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前后，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中迎来“思想解放”的时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传入给国内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带来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在这一时期，国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各思潮流派的研究，不论是综合性的还是专题性的，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即从属于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质以及这些思潮流派与马克思主义的总体关系的判断。因而，在国内理论界始终存在着以苏联教科书体系为蓝本的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格义”与“反向格义”。正是这种正向或反向的“格义”,繁荣和发展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开创了马克思主义的新理论、新思想和新学术。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的历史缘起

在改革开放之前，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基本是苏联教科书体系一统天下的局面，国内理论界主要是将20世纪众多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视为资产阶级思潮，加以批判性研究。早在20世纪60—70年代，就有诸如卢卡奇的《青年黑格尔》和《存在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梅洛-庞蒂的《辩证法的历险》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著述被译介到国内。但是，国内理论界普遍将西方马克思主义视为“反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思潮，认为这一思潮表面上虽然与马克思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其实质是“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潮”。

国内最早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是徐崇温教授。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他就将美国实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悉尼·胡克介绍到国内，并翻译了他的《对卡尔·马克思的理解》、《从黑格尔到马克思》(部分)、《理性、社会神话和民主》(部分)等著作。此外，还有麻乔志、丁象恭、徐懋庸等人对法国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萨特的著作和思想展开译介和研究。在此期间，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如卢卡奇的思想及其著作也出现在国内理论界的相关译介性论文中。

国内理论界真正开始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展开研究是在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之后。不过，在此之前的1977—1978年间，胡乔木主持yl23455永利工作，中央领导同志要求yl23455永利提供一份有关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材料，这一任务最后落到徐崇温的肩上，他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搞了“一份材料在经乔木的首肯后上报中央”。紧接着，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西欧局邀请徐崇温讲授葛兰西，教育部邀请他赴上海、哈尔滨等地高校讲授西方马克思主义，随后这一活动又在许多高校、党校、军队院校、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相继展开。

1978年之后，《哲学译丛》开始大量刊登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性论文。同时，国内研究者开始翻译、介绍和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流派、代表人物及其著述思想。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内兴起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热潮，这一研究热潮与改革开放的大环境是相呼应的，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面向国际社会开放的体现，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摆脱过度政治化的逻辑、向正常的社会和学术生态回归的体现。

二、20世纪80年代前后国内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基本历程

20世纪70年代末，西方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与它直接发生关系的便是国内以苏联教科书体系为蓝本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因而，如何把握这一思潮与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体系之间的关系，便成为该时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主导性问题。所以，从这个视角看，该时期国内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

(一)教科书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批判或“格义”的阶段(1978—1982)

国内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刚刚起步时，理论界基本上按照教科书体系对其展开批判，用苏联版本的马克思主义来“格义”(认识和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当时的理论界普遍将西方马克思主义视为“十月革命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一股资产阶级反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思潮”,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既反对第二国际的新康德主义，又反对第三国际的庸俗唯物主义”,是在分析现代资本主义和展望社会主义时，在革命的战略和策略问题上“提出的不同于列宁主义的见解的意识形态”。这一思潮在“政治上同列宁主义相抗衡”,在“哲学上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立场相对立”。

当时国内的主流观点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虽然“以马克思主义自居”,但在20世纪欧洲各国苏维埃革命失败之后，普遍宣称“革命主观性的危机”“意识形态的危机”“马克思主义的危机”,并且认为列宁哲学思想“只是用来证明布尔什维克政治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一种特殊的粗陋的社会主义模式的意识形态”,因而是一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此外，列宁主义主张“哲学的党性原则”,这一原则是列宁根据恩格斯概括的哲学基本问题，着眼于哲学斗争的特点而提出来的理论原则。但这一原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不能接受的，它们主张“多元的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潮的代表人物“从不讳言同‘正统的’或‘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的对立”,认为“没有原始的、‘纯粹的’马克思主义，只有不断被创造的马克思主义”,因此，它们“当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而是反马克思主义思潮。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突破教科书版本马克思主义的阶段(1982—1987)

