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办？》是列宁于1901年至1902年间写成的一本论战性质的小册子。120年前，列宁所领导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处于组织涣散、思想混乱的状态，不仅党内分散的小组习气严重存在，而且蔓延着经济主义的错误思潮。经济主义吸引了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大批追随者，形成了以马尔丁诺夫为首的宗派小集团即“经济派”，危及党的领导与党的思想基础。对此，列宁撰写了旨在实现党内思想统一的《怎么办？》，揭批“经济派”的错误观点，不仅从政治上教育了党员群众，而且在极大程度上消除了“经济派”宗派活动及其错误理论的负面影响，捍卫了党的领导核心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加强了党对工人运动的政治领导。本文基于当代政治实践重温列宁的《怎么办？》一书，对该书中批判“经济派”的多重目的进行重新梳理与历史探讨，以期为当前我们“怎么办？”探寻理论参照与实践指导。
一、与“经济派”损害党的领导的言行作斗争，捍卫党的领导核心与集中统一领导
按照列宁的原定计划，《怎么办？》这本小册子只是准备详细发挥《从何着手？》一文中所谈到的思想，篇幅并不会很长，但是由于“经济派”的错误言行严重破坏了党的领导，为了“同这个模糊不清、缺乏明确性、可是却比较顽固并能在各种形式下复活起来的派别作坚决的斗争”[1]2，列宁改变了之前的写作计划并且在内容上进行了大幅扩充。因此，列宁之所以如此下大力气写作《怎么办？》，直接导因在于“经济派”的错误言行对刚成立的俄国社会民主党造成了严重的组织分化、思想混乱等危害，其目的之一是与“经济派”损害党的领导的言行作坚决斗争，捍卫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经济派”作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一个机会主义派别，起草了独立的纲领性文件，发表了一系列否定党的统一领导的错误政治主张。在工人运动方面，“经济派”崇拜运动的自发性，轻视“自觉因素”的作用即社会民主党的作用，强调工人要“从领导者手里夺回自己的命运”[1]36“由自己来掌握”[1]34，认为社会变革的最终结果取决于工人运动的自发性而非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引领。在工人运动的组织形式上，“经济派”夸大工人储金会、工人联合会等工人经济组织的作用，甚至将这些组织“同革命家的组织混为一谈”[1]120。他们反对建立集中、秘密的革命家组织，否定在党内确立领导核心的必要性，甚至污蔑列宁所主张的革命家组织是“民意主义”、同“民主原则”相抵触、具有“反民主倾向”，而罔顾实际侈谈“广泛民主原则”[1]129-132。在群众与领袖的关系上，“经济派”指责由革命家组织领导革命运动实际上是让这些职业革命家“代替大家动脑筋”[1]119，污蔑职业革命家组织是同群众相脱离的“密谋”组织[1]127，“玷污革命家的称号”[1]121，破坏群众对领袖的信任，反对建立权威的中央领导核心。
“经济派”的上述错误政治主张及其传播，加剧了俄国社会民主党内原有的分散性和自发性倾向，成为建立集中统一的工人政党的严重障碍。俄国社会民主党成立初期，列宁等许多马克思主义革命家正遭流放，党缺乏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与此同时，由于沙皇警察的严重破坏，党在建立之初便遭受重创。由于缺乏统一领导，地方党组织中小组习气浓厚、自由涣散。在这种背景下，19世纪90年代中期出现的“经济派”在党内迅速占据优势，肆意散播有损于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错误观点。应该说，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自发倾向助长了“经济派”错误观点的蔓延，而“经济派”的错误观点又加剧了党的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当时，俄国社会民主党内意见分歧和组织分化严重，几乎到处发生各自为政、力量分散的现象，各团体和“斗争协会”都在强调各自的特殊性和奉行相互对立的斗争策略。这样，革命小组之间缺乏必要的联动，缺乏一个长期、系统的计划，且由于保密意识不强而极容易遭到敌人的破坏。总之，“经济派”的机会主义观点对各级党组织产生了严重负面影响，致使党陷入了动摇、混乱、涣散的重大危机。对于这种情况，俄国社会民主党另一位创始人普列汉诺夫曾这样感叹道：“我们无论如何要摆脱这种混乱而可耻的局面。党忍受这种混乱状态真是不幸。”[2]195列宁也认为，这是俄国工人运动的“真正病症”[1]95。显然，摆在列宁等俄国马克思主义者面前的一个紧迫任务，就是必须建立一个集中统一的工人政党，确立一个权威的中央领导核心。这个领导核心必须由理论水平较高、政治素质过硬、经得住实践考验的职业革命家组成。由于沙皇专制统治、缺乏起码的政治自由，这种革命家组织只能是处在极端秘密的状态。
因此，针对“经济派”破坏党的统一领导及其错误观点对广大党员群众的腐蚀作用，列宁始终高度关注并联合流亡海外的其他马克思主义者揭批党内的经济主义错误倾向。实际上，在写作《怎么办？》之前，列宁就以流放地17名马克思主义者的名义撰写出《我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声讨经济主义，又独立撰写了《我们的纲领》《我们的当前任务》《迫切的问题》《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向》《我们运动的迫切任务》《从何着手？》《同经济主义的拥护者商榷》等文章，对“经济派”的错误主张予以猛烈批判。
但“经济派”罔顾列宁等众多马克思主义者的抗议和批评，活动愈发猖獗，并且在党内形成了以马尔丁诺夫为首的宗派小集团。他们以《工人思想报》《工人事业》杂志等报刊为舆论喉舌，在党内极力鼓吹机会主义的观点，明目张胆进行反马克思主义的宣传。甚至在自己的错误观点遭到列宁驳斥时，“经济派”就极力攻击以列宁为首的革命社会民主党人，这已经超出了党内“局部的意见分歧”的范围，甚至导致俄国社会民主党内“两个派别的根本对立”[1]2。需要指出的是，鼓吹“批评自由”的“经济派”一方面非常害怕公开、害怕批评，另一方面又在党内散布反马克思主义、反对建立集中统一工人政党的言论，污蔑列宁所主张建立的职业革命家组织，这显然是党内派别活动的典型表现。
鉴于“经济派”宗派活动构成了俄国社会民主党历史上“整整一个时期的特点的混乱和动摇”[1]3，列宁表示，虽然“我们已经做了我们所能做到的一切来防止同‘经济派’完全决裂，但是这一决裂毕竟是不可避免的了”[1]3。在这种情况下，列宁不得不在百忙之中写作出《怎么办？》，采取论战的方式从头梳理双方之间的争论，用尽可能通俗的方式和大量具体的例证，对“经济派”的错误观点进行彻底批判。对此，列宁引用拉萨尔在写给马克思的信中的一段话作为《怎么办？》的开场白，即“党内斗争给党以力量和生气。党本身模糊不清，界限不明，是党软弱的最大明证。党是靠清洗自己而巩固的”[1]1，来表明自己此次写作的目的。显然，为了尽早结束党内分裂和混乱的局面，确立党的领导核心和保证党的集中统一，社会民主党人就必须与“经济派”划清界限和开展党内斗争。
