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中，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论及了资本社会带来的异化景观：“正是在机器形式中，异化理性正在对社会——这个社会把作为物质和精神机制的固定思想模式同自由、生活和思维调和起来——发生着作用，并把社会本身当成思想的真正主体。”这段话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正从物质领域加速蔓延至精神领域，并试图侵蚀现代人的一切生活领域，资本主义现代性创生出一幅极端讽刺和吊诡的社会图景。资本在积极的层面革新传统的生产方式，以令以往任何一种社会形态都难以望其项背的创造力推动了物质生产的蓬勃发展，“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但在消极的层面，资本缘于其深重的内在结构性矛盾而无法良性驾驭它所创造出来的现代性世界，这个世界正在它的创始人手中愈发变得面目全非。资本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体，只有在这个矛盾体中，资本主义才能冲破限制谋求发展。资本正是出于自身增殖和增强统治力量的考虑，才想方设法地与国家结盟、与宗教共谋、与生活世界捆绑，将自然与历史改造为适应自身逻辑的产物，不断压缩这个世界通向自由未来的期待，并将自身包装为永恒的真理。时间、空间等诸如此类原本并无工具理性意义的自然存在对象，也难以逃脱被资本吞噬的历史命运。但不同于一般纯粹的身体奴役形式，时间作为一种“非物理”因素的“治理术”，主要是通过精神的物化、价值的虚无等手段进行，对隐形的意识形态的操控俨然成为当代资本主义巩固自身统治地位的新型措施。毋庸置疑，时间这一永恒流淌的对象，在历史中被人的劳动实践认知为与自然时间一体两面、无法割裂的社会时间之后，在资本的作用下已经成为与货币通约，深刻影响人们精神世界的形式。当资本成为时间新的“上帝”，时间就具有了拜物教的性质，并在资本主义社会精神的再生产中强化了这种至上性逻辑，并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一、时间拜物教的形成：资本与社会时间的结合

马克思在《资本论》等著作中以其深刻的哲学洞见和经济社会史的独特研究视角，向现代人揭示了资本在现代性世界中的绝对统摄地位，同时发现了“社会时间”这一对象的资本化进程。作为社会关系的资本“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这内在地传达了资本与现代性世界关系的两重维度：第一，资本与生俱来的高流动性和无疆界性使其冲破一切横亘在民族国家之间的偏见和壁垒，继而将统治的触角无远弗届地伸向一切“超地方”“非经济”领域（如政治、社会、历史、自然、精神、艺术等层面），竭力实现全球化和自由化的剥削本性；第二，随着资本统治力量的日益增强，其自身支配“其他色彩”的治理形式也在悄然改变，为资本攫取剩余价值服务的各种因子总是配合着资本的意志和需要才能实现自我确证。资本从人类社会诞生以来，就与社会时间产生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并且在意识形态中对适应资本本性的社会时间意识加以生产。可以说，资本只有通过最大化地改造和利用时间才能完成自身增殖的内在要求。时间拜物教本就是拜物教发展形式的一个阶段，剩余价值生产的要求决定着不同历史阶段时间与资本结合的不同形式。

在资本主义诞生之前，传统社会中人们的生产、生活活动尚未摆脱时间的自然节律的限制，对社会时间的建构和认知严重依赖于自然时间的规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种植、航海、祭祀、贸易等主要活动都要按照人们对季节与天时的认识和把握来安排，也就逐渐形成了在自然规律基础上按照人的实践活动需要而人化了的社会时间。在这个阶段，时间往往被视作具有某种神秘色彩，乃至是通向某种终极意义的存在。柏拉图将其作为永恒的运动，亚里士多德将其视为运动的数，中世纪神学则仿效自然周期将时间以反复循环的形式借以论证自身的永恒性。封建统治者则借此宣扬自身的永恒合法性，并将社会时间的节律作为某种先定的产物，将时间作为一种覆盖了神秘色彩的支配形式，借以确立起关于社会时间的行动秩序，“对于个人来说，时间不是他个人的，时间不属于他，而属于一种更高的、处于支配地位的势力。这解释了为什么在中世纪，对统治阶级的反抗常常呈现出一种抗议教会对时间控制的形式”。人们通过宗教或其他信仰来认识时间的本质，将时间作为这些信仰对象降临的表现形式，以此形成相应的世界观。对时间的信仰成为宗教信仰的一部分。