在这一阶段，国内研究开始突破苏联教科书的评判体系，径直探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诸代表性人物、流派、思潮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以及革命的认识、理解和把握。

在这一时期，国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更加全面、评价更加公允。理论界普遍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获得发展、20世纪60年代后在西方世界产生广泛影响的一种思潮。这一思潮“连同它本身的缺陷，都是20世纪变化了的资本主义世界的产物”。

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否是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此时国内理论界也开始持有一种审慎的态度。例如，有学者指出，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是真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假的?它果真是像其自诩的那样适合现代工业社会的、向前推进了的马克思主义，还是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反马克思主义”这一问题，暂时还是“不下结论为好”。当然，还有更为积极的观点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不止是一个哲学流派”,同时“也是一个社会主义流派”,是“一种造资本主义反的思潮”。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对苏联模式的批评、对社会主义的憧憬和希望，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发现”等内容，“虽然包含着种种错误，但它毕竟提供了西方现代左翼激进主义者思考解决有关当代人类面临的种种迫切问题的极其有价值的思想资料”。甚至有观点主张，“‘西方马克思主义’应该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中占有自己的位置”,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承认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马克思主义”。

(三)用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教科书版本马克思主义进行反向“格义”的阶段(1987—1989)

这段时期，国内理论界展开了一场历时数年、扩展到《人民日报》等十多家报刊乃至中国台湾地区的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论战和争鸣。理论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不仅开始突破马克思主义的苏联教科书体系，而且还出现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反向格义”,即对其展开反向检视、分析和批评。

这一“反向格义”进程的第一个表现，就是将西方马克思主义从西方资产阶级思潮中剥离出来，将其归属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这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不只是“马恩列斯”的著作史，而且还要反映“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多样性”,“尽管现在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作出全面评价的条件尚不成熟，但它是现代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形式中的一种形式，这是可以肯定的”。

鉴于此，国内一些学者开始从哲学高度探讨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作出的贡献。例如，用“实践一元论”或“实践本体论”来取代“物质一元论”或“物质本体论”,以重新解释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又如，用“总体性”和“主体性”来改造辩证法,或者用主体(或主客体的总体)辩证法来批判、否定和改造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客体辩证法”,等等。虽然各种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流派试图用当代西方哲学中的各流派去解释、发挥、补充和“结合”马克思主义，从而有可能背离马克思主义本身，但国内的这些研究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反思、对马克思主义本来面貌的探索，对于中国理论界从苏联教科书体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重新回归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研究，推动马克思主义在正本清源的前提下进行变革和重建是很有裨益的。

(四)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徘徊、反思和走向“双向格义”的前进阶段(1989—1991)

这一时期，由于受到国内政治风波和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影响，国内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处于徘徊、反思和前进的阶段。当时理论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判断重新抬头，即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并非马克思主义。

这种观点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打着“重新发现、设计”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其实是曲解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制造“早期马克思与晚期马克思”和“马克思与恩格斯、列宁”之间的对立，其实是肢解马克思主义，企图将列宁主义从马克思主义中剥离出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虽然深入尖锐，但由于陷入抽象人性论，因而无法触动资本主义制度，他们精心绘制的“人道化社会”无非是“理想化、抽象化和普遍化的资本主义社会”而已；西方马克思主义将当代资产阶级思想流派视为马克思主义的“来源、补充和结合物”,这只能说明它是属于资产阶级范畴的理论思潮；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与无产阶级的革命和社会主义运动相脱离，“讨论的重心也由政治、经济领域转向侧重于哲学、文化领域”,因而它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弃”。所以，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和遗弃，是“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潮”。

正是在这一时期，国内研究在徘徊与反思中向着“双向格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汇通与交融)的阶段前进。所以，不论是80年代初期国内理论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做出的“左”的判断，还是80年代中期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做出的“右”的判断，在这一时期都受到严肃的反思，这为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确立了正确的态度和立场，这就是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前提下，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以服务于“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之目的。

