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虚无主义不仅是一种文化现象和学术话题，更是一种政治思潮。当前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对我国社会思想领域产生了极其消极的影响，国内外敌对势力企图借用历史虚无主义解构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和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正当性，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和反思。20世纪末苏联解体的惨痛历史教训尤其值得我们认真汲取。“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为什么垮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任何作用了，军队都不在党的领导之下了。”[1] 因此，汲取苏联解体的历史教训，分析苏共党内历史虚无主义话语的演进，对于我们在话语策略上有效引领社会思潮、有效阻击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避免落入西方设置的话语陷阱等，具有重要的警示和借鉴意义。

　　历史虚无主义在苏共党内的蔓延、盛行与苏共领导集团理论、路线、方针、政策走偏密切相关，苏共在意识形态话语建构中不自觉地引入了自由主义、现实主义、破坏主义，并与苏联模式、苏联制度、苏共领导人的历史评判相挂钩，形成一套历史虚无主义话语体系，给苏共政权带来了致命性打击。

一、苏共党内历史虚无主义话语的演进

　　苏共党内历史虚无主义话语的演进主要经历了赫鲁晓夫时期、勃列日涅夫时期、戈尔巴乔夫时期三个阶段，不同时期历史虚无主义话语既“形态各异”“花样翻新”，又“前后相继”“一脉相承”。

　　1.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运动打开了苏共党内历史虚无主义话语的潘多拉魔盒

　　苏共党内历史虚无主义话语的初现，是从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开始的。赫鲁晓夫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作了揭露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秘密报告，在苏共党内掀起了“非斯大林化”运动的高潮，这是以后出现虚无主义社会思潮的总根源。在这场运动中，赫鲁晓夫将产生个人崇拜的根源归咎于斯大林的个人品质，对斯大林进行了全面批判和人身攻击，使用了诸如“偏执”“残忍”“神经质”和“歇斯底里”“滥用职权”[2] 等偏激、尖刻的词汇。斯大林已经成为苏联的精神象征和文化符号，对斯大林的妖魔化处理，不仅解构了斯大林这个概念应有的合理内涵，而且也阉割了苏联的民族精神。赫鲁晓夫的报告超出了苏联人的心理承受能力，改变了苏联社会的运转方向，造成了思想上的混乱和无序。同时，为打破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营造有利的舆论氛围，赫鲁晓夫借助文化领域的“解冻”，为知识分子政策松绑，以此来解构斯大林模式。在赫鲁晓夫的推动下，“解冻”浪潮遍布全国，揭露历史阴暗面、弘扬人道主义成为苏联文学创作的两大主题。

　　在反对“个人崇拜”“专制独裁”的同时，把“全面展开共产主义社会建设”“共产主义教育”等不符合苏联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词汇引入苏共执政话语体系，实现了苏共历史观的人道主义转向，从而影响了民众对共产主义愿景的认同。（微信公众号：思政学者）1962年苏共二十二大，赫鲁晓夫不仅提出了“全面建成共产主义”词汇，而且宣布建成“全民国家”“全民党”，用“一切为了人，一切为了人的幸福”[3] 等具有人道主义色彩的意素符码替换了科学社会主义中“满足人民的需要”“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等词汇。通过符码转换，赫鲁晓夫释放了苏共意识形态内涵发生重大变化的信号，之后人道主义开始渗透于苏联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并成为评判社会历史问题的基本准则。虽然赫鲁晓夫并非有意否定苏共历史，但是其指导思想的人道主义转向不可避免地开启了虚无苏共领导人的历史先河，向世人宣示了苏共随国内外形势变化而对意识形态所作的认知转向，这种转向的深层意义在于通过把苏共的政治战略与苏联更多领域、更多方面挂钩，以实现对前赫鲁晓夫时期的质疑与否定。

　　随着“解冻”的推进，东西方关系缓和，苏联与西方文化交流的大门打开，“西方的书籍、绘画、电影和歌曲不断出现——受到控制、审查、扭曲，但仍然是不变的”[4]，美法意等国电影的放映、莫斯科国际青年节的举办以及西方思想家作品的传入，打开了苏联人了解西方世界的窗口。西方文化的传入带来的不仅是西方电影和文学及生活方式，而且其隐藏的政治理念、价值观念及生活方式也冲击了苏联人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整体认知。在过去“俄罗斯的意识形态被认为是全知全能的，列宁和斯大林的教诲是绝对正确的”[5]，但是由西方电影、文学所传递出来的人道主义、利己主义、存在主义、新教主义与电冰箱、洗衣机等现代生活方式构建起来的西方世界与他们日常生活的单调乏味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落差，部分知识分子产生了“自由化”错觉，对“斯大林造成的人道主义灾难”批判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出现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倾向和人道主义转向。例如，爱伦堡曾攻击“斯大林是长期地和有计划地在制造这种顶礼膜拜”，甚至借用文艺复兴时期马基雅维利的话咒骂斯大林：“任何手段都是好的——毒药，告密，暗杀”，“要像人那样英明，也要像野兽那样凶恶”[6]。赫鲁晓夫所推动的个人崇拜的批判、意识形态的松绑、人道主义的转向、企业对利润的追求以及苏联社会生活的多样化，所有这一切使得苏联社会的价值观发生了裂变，“五十年代末社会意识这块巨石布满了深深的裂痕”[7]，这也成了后来苏联信仰危机的源头。

