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俄国向何处去？”成为俄国思想界激烈争论的问题。这一争论的实质是，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在发展道路上究竟是应该选择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以及如何看待和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围绕这一问题，俄国先是在十月革命前出现了主张“非资本主义道路”的民粹主义和颂扬资本主义“永恒论”的“合法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胜利后又出现普列汉诺夫、考茨基、苏汉诺夫等人质疑、攻击和唱衰列宁领导十月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灾难论”“早产论”“经济决定论”以及新经济政策问题上的“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小资产阶级革命主义”。这些错误思潮严重消解俄共（布）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夺取政权及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合理性和正当性，给俄国社会发展造成极大思想困扰。为廓清俄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的思想迷雾，列宁对这些错误思潮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温列宁在俄国发展道路上对错误思潮的批判及在批判中阐发的思想观点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批判民粹主义的“非资本主义道路”，强调落后的俄国要通过发挥资本主义进步作用和清除封建残余走向社会主义

　　19世纪下半叶，随着欧洲资本主义快速发展以及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俄国传播，俄国思想界展开了一场“俄国向何处去”的争论。在争论中，出现一个以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丹尼尔逊为代表的影响比较大的思想派别，即民粹派。这一派别十分痛心于俄国的落后，但资本主义给人类造成的灾难又令他们感到失望，因而幻想不经过资本主义、依靠仍然是小农生产方式的俄国村社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比如，赫尔岑指出：“我们称之为俄国社会主义的是这样一种社会主义：它来源于土地和农民的生活，来源于每个农民实际有一份土地，来源于土地的再分配，来源于村社占有土地和村社的管理”。[1] 车尔尼雪夫斯基也把俄国农民公社视为过渡到“高于阶级对立的西欧资本主义社会”的“新的发展阶段的手段”[2]。丹尼尔逊等认为俄国根本不具备“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最起码的条件”[3] 等。所有这些归纳起来，就是“鼓吹俄国发展的另一条道路，即非资本主义的道路”[4]。列宁认为这是“一种反动的和有害的理论，因为它使社会思想发生混乱，助长停滞现象和各种亚洲式的东西”[5]，因而主张对其必须进行坚决的思想斗争。

　　一方面，列宁批判民粹主义“非资本主义道路”是代表俄国小生产者利益的“错误的”“社会主义乌托邦”。根据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支配人类社会更替的动力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最终的决定性因素是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即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社会，蒸汽机产生的是资本主义大工业社会，社会主义作为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必然以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为前提。但民粹派却主张依靠小生产方式为主的村社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不能说不是一种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反动思潮，其出发点并不是社会主义所追求的劳动者的解放而是维护小资产阶级利益。关于这一点，列宁对民粹主义代表人物赫尔岑的批判可谓一针见血：“赫尔岑把农民连带土地的解放，把村社土地占有制和农民的‘土地权’思想看做‘社会主义’，……是没有一点社会主义气味的。它也像西欧‘1848年的社会主义’的各种形式一样，是一种表示俄国的资产阶级农民民主派的革命性的温情的词句和善良的愿望。”[6] 这里的“西欧‘1848年的社会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猛烈批判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指的是19世纪40年代的西欧小资产阶级，由于哀伤于自身地位和利益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日益恶化，总是以小资产阶级的眼光和尺度批判资本主义，幻想回到过去的小生产方式和田园诗歌般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将其视为“反动的，同时又是空想”的社会主义，因为他们是“企图重新把现代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硬塞到已被它们突破而且必然被突破的旧的所有制关系的框子里去”[7]。在列宁看来，俄国的民粹主义把俄国村社看作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基石，这和1848年时的西欧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可谓如出一辙。就民粹主义的实质，列宁明确指出：“其内容则是代表俄国小生产者即小资产者的利益和观点。……一副面孔看着过去，想巩固自己的小经济……另一副面孔则看着未来，仇视使他破产的资本主义。”[8] 就民粹主义的反动性，列宁分析说：“它是反动的，因为它极力保存自己的小资产阶级地位，力图阻止和扭转国家朝着资本主义方向的发展。”[9] 就民粹主义的空想性，列宁评论道：民粹主义的主张反映了千百万深受封建剥削的小资产阶级劳动者“要把资本主义新剥削者‘一并’消灭掉的虚幻的冀望”，但“这种民主主义作为社会主义乌托邦是错误的”[10]。