三、20世纪80年代国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若干观点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前后，国内理论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主要是将其放置在哲学世界观、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分析、对苏联社会主义的批判以及对革命的憧憬或反思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议题中，来总体性地把握和认识这一思潮，试图对这一思潮给出总体性的判断。国内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思潮、流派、人物及其代表性著述和理论的众多研究，都自觉或不自觉地从属于这一总体性的分析或判断。

(一)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中若干哲学问题的研究

众所周知，唯物论、辩证法和实践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石，马克思主义哲学乃是一种实践的、辩证的唯物论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实践观、辩证法和唯物论等问题上，都提出了与苏联马克思主义不一样的见解，因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有着不一样的认识和把握。国内理论界正是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启发和影响下，重新反思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形态。

1.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辩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以往一切哲学的根本标志之一，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原则。马克思也曾将自己的哲学称为“实践的唯物主义”。正因如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各个流派无不对实践范畴发生了强烈的兴趣，都用大量的篇幅谈论实践。

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于实践的观念或原则的理解不同于苏联马克思主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观点便是“实践一元论”或“实践本体论”,被用来取代“物质一元论”或“物质本体论”。对于20世纪80年代的国内理论界来说，这种观点是具有强烈冲击力的，也引发了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持久论战。

国内部分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把握自然世界与属人世界的统一”,关键在于它“把社会实践的观点作为世界观的基础”。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当是“实践本体论”。但更多学者对这一观点提出异议与反驳。他们指出，将实践原则上升到本体论的高度，把实践观点和唯物主义对立起来，无异于“从根本上取消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如果“把实践抽象地实体化，从而用主体—客体原则同格之类的东西去否定外部自居的客观存在”,继而“主张主体与客体、物质与精神统一于实践，实际上不过是黑格尔唯心主义实践观的另一种说法而已”。所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是以物质一元论作为自己的基本前提”,唯其如此，马克思主义“才把自己和那些唯心主义明确区别了开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石是物质一元论，而不是超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对立的‘实践一元论’”。

2.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探讨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思潮看来，不存在没有主体性原则的纯粹客体的辩证法，辩证法的内在根据就是主体性。黑格尔那种纯粹概念或思维范畴的辩证法或逻辑学在本质上植根于作为思维的“主体—客体”的辩证法。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语境中，这种辩证法是一种唯心主义的思辨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贡献就在于，它是在现实的社会存在中而非思维观念中把握辩证法。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辩证法的主体性原则的强调与苏联马克思主义对客体辩证法的凸显是相互对立的。这一对立直接关系到苏联马克思主义关于唯物辩证法(世界观)或自然辩证法(自然观)的基本理解，关系到国内理论界对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本认识。

国内部分学者受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认为辩证法的对象应当是“实践活动中主体与客体的辩证关系和运动发展的一般规律”,而不是“客体事物自身以及事物之间的辩证关系”。因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应当是“实践辩证法”或“历史辩证法”。但更多国内学者认为，这种以主客体之间关系为基础的辩证法其实是列宁曾经批判过的“原则同格论”,它“与马克思所创建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有着根本的分歧”。所以，“西方马克思主义将主客体关系视为辩证法的唯一因素，并由此只承认社会历史的辩证法，这一思想是错误的”。“那种离开物质第一性的前提，把纯粹活动提升为绝对，用‘谓语’作为主客体出发点和归宿的辩证法，并不是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的方法，而是黑格尔的表达方法。”

3.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争鸣

唯物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哲学立场。不过，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马克思的新唯物论统一于社会的或历史的实践原则，而不是统一于客观的或自在的物质原则。苏联马克思主义则针锋相对，认为物质的第一性和统一性是哲学唯物论的基石，物质的“一元论或本体论”是哲学唯物论的题中应有之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新唯物论的实践本体论的解释直接冲击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新唯物论的物质本体论的理解，因而在20世纪80年代的国内理论界引起激烈的争论。