　　2.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僵化”导致党内历史虚无主义话语的进一步蔓延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思想理论日趋僵化和教条化，苏共党内的虚无主义思潮暗流涌动。这一时期，苏共党内历史虚无主义话语表现为多种形式：其一是虚无化、妖魔化；其二是神圣化，即通过无限拔高历史人物，扭曲人们对历史人物的正确认知；其三是人道化，以人道主义为标准评判苏联苏共历史。

　　勃列日涅夫执政前期，延续了“解冻”的势头，不仅继续维持了赫鲁晓夫时期“非斯大林化”的基调，而且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方面开始了对赫鲁晓夫的全面清算，不仅从根本上否定了赫鲁晓夫的个人功绩，而且对赫鲁晓夫的个人品质进行了污名化，宣称赫鲁晓夫“极端粗暴、出尔反尔、放荡任性、心胸狭窄”[8]。勃列日涅夫对赫鲁晓夫的“盖棺定论”，实际上形成了苏共历史上领导人“代代否定”的传统，导致了苏共党内历史虚无主义话语进一步蔓延。

　　勃列日涅夫执政中后期，为了树立自己的个人崇拜，苏共党内执政话语开始悄悄恢复斯大林的荣誉和历史地位，僵化理解列宁并将其思想神圣化。随着勃列日涅夫个人地位的巩固，对待斯大林的立场越来越清晰，由原来的批判否定改为颂扬肯定，20世纪70年代之后开始选择性忽略斯大林的错误。苏共这种话语建构虽然在名义上未推翻苏共20大、22大的决议，但是在实际上推翻了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评价，进一步发展了后任领导人否认前任、树立新的个人崇拜的话语模式，加深了人们对政权的不信任感。到了20世纪70年代，苏联报刊对勃列日涅夫的歌功颂德到了令人作呕的地步，称其为“党和国家的英明领袖”“真正列宁式的领导人”，思想界甚至制造出了“两个伊里奇”[9] 的个人迷信。这一时期，勃列日涅夫不仅恢复了对斯大林的评价，建立起对自身的个人崇拜，而且也实现了对列宁的神圣化。在苏共意识形态专家的“颂扬”下，“列宁渐渐变成了人们必须顶礼膜拜的偶像”，“列宁的名字便不由自主地与意识形态的空洞无物联系了起来”。苏共领导人对待历史人物的主观臆断和脱离实际的“神圣化”话语，加深了知识分子的抵触心理和不信任态度，“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开始以讥讽的态度对待列宁”，“列宁被称为‘山羊胡子’，党的干部被称为‘大肚皮’，相信列宁的人则是‘夜猫子’”[10]。

　　此外，苏共党内历史虚无主义话语特点呈现“人道化”色彩。勃列日涅夫为了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将党的理论扭向人道主义方向，人道主义成为评判苏共历史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勃列日涅夫在多种场合进一步强化“一切为了人，为了人的幸福”的人道主义话语。例如，1964年勃列日涅夫在庆祝十月革命47周年时提出“‘一切为了人，为了人的幸福’是我党活动的准则”，1968年他在克里姆林宫苏匈友好大会上的讲话中再次强调“一切为了人，为了人的幸福”是苏联共产党坚定不移的原则。这种看似“社会主义话语”的建构携带着西方人道主义话语的色彩，使得西方国家在相当一部分党员干部眼中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光环效应，这种效应使他们更容易美化西方国家，而怀疑甚至看轻本国的信仰追求，以致引发苏共的意识形态信仰危机。在苏共的倡导下，人道主义成为理论界的一面旗帜，部分学者脱离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来研究和宣传人道主义，并且将人道主义与西方自由民主人权相结合来批评和攻击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在苏联所拥有的积极意义遭到解构。

　　苏共党内历史虚无主义话语的妖魔化、神圣化与人道化，加速了苏共意识形态的空心化与虚无化，使其最终丧失了对国内社会思潮的引领能力和对西方社会思潮的批判化解能力。随着20世纪70年代东西方关系缓和以及苏联国内思想文化领域的进一步分化，苏联马克思主义教育日趋教条化和形式化，对西方发达国家出现的新情况缺乏有力的回应，这给西方思想渗透以可乘之机。《赫尔辛基协议》签订之后，作为长时间的思想禁锢的反弹，人们迅速转向对西方倡导的思想自由、宗教自由和信仰自由的推崇，人的本质、尊严和地位成为思想文化领域讨论的核心问题。赫鲁晓夫的“解冻”并没有促成与苏联主流文化相对立的政治亚文化，但是在西方文化的渗透下，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形成了与主流文化相对立的寻求西方自由民主的非主流政治亚文化，以持不同政见者、夜间人、地下出版物为主要表现形式，以抨击苏联和苏共历史为主要内容，“某些学术著作、文学作品、艺术、电影，以及报刊，在我们这里竟被利用来污蔑我们党和我国人民的历史”[11]，“各种各样的‘批评家’得以任意篡改我们的历史”[12]，诸如“阿芙乐尔”号发射的是空炮弹，潘菲洛夫师的英雄战士是杜撰出来的，而且“种种批评开始从各个方面指向列宁了”[13]。这说明历史虚无主义话语表达场域、话语叙事方式和话语传播内容都在发生着改变，历史虚无主义话语指向的重点已经不仅仅在于否定斯大林，而是转向对苏联社会主义必然性和苏共执政合法性的质疑和批判，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苏联思想文化领域的混乱和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失控，这一阶段苏联则是“丧失了能够统一群众思想的信仰”[14]。

