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以来，在国际金融危机、难民危机、恐怖袭击与骚乱等因素的叠加作用下，欧洲政治极化加剧，以匈牙利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以下简称“青民盟”)、法国“国民联盟”、意大利兄弟党、瑞典民主党为代表，一批持激进主张的政党相继在欧洲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除上述政党外，欧洲范围内的新激进主义政党还包括：法国“不屈法国”，意大利“联盟”、“五星运动”，德国选择党、左翼党，西班牙“呼声”、“我们能”，奥地利自由党，荷兰“正确答案2021”，捷克“不满公民行动”（ANO2011）、“自由与直接民主”，匈牙利“约比克”，希腊激进左翼联盟，等等。它们利用各类选举稳步拓展影响力，有力地冲击了传统政党在政坛的主导地位。2022年，意大利兄弟党在全国议会选举中获得26%的选票；在匈牙利，青民盟得票率近54%，获得国会199个议席中的135席；瑞典民主党获得20.5%的选票，成为议会第二大党，能影响温和党政府的政策；法国“国民联盟”在全国议会选举中得到18.7%的选民支持，最终获得89个议会席位。以“不屈法国”为首的“生态和社会人民新联盟”获得131个席位，成为议会第二大集团。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统计口径的差异，《世界报》网站对“生态和社会人民新联盟”的议席统计数据为142个议席，同内政部数据有出入。与此同时，它们自创立之始便饱受欧洲传统政治力量、主流媒体的抨击。后者频频用“极端”“排外”“民粹主义”“种族主义”等贬义标签描述新激进主义政党，指责它们煽动民众，违背自由、民主的基本价值，是对民主的重大威胁。然而，如此“不堪”的新激进主义政党缘何获得越来越多的欧洲民众的青睐？

　　各新激进主义政党的源起与发展历程不尽相同，总体上看它们是一个意识形态异质化的集合。然而，由于它们均将矛头指向了本国乃至整个欧洲的社会弊端，提出了一些不同于传统政党甚至是“政治不正确”的政策主张，并且逐渐与传统政党“分庭抗礼”，从而招致后者贬义的“标签化”回应。

　　传统政党和政客一般认为，新激进主义政党是一种“离经叛道”的力量，他们试图以“咄咄逼人”的方式挑战或变革主流价值与制度，这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新激进主义政党具有“极端”“仇恨”“种族主义”等鲜明特征。例如，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曾在辩论中称“国民联盟”领导人玛丽娜·勒庞是“腐败、危险的民族主义”，是危险的骗子。.西欧多国社会党的联合组织“进步联盟”则称新激进主义政党“汲汲于分裂的政策，点燃仇恨和恐惧之火，鼓励边缘化和分化”。二是新激进主义政党与自由民主原则相悖，具有“威权”“寡头”“专制”等特质以及“亲俄”“通俄”倾向。2010年以来，欧盟多次批评匈牙利青民盟政府违反了欧盟的基本价值原则，破坏了自由、民主与法治，导致匈牙利出现了民主倒退。2022年，欧洲议会甚至判定匈牙利不再是一个完全的民主国家，而是“选举独裁主义”。意大利兄弟党领袖焦尔吉娅·梅洛尼与勒庞则多次被定性为“亲俄”派，因为她们或主张同俄罗斯发展伙伴关系，或曾公开称赞普京。三是新激进主义政党鼓吹民粹主义，煽动民众的不安与敌视情绪。例如，马克龙称民粹主义正像麻风病一样在欧洲蔓延，欧洲人应更加积极地与之抗争。欧洲人民党领袖唐纳德·图斯克认为，欧洲政坛已经形成了两大阵营——不负责任的民粹主义政党和负责任的人民党，并且誓言要同“民粹主义者、操纵者和独裁者”进行坚决斗争。

　　与传统政党和政客类似，西方主流媒体在评论中最常使用的标签是“极左/右翼”“民粹主义”。前者主要用于说明新激进主义政党的观点、主张背离传统主流价值，带有偏激乃至极端的情绪。例如，媒体经常使用“极左翼”或者“强硬左派”称呼“不屈法国”，因为该党试图“背离”欧盟的经济、社会和预算政策，挑战欧盟坚持的自由市场原则。《纽约时报》则将其党名翻译为“叛逆的法国”，暗指它是主流价值的“叛逆者”。“国民联盟”被视为法国典型的极右翼，因为它对移民、难民和外来宗教文化的态度不宽容、不友好，甚至鼓动文化对立与冲突。“民粹主义”则是西方主流媒体对新激进主义政党自诩代表人民意志、是“人民的扩音器”的回应。它们注意到民粹主义现象的兴起同欧洲问题迭出的现状有关，但倾向于认为新激进主义政党的富有魅力的领袖通过“煽动性”“欺骗性”的话语，歪曲了社会问题，鼓动了人民和精英之间的对立，分裂了社会。例如，英国广播公司声称民粹主义力量将欧洲带到了十字路口，并暗示它将导致一个“脆弱的、支离破碎的欧洲”。欧洲新闻台同样认为，民粹主义会严重侵蚀欧洲的自由民主。