在早期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尤其是工业革命以来，资本的力量主要集中在全行业、全世界范围内展开自身生产方式上。资本盘踞在世界范围内的各行各业，彻底颠覆了封建社会的落后生产方式，并通过创生新产业、消灭旧产业、更新落后产业等，将一切阻碍自身增殖的消极因素淘汰出局，留下了最具价值性和可塑性的生产素材。与此同时，通过殖民掠夺和资本输出等方式，资本将扩张的版图延伸至世界各个角落，实现了在全球空间上的霸权统治地位。这种扩张进程的主导动力正是满足“资本是通过占有他人劳动而使自己的价值增殖”的直接需要。社会时间在这一进程中成为资本自我增殖的工具化需要，成为衡量资本增殖量的一般尺度。“在现代人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则是量的观点”，时间被资本作为一种劳动的量，进而成为人对资本间接依附性关系的中介。这个中介代替直接的人身统治，以钟表技术带来的精确化测度时间，用确证性取代可能性而成为一种要求增殖效率、脱离自然时间的测度普遍化抽象化的时间单位。

《资本论》描绘了一副时间的支配性面貌，尽管这一阶段主要以资本控制时间而形成对人的单向度支配为主，但其中也蕴含了时间拜物教形成的基本条件。第一，资本对时间的全面侵占钳制了劳动者精神发展的可能。资本利用精确化测度时间“像狼一般地贪求剩余劳动，不仅突破了工作日的道德极限，而且突破了工作日的纯粹身体的极限”。在获取超额剩余价值的刺激下，资本通过延长劳动时间、大量雇用童工等手段不断压缩工人阶级用以接受教育、享受休闲、开发智力、锻炼体力以及履行社会职能等充分开发自身的能力与潜力以供自身精神全面发展的时间，最终力求达到使工人全部可供支配的社会时间都用以为资本增殖服务。劳动者自我生命存在的每分每秒，全部受制于资本的意志，人类感性丰富的生命基质在“绝对剩余价值生产”的目标下荡然无存。在“一个人在一小时内耗费他从前在两小时内耗费的生命力”的压榨下，劳动者肉体和精神都处于虚空状态，他们最直接的需要正是谋生性的“自然的需要”，由此也就会对支配他们的时间本身产生信仰的可能。第二，这一时期的思想基础也内含着时间拜物教产生的可能。黑格尔以绝对精神作为人的本质性规定，认为历史时间在资本主义社会就已经实现了现实、历史与理性在理念上的辩证统一，达到了绝对精神外在形式的普遍历史发展终点。但由于黑格尔始终是基于理念上的历史运动观察社会，正如马克思批判的那样，“劳动力的买和卖是在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的界限以内进行的，这个领域确实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伊甸园。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黑格尔历史时间观也正反映从作为“普照的光”的资本逻辑进行的抽离了资本与劳动现实关系之后的抽象统治，因此他只能看到民主、自由等理念在资本逻辑中实现的形式性。这种将历史时间导向抽象终点的理解使主体始终是绝对理念运动中的受动者，而非能动者，认为劳动主体的精神是在自上而下的必然性中生成的。这本身就暗含了一种达成现实和理念统一的精神形式实则只是一种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现实支配关系的精神化体现，具体体现为对资本主义历史秩序永恒性的证明和依赖，实际上所表征的正是以民主自由外衣粉饰时间统治力量的事实。第三，资本创造了时间的物化机制。在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对时间的感知就是对自身直接的、感性的劳动量的感知，这种异化的劳动时间精确并可测量，且不分昼夜、无论春秋地与自身生命历程的特征逐渐远离，却与劳动产品、货币产生精确的一致性，这就是时间的物化过程。时间逐渐成为通过劳动换取谋生性需要的工具，劳动的过程也是一个生产物化时间的过程。在无产阶级的生命世界中，随着他们精神的被摧残、自由与发展价值的丧失，在劳动时间中谋生成为第一需要，完全物化的时间也就成为劳动过程中的时间机制，并随着资本扩张成为整个社会的时间规范。马克思认为的“历史地形成的需要”在资本社会中形成了由商品、货币与劳动构成的“物体系”，形成了与物化时间完全通约的逻辑架构。人们在这种本质主义的物化时间之中将时间视为使用价值和一般等价物的化身，这种“历史地形成的需要”越多，物化时间与商品结合也就越彻底，关于时间的拜物教属性逻辑也就越清晰。