　　3.戈尔巴乔夫时期的“公开性”“民主化”导致党内历史虚无主义话语的泛滥

　　赫鲁晓夫时期、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党内的历史虚无主义话语虽然时隐时现，但是从总体上来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仍居于主导地位，苏联社会主义并未偏离正确的航道。但是随着20世纪80年代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民主攻势的加强，戈尔巴乔夫相继提出“公开性”“民主化”“多元性”，历史虚无主义话语在传播主体、传播内容、叙事方式、传播载体、话语权争夺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逐渐取代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主导地位。

　　在西方自由主义思潮的冲击下，苏共第二代、第三代领导集体成为历史虚无主义话语的塑造主体和传播主体。“苏联的党政精英在自己的意识中实现了那场西方左派知识分子精英已经完成的转变”，“这种转变意味着放弃支持苏联体制，在冷战中公开转到苏联的敌人一方”[15]。虽然戈尔巴乔夫“诚心诚意地想要革新社会主义，而不是用资本主义来取代它”，但是戈尔巴乔夫改革“创造了一个新的集团和阶级联盟，这个联盟喜欢的，却是用资本主义取代社会主义”[16]。这个“新的集团和阶级联盟”，包含雅科夫列夫、叶利钦、科罗季奇、阿法纳西耶夫、波梅兰茨等高层蜕变分子、政论家、持不同政见者、作家等人，掀起了一场否定苏共和苏联革命历史的政治运动，成为苏共党内历史虚无主义话语的建构主体。自戈尔巴乔夫1985年就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之后，里根和布什相继提出“促进民主运动”战略和超越遏制战略，“努力谋求把苏联融合到国际社会中来”，诱导苏联国内的民主化和自由化变革。在西方国家的诱导下，戈尔巴乔夫提出了“民主化、公开性、多元性”以迎合西方国家的民主化诉求，大肆鼓吹“历史无禁区，公开无限制”，由此导致了历史虚无主义话语走向失控状态。1987年他在《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系统阐述了公开性问题，强调实行彻底的“公开性”，历史问题不应该留下空白点和禁区，“劳动者都应该有充分而准确的信息”[17]。在戈尔巴乔夫的推动下，知识分子政策松绑，“书报检查制度”被废除，“持不同政见者”及其著作合法化，雅科夫列夫及自由派人士掌握了大众媒体，由此形成了一个推动改革的激进民主派。在这一集团的推动下，以阿法纳西耶夫、瓦西里·谢柳宁、萨哈罗夫、麦德维杰夫为代表的激进的知识分子逐渐掌握改革的主导权，知识分子立场逐渐发生了变化，政治观点越来越偏激，“相当大一部分新获自由的苏联知识分子，最终走向了与戈尔巴乔夫建立改良的社会主义的中心目标相反的道路”[18]。

　　在苏共领导集团的推动下，党报党媒成为历史虚无主义话语的传播载体。苏联境内的报刊媒体不仅大量地私有化，而且大多由自由派人士把持，成为反对苏联社会主义的思想阵地。其中《星火》报刊登《告别上帝》一文，公开散布沙俄很富有，列宁是残暴的，十月革命是错误的；《新时代》周刊中的《第二次革命》认为十月革命是反动的社会倒退；《真理报》重申了戈尔巴乔夫的全民国家的观点，进一步论证了“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是人，是人的全面发展”[19]。1991年4月，《文学报》第4期刊登最高苏维埃成员布尔拉茨基和沙塔林的谈话。布尔拉茨基说：“全世界的社会主义，新国家中的社会主义都是危险的空想”，“像美国那样实行两党制是最理想的”。沙塔林认为，“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现代社会民主是没有意义的，这样的党将是一个非建设性的政党，它没有前途”[20]。在戈尔巴乔夫的倡导下，苏联政界、理论界突破禁区，掀起了一场公开历史事实和揭露苏联阴暗面的大革命，各种丑化苏联领导人、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和攻击社会主义信仰的言论充斥报刊媒体，党报党媒由原来党的意识形态主阵地转变为历史虚无主义的传播载体。

　　历史虚无主义者从抽象的人道主义观念出发，来评判苏联历史人物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认为苏联社会主义发展的中心在于物，而不是人，苏联改革的出路在于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市场经济与多党制，这样就形成了一股全盘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虚无主义思潮。这个阶段的历史虚无主义话语体系不仅强调虚无历史，而且拓展了历史虚无主义的内涵，话语内容变得更加系统。前戈尔巴乔夫时期往往从虚无历史的角度隐隐约约进行阐释，很少有集中性的论述，戈尔巴乔夫时期关于历史虚无主义话语的论述逐步增多，涉及虚无历史、虚无政治、虚无道德、虚无价值和认识论虚无主义等各方面，话语意识从重构苏联历史、维护苏联现状逐渐走向苏联未来应该怎么办，以致苏联宪法中“劳动人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体现社会主义性质的词语都被删除了。这些话语进一步瓦解了苏联社会主义的思想基础，最终动摇了苏联意识形态合法性的根基。1990年7月苏共28大通过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纲领，认为苏共“根本的危机是共产主义思想的危机”，“民主集中制原则是造成党本身以及整个政治体制的非民主性质的主要环节”，主张改革应该“抛弃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彻底消除极权制度”，实现“党内政治和思想多元化”[21]。苏共28大，从话语上实现了对苏联社会主义和苏共执政正当性的话语解构，最终确立了西方民主话语的主导地位。