　　另一方面，列宁有力批判了民粹主义散布的“资本主义人为论”和“资本主义破坏论”，深刻阐明了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必然性和历史进步性。其一，针对自由主义民粹派的俄国资本主义“人为论”，即认为资本主义“在西方是一个发展过程，在我国则是移植、是模仿”“俄国不存在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最起码的条件”[11] 等荒谬言论，列宁奋笔疾书，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俄国资本主义作为商品生产发展的必然结果，无论是在乡村还是城市，已经成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从而有力论证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已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12]。其二，针对民粹主义者鼓吹的“资本主义破坏论”，即认为资本主义在俄国“变成了为一小撮不但不起任何进步的历史作用，相反却阻碍工业正常发展的人的私利而剥削人民劳动的方式”[13]，列宁批判其是“没有本领解释资本主义，耽于空想而不愿研究和弄清现实，结果必然否定资本主义的意义和力量”[14]，并强调“资本主义的进步作用正在于它破坏了使得生产者愚钝和没有可能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旧有的狭隘生活条件”[15]。对此，列宁特地用对比的方法加以阐释：“只要想到小生产者的惊人的分散性这种宗法式农业的必然后果，就可以确信资本主义的进步性，因为它彻底破坏了旧的经济形式和生活方式以及它们长期以来停滞不前和因循守旧的状态，破坏了陷于中世纪壁垒中的农民的定居状态，造成了新的社会阶级，这些阶级根据需要而竭力联系起来，联合起来，并积极参加国家和全世界的整个经济（而且不只是经济）生活。”[16] 这里，列宁深刻阐明，资本主义的进步性就在于它从根本上改变了导致俄国长期停滞落后和因循守旧的经济方式和生活方式，进而不仅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也造就出了一个具有高度历史主动性的新兴阶级即无产阶级。在分析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什么是空想社会主义者时，列宁明确指出其局限性就在于没能认识到“只有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发展，才能为社会主义的实现创造物质条件和社会力量”[17]，从而深刻指出，由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和无产阶级的日益壮大，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和社会力量。没有高度发展的生产力，没有作为实现社会变革的阶级力量即无产阶级的成熟，试图在村社基础上实现社会主义，注定是乌托邦式的政治幻想。至此，列宁通过对民粹主义的“资本主义人为论”“资本主义破坏论”的有力批判，不仅深刻阐明了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性和进步性，认为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决不排除资本主义的可能性，也决不排除它与从前各种社会经济制度相比起来的进步性”[18]，而且也内在地包含着他对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在走向现代文明道路上如何对待资本主义的正确解答，即：“首先应该实现的要求是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替资本主义清除封建残余。”[19]

二、批判宣扬资本主义“永恒论”的“合法马克思主义”，强调俄国资本主义具有历史暂时性

　　在关于“俄国向何处去”的争论中，俄国思想界还出现了一个与民粹主义主张截然相反的以司徒卢威为代表的极度赞美资本主义的思想派别。这一派别经常在当时合法的也就是经过沙皇政府准许的报纸杂志上，利用马克思的理论观点论证资本主义必然性、优越性、永恒性，列宁因此将其称之为“合法马克思主义”。

　　由于“合法马克思主义”也强烈反对民粹主义的“非资本主义道路”主张，因而列宁在反对民粹主义的斗争中，对“合法马克思主义”持积极态度，赞扬司徒卢威提出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不仅是一种否定的而且是一种肯定的巨大文化力量”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20]，但二者对资本主义发展前景的认识却存在根本分歧。具体地说，列宁批判民粹主义的“非资本主义道路”，是在于他认为依靠村社建立社会主义是痴人说梦，主张俄国应通过充分发挥资本主义的进步作用和清除封建残余走向社会主义。而“合法马克思主义”则把对民粹派的批判变成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颂扬。他们只描述资本主义在俄国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避而不谈俄国资本主义存在的深刻矛盾及其造成的灾难，否认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认为资本主义能够永世长存，主张俄国走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对此，罗莎·卢森堡曾精辟指出，俄国“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对他们的论敌“民粹派”的胜利过了头，认为原本二者争论的“问题是资本主义就一般而论以及资本主义特别在俄国发展是否有发展的可能”，而“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在证明资本主义在俄国发展的可能性时，却从理论上证明“资本主义能够永远存在下去”[21]。