如果说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主要特征是以物质生产为主，资本家通过延长工人必要劳动时间或者通过调节必要劳动时间与剩余劳动时间的比例，来达到对工人生命时间的操控，那么对于当代资本主义而言，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向度从物质生产蔓延至文化生产、制度生产、精神生产、意识形态生产等各个层面，资本对时间的把控也变得更加微观和隐秘。一方面，资本积累起来的力量愈发壮大以致足以控制社会生活的各领域；另一方面，资本通过对各种技术手段的应用改变了剥削的方式，以一种更隐蔽、更全面的方式释放自己的权力。正如马克思所说，“生产力的变化本身丝毫也不会影响表现为价值的劳动。既然生产力属于劳动的具体有用形式，它自然不再能同抽去了具体有用形式的劳动有关”。在这一过程中，社会时间随着资本权力范围的扩大而突破了在生产领域仅仅作为对劳动时间进行衡量的限制，以一种工具化的测度单位的形式成为渗透进当代社会几乎全部领域的无形的普遍权力，并依照资本的意愿以自身所具备的巨大权力深刻改变了整个社会图景。这本质上是一种剩余时间对自由时间的侵占，劳动者在劳动时间从事着操纵机器的死劳动，在非劳动时间也被非生产性劳动所占据，以“休闲时间”之名将“具体有用形式的劳动”隐藏在消费、娱乐等活动中。马克思早已深刻阐明了这种时间体制的基础，社会时间作为对时间的彻底抽象化，并随着资本权力的扩张逐渐公共化，是“作为现代生产方式的自然规律从现存的关系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它们的制定、被正式承认以及由国家予以公布，是长期阶级斗争的结果”，即资本增殖方式的社会化。可见，由于阶级斗争、资本长期增殖需要、科学技术发展等因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业已“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的基础上不断改进，科技与资本合谋创造性地开启了一条新型的资本主义剥夺之路，烦琐沉重的体力劳动愈来愈被脑力劳动以及机械化自动化生产装置所取代，对肉体压迫沉重的剩余劳动时间逐渐转化为控制精神的劳动时间。这种“普照的光”表面上越来越难以激起反抗，资本主义宣称正走进黑格尔所说的使一切各得其所的历史终点。