　　苏共建党90余年的历史本身就承载着苏联社会主义的价值、秩序及苏共的执政正当性。从赫鲁晓夫至戈尔巴乔夫近40年时间，苏共党内民主生活不断被破坏，在组织上完成了官僚化蜕变，在政治上走向了极端民主化进程，放弃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否定了唯物史观，否定了革命和改革的逻辑，在文化和历史上走向了虚无化的轨道，苏联的历史认同、马克思主义认同和国家认同产生了深刻的危机，最终苏共失去了对意识形态话语的引领能力和塑造能力。不论是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还是勃列日涅夫的“僵化”，抑或是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虽然在主观意志上并不想否定苏共和苏联社会主义的历史，但是他们采取的否定斯大林、神化列宁、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措施，在客观上导致苏联核心价值观的空心化与多元化，促成了苏共历史虚无主义话语的蔓延和信仰危机的产生，最终导致了人的思想方向的迷失和社会意识的剧变。

二、苏共党内历史虚无主义话语演进原因探讨

　　苏共党内历史虚无主义话语的生成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和文化成因的。苏共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自主性建构的意识和能力不足是其生成的主要原因，西方在苏联的意识形态宣传和渗透为其生成提供了材料支撑，苏联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为其生成提供了文化土壤，苏联学界、文艺界和媒体界对历史虚无主义的认同支持为历史虚无主义话语的成熟兴盛提供了社会氛围。

　　1.苏共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自主性建构的意识和能力不足为其生成提供了可乘之机

　　坚持意识形态的自主性建构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坚持主流意识形态的自主性原则，必须在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立足于本国具体国情和实际发展需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发展。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建构既要从苏联历史文化、具体国情和人类文明的交集中寻找可用资源，更要坚持话语体系的社会主义方向。但是苏共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自主性建构的意识和能力相对不足，一方面，苏共大力引入西方人道主义话语稀释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从赫鲁晓夫以官方形式确立了人道主义的指导地位，否定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到戈尔巴乔夫把“人道化”和“自由化”作为新思维的核心，不仅把批判矛头指向了斯大林，而且指向了列宁、马克思主义，最终不自觉地落入西方的话语陷阱之中，先是“把人抽象化”，然后又用“这个抽象化了的人去附会历史的发展，构思他们向往的未来的理想社会”[22]。

　　另一方面，苏共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条化理解导致核心价值观话语的主动建构意识不足。在革命战争年代苏联形成了“国家至上”的主流价值观，这种价值观需要在封闭的环境中通过不断的政治运动和政治灌输来维护和加强，短时间之内可以起到凝聚民心、引领社会的支配作用。但是随着赫鲁晓夫时期“非斯大林化”运动的开展，个人崇拜的破除，社会生活的多样化和复杂化，这种价值观逐渐丧失了对社会发展的统领功能和引导能力，“到了赫鲁晓夫统治的末期，那种滋养着苏维埃爱国主义精神的乌托邦能量已经耗尽。靠着这些能量而回光返照的对苏联的认同，也在国内外因素的强大影响下开始瓦解”[23]。勃列日涅夫时期，个人集权形成，党内民主缺乏，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导致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创新能力不足，苏共的意识形态工作已经蜕化到借助经典作家语录来裁决是非的程度，缺乏回应现实问题的能力和对错误思潮的批判化解能力。（微信公众号：思政学者）官方宣传的意识形态与人们渐行渐远，根据《国家安全委员会就青年学生的情绪呈苏共中央的报告》（1968年11月5日）显示，马克思主义是“教条式僵硬的科学”，“不能解释，也不能预见事件的过程”[24]。“社会问题和民族问题、生态威胁、教育和保健状况的恶化、很大一部分社会成员的贫困状态——所有这些问题似乎都不存在了，而用来代替这些问题的讨论的则是类似于‘新社会共同体--苏联人民’这类肤浅的宣传八股。”[25] 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的“国家至上”的价值观完成了自身的裂变，马克思主义已经从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内核中剥离出来，“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正式成为苏共的思想政治路线，社会主义演变成符合抽象的“人性”和“一切人”利益的“人道的”社会主义，从根本上偏离了话语体系的社会主义方向。

　　2.西方对苏联的意识形态宣传和渗透为其生成提供了材料支撑

　　苏共党内历史虚无主义话语的生成演变，根本原因在于内部，但是西方对苏联的意识形态宣传和渗透则扰乱了苏共党内的共产主义信仰，为苏共党内历史虚无主义话语的泛滥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冷战背景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苏联意识形态宣传的宗旨非常明确，通过心理战手段改变苏联公众的历史意识和社会主义信念，使苏东国家的人们不自觉地变成具有西方思维的人，这就是“和平演变”战略。“和平演变”概念最早由乔治·凯南在1947年2月提出。1948年8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了NSC20/1号文件《美国对苏关系所要达到的目的》，这也标志着美国对苏联心理战的开始。根据杜鲁门总统批准的NSC20/4号文件《美国对苏目标——反击苏联对美国安全的威胁》，美国将使用“战争以外的手段”以加强苏联以外国家的亲美倾向，还制定了“滴水穿石”计划，包括大规模的心理战“消除人民对苏联的支持”，“在苏联各族人民中散布推翻政治局可以成为现实的意识”[26]。