　　除此之外，对一些曾与法西斯主义有历史关联的政党，西方主流媒体视其为法西斯的余孽。2022年意大利兄弟党胜选后，多家西方主流媒体称之为“后法西斯”政党，并预判意大利的前途因其获胜而未卜。有评论甚至认为，梅洛尼的胜选是意大利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它打破了自贝尼托·墨索里尼倒台以来意大利的民主遗产和发展轨迹。意大利《共和报》前主编埃齐奥·毛罗同样担忧道，梅洛尼的上台将“改变我们国家的形态”，“标志着反法西斯主义的终结”。瑞典民主党崛起后，德国之声认为，该党无法摆脱新纳粹标签，其许多成员仍然是种族主义者。《波士顿评论》称，凭借着复活同质化民族的承诺，瑞典民主党得到了许多本国白人的认同。未来四年，它对政策的影响力将超过以往，甚至有可能成为最大的单一政党，那将是噩梦般的景象。

　　西方学术界的评价稍显客观，但也时常出现“拉偏架”的现象。西方学者常用“激进左/右翼”（Racial Left/Right）、“极左/右翼”（Far Left/Right）、“极端左/右翼”（Extreme Left/Right）、“左/右翼民粹主义”（Left/Right Wing Populism）称呼新激进主义政党。这些概念的背后依然是其对新激进主义政党兴起的担忧。

　　第一，新激进政党被分为左右两类政党。绝大多数研究侧重于右翼激进主义政党，并将它们视为一个全新的政党家族。在学者们看来，右翼激进主义政党含有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排外主义、反对多元文化以及强势国家等特征。例如，卡斯·穆德将激进右翼政党家族的意识形态提炼为本土主义、权威主义和民粹主义。其中，首要的一点是本土主义，即国家应该完全由本土群体(民族)的成员居住，而非本土因素(人和思想等)从根本上威胁着同质民族国家。与之相对，左翼激进主义政党具有鲜明的反资本主义、反新自由主义、反精英建制和国际主义等特征。它们坚持社会正义和财富再分配的价值观，要求对当前的经济和社会体系进行彻底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左右之分构成了当前西方学术界对于新激进主义政党研究的基本路径。然而，它的缺陷是十分明显的，即无法解释为何右翼和左翼新激进主义政党的支持者大多属于社会的中下层群体，未能“反映选民在寻求表达他们对建制派的幻灭时可选择的真正范围”。 

　　第二，西方学术界拒绝将新激进主义政党等同于法西斯主义的余孽，认为它们只是在意识形态上与持中间立场的主流政党相距甚远，而不是完全反对现有体制。西方学术界使用“极端”一词，以区别于“激进”。穆德和卢克·马奇将“极端”定义为在意识形态和实践上彻底的反民主，并且不排除使用暴力手段；“激进”则是反对自由民主的一部分关键特征或特定要素，其中最显著的是反对政治多元化和宪法保护少数群体。新激进主义政党基本遵守代议制民主的规则。苏黎世大学学者汉斯-格奥尔格·本茨同样认为，与过去的法西斯和右翼极端主义政党和运动不同，激进民粹主义右翼几乎不寻求对现有民主政权进行革命性变革，以及创造“新人”。因此，“国民联盟”“北方联盟”等新激进主义政党在上述研究中基本被划归“激进”范畴。

　　第三，民粹主义是当前新激进主义政党最显著的特点，但是民粹主义没有固定的意识形态，是“空心”的。例如，保罗·塔格特认为，民粹主义本来是作为一个形容词依附于其他意识形态之上，以此来填充自身的空洞无物。穆德则指出，民粹主义是中心稀薄型的意识形态，它需要依附于中心浓厚型的意识形态，如法西斯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等。当前民粹主义力量分化出两个“变种”：与左翼价值观融合产生的“左翼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本土主义等相融合，以捍卫本国文化传统、排斥移民为特点的“民族民粹主义”或“右翼民粹主义”。对于民粹主义的影响，西方学者们倾向于承认它虽然揭示了现存自由民主的一些弊端，但是将社会分成了两个同质且对立的群体——“纯洁的人民”和“腐败的精英”，并且其自诩为“真正民主的真正捍卫者，能够考虑‘普通人’的担忧和利益，敢于直言反对建制”的做法给当前政治运行机制带来了挑战，威胁了民主体制。