那么，是科技发展与政治进步导致了资本剥削本性减弱乃至消失了吗？究其原因正是资本与社会时间的关系发生了改变，剩余价值剥削的社会化使时间具有了拜物教的性质。第一，资本统治方式发生前所未有的改变。科技、政治、经济等各种因素对资本权力限制的进程恰恰也就是资本权力覆盖这些领域的进程。资本的逐利本性在统合了这些要素之后，肉眼可见的实体工厂不再是其压榨劳动的唯一场所。资本已经开启了一场从“攻身为上”到“攻心为上”的剥削之旅，这意味着资本对工人剩余劳动时间的榨取方式也必然随之改变，从强制、暴力逐渐走向温和、隐蔽。作为目的的资本增殖一定程度上淡化了时间剥夺的强制性手段，从而转换为对整个社会领域和人的生存状态进行潜在的控制。在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这样的资本增殖将具体劳动扩散至整个社会的非生产领域，获得了增殖的稳定性、多元性和非暴力特征。这些非物质劳动与物质劳动的结合使社会时间在劳动同一性原则无限扩展的对象领域中成为社会认可的统一尺度。第二，科技理性对社会时间的侵占。在实证主义、科学主义的思维方式中，人类认识的一切对象及对象化活动都是可以还原为量的尺度，进行计算来判定其合理化与理性化的形式，只有这种方式才能确定认识对象的真实性。资本增殖一方面要求科技理性侵入对生产效率与组织方式的计算和安排中，以高度精确化合理化的方式不断提高单位时间的劳动效率，使整个社会时间在不停地挤压出剩余价值；另一方面则作为社会潜在的意识形态工具，通过人们对科学的无条件信仰在人的观念层面制造一种高度合理性的精确的时间利用架构，以大众对科学的无条件信任推动人们对资本创设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力的自觉接纳。资本逻辑作为资本本性的共谋者出现并盛行，与资本统治和增殖的内在需要相一致。第三，社会时间的力量并没有体现出暴力与强制的特征，而是在全社会呈现出接受、适应乃至认同的状态。随着资本从“工业上的最高权力”，“越来越表现为社会权力”，资本推动现代社会形成了严格的时间体制，并成为人们生产生活的基本规范。“工业创造的各种工具设备和机械装置，形成了一个独立于自然界而运行的人工世界，在大都市里，在工厂里，人们就生活和工作在这个人工世界中”，这与劳动者被迫接受延长的劳动时间的状况有所不同，而是通过社会规范、职业要求等在全社会范围内制造的遵循严格时间体制的集体无意识，认为违背社会时间规范、经常性迟到早退、虚度生命时光则会遭到舆论讨伐和道德谴责。这也正是资本将时间作为实体，构成的一种“以物为中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通过资本增殖的测量要求泛化为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社会时间从一种身体化控制的工具变成一种规训精神的工具，体现为一种惜时如命的高度自律和自觉的精神品质，对现代社会时间体制更多表现出一种默许、认可和承认的态度。在资本主义体制下，时间也就成为整个社会行动的统一尺度与基本规范，更是一种本质上受到资本操控，以增殖权力为核心展开的拜物教形式。

二、时间的拜物教属性

资本通过支配时间从而支配现代世界，社会时间成为现代世界运行的普遍化机制，成为现代的拜物教，成为财富的代名词。在人类历史中，宗教给予人们的往往是至高的神圣目标、精神寄托和情感归宿，是人们超越现实精神生活的价值性需要，也是在阶级社会中人们借以疏导、转移阶级压迫所进行的自我慰藉。宗教改革以来，人们所追求的不再是来自彼岸世界虚无缥缈的灵魂安抚，而是对现实中的财富追求，对上帝的信仰逐渐蜕变成对个体权利、身份、地位、物欲、身体的快感等方面的追逐。时间的拜物教化随之泛滥开来。与物质财富紧密相连的社会时间遂成为人们心中坚不可摧的新的信仰。

马克思曾经在《资本论》中详尽描述过拜物教的形成与发展，以商品、货币和资本三种递进形式阐述了拜物教的发展阶段，其中隐含着资本统治形式变化的内在脉络，体现了资本统治形式成为“普照光”的泛化过程。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以理性“经济人”及其由此衍生的自由竞争和基于等价交换原则的商品买卖作为其全部理论预设，这种片面的理论抽象和形而上学的历史观使其无法真正洞见资本主义的历史暂时性和过渡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被不假思索地视为自然的、合理的、永恒的存在。黑格尔也以资本主义历史作为绝对精神外化的理想终点。而马克思以“社会关系”的历史性概念破除了这种永恒设计，批判道：“经济学家所以说现存的关系（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是天然的，是想以此说明，这些关系正是使生产财富和发展生产力得以按照自然规律进行的那些关系。因此，这些关系是不受时间影响的自然规律。这是应当永远支配社会的永恒规律。”同样，商品和货币原本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乃至全部商品生产最简单、最直接的经济范畴也被蒙上了拜物教的神秘面纱，商品和货币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被内化为这样的自然主义信念：具有某种神秘价值的万能之物，超越其他一切社会要素的有形的神明。商品和货币作为资本展开的表现形式，代表一种统治力量绝对抽象性的表现，这体现出典型的“既构成生活的总体，另一方面又表现着完整的存在的统一体和根基”的宗教性质。与商品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的神化性质极为相似，社会时间也具有了拜物教的属性。一方面，社会时间构成社会运行与物质生产的一个必要环节，是联结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重要枢纽；另一方面，社会时间完成了从自然时间中的高度自我抽象，成为人们普遍信仰的对象。由此产生了人们对社会时间的“自然主义”态度，对社会时间的运行和安排，人们往往持一种无条件接受和认可的态度。正因为社会时间这种自然主义属性的外衣掩盖了现代社会资本与劳动剥削关系的隐秘事实，所以才造成了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退化、阶级主体性的淡化以及价值的虚无。从根本上说，社会时间的拜物教与货币和商品的拜物教一样，都起源于资本拜物教，是剥削形式的普遍化和隐蔽化，并以资本增殖为最终归宿。所以依照马克思拜物教批判的一般逻辑就会发现，即便时间在现代社会以一种单位、尺度的抽象形式而存在，并且呈现出更接近自然性、非建构的特征，但它指涉的依然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所衡量与作用的对象也是“人化世界”。更重要的是，正如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学中自然主义的驳斥并非针对“物的自然属性”这一方面内容一样，资本主义体制下的社会时间正因为其具有超越自然属性与单纯经验的社会属性功能，而产生对现实生活的支配作用，才使其成为一种时间拜物教。