　　在“和平演变”战略攻势下，西方国家利用广播宣传进行“攻心战”，如“美国之音”“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等，其中“自由欧洲电台”和“自由电台”重点讨论人权、民主问题，“美国之音”则主要介绍美国国内政治、社会状况以及生活方式，本土化节目则关注苏共领导层之间的政治斗争。1982年里根政府投资13亿美元，出台了“美国之音现代化项目”，即“广播星球大战计划”，以推动其“和平政治攻势”。在冷战进程中，西方不断加强本国电台的国际传播能力，其中美国在苏联周边设立20多个新闻中心，近2000家电视台、广播电台、无线电转播台，在宣传上花1美元确实起到了等于国防上花5美元的效果。根据《国家安全委员会就青年学生的情绪呈苏共中央的报告》（1968年11月5日）记载：“大学生定时收听广播，但他们偏爱西方广播电台”，“《美国之音》和《法国浪潮》是最受欢迎的电台”[27]。到了20世纪70年代，“80%的莫斯科的大学生和90%的高中生和技校学生”都收听了国外无线电广播[28]。1980年尼克松在其著作《真正的战争》一书中提出：“互访、书籍和广播等渠道使西方的信息越过独裁的屏障，给屏障之后的人民带去希望。日积月累，滴水穿石，苏联体制的基础会渐渐地遭到侵蚀。”[29] 1991年“八一九”事件之后，“美国之音”“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美国广播公司大量传播西方观点和立场，影响引导苏联国内的舆论导向。这些电台利用苏共历史上的错误，大肆攻击苏联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失败”“破产”，渲染和夸大苏联国内的问题和困难，塑造了“文明国家”神话、“原始积累”神话（美化西方原始积累）、“木屑刨花香肠”神话，“神话的作用在于它断绝了俄罗斯的独立思维，让它丧失了自主评价能力，跟着西方亦步亦趋”[30]，陷入自我否定的恶性循环，为苏共党内虚无主义话语的产生提供了材料支撑，为其传播提供了便捷渠道。

　　除了加强电台广播外，西方国家还利用教育交流、人权问题、政治避难、宗教传播等多种方式支持苏联境内的反对势力，培养亲西方人士。根据1951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出台的NSC86/1号文件，要求在苏东国家实施“叛逃者项目”，1952年杜鲁门总统批准该项目。“叛逃者项目”又被称为“远东难民项目”，主要通过策反那些有利用价值的、有号召力的、愿意与美国合作的人员来达到增强非共产主义世界力量的目的。在救助并安置“有价值难民”的同时唆使他们批评苏联的体制和领导人，并把他们逃亡苏联的原因、苏联为阻止他们逃亡采取的措施，特别是西方国家实施人道主义救助的相关材料发给“美国之音”“自由欧洲电台”“英国广播公司”和“加拿大广播公司”等世界知名媒体，以煽动更多的不满情绪，策反更多的苏联民众，并在全世界树立恐怖的苏联形象。1975年《赫尔辛基协议》签订后，西方国家援引其中的“人权”条款对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和政治反对派进行资助，让他们充当和平演变的内部力量。1983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争取民主赠款法》，资金主要用于支持苏联东欧国家“发展民主”和国内反对派。如果说持不同政见者从外部诱导了苏联改革，那么信奉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则从内部修正了苏联的官方意识形态，深深地影响了苏共领导人的执政思想[31]。20世纪80年代戈尔巴乔夫提出的改革纲领与麦德维杰夫、萨哈罗夫等持不同政见者在《致苏联领导人的一封信》提出的改革措施几乎完全一致。在西方和平演变战略影响下，苏共执政的思想基础不断遭到侵蚀，苏联人民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不断削弱，“苏联的道路不是文明发展的正路；‘文明国家’才是社会发展的榜样，应该在各方面都跟着它们走”[32]。

　　3.苏联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为其生成提供了文化土壤

　　虚无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在俄国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俄罗斯像一个巨大的文化钟摆，在东西方两大文化板块之间摇摆不定，缺乏文化上的认同感和归属感，造成了民族意识中的分裂和文化上的东西对峙。自古以来，俄罗斯民族形成一个重要的特点：既害怕权威，有奴性和服从的一面，又蔑视传统习俗，经常公开敌视公认的道德信条，不断挖掘并执着寻求着“真理”。哲学家尼·别尔嘉耶夫说：“在俄罗斯精神中，东方与西方两种因素永远在相互角力”，“俄罗斯是世界上最无国家组织、最无政府主义的国家……无政府主义是俄罗斯的精神现象，它表现为各种不同的形式，既属于我们的左派，也属于我们的右派”[33]。俄罗斯既崇尚精神自由，以一种近似宗教纯洁的精神去追求全人类精神，又鼓吹狭隘的民族主义，认为只有俄罗斯化的基督教才是最基督教化的宗教。