　　列宁在肯定俄国资本主义历史进步性的时候，强调丝毫也不能“忘记它固有的深刻的社会矛盾”[22]。列宁对“合法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正是通过对俄国资本主义所“固有的深刻的社会矛盾”及其危害的深刻揭露展开的。例如：针对“合法马克思主义”者极力鼓吹资本主义并没有造成群众的贫苦化以及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是在扩大而是在缩小的言论，列宁分析指出，这是试图通过美化资本主义愚弄和欺骗工人群众，因为工人的收入虽然相比于过去有一定增加，但工人支付劳动力必要费用的增长要远远超过工人工资的增加，“资本主义社会的财富以难于置信的速度增长着，与此同时工人群众却日益贫困化”[23]；针对“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宣扬马克思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论已经过时、资本主义阶级矛盾呈减弱和缓和趋势的言论，列宁讽刺散布这样言论的人是“最近视的人”，因为“各个危机的形式、次序和情景是改变了，但是危机仍然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可避免的组成部分”[24] ，等等。这样的揭露还有很多。列宁对“合法马克思主义”种种颂扬资本主义言论的批判，旨在表明，虽然资本主义具有进步性，但它并不是尽善尽美的理想社会制度，无论“合法马克思主义”者怎样美化资本主义，都掩盖不了其存在的深刻矛盾及其造成的灾难。并且，由于俄国农奴制残余的存在，导致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矛盾在俄国表现得比西欧国家更加深刻、复杂、尖锐，造成“资本不仅没有消除群众所受到的压迫、剥削、贫困，反而以新的形式制造了这些灾难，并且在‘现代的’基础上复活了旧的灾难”[25]。一句话，正是俄国资本主义“深刻的全面的社会矛盾”决定了“这种经济制度的历史暂时性”[26]。“合法马克思主义”希冀资本主义能够永世长存，注定也是一种虚幻的乌托邦。列宁对此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的种种矛盾，证明了它的历史暂时性，说明了它瓦解和向高级形态转化的条件和原因。”[27] 这意味着，落后的俄国要走向现代文明，既要看到资本主义的进步性，又要看到资本主义的历史暂时性，归结起来一句话，就是既要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又要超越资本主义。