列宁通过撰写《怎么办？》向全党说明了“经济派”宗派活动及其主张的危害性，强调了要高度重视“经过考验的政治领袖”[1]115即党的领导核心的必要性。需要指出，当时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主要弱点恰恰在于缺乏一个坚强统一的领导核心且毫无秘密可言，沙皇警察通过一两期报纸的出版和散发便可以轻而易举摧毁党的组织。因此，列宁通过揭批“经济派”的错误言行，告诫社会民主党人要克服分散落后、各自为政的状态，就必须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就必须把所有秘密的职能集中在少数职业革命家手中，重视党的领导核心的作用。结果，列宁对“经济派”的批判，提升了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思想认识和政治水平，捍卫了党的领导。列宁的妻子娜·康·克鲁普斯卡娅指出：“《怎么办？》一书获得了特别大的成就。这本书回答了一连串最急于解决的问题。大家都强烈地感觉到非常需要建立一个秘密的、按计划进行工作的组织。”[3]61-62
二、揭批“经济派”错误思想及其传播的危害性，夯实党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
列宁的《怎么办？》是马克思主义与经济主义激烈交锋、抢夺意识形态阵地的经典之作，与经济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紧密相关，其写作目的之二是揭批“经济派”错误思想及其传播的危害性，夯实党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
“经济派”所鼓吹的经济主义作为伯恩斯坦主义在俄国的变种，以“批评自由”为幌子，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19世纪末，西欧资本主义的经济状况、阶级结构、工人待遇、阶级矛盾等均发生了重大变化，要求马克思主义能够作出适时的、令人信服的解释，但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也正是在这一关键时期相继辞世，从而为伯恩斯坦修正和攻击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定空间。伯恩斯坦主义一经面世，便得到各国机会主义者在思想上、理论上和行动上的附和，作为一种国际性思潮很快在欧美各国蔓延开来。在俄国，“经济派”不仅译介伯恩斯坦的著作，而且极力效法伯恩斯坦，打着“反对正统”“批评自由万岁”的旗号，“几乎取得了‘谴责’马克思主义的垄断权”[1]16。1899年，“经济派”在其纲领性文件《信条》中提出，当前政治运动的困难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危机”和伯恩斯坦主义的正确，断言“固执己见的马克思主义，否定一切的马克思主义，原始的马克思主义（对于社会阶级的划分持过分死板的看法），将让位于民主主义的马克思主义”[4]148。不仅如此，“经济派”还宣称马克思主义对俄国工人运动的实际任务“没有什么价值”[4]149，“从实践的意义来说也是有害的”[4]149。尤为严重的是，“经济派”甚至以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之名行反对马克思主义之实，以极具诱惑力和煽动性的标语或说辞，遮蔽其歪曲、矮化、贬损以及反对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的反动实质，混淆视听、颠倒是非、蛊惑人心。
需要指出，经济主义之所以能够在党内吸引大批追随者，诚然与“经济派”“假借马克思的名义来竭力贬低理论的意义”[1]23不无关系，但更大程度上是因为当时俄国社会民主党内多数成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不高所致。一方面，俄国社会民主党建立初期组织成分复杂，“有不少理论修养很差甚至毫无理论修养的人，由于看见运动有实际意义和实际成效而加入了运动”[1]22，这些人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不高而容易受经济主义的影响。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许多有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他们其中的很多人，既缺乏实际斗争经验，又理论准备不足，“往往只是从合法书刊上的论述中知道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片断”[1]35。这些人不仅从伯恩斯坦的著作中汲取养料，而且也从合法刊物上获取马克思主义知识，他们的存在是党内滋生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温床。另一方面，由于沙皇政府的镇压，列宁等饱经考验的马克思主义者流亡海外，很多党员更是忙于实际存活而相对忽略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学习，以致于党内出现了马克思主义、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合法马克思主义、经济主义等各种思潮层叠交织的混乱现象。党内很多领导干部无法辨别马克思主义与机会主义的区别，对经济主义的警惕性和免疫力不强，这势必为曲解马克思主义留下更大的余地。例如，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还不愿把‘所谓经济主义’看做机会主义”[1]19。就此而言，党的领导干部都理论认识不清、政治界限不明，就更不必说广大工人群众了。
显然，“经济派”的思想体系及其在党内的传播，已经对马克思主义构成了严重威胁。如果对这些错误主张置若罔闻、放任自流，势必会加剧党内思想混乱，最终导致党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滑向机会主义的泥沼，进而丧失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底色和对工人运动的政治引领作用。对此，列宁清醒地认识到，必须把深受“经济派”错误思想影响的党员群众尤其是一些党的领导干部争夺回来。列宁在列举恩格斯理论斗争的意义时，特别向全党说明了确立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极端重要意义，即“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1]24，同时告诫全党“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1]23，尤其是“在醉心于最狭隘的实际活动的偏向同时髦的机会主义说教结合在一起的情况下，必须始终坚持这种思想”[1]23。与此同时，他认为，社会民主党人要系统阐发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且要将这种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从外面灌输给”整个工人运动，否则就等同于接受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因为在阶级社会中，只有“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1]38，“不可能有非阶级的或超阶级”[1]38的“第三种”意识形态。换言之，思想领域的阵地，无产阶级思想不去占领，资产阶级思想就会占领，马克思主义不去占领，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就会占领。基于这样的认识，列宁强调，“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加强”[1]38，都是对党的领导的否定。