　　19世纪30年代俄国知识分子根据政治立场不同分化成为两大派别--西欧派和斯拉夫派，其中西欧派主张废除传统，扩大与西欧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交往，走与西欧国家一样的发展道路，以恰达耶夫、安年科夫、别林斯基、赫尔岑为代表。最早发出虚无主义先声的是恰达耶夫，恰达耶夫是“否定的爱国主义者”，用今天的话来说是一个民族虚无主义者。作为一个坚定的西欧派，恰达耶夫崇尚西方，坚持俄国的出路是与西欧相统一的，认为俄国走西欧的路是最省力又现成的路，宣扬“否定式的爱国主义”。他在1836年的《哲学书简》中提出的主要命题就是俄罗斯没有自己值得炫耀的历史，没有“诱人的阶段”和“最充分发展的时代”，没有“迷人的回忆”和“优美形象”，“我们仅仅生活在界限非常狭隘的现在，没有过去和未来，置身于僵死的停滞”[34]。恰达耶夫对俄国历史的反思，一方面表现出了对俄国命运的悲观主义情绪和民族虚无主义倾向，另一方面从宗教、精神、文化上追求与欧洲的统一，因为在东方，“恭顺的智慧跪在历史权威面前”，而西方“掌握了人类智慧的成果”“人们却在高傲、自由地前进，他们只对理性和天国的权威俯首，他们只在未知东西的面前停步，他们永不停息地将目光投向无限的未来”[35]，所以“我们越是努力地与欧洲社会融为一体，这对于我们来说就会越好”[36]。

　　19世纪60年代，虚无主义作为一股社会思潮在俄国流行开来。作家屠格涅夫在1862年出版的《父与子》使得虚无主义这一术语在俄国开始流行，这本小说将虚无主义解释为“用批评的观点对待一切”“不向任何权威折腰”“不把任何原则当信仰”[37]。随着该小说的流行，虚无主义变得家喻户晓并与恐怖暗杀活动挂钩。虚无主义的基础在于东正教对世界的否定，虽然“俄罗斯虚无主义者否定上帝、精神、心灵、规范和最高价值”，但是虚无主义具有俄罗斯东正教的典型特点，“是东正教禁欲生活、弃绝任何幸福的禁欲生活的外在体现”，“禁欲的东正教怀疑文化的积极意义，倾向于把文化创造看成罪孽”[38]。植根于俄国特殊土壤的东正教较多地保留了早期基督教的人道主义传统，强调“上帝是父亲，人人皆为兄弟”。在这种土壤中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群体也有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崇拜崇高的人类之爱，认为应该消灭一切苦难、丑恶与特权，对社会不公表现出较为强烈的反抗精神。后来虚无主义运动在俄国更强调通过破坏以达到一种无政府状态。在这个意义上，苏联党内虚无主义的盛行与俄国时期以纯粹的否定或破坏为主要目标的虚无主义运动密切相关。

　　4.苏联学界、文艺界和媒体界对历史虚无主义的认同支持为历史虚无主义话语的成熟兴盛提供了社会氛围

　　历史虚无主义往往借助于学术研究、文艺创作和新闻传媒恣意歪曲历史史实，甚至编造谣言、伪造历史，制造思想混乱，重塑价值坐标、思维方式和民族文化，其中文学领域是历史虚无主义泛滥的重地，也是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和诱导的主阵地，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文学史写作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虚无”历史的趋向。杜勒斯曾说过：“我们一定要在俄罗斯内部找到同意我们思想意识的人，找到我们的同盟军”，“支持和抬举一批所谓的艺术家，让他们往人类的意识中灌输性崇拜、暴力崇拜、暴虐狂崇拜、背叛行为崇拜”[39]。知识分子政治立场的转变和激进化，这与苏联并不成功的知识分子政策密切相关，在苏共执政的70余年中，知识分子作为苏联一个“特殊的社会集团”，在苏联革命建设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然而知识分子始终没有取得同工人阶级同等重要的地位，并且在多次政治运动中遭到批判和打压。这种贬低的、不信任的政策，导致苏共领导集团和知识分子群体关系越来越紧张，最终制造出了一批激进的知识分子群体，以至于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这批知识分子站到了苏共和苏联社会主义的对立面。20世纪50年代赫鲁晓夫的“解冻”为文学领域的虚无主义思潮打开了闸门，之后经历了勃列日涅夫的“萨米兹达特”（地下出版物）和戈尔巴乔夫时期的“坚决放弃意识形态的垄断主义”，文艺界发表了大量攻击、丑化斯大林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文章，以“写真实”“公开性”之名，行丑化苏共领导人、拆解苏共党史之实。苏联时期共有5位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其中有4位是持不同政见者，包括索尔仁尼琴、帕斯捷尔纳克、伊万·布宁、约瑟夫·布罗茨基。这些持不同政见者同西方取得直接联系，把地下出版物送到西方出版，如《古拉格群岛》《日瓦戈医生》《一个美丽纪元的结束》等文学作品，无一例外都是反对现行体制、丑化苏联领导人的地下出版物。根据美国学者对该时期392篇地下出版物抽样分析显示，关于政治民主、民族权利、人权—法制、发展合理性、宗教自由、创作自由的有366篇，占比为93.37%，这表明了持不同政见者以政治为导向的思想占据主导地位，证明了他们对苏联体制的根本系统合法性缺陷的关注[40]。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正是借助于诺贝尔文学奖裹挟了苏联文学发展方向，把苏联文学打造成对苏进行文化渗透的重要平台，借助苏联本土作家的影响力改变苏联青年群体的政治信仰。