三、批判普列汉诺夫等人否定十月革命的“历史灾难论”“早产论”“经济决定论”，强调落后的俄国可以先夺权再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十月革命胜利后，普列汉诺夫、考茨基、苏汉诺夫等第二国际和孟什维克的理论家以落后的俄国缺乏建设社会主义客观前提为论据，大肆质疑、攻击和唱衰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建立的苏维埃政权和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普列汉诺夫认为“俄国历史还没有磨出烤制社会主义的白面馅饼所需要的面粉” [28]，指出十月革命及其建立的社会主义是“最大的历史灾难的道路”[29]。考茨基则攻击十月革命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像是一个“早产儿”，并认为“这样生下来的孩子，通常是活不成的”[30]。苏汉诺夫提出“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高度”[31] 等。这些言论可以概括为“早产论”“历史灾难论”“经济决定论”，其用意在于否定列宁领导俄共（布）进行革命和建立苏维埃政权、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如果任其发展，必将严重动摇广大群众对党和苏维埃政权的政治认同以及党带领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针对普列汉诺夫、考茨基、苏汉诺夫等人的上述言论，列宁批判其是不懂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虽然列宁也认为俄国经济文化非常落后，但他又强调：“如果说我们既然承认我国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不相称，‘因而’就不应该夺取政权，那就犯了不可救药的错误。”[32] 列宁指出，这种观点之所以错误，就在于它机械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是社会发展决定性因素的观点，只是孤立地把俄国的发展水平作为判断是否能够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唯一标准，没有从国际形势、历史条件等方面来考察俄国十月革命的特殊性、必然性和必要性。列宁批判道：“他们都自称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却迂腐到无以复加的程度。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他们一点也不理解。”[33] 列宁话语中的“革命辩证法”指的是革命和发展道路的选择，不能完全拘泥于某种固有的思想和统一的道路，而要结合本国实际，善于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做出选择。关于这一点，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就曾明确指出：“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34] 在临终前的《论我国革命》中，列宁进一步明确指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35] 具体到俄国来说，十月革命前的俄国虽然从经济条件上还没有达到实现社会主义的高度，但此时的俄国由于沙皇的黑暗专制统治和资产阶级临时政权的不作为，也由于俄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加剧了国内危机，各种矛盾进一步加剧和激化，出现了汹涌澎湃的工农革命力量和一触即发的革命形势。列宁认为，布尔什维克抓住革命的有利时机，果断发动革命并建立苏维埃政权，不仅不违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反而体现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的辩证法和布尔什维克带领人民创造历史的主动精神。列宁就此反问道：“在毫无出路的处境逼迫下，难道他们就不能奋起斗争，以求至少获得某种机会去为自己争得进一步发展文明的并不十分寻常的条件吗？”[36]

　　有必要指出，列宁并没有有否认普列汉诺夫等人提出的俄国不具备建设社会主义客观前提的观点，而是明确承认这一观点是无可争辩的。进而言之，列宁和普列汉诺夫等人的分歧，并不在于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是否具备实现社会主义所需要的文明前提，而在于这样的俄国能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在这一问题上，普列汉诺夫等人教条主义地理解和固守马克思唯物史观，以落后的俄国不具备社会主义所需要的经济条件为由，强调在俄国首先应该进行的是资产阶级革命，然后通过发展资本主义创造出社会主义所需要的客观条件后，再发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立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列宁则主张，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应发挥历史主动精神，利用有利的革命形势和革命时机先夺取政权，然后努力创造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文明条件，即：“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37] 至此，可以看出，十月革命的意义就在于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坚持马克思唯物史观与发挥历史主动精神的有机结合，为落后的俄国开辟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道路，即通过革命实现社会基本制度变革，然后努力创造社会主义所需要的现代文明并最终建立社会主义。

四、批判新经济政策问题上的“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小资产阶级革命主义”，强调要利用资本主义并保证新经济政策俄国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

　　1921年3月，为了克服苏维埃政权面临的严重经济困难以及由此而来的工农群众对俄共（布）的政治认同危机，列宁带领俄共（布）果断做出了实施新经济政策的决定，包括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实行租借制和租让制、允许货币和商品关系存在等。但围绕这一政策却出现了激烈的争论。争论主要表现为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一种是以资本主义为政治信仰的“路标转换派”鼓吹新经济政策将会把俄国引向资本主义，号召成员积极参加苏俄的各项工作以促进这种转变。他们认为新经济政策并不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策略，“而是演变，是内部的蜕变，他们一定会走向通常的资产阶级国家”[38]。“路标转向派”的代表人物乌斯特里亚洛夫明确说道：“我赞成支持俄国的苏维埃政权，我之所以赞成，是因为它踏上了走向通常的资产阶级政权的道路。”[39] 《路标转换》杂志甚至发文认为，俄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在新经济政策影响下已经发生改变，即俄国“正在滚进通常的资产阶级泥潭”[40]。列宁清醒认识到“路标转换派”的政治意图就是用和平的手段促使俄国走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因此将其称为“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另一种与“路标转向派”的欢欣鼓舞形成鲜明对比，是忧心忡忡地质疑、甚至是激烈反对新经济政策。他们从传统社会主义观念和朴素的社会主义感情出发，对新经济政策允许发展资本主义想不通，说什么“资本主义是祸害，社会主义是幸福”[41]，列宁将这种思潮称之为“小资产阶级革命主义”。