因此，要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社会民主党人就必须与经济主义的错误观点划清界限，并与之展开坚决斗争。列宁将俄国社会民主党成立以来的历史划分为3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和纲领产生和巩固的时期”[1]171，第二个时期是社会民主党“作为社会运动，作为人民群众的高潮，作为政党出现”[1]171的时期，第三个时期是经济主义等错误思潮所导致的“混乱、瓦解和动摇的时期”[1]172，并且指出“第三个时期什么时候完结”[1]173“使战斗的马克思主义巩固起来”的“第四个时期什么时候开始”[1]173。这里，列宁无疑是想表达，确立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前提，就是必须清除经济主义观点在党内的负面影响。基于此，列宁借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明自己对“经济派”的坚决斗争态度，即“决不能拿原则来做交易，决不要作理论上的‘让步’”[1]23。经过列宁及其战友的不懈努力和据理力争，终于粉碎了经济主义思潮。按照列宁的话说，那就是“反对‘经济主义’的斗争还在1902年就平息下去了，完全停止了”[5]384。从此，“经济派”及其错误主张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内便再无市场，“经济派”引以为傲的思想舆论阵地《工人思想报》《工人事业》杂志在1902年也相继停刊。虽然“经济派”于1902年11月又创办了一个《红旗》杂志，试图以此为依托继续宣扬机会主义的观点，但也只出版3期就停刊了。列宁通过撰写《怎么办？》，从思想上彻底粉碎了经济主义，巩固了党的思想基础，不仅满足了俄国社会民主党从思想上建党的需要，而且在第二国际也具有反对伯恩斯坦主义和捍卫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重要意义。
四、列宁批判“经济派”错误思想的当代鉴示
列宁撰写《怎么办？》不仅解决了当时俄国革命运动中的迫切问题，而且为无产阶级政党如何确立党的领导核心和科学理论的指导地位、提升党的政治领导力提供了生动示范，对当前我们维护党的领导核心和党中央权威，推动全党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加强党的政治领导，仍具有重要的鉴示意义。
首先，必须与损害党的领导核心的言行作斗争，捍卫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在列宁看来，任何阶级倘若没有自己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4]336。同样，无产阶级政党倘若没有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就不可能取得革命事业的胜利。正因为如此，针对“经济派”否定党的领导核心的言行，列宁撰写《怎么办？》予以批驳，反复强调建立职业革命家组织和确立党的领导核心的极端紧迫性。毋庸讳言，新时代党的建设所面临的也是“存在不少对坚持党的领导认识模糊、行动乏力问题，存在不少落实党的领导弱化、虚化、淡化、边缘化问题，特别是对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执行不力，有的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甚至口是心非、擅自行事”[8]50。如果对这种错误言行听之任之、姑息纵容，势必会削弱党中央权威和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党组织涣散、各行其是、一盘散沙，就难以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对此，习近平强调：“党和人民把我们放在这个位置上，历史的接力棒传到我们手中，我们就要对党、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负责，就要敢于同破坏党的领导、损害党的肌体的行为作斗争，否则我们就会成为历史的罪人！”[9]17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仍然需要像列宁与“经济派”作斗争那般，坚决同一切损害党的领导核心的言行作斗争，捍卫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其次，抓好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夯实党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政治上的坚定来自理论上的清醒，行动上的一致源于思想上的统一。“经济派”的错误观点之所以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内颇有市场，就在于很多党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不高，以致于看不清马克思主义与经济主义之间的区隔，更看不到经济主义所反映的阶级利益和所代表的工人运动走向，沦为了经济主义在党内的鼓吹者和助力者。因此，列宁撰写《怎么办？》强调“全面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提高政治和理论水平”“培养马克思主义干部”的重要性[10]。时至今日，与历史相似的就是我们党内有些领导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不高、学习能力不足、学习主动性不够，容易受各种错误理论的影响，以致于信念动摇、价值缺失、立场摇摆乃至政治虚无。因此，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同样必须抓好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使全党始终保持统一的思想，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事业兴旺发达的优势所在和宝贵历史经验。正如习近平指出的：“回顾党的奋斗历程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历经艰难困苦而不断发展壮大，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党始终重视思想建党、理论强党，使全党始终保持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11]74这就要求全党必须传承好这一重要历史经验，越是在国家和民族发展的重大关头，越是在应对复杂局面和各种风险挑战的关键时刻，就越是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夯实党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