　　后来“解冻”思潮蔓延至学术界，带来了极端自由主义，苏联历史学界形成了“新方向”运动，“力图重新审视30-40年代在极其严酷的思想压制条件下形成的史学研究的陈规旧套”[41]，以学术研究的名义触及了苏联最为尖锐的政治问题，力图论证俄国十月革命并非历史的必然，否定十月革命的无产阶级性质，认为苏联社会主义道路是非典型的[42]。随着戈尔巴乔夫上台，雅科夫列夫被提名为苏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分管大众传媒，苏联文化阵地相继失守，《消息报》《共青团真理报》和《莫斯科真理报》等主流报刊先后被自由派人士所控制，成为反社会主义的思想阵地。1985-1987年这些报刊批评的焦点集中在勃列日涅夫的“僵化和停滞”上，1988年它们开始全面抨击斯大林和他领导时期形成的“社会主义模式”。在大众传媒的误导下，计划体制被宣布为经济混乱的罪魁祸首，公开性转化成“对于整个苏联过去的诋毁，它集中在各种真真假假的‘历史污点’上”，而“主张保存苏联的人”则被树立为“保守”势力并要求对这些人进行彻底镇压[43]。这些对苏联历史和苏共领导人的虚无，一方面使得苏联人民对苏共、苏联社会主义逐渐丧失了信心，特别是大学生群体开始对苏联“现实的某些方面形成一个否定的综合性评价，不用阶级观点来理解自由、言论、出版、创作这样一些概念，资产阶级宣传工具积极宣传的多党制得到支持，对苏联大量的信息手段持否定的态度”[44]，另一方面也与党内虚无主义话语遥相呼应，为党内历史虚无主义话语的成熟兴盛提供了社会氛围。

三、苏共党内历史虚无主义话语的演进对我国的启示

　　当前，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我国沉渣泛起，考察20世纪苏联党内历史虚无主义话语的流变，对认识历史虚无主义话语的本质以及应对现阶段历史虚无主义思潮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建构历史认同是应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前提

　　历史认同是实现国家认同的前提和基础。历史认同对培养国民的政治认同和国家认同有着重要的作用，历史认同一旦形成就可以唤起社会成员的群体意识，激活民族精神，形成对国家的政治认同。无论是梁启超的史学乃“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45] 的观点，还是章太炎所言“不读史书，则无从爱其国家”[46] 的高论，抑或钱穆先生的“故欲其国民对国家有深厚之爱情，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已往历史有深厚的认识”[47] 的主张，都表明历史认同是推进国家认同的重要动力，即只有在区分“这是我们的历史”或“这是他们的历史”的前提下，历史记忆才可以激活民族精神、凝聚国民力量。

　　历史认同的消解意味着政治认同之改变。苏联解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历史认同的瓦解是极其重要的因素。苏联历史虚无主义者以反历史的方法，不是把历史人物放到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进行考察，而是以现在的情况与今天的认识水平去衡量、苛求昔日领袖，通过对苏联革命和建设一些阶段性发展出现的错误的分析，全面抹杀苏联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最终造成了苏联共产党赖以立国的思想理论基础和社会政治基础的认同的消解。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不能任意选择，一个民族的历史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48] 历史不容虚无，历史也不容篡改，正是由于历史共识的存在，才构成中华民族的国家和政治认同的基石，实现我国社会主义认同的前提就是保留历史记忆。历史记忆是在特定的社会体制和文化传统中产生的，利用历史记忆可以塑造国民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诠释执政合法性。历史，尤其是近代中国的革命史、党史、国史，是建构国家和民族认同的重要思想文化资源，对当代国民具有一种强烈的整合和凝聚作用，是推进社会主义认同的基础。国家若要塑造国民对历史的正确认知，就必须运用唯物辩证法和科学的历史思维，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建构正确的“大历史观”和“党史观”，“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正确认识和科学评价党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49]，“不能因为他们有失误和错误就全盘否定，抹杀他们的历史功绩，陷入虚无主义的泥潭”[50]；要培养历史意识和文化自觉，“即想问题、作决策要有历史眼光，能够从以往的历史中汲取经验和智慧，自觉按照历史规律和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办事”[51]；通过党史、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教育，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认识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逐步确立起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增强对国家和人民的情感认同。

　　2.掌握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是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关键

　　话语权本质上是支配和控制话语的软性权力，体现了权力和价值观。意识形态话语权是体现阶级利益关系的“权力”，是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实现统治和管理社会的重要力量。（微信公众号：思政学者）苏联解体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历史虚无主义对苏联历史进行虚无和颠覆的同时，再造了意识形态新话语，苏联民众开始利用西式话语思考并以此评价苏联现行政治体制，最终导致苏联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旁落。对于一个政党来说，失去了意识形态话语权，必然失去民心，失去执政根基。在苏联时期，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设在理论解释力和现实问题说服力方面陷入了不同程度的困境：一方面，“斯大林主义化”形成了马克思主义话语权一言堂的畸形局面，“使马克思列宁主义进入停滞和僵化状态，让它脱离现实，脱离具体科学并逐渐变成一种教义”[52]，扭曲了苏联人民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认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害；另一方面，“去斯大林化”使苏联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遭遇合法性、话语权危机，导致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丧失和苏共政权的垮台。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已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历史虚无主义话语的冲击。历史虚无主义话语之“虚”“无”试图重构中国近现代史，以达到否定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正义性和必要性，并消解中共执政必然性的目的，这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带来现实的挑战。意识形态话语权具有极端重要性，掌握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既来自理论的逻辑自洽性，也来自其现实问题解答力。一方面要以中国问题为导向，增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事实说服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53]。这就要求我们把握和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方位，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解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实际问题，通过增进利益认同的方式推进意识形态认同，妥善回应人民关切。只有这样，才能引起共鸣、凝聚共识，才能不断增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事实说服力。另一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出新的阐释，提升意识形态话语的理论阐释力。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原则，把中国经验进行学术提炼，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内容，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重塑“改革”“发展”话语，阐释好“中国梦”“新时代”“中国特色”“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话语，使之契合民众的认知心理和知识结构。此外，要创新话语表达形式，增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感染力和传播力。通过讲好中国故事实现“生活化”的话语表达，“要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根据地的故事、英雄和烈士的故事”[54]，“要讲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故事，讲好中国梦的故事，讲好中国人的故事，讲好中华优秀文化的故事，讲好中国和平发展的故事”[55]。只有这样，才能增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主导力和凝聚力。

