又是导致各个派别的实践都未能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在现今推动社会主义发展、推进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的历史进程中，需要汲取历史经验教训，从整体出发理解“革命”概念、推进革命实践。

(一)汲取对“革命”概念的理解结构性失衡的经验教训

　　对“革命”概念理解的结构性失衡是导致各方分裂对立乃至革命最后失败的重要原因。

　　对右翼乃至中派而言，尽管在话语上还保留着“社会主义”，但在实践中已经远离社会主义，他们实际上将革命本质和目标替换为线性、中立的文明观和启蒙运动基础上的“共和国”，将“革命”概念转变为“民主”概念的同义语。这样一来，在右翼和中派视域中，西欧近现代以来的“民主”才是“文明”进步的最大成就，社会主义革命只是复制推广这一进步逻辑。这一逻辑在很大程度上等同于“照抄照搬”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与推动资本主义的不断成熟，实际上站在了资本主义一面，使社会主义者转变成为资本主义的同路人，德国社会民主党也从“反体制”政党转变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参与者，最终将资本主义视为社会主义绝对的文明基础，对资本主义采取了“等靠要”的被动态度，而非积极主动塑造新的现代文明。尽管伯恩施坦等人清晰认识到德国存在很多封建因素，需要消除这些因素才能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但在实践中，其社会发展逻辑反而因坚持抽象的“民主”手段而陷入空想:消除封建因素推动社会进步发展的理论逻辑在现实中转变成了与封建因素相妥协的实践逻辑，使“民主共和国”成为旧势力的统治工具。在李卜克内西等人牺牲后，伯恩施坦甚至还对其大加谴责，认为其将工人阶级引上“歧途”。因此，在右翼和中派中间，革命概念的“手段”与“目标—本质”失衡了，“民主”非但没能成为“共和国”和“文明”进步发展的支撑，反而成为抽象化的革命标准，社会主义也在实践中逐渐去意识形态化、非现实化。

　　对左翼而言，虽然将革命的本质理解为塑造一种新文明，并没有降低革命概念的解放层次，但在“手段—目标”层面却存有更大分歧，缺乏理论、组织和行动层面的统一。他们在很大程度上相信工人阶级和群众的自发性能够形成统一的手段和目标，但在实践中，“自发性”却生成了诸多碎片化的“手段—目标”，不同群体都用自身主张的“手段—目标”代表了“本质”。在此后德国的革命实践中，不同主体都将自身主张的“手段”无限延伸，进而将其等同于革命所要塑造的新社会和新文明，无限拔高自身的革命性，产生了诸多不同对象目标乃至动机原则的冲突，掩盖了真正实现“本质”的现实手段和诸多阶段性目标。因此，在左翼中间，革命概念的“本质”与“手段—目标”失衡了，新社会和新文明本应具有的统一性消失了，反而成为不同派别论证自身主张的象征物，成为抽象化的革命标准，社会主义在实践中逐渐碎片化、分散化。

(二)从整体出发全面理解“革命”概念

　　历史经验表明，对“革命”概念理解的结构性失衡对社会主义运动具有很大危害。因此，既要避免右翼和中派将革命手段抽象化，也要避免左翼将革命本质抽象化，这就需要从整体出发理解革命概念。回到马克思恩格斯那里，“革命”概念是整体的，内部多重元素是相互联系、互相支撑的。

　　在革命“手段”上，更多涉及主体维度。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无产阶级这一革命主体应具有双重先进性:一是主观先进性，主要体现在无产阶级应掌握“先进的哲学”，形成阶级自觉，认识历史发展规律和自身任务，进而建构一种不同于封建土地所有制基础上的人身依附关系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物的依赖”关系的新的社会关系;二是客观先进性，主要体现在新的工业产业组织形式中的工人阶级并不是简单地等同于失去生产资料的任何群体，而是特指与工业革命相结合的劳动者。历史上看，要保持这两重先进性，无疑需要发挥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作用，在团结广大无产阶级的基础上，既要避免将手段抽象化，以所谓的“民主”的“中介性教化”来提升无产阶级的先进性，也要避免将手段碎片化，过于强调无产阶级的自治。前者容易导致无产阶级本身的去意识形态化，后者不利于形成无产阶级之间的团结。