再次，坚决批判错误社会思潮，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掌握群众。“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12]9的道理，并非只有马克思主义者知道，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者自然也非常清楚。因此，在意识形态领域，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但凡稍微松动，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就会乘虚而入，千方百计地与马克思主义争夺群众。错误理论代表的是非无产阶级的利益，如果任其泛滥势必在党内形成宗派集团。“经济派”的错误观点正是趁着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立足未稳，得到迅速发展且俘获了不少党员群众。需要指出，新形势下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依然尖锐复杂，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宪政民主、“普世价值”等错误社会思潮滋长蔓延、相互勾连、伺机而动。一些人如同列宁时期的“经济派”那般打着“批评自由”的幌子、喊着“最时髦的口号”，明面上是针砭时弊，实则是动摇民众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诋毁党的领导。因此，面对意识形态领域错综复杂的斗争形势，列宁撰写《怎么办？》启示我们，确立党的领导核心和科学理论的指导地位，就必须坚决批判错误社会思潮。政治上的坚定源自理论上的清醒，理论上清醒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批判错误社会思潮。只有对错误社会思潮进行批判，才能深刻领会、阐释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掌握群众，捍卫党的领导。最后，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不断提升党的政治领导力。列宁站在政治高度批判“经济派”轻忽政治而侈谈经济斗争的错误，要求社会民主党人必须从政治上看问题，以加强党对工人运动的政治领导。历史表明，列宁带领布尔什维克党实现了对工人运动的正确政治领导，得到了更多民众的认同与支持并且最终赢得政权。这就有力地说明：政治上的主动是最有利的主动，政治上的被动是最危险的被动。旗帜鲜明讲政治，既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特征，也是我们党一以贯之的政治优势。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同步交织、相互激荡，我国发展面临的各种风险挑战前所未有，同样要求党员干部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切实提高从政治上观察和处理问题、防范化解政治风险的能力。不可否认，我们党内“存在的政治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一些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忽视政治、淡化政治、不讲政治的问题还比较突出，有的甚至存在偏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的严重问题”[13]794。基于此，习近平反复强调要时刻紧绷旗帜鲜明讲政治这根弦，加强党的政治领导、提升党的政治领导力，确保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发展。需要指出，“政治方向是党生存发展第一位的问题，事关党的前途命运和事业兴衰成败”[11]93，“如果在方向问题上出现偏离，就会犯颠覆性错误”[11]93。因此，“越是接近目标，越是形势复杂，越是任务艰巨，越要发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优势”[11]294，确保政治方向不偏离。这就要求全党必须增强政治意识，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和把握政治大局，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
三、依靠团结奋斗开创美好未来
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标志着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迈上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团结奋斗的新时代要求贯穿于党的二十大报告全篇，在标题、主题、导语、正文、结束语等各个部分都明确体现出来。团结奋斗要一以贯之。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靠团结奋斗创造了辉煌历史，还要靠团结奋斗开辟美好未来。