第一，时间的拜物教属性起始于时间呈现的意识形态特征。如今，技术理性带来了一场关于人类劳动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深刻转型，科技、工具理性正成为整个世界普遍通行的准则。人们借助不断强盛和精湛的技术工具在集体劳动与社会生活中将感性认知上升为普遍认同的集体意识，以抽象性普遍尺度的量化原则作为组织新的实践与认识形式的基础，并且形成了“每门抽象科学都只是安排秩序的一种方法，一种对经验的量化记录”的彼此认同的模式。时间作为现代社会应用范围最广、与生产生活关系最为密切、测量尺度统一性最为彻底的工具，完全摆脱了对人的感性的依赖，使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到的“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所指代的对象性完全被规训为抽象的无人身的理性。这时，社会时间在人们日常生产生活中被渲染了一层意识形态的自然色彩：它不仅固有地包含并渗入现代社会结构的每一个角落之中，成为观念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而且在最大程度上形成了对社会全体成员利益反映的统一性尺度。资本家重视社会时间在于他们总是力求缩短资本周转时间，尤其是固定资本的流转周期，从而加速资本积累获取超额利润；劳动者重视社会时间，在于他们相信只要充分利用时间，就会创造更为可观的收益。在资本鼓吹效率至上的社会中，人们对于时间的利用并不是受强迫、非自愿的，而是将时间作为重要的价值，认为在时间不停流逝中必须要有所作为，充满对高效行动和充分利用时间的认同和效仿。这一方面源于人们对于时间中创造财富的追逐渴望；另一方面由于整个社会对效率，即“快”的追求，使人们感叹时间、珍惜时间，高效利用时间。20世纪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发现了这种新的非暴力控制形式，就像《资本论》中分析的那样，社会时间的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社会的现象形式，本质上是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驱动的。对于效率的追求不仅限于生产领域，在生活、交通、娱乐等领域，“快”作为一种无须辩驳的集体与个体追求随着经济社会的加速进步，逐渐从手段变成了价值目的本身。

第二，时间的拜物教属性体现在与货币的一体两面性。货币在资本主义社会体制中发挥了无比强大的威力，成为“一切事物的普遍的、独立自在的价值。因此它剥夺了整个世界——人的世界和自然界——固有的价值。金钱是人的劳动和人的存在的同人相异化的本质；这种异己的本质统治了人，而人则向它顶礼膜拜”。由于货币的高度抽象性及其对资本世界一切物的价值通约性，使之成为被人顶礼膜拜的普遍标准和规则。这时，社会时间以劳动时间与货币本身的通约性为基础，随着整个社会世界的商品化进程，以及货币被确立为人与人关系的最高尺度，全社会就体现出对社会时间模式的信仰。在劳动过程中，一定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现实中对应着一定的货币量，在整个社会的加速逻辑中，资本增殖构成了加速的根本动力，“资本转化的各个阶段在现实中也像在头脑中那样迅速，那么这也就达到使生产过程能够重复进行的因素的最大限度”。与之不同的是，当代资本的社会化通过技术理性、加速主义等生产了将社会全部成员都作为主体的时间信仰。人们对金钱的崇拜往往可以等量代换为对时间的崇拜。这时，时间成为万物的尺度，因为它与货币一道规定了整个社会运动的基本单位和动力，时间所披的恒久性的自然主义外衣使整个人的生命历程都自觉按照测度时间精确地设计、分配与使用，全部的行动都遵循着技术化时间的标准，由此产生了“时间就是金钱”的时间信仰。