　　在革命“目标”上，更多涉及对象维度。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语境中，社会主义的革命对象并非针对具体的人，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塑造的各种“关系”，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反复阐释的“社会革命”。革命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个领域，在时间跨度上也并非以“一次事件”为终结。历史上看，当革命目标降低时，革命对象就会发生改变;当革命目标撕裂时，革命对象就容易脱离实际。因此，对社会主义实践而言，既不能脱离实际，使最高目标和最低纲领分裂，也不能消解自身规定性，用最低纲领替代最高目标，尤其对于社会主义革命来说，在没有完全实现目标之前，都不能认为革命已经结束。

　　在革命“本质”上，更多涉及动机维度。革命的“终极”动机，应是为了建构一个新主体、新目标和“新文明”。正如《共产党宣言》指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没有任何私利，他们要求的解放不仅是“利益”层面“从自我到无我”的过程，更是要通过建立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新生产方式和新社会，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奋斗。历史上看，当革命本质被消解时，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动机就容易蜕化为“资产阶级或自由主义一般”，成为市民社会中争夺自我利益的狭隘党派和群体;当革命本质被抽象化时，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动机就容易走向空想，忽视无产阶级的现实利益与主观先进性的结合;忽视客观先进性本身，难以在现实中塑造新的社会主义现代文明，不断为共产主义社会奠定基础。

(三)在保持“革命”概念理解的整体平衡中推动社会发展

　　基于上述，应从整体上理解“革命”概念，保持概念内部诸要素的平衡。

　　一方面要保持“手段”与“目标—本质”的平衡，使革命主体能够始终确证自身的革命对象，坚守自身革命动机，而不能像右翼和中派那样，借由手段的“民主”之名消解革命“本质”，进而抛弃革命主体。因而，不能用发展资本主义的手段替代社会主义的革命手段，不能将革命主体转变为推动和维系资本主义发展的主体，不能使革命动机转变为教条式地放任推动资本主义的“成熟”，将资本主义本身中立化为“文明”、现代社会发展，不能将资本主义的发展等同于社会主义本身。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不是“文明”的先后关系，而是否定之否定关系，也是交互关系。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能够且应当在资本主义尚未灭亡之时，在已有工业化现代化图景之上，建构一种更体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更符合不占有生产资料的广大劳动者利益的现代社会发展道路。

　　另一方面要保持“本质”和“手段—目标”的平衡，在动机层面维系革命对象和革命主体的统一，汲取左翼所造成的革命主体分裂的历史教训:借革命“本质”之名“乱行”手段之实。在革命中，左翼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无产阶级新型政党的作用，且不同派别的左翼均认为自己所主张“手段—目标”代表了“本质”。因此，社会主义革命应由一个统一、先进的新型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应立足“主客观先进性”，在客观先进性基础上把握社会发展的现实逻辑，掌握工业化现代化一般发展规律，建构与实际相结合的统一、有效的战略策略和社会发展道路。在主观先进性基础上能够“以我为主”，始终牢记自身的“终极”动机和革命对象，团结、带领广大无产阶级和其他群众不断推动社会发展进步，不断建构新的社会关系。

　　今天，回望德国“十一月革命”的历史教训，无疑使我们更为明白，社会主义革命一直在路上，不能以“手段”之名更改革命“本质”、放弃革命“目标”;也不能以“本质”之名曲解革命“手段”、抽象革命“目标”。对“革命”概念的理解和认识始终应当从整体出发，偏狭地固守其中任何一个元素，都会消解社会主义革命本身。唯有如此，才符合社会主义革命的要求，才能使革命的“手段”和“目标—本质”统一起来。在这一意义上，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也始终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永恒主题。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室副研究员，《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杂志编辑部副主任）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科学社会主义》202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