　　3.厚植中国共产党执政基础是应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根本

　　执政基础主要是指党执政的依靠力量，包含政治基础、阶级基础、组织基础和绩效基础等，其中最核心的是人民这个要素，即民心向背。民心向背是决定执政党是否具有正当性的关键因素，民心丧失则可能导致执政党的合法性危机，甚至带来执政党的垮台。厚植党的执政基础有利于党的执政权威的塑造与自我身份认同意识的提升。历史虚无主义之所以能够在苏联得逞，很大程度上在于苏共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出了一系列问题，给历史虚无主义以可乘之机。苏联从1953年赫鲁晓夫上台执政至1991年戈尔巴乔夫通过和平方式丧失政权，既是历史虚无主义在苏联蔓延的40年，也是苏共执政基础不断遭到侵蚀的40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造成经济停滞；长期未能实现民主集中制导致党内干群关系疏远；理论宣传与现实发展的巨大反差导致社会主义信仰的弱化；特权阶层形成，党在组织上完成了官僚化的蜕变；党内民主的缺乏堵塞了党内言论自主表达的通道，造成了思想上的僵化，“思想家们所宣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包括‘科学共产主义’在内，到80年代初被许多人理解为一种根本就无法实现但又必须挂在嘴上的套话”[56]。随着冷战推进，这些问题不仅未能得到有效解决，反而愈演愈烈，苏共执政的经济基础、阶级基础、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不断弱化，“到1991年初，党已经只剩下了一个外壳，其本身则已瓦解和瘫痪”[57]。

　　执政基础是执政党执政地位得以维持的基本条件。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这就需要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加强和扩大党执政的阶级基础、思想基础、组织基础、绩效基础。近些年来，历史虚无主义之所以在我国还有一定的市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历史虚无主义者把改革开放以来的腐败现象、道德滑坡、贫富分化等社会现实问题与党的执政资格和领导地位联系起来，在“批判现实”的同时将斗争矛头指向了社会主义制度。“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58]。因此，应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根本就是赢得民心，并在此基础上厚植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既要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生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又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不仅满足人民对美好物质文化生活的新需求，也要满足人民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新需求，以巩固党执政的绩效基础；强化党员自我身份认同，增强党员政治身份意识、组织身份意识和行为身份意识，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从“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的认识高度出发，健全党内民主制度，尊重和保障党员民主权利，把发展党内民主与推进基层民主和协商民主紧密结合起来，以巩固党执政的组织基础；不断坚持和完善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坚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方针，贯彻“党管人才”原则，对待知识分子要“做到政治上充分信任、思想上主动引导、工作上创造条件、生活上关心照顾”[59]，以巩固党执政的阶级基础。

　　4.坚持爱国、爱党和爱社会主义的高度统一是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重要保障

　　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是统一而紧密联系的整体。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本质就是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高度统一。”[60] 中国共产党是在中国内忧外患之际走上历史舞台的，扎根于5000年的文化传统，先是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建立了新中国，实现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然后打破了传统封建势力和资本主义势力对国家政权的掣肘，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而且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历史虚无主义者反复强调爱国不等于“爱党”、不等于爱“社会主义”，其实质做法就是要割裂爱国、爱党和爱社会主义的高度统一，消解党的执政正当性和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虚无主义的要害，是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61] 爱国、爱党和爱社会主义是统一的。历史虚无主义者借用后现代叙事方式，以“管窥真相”的心态对历史“重新评价”，否认“历史选择”的客观性，妄图将党的领导地位从国家的复兴进程中剥离出来，以历史的偶然性来否定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必然性，从根本上否认爱国、爱党和爱社会主义的一致性。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已经执政72年，有486.4万个基层党组织，党员规模超过9514.8万人，影响力遍及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在当代中国，共产党的内涵早已超越了西方“政党”所界定的范畴。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是全面推动中国现代化运动和民族复兴进程的主导力量，而且是社会主义探索者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者，与国家、社会主义形成了三位一体的逻辑意蕴，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国家的前途命运紧紧结合在一起，得到了亿万人民的广泛认同，并以此形成了稳定的政治信念。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62] 在中国，不仅党和国家是一致的，爱党等于爱国，而且社会主义与国家也是统一的，社会主义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只有坚持三者相统一的历史观、政治观，才能深刻把握中国发展的历史规律，坚持爱国主义的精神传统，明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最本质特征和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数千年来，中华民族走着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明发展道路。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是我国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决定的。”[63]

　　苏共党内历史虚无主义话语历经赫鲁晓夫时期、勃列日涅夫时期和戈尔巴乔夫时期，形成了一套以“全民的党”“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新思维”等为核心概念，以否定主义为主体的话语体系，极大地破坏了苏联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要时刻警惕的一种错误思潮。汲取总结苏共党内历史虚无主义话语生成的教训，对于我们在话语策略上有效阻击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避免落入西方有意设置的某些话语陷阱，具有重要的意义。

　　（作者简介：任成金，山东科技大学教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年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