第三，时间的拜物教属性使时间由工具性转化为目的性。从时间的工具性发展史来看，时间工具属性的变迁无疑是越来越精确化、实证化的过程，是适应并符合人类认识与改造世界实践能力的变化过程的，即时间的形式本质上在于满足人们的现实需要。这样说来，人对时间应当拥有绝对的支配权，在符合时间物理属性的前提下，人们应该按照自身发展的需要来裁量时间。可是，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时间与货币的一体两面性导致了二者都成为资本的具体表现形式，时间也就不再作为工具物而存在，在社会层面确立一种时间意识成为最终的目的，这就使得时间拜物教最终形成了。“时间就是金钱”的资本主义精神信仰使时间的自然意义彻底湮灭，时间由“自然时间”转变为“社会时间”，自然流淌的时间被资本在无形之中灌输了一种内在的货币属性和资本属性，一种在全社会层面普遍承认、高度统一，以高效、守时、规范为主要特征的现代时间意识渗透于各行各业。这一高度自觉和普遍流行的时间意识为资本快速周转和加速流通提供了深厚的思想基础。这种以资本增殖为终极旨归的时间意识在社会层面以一种隐藏了剥削本性的社会规范和共识而出现。人们在社会中生存就必须遵循相应的时间规范，他们甚至同样认为这种规范是对自身有利的。这时，时间完全脱离了人的掌控和支配，反过来变成了支配人、控制人的异己力量。由于时间、货币与资本在量上的高度通约性，时间也就同货币一样，不再作为人与社会自身发展的手段，而成为目的。正如尼采所批判的，“当人们凭空捏造了一个理想世界的时候，也就相应剥夺了现实的价值、意义和真实性，……人类本身为理想所蒙蔽，使自己的本能降至最低限度，并且变得虚伪——以致朝着同现实相反的价值顶礼膜拜，只因受了它的欺骗，人类才看不到繁盛、未来和对未来的崇高权利”。当资本主义社会将物欲上的满足作为恒久且唯一的追求时，任何神圣虚幻的宗教信仰都不再坚固，唯有能够让人在直接现实的感觉上立刻体验到确定性的时间和货币才成为最可靠的追求对象。在传统时代宗教带给人的精神安慰和心理满足，在当代资本主义中同样可以通过对时间的“充分遵守和利用”来获得。对这种时间意识遵守得越彻底，就越意味着它能带来更多的金钱乃至社会认同与荣誉感，因此人们极力地把握时间、珍惜时间、利用时间。

当时间成为目的本身的时候，它就随着资本带来的全社会关于存在与意识、货币与财富、生产与消费等范畴的全面异化和倒置深刻地影响和改造了人的意识结构和社会体验，进而成为人们精神世界内在的制度烙印。资本对人精神世界的侵入和占领是资本影响最深刻、最隐蔽的领域，当资本的时间意识进入人类心灵之后，就衍生出关于人的存在、发展与自由整体性扭曲的资本主义世界精神危机。