国内有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的新唯物论区别于旧唯物论的地方在于，它实现了从旧唯物论的客观性原则向新唯物论的主体性原则的转换，“从主体性原则出发来理解客观性”,因而是一种“实践的”唯物论。有些国内学者对此反驳道，“实践总是人的实践，没有人就没有人的实践，那么，人就成了世界的最终本原”,由此“必然导致唯心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抽去实践是一切客观物质性活动的精髓部分”,“把‘实践’概念篡改为凌驾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绝对者’”,这是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修正为唯心主义”。他们认为，“一切唯物主义都主张世界统一于物质”,马克思的新唯物论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可能否认这一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一元论”或“实践本体论”是“‘克服’了唯物主义的一元论而陷入了唯心主义的精神一元论”,实际上是“费希特主观唯心主义思想在现代的复辟”。

(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中若干政治问题的研究

我们知道，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形成之初，就在政治问题上提出了与列宁主义不同的主张。因而，在其后续的发展中，不论是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分析、对苏联社会主义的批评，还是对社会主义的希望或憧憬，西方马克思主义都与苏联马克思主义存在不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此类认识对于国内理论界关于此类问题的研究是有一定的启发、借鉴和对照意义的。

1.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项中心议题便是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正因如此，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国内一些学者对于那种将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视为资产阶级思潮的观点提出异议，并认为它是更为宏阔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一个分支。这些学者提出，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和工业文明的批判性分析是有意义和价值的，并且指出，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就必须深入认识当代西方社会，而“参考和分析‘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提供的思想资料，又是必由途径之一”。

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不再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基础，而是由政治经济学向哲学回归，走向哲学批判和社会文化批判，由资本统治批判走向技术统治批判。这一点在20世纪30年代末以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中表现得尤其明显。不仅如此，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批判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同时，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进行批评，认为它过时和失效了。这一点自然受到当时国内理论界的批判。国内学者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此类批判其实是“用对资本主义国家表现形式的批判取代对资本主义社会本质的批判，掩盖资本主义社会各种痼疾产生的深刻根源”。所以，当时理论界一般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诸多批判并不是从马克思主义出发进行的批判，因而也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思潮。

2.探讨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苏联社会主义的批评

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苏联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矛盾和对立，不仅表现在理论形式上，而且还表现在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认知分歧上。20世纪80年代前后，西方马克思主义传播到国内，也触发国内理论界就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苏联社会主义的分析和批判展开研究。

20世纪8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苏联社会主义的批判与戈尔巴乔夫对苏联体制的反叛相呼应，自然也冲击了当时国内对苏联的基本认知。由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尚未发生，因而这时很难谈得上对苏联模式的事后反思，尽管如此，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苏联的分析和批判在国内理论界还是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和影响。国内有学者对此做出较为积极的评价，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针对苏联的批评“有许多是中肯的、有根据的、击中要害的”,也提出了诸如专政与民主、计划与市场、集权与分权、党与政、领袖与群众、社会解放和人类解放等一系列“值得讨论的问题”。也有学者指出，“对苏联模式的现实社会主义的批判”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三大主题”之一，他们“以思辨语言为武器，研究时代提出的新课题，回答社会主义遇到的新挑战”,“给西方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带来了新的生机”,然而，当西方马克思主义习惯性地将“‘现实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社会，甚至与法西斯社会相提并论”,并且“冠之以‘极权主义社会’的称谓”时，只能说“它们观察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立场和观点是根本错误的。

3.认识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社会主义和乌托邦的理论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另一项议题就是对革命的展望以及对社会主义或乌托邦的反思和憧憬。20世纪80年代前后，国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也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当时国内理论界的态度基本上是批判性的，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总体性批判在哲学上或许是成功的，但在“如何变革现实世界”的政治问题上，这一思潮却是不成功的。