　　围绕新经济政策出现的“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小资产阶级革命主义”，涉及的是列宁领导的俄共（布）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即新经济政策将会把俄国引向何处？是引向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问题的实质在于，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选择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后该如何对待资本主义？共产党人在允许资本主义发展条件下如何保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

　　面对上述“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小资产阶级革命主义”的双重挑战，列宁清醒认识到，必须廓清新经济政策问题上的思想迷雾，以保证新经济政策的俄国沿着正确方向发展。

　　一方面，列宁批判质疑、反对新经济政策的“小资产阶级革命主义”是不切实际的“革命空谈”，强调经济落后的俄国必须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针对那句最能代表小资产阶级革命主义者心结的“资本主义是祸害，社会主义是幸福”，列宁认为这不是从俄国主要是小农经济的基本国情出发，而是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从俄国现存的各种社会经济结构总和中拿出来并抽象地加以对立。列宁坦言，如果只是抽象地比较，资本主义相对于社会主义毫无疑问是祸害，但若考虑到俄国大量存在的依然还是涣散落后的小农生产，资本主义就不但不是祸害而且是幸福。如果共产党人试图堵塞资本主义发展，就愚蠢至极并“必然会遭到失败”[42]。基于此，列宁强调，务必要把国家资本主义“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43]。

　　另一方面，针对“路标转换派”鼓吹新经济政策会使俄国走向资本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列宁强调共产党人必须警惕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在俄共（布）十一大政治报告中，列宁将鼓吹新经济政策是“演变”的“路标转换派”称为“阶级敌人”，认为他们说出了“阶级真话”，指出“路标转换派反映了成千成万的各色各样资产者或者参加我们新经济政策工作的苏维埃职员的情绪。这是一个主要的真正的危险”[44]。1922年8月，俄共（布）第十二次全国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反苏维埃的党派的决议》指出：“在路标转换派中资产阶级复辟的倾向也是很强烈的。”[45] 这也表明，列宁对“小资产阶级革命主义”关于新经济政策有可能将俄国引向资本主义道路的担心并不是置之不理，而是极其重视，多次强调“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和保证走共产主义道路” [46]。

　　列宁的伟大在于没有被新经济政策带来的资本主义因素增长以及由此可能出现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吓到，而是表现出一种明知山有虎偏往虎山行的斗争精神。针对“路标转换派”认为新经济政策“不是策略，而是演变”的观点，列宁反问道：“是‘热月政变’吗？头脑清醒地看待，或许是的？会发生吗？会见分晓的。上战场别吹牛！”[47] 这里，列宁已经把由新经济政策带来的俄共（布）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比喻成事关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一场较量，关键是如何在这场较量中获胜，“怎样保证在不久的将来把国家资本主义变成社会主义”[48]。他说：“我们应当强迫资产阶级用他们的双手来为我们工作，而不能让负责的共产党员身居领导地位，头戴官衔，却跟着资产阶级随波逐流。问题的全部实质就在这里。”[49] 列宁这里无疑是强调，共产党人如果缺乏领导能力，在做经济工作方面不如资产阶级，就会被其牵着鼻子走，社会主义的前途也就成了泡影。正是基于如此清醒的认识，列宁在最后一次公开讲话中进一步强调，“我们必须走向社会主义，但不是把它当作用庄严的色彩画成的圣像” [50]，而是必须努力使广大群众觉得“这比旧制度好”，“必须善于克服新经济政策的一切消极面”[51]。这表明，社会主义是列宁领导的俄共（布）坚定不移的追求，也是新经济政策的根本目的，但新经济政策有可能带来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共产党人要在允许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下保证国家不变色，最根本的还在于能够有效利用和驾驭资本，取得令人民满意的社会主义建设成效。只有这样，人民群众才会通过对比，坚定追随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从而保证“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52]。

　　（作者为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区域实践研究中心研究员，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十月革命后列宁对错误思潮的批判及其当代价值》（项目编号：23AKS023）的阶段性成果】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理论视野》2023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