三、时间拜物教与社会精神的生产和危机

资本主义制度的所有革新和调整都是以对现实个人的统治与规训为表现，最终完成资本增殖的目的，人从肉体到精神无一幸免全部遭受资本逻辑的摆布。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社会时间资本化的现实趋势孕育着时间拜物教的深化，人类丰富的精神世界正在被资本化了的时间一点一滴地侵蚀，直至被彻底掏空和瓦解。资本化的时间对人的生存状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正如海德格尔对现代性境遇下人的存在的审视，就是要“把时间摆明为对存在的一切领会及解释的视野”。在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人是资本制度作用的终端，人的精神世界则是资本逻辑统治力量鲜活的对象，如马克思所言，这时“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时间的拜物教化致使社会时间的资本化人格的诞生，是人的精神世界与资本化时间的完全统一。全部社会成员沦为被时间秘密操控的奴婢。人在现代时间模式面前完全丧失了作为主体原有的能动性和话语权，潜移默化地受到时间拜物教的支配，人的全部生命时间都用以追寻即时性的快感和永不满足的物欲。人类的精神世界成为资本的附庸，由于长期得不到充盈和滋养，愈发变得空虚和冷寂。

第一，时间的流俗性与精神世界的封闭性。“流俗时间”初见于海德格尔的现代性批判之中，是指在高度理性化、实证化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作为人的真正存在现实性与可能性相统一的具有本真性的“此在”被隐藏、遮蔽乃至扭曲，由此在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中产生了将时间作为一种外在于人的存在与活动的自在之物，即作出了由亚里士多德开启的将时间看作“是运动的和运动持续量的尺度”的科学主义理解方式。这种时间观显然符合高度科学化、理性化的现代性社会运行方式，但在本质上却是一种功利主义的时间观。因为它仅仅将时间作为现实存在对象的方式，把时间视为对象化的工具，通过时间来核算、计量人的实践产出，完全屏蔽了人在时间中的本体论和生存论维度。在海德格尔那里，“流俗时间”就指向一种人的时间性存在的封闭状态，是一种“时间性被凝织在当前中”的状态，丧失了人在过去、现在与未来的超越性、贯通感与可能性，人们被这种时间体制固定在现实的持久性中，失去了自由、个性与冲动，从而通过割裂存在界域的时间性本身消除了自我存在的本真性，将自己封闭在既定的现实之中。在马克思那里，“流俗时间”的本质早已得到揭示，正是“作为现代生产方式的自然规律从现存的关系中逐渐发展起来的”，点明了这种高度抽象的社会时间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才具备普遍性意义，其本质是一种丧失自由可能性的物化时间。而这种社会生产方式也推动了社会时间对人的可能性的宰制。这也呼应着批判了黑格尔的“一切都各得其所”的封闭性历史时间观，以基于生产方式的资本逻辑形式揭示了资本主义境遇下人的精神世界的封闭性。正因为量化的时间是为了满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需要得以发展，其在历史进程中才可能随着现实生产关系统治力量的进步成为社会意义上的抽象标准，“流俗时间”才真正成为被不断生产出来的支配性力量。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时间拜物教不断强化着人类精神的封闭性和现实性。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生产中的理性的时间意识体现为劳动中繁多的指标、程序、规范，非劳动时间中无数的娱乐与消费活动，在全方位增强人们时间体验的功利性，不断增强着关于现世物质追求、财富追求的意识状态和无意识状态，社会大众成为时间支配和再生产的对象和附属物，精神的生产演变为无法脱离工具化时间的生产。在这个过程中，人们的精神世界愈发趋向贫乏，精神活动不断堕落，追求超越性自由的精神活动被遮蔽、消解，人们的精神活动被导向与资本利用时间增殖逻辑的一致性。所以马克思指出：“连最高的精神生产，也只是由于被描绘为、被错误地解释为物质财富的直接生产者，才得到承认，在资产者眼中才成为可以原谅的。”