众所周知，西方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20年代在反思苏维埃革命向西欧各国传播遭遇失败和挫折的基础上产生的，它对革命有着与列宁主义不一样的认识和思考。这就是后来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阵营中逐渐形成的“总体革命论”。这种总体性的革命观曾经是20世纪60年代之前西方国家一些左翼运动的指导思想，然而，随着1968年席卷西方世界的“五月风暴”的退潮，这一观念在西方社会的政治领域也走向衰落。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由政治经济学批判走向了哲学批判，由资本的抽象统治批判走向了技术的抽象统治批判，并且这一批判不仅涵盖了欧美资本主义，而且涵盖了苏联社会主义，甚至包括科学社会主义本身，因而只留下了单纯的乌托邦憧憬。正如国内有的观点所指出的，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离科学社会主义越来越远，所以对未来也只能表现出一种“乌托邦幻灭的悲观情绪”。

四、20世纪80年代前后国内理论界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总体认识的若干争论

20世纪80年代前后国内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试图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做出总体性的判断，从而在总体上明确这一思潮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关系。当然，不同的研究者对此有着不同的判断，他们之间自然也就展开了争鸣和论战。尤其是，1988年国内理论界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性质问题的争论推动国内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由以介绍性研究为主转向以讨论实质性问题为主。

这场讨论的缘起是，杜章智在《现代哲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等刊物发表文章，对国内以往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提出批评，《人民日报》转载了他的文章。徐崇温随即在《人民日报》《马克思主义研究》等报刊发文与杜商榷，对之提出反批评。随后，其他一些学者陆续发表文章，对其中一方表示附议。《中国日报》英文版于1988年10月4日和12月5日两次详细报道论战的情况，引起海外关注，中国台湾地区于该年出版了《大陆西方马克思主义争论集》。这场历时数年的争论对国内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深入和拓展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与影响。

(一)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存在问题的争论

徐杜之间争论的直接缘起便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是否成立的问题，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是否存在的问题。

“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是由科尔施1930年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问题和现状——一个反批判》一书中首次提出来的，其含义是指以卢卡奇和他本人为代表的另一种类型的马克思主义。后来，梅洛-庞蒂在1955年的《辩证法的历险》中承袭了科尔施提出的这一概念，并且赋予其较为宽泛的内涵。1976年佩里·安德森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使用了这一概念，并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了总体性的描述。

对于这一问题，杜章智的观点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国外并不是一个被人们普遍接受的、有确定涵义的概念”,这一概念不仅“不能反映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现状”,而且还“把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混为一谈”,“接受这一概念的人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只是占极少数”。徐崇温则认为，杜章智的说法有失偏颇。他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是从科尔施、梅洛-庞蒂、安德森那里而来，在西方理论界已经有着特定的含义和指称，因而不能轻易否定。

杜章智认为，在西方思想界根本就不存在一个叫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因为“在这些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或者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们当中，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的只是激进主义者，有知识的探求者或者马克思主义的同路人，还有少数反马克思主义者”。他因此主张，不妨将这些思潮视为更为宽泛的“当代国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界有部分学者赞同这一观点，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某种“非正统观念”的重新诠释和“非正统路线”的重新探索，因此，不能先入为主地用框架对其定性，而应当从马克思主义自身发展和分化的历史出发，结合国际社会主义实践，对当代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进行具体而全面的研究。

对此，徐崇温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存在是一个客观事实，至于是否赞同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潮，那是另一回事。他认为，无论把西方马克思主义说成“反马克思主义的”,还是说成“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都有所偏颇，应当“把它看成一种和马克思主义有区别、西方社会中的左翼激进主义思潮”。

(二)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之性质问题的争论

徐杜之争涉及的第二个问题便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性质问题，这一问题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存在问题相关联。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性质问题上，20世纪80年代前后的国内理论界基本上存在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一种是信奉苏联东欧思想体系的正统观念，即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是“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非马克思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修正主义思潮；另一种是赞同西方一些新左翼思想家的观念，即将西方马克思主义视为“发达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西方发达社会的表现形式。