团结奋斗，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列宁指出，“只要千百万劳动者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跟随本阶级的优秀人物前进，胜利也就有了保证”（《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70页）。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概括总结党的十条宝贵历史经验，第一条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并明确指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扭转近代以后的历史命运、取得今天的伟大成就，最根本的是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历史和现实都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治理好我们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和人口最多的国家，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民主集中制，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只要我们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动摇，坚决维护党的核心和党中央权威，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政治优势，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党和国家事业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就一定能够确保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向前进。
团结奋斗，必须有科学理论指引、有共同的理想信念。列宁指出，没有革命理论，就不会有坚强的党，因为革命理论能使全党团结起来，“他们从革命理论中能取得一切信念，他们能运用革命理论来确定斗争方法和活动方式”（《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74页）。毛泽东指出：“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邓小平也指出：“最重要的是人的团结。要团结就要有共同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我们过去几十年艰苦奋斗，就是靠用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为人民自己的利益而奋斗。”“人的因素重要，不是指普通的人，而是认识到人民自己的利益并为之而奋斗的有坚定信念的人。”（《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0页）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中国共产党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100年来，党之所以能够团结带领人民在一次次求索、一次次挫折、一次次开拓中完成中国其他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在新征程上，我们要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理论创新成果指引下，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团结奋斗，必须坚持统一战线。统一战线，是党克敌制胜、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坚持统一战线，也是党的百年奋斗得出的一条宝贵历史经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统战工作的本质要求是大团结大联合，解决的就是人心和力量问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556页）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党始终把统一战线和统战工作摆在全党工作的重要位置，努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为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营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人心齐，泰山移。人心需要联合，团结就是力量。要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作为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人民政协就是因团结而生、依团结而存、靠团结而兴的。在新征程上，要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统一战线组织的重要作用，有效运用制度优势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勠力同心、和衷共济，凝聚起中国人民共同奋斗的磅礴力量，谱写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
团结奋斗，必须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有矛盾就会有斗争。经过斗争，矛盾得到解决才能达成团结。毛泽东指出：“只讲团结一致，不讲斗争，不是马列主义。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斗争，才能达到新的团结。团结转化为斗争，斗争再转化为团结。不能光讲团结和一致，不讲矛盾和斗争。”（《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73页）例如在全民族抗战中，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伟大旗帜，同国民党顽固派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行为进行了有理有据有节的斗争，维护了抗日团结大局，保证了全民族抗战的伟大胜利，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历史证明，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没有斗争就没有进步，伟大事业都是在斗争中日益发展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敢于斗争不是乱斗一气，还要善于斗争。要合理选择斗争方式、把握斗争火候，抓主要矛盾、抓矛盾的主要方面，坚持有理有利有节，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在策略问题上灵活机动，根据形势需要，把握“时度效”，及时调整斗争策略，最终夺取伟大斗争新胜利。
（作者：李庆刚，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副主任、教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22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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