第二，时间的加速性与精神世界的空虚感。对于时间的宗教式依赖导致人们自觉自愿地接受并服从整个社会日趋加速的节奏。马克思指出：“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资本增殖要求不断改造着生产关系的具体模式及其社会环境，而当代资本主义在全社会范围内推动快速的时间体制使人们形成了全新的人与人、人与物的社会关系，社会普遍追求的高效的物质生产全面主宰着人的对象化关系。社会时间中的精神向度逐渐变得模糊，深邃的思想、高贵的灵魂、健全的人格以及丰裕的精神世界愈发变得奢侈，甚至已经彻底消失在这个物欲横流的商品化世界。“精神的无限性变成十分狭隘的有限性；精神的思辨知性被退化为单纯工具主义的感性；精神的丰富性被衰减为单维的物欲性。”为了填补由精神世界的空虚所带来的冷漠和残酷，很多人退而求其次，转向追求低级庸俗的感官刺激和物欲满足。哈特穆特·罗萨（Hartmut Rosa）将当代资本主义称作是“加速社会”，他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深化了对当代社会的时间批判，认为资本增殖带动了人们的时间意识和整个社会的运转速率，由此将全体社会成员被不断优胜劣汰的加速社会所裹挟，并指出由此带来的主体、对象和实践行动之间关系不断的疏离及其异化的深入。在罗萨的逻辑中，“人们自愿去做他们不是‘真的’想做的事”从而导致了现代性的时间危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整日里不停忙碌却不知为何忙碌，时刻奔跑却不知为何奔跑，劳动充斥在生命时间中却没有任何生活感觉。一方面，在互联网信息技术加持下的资本循环空前加快，塑造出了高速记忆、信息爆炸体验等模式，将人们置于虚拟空间中以数字媒介强化人们精神体验的瞬时性、刺激性，庞大的信息流和高速的信息传输使人们精神获取只能流于表面、止于感官，也就不自觉地被资本控制的信息所规导和利用。另一方面，现代性的加速体验彻底重构了人与自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对时间和金钱的追逐中，由于内心的急迫，现代人逃避深度思考，充满担忧，对自我的深入认知不断丧失，无法感知人生方向，进而从精神的紧张中疏远了传统的亲密关系，个人原子化倾向日渐严重，焦虑带来的孤独和迷茫充斥着人们的精神世界。从尼采到本雅明、阿甘本等都表达出这种生命时间模式下人的精神、情感和意义的丧失，时间本身成为价值性的目的。时间拜物教将人的精神满足感引向了金钱和物质，而金钱和物质恰恰正是最为变幻多端、时刻流动的工具。物化的追求让人们时刻处于高度紧张与惴惴不安之中，时刻处于追求满足与担忧失去之间，于是不停地将欲求诉诸时间，渴求通过掌控时间，将物欲充斥在生命时间中来获得短暂的安全感，如此循环往复，物欲被不断再造，精神从而不断空虚。

四、结语

在当今资本现代性形成的时间拜物教的问题上，从尼采到海德格尔，从西美尔到罗萨，都以不同视角将这一问题的精神病症深刻地还原，这些都是为资本时间祛魅，恢复生命时间本真和自由本性所需要的观念与理想架构。但他们或将解决路径寄托于某种精神醒悟，或彻底陷于悲观，正是由于没有看到社会时间背后作为普遍性因素起到根本作用的生产方式。而马克思则提供了根本的诊断和彻底的实践药方，时间拜物教就如同以往所有的拜物教形式一样，任何现代性的形式的积累中起决定作用的都是剩余价值生产的因素。在马克思看来，人的生存、生活乃至生命时间的全面异化深深根植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结构性矛盾中，并借以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时间模式对整个时间的完全抽象化进行再强化。由此导致了只认物质、金钱而不认自由、意义与未来的空虚时间的诞生。要破除这种时间抽象性及其拜物教形式，破除整个资本现代性时间模式下产生的精神危机，显然类似于海德格尔式的症状解读是不完全、不彻底的，从根本上讲，仍然要回到马克思“改变世界”而非仅仅“解释世界”的实践行动上。当前务必摆脱对时间拜物教问题无意识、未加反思的状态，从而进入自觉的、深刻反思的状态；必须真正揭露资本逻辑唯利是图的真面目，努力把经济理性上升到政治理性的高度。时间拜物教本质来说就是资本逻辑在世界历史中这一阶段的表达方式，只有对资本逻辑进行彻底扬弃和批判性超越，才能迎来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阶段所内含的真正的自由时间，使人们从资本现代性时间封闭性的逻辑中走出来得到真正启蒙，使对于自由时间的实践追求成为普遍性的历史力量，最终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开放、自由的社会时间。（注释略）

（作者系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 202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