在杜章智看来，传承自科尔施、梅洛-庞蒂和安德森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带有严重的托洛茨基主义倾向，以此来概述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全貌，显然是以偏概全，很难做到真实呈现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现状。不仅如此，他还认为，卢卡奇、葛兰西和科尔施等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理论家，其实都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将他们从通常所谓的西方马克思主义阵营中划分出来，归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阵营。对此，徐崇温提出反驳意见。他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否是客观的存在事实与这一思潮是否是马克思主义，是两个问题，承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存在与对这一思潮做出正确的评价并不矛盾。

对于徐崇温和杜章智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性质问题的争论，有学者指出，杜章智等人提出要“科学分析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避免‘唯我独尊’‘唯我独马’等，这无疑是合理的，但他们只是提出了问题，并没有解决问题”,徐崇温则似乎在无形中“达到或者说接近达到其批评者所追求的东西”。这些学者部分赞同徐崇温的观点，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客观存在的思潮，这一思潮是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起来的另一种形式的马克思主义。

对于这场争论，有学者总结道：“目前争论各方之所以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有不同的理解和评价，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用以划分是否是马克思主义的标准不统一。”这场争论表面上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是否存在、是否可取的问题，实质上争论的焦点是如何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名下的各流派以及其他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流派定性的问题。

(三)关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元化和多元化问题的争论

徐杜之争涉及的第三个问题便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究竟是一元化的还是多元化的问题。

众所周知，西方马克思主义是流派纷呈的，呈现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多元化格局，因而我们很难苛求这一思潮的各流派对马克思主义做出一致性的解释。因此，有观点主张，我们应以多样性的视角来研究马克思主义。但如此一来，我们就不得不面临如下问题，即能否承认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的多样性或多元化特征?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到底是“几个经典作家、领袖人物的‘一线单传’的过程”,还是各种左翼人士“创造性地运用和阐释马克思主义的‘一源多流’的过程”?

对于此类问题，有学者明确主张，“应当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多元性与马克思主义本身的一元性相结合，作为正确对待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原则”。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之日起，就形成了多元研究的格局，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解释和运用的多元化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多元化。马克思主义只有一个，这就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并且为后世的共产主义活动家和思想家所发展、所丰富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和解放理论。同时，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需要多元化的解释、研究和运用，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内在动力机制。马克思主义的多样化发展“不仅体现于成功地夺取了政权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且包括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内的多样化探索”,这就要求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外的各种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纳入视野。所以，这种观点通常反对使用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特称概念，因为，如果贬义地使用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那么就会视“正统”为真理，从而排斥甚至压制对马克思主义的多元化研究、解释和运用；如果将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作为褒义词使用，那么就会以“正统”为桎梏，从而会导致背叛马克思主义的一元性。

对此，徐崇温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在对待何为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一元论和多元论是不能并存的，那种关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多元化和马克思主义本身的一元性之间相统一的观点本身就是自相矛盾和相互冲突的。倘若如此，马克思主义的一元论也只是“一种名存实亡的假象”,而且在多样性和多元化的检验标准下，也无法坚持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统一性和真理性。

五、结 语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各种西方思潮涌入国门，但其中只有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发生了如此深刻的关联。这一点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间接或直接参与了这一时期几乎所有的大的思想讨论，诸如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主体性与启蒙问题、实践唯物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问题的讨论。

西方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极大推动了国内理论界的思想解放。一方面，它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分析和批判，为当时国内理论界从华而不实的“西学热”和“西化热”中冷却下来，深入认识当代西方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思想资源；另一方面，它对苏联社会主义的剖析和批评，为当时的中国反思苏联模式的问题和思考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观点、视角和分析方法。这都促使国内理论界更好地认识与反思苏联和西方的问题，继而从苏联模式和西方制度的双重教条中解放出来，为中国道路的成功开辟提供了理论契机。（注释略）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2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