　　总之，当前西方传统政党和政客、主流媒体与学术界赋予了新激进主义政党“民粹主义”“极左/右翼”“激进”“极端”“种族主义”等一系列标签。其中，传统政党和政客对新激进主义政党的偏见与敌视情绪最为强烈，后者在前者的话语体系中属于社会的“毒瘤”，需要除之而后快。主流媒体虽然关注到新激进主义政党的兴起与当前的社会问题相关，但是仍然对这些政党的言行给予了彻底的消极评价。比较来看，学术界的评价稍显客观。虽然绝大部分西方学者给予了新激进主义政党负面评价，视其为西方政治体制的挑战者，但部分学者认识到了它们产生的现实因素——西方社会的某些弊端。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他们依然未能将新激进主义政党的兴起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缺陷及资本主义政治体制的基本矛盾联系起来。实际上，新激进主义政党的兴起正是西方国家社会中下层群体因传统政党代表性不足而导致利益表达受阻的必然结果。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的价值与政策伴随着欧洲一体化的进程逐步渗透至欧洲社会的方方面面。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欧洲现行体制的弊端暴露得更加充分。各国经济增长乏力，失业率长期居于高位，部分欧洲国家因债务问题面临破产。传统政党试图通过紧缩政策挽救经济、大肆削减社会福利的做法，损害了普通民众的权益，导致贫富分化进一步加剧。同时，由于移民和难民大量涌入，欧洲各国的社会秩序和文化传统遭受冲击。一部分民众对欧盟主导的各项政策心怀不满，产生了“疑欧”“厌欧”情绪。针对上述情况，新激进主义政党提出了标新立异的主张。

　　在内政方面，新激进主义政党抨击传统政党是现行体制的推动者与维护者，长期把持权力，致使人民的诉求得不到申张。例如，德国选择党宣称，实际的政治权力集中在国家和政党官员的狭窄圈子里，而普通人几乎完全疏远了“政治”。于是，多数新激进主义政党在各自纲领中提倡直接民主，为普通民众参与政治活动提供更多机遇。勒庞与让-吕克·梅朗雄均支持引入公民倡议公投来表决一些重大问题。梅朗雄甚至呼吁建立“第六共和国”，允许罢免公投，即收集到足够的公民签名就可以罢免民选官员，召集制宪会议，提议或废除法律。不仅如此，由于近年来西班牙王室丑闻不断，民众反对君主立宪制的声音增强。对此，西班牙“我们能”鲜明地反对当前的君主立宪政体，称人民有权选择西班牙是实行君主制还是共和制。此外，因为部分欧洲国家的传统精英贪腐事件迭出，新激进主义政党打出了“反腐败”的口号。例如，西班牙“我们能”、意大利“五星运动”、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均表达了“反腐败”的立场。“ANO2011”创始人安德烈·巴比什甚至声称，正是传统政党的腐败成就了他。

　　在经济议题上，新激进主义政党针对欧盟长期以来无限制的自由市场原则，提出加强国家干预的政策主张，主要体现在：第一，由于欧洲产业“空心化”严重，许多新激进主义政党将重振制造业纳入竞选纲领。意大利兄弟党提出“意大利制造”的口号，认为政府应投入资源打造基于本土的安全的产业链，提升本国产品知名度与竞争力。此外，一些新激进主义政党支持将关乎国计民生的战略性部门国有化，并希望出台一揽子举措鼓励、扶持本国中小企业发展，包括便利融资、简化法规和行政手续、减免税收等。第二，面对外资的竞争与收购，新激进主义政党提出加强对大型跨国企业、银行的监管，打击逃税、漏税及不公平竞争等行为。例如，勒庞在竞选时提出建立“法国主权基金”以避免外资的不正当收购。第三，针对现有的欧盟共同农业政策框架，新激进主义政党要求加强对本国农业的保护。作为一个传统农业大国，法国如今饱受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农民贫困程度加重等问题困扰。对此，勒庞在竞选中专门制定了独立的农业发展纲要，核心主张包括干预制定农产品最低价格指数以保证农民收入，将农业排除在多边自贸协定之外，设置进口农产品准入门槛等。瑞典民主党则主张在公共采购中始终优先考虑本国的农渔产品，并希望设立专项资金以吸引年轻一代从事农林行业。第四，为了应对民众生活成本提高的问题，新激进主义政党或建议提高工资数额与最低工资标准，或主张通过调整税收的方式让利于民。受乌克兰危机影响，欧洲能源和原材料价格飙升。在法国，一吨汽油的成本从新冠疫情暴发之前的680欧元增长至2022年的1000欧元，而柴油价格则从每吨650欧元上涨到2400欧元，普通民众的经济压力陡增。勒庞据此呼吁将能源产品（天然气、电力、燃料和燃油）视为民众生活的基本必需品，其增值税应从20%降低到5.5%。

　　在社会领域，新激进主义政党希望改革现存的福利体系，以迎合社会中下层民众的诉求。它们的纲领大多涵盖以下内容：增加失业补贴、调整养老金标准、为残障人士提供更加便利和平等的就业机会、加强打击针对妇女的暴力行为等。例如，为提升年轻人的生育意愿，意大利兄弟党提出了一揽子政策，包括增加生育补贴、降低母婴产品的增值税、免费提供托儿服务等。在经历新冠疫情的冲击后，新激进主义政党普遍增强了对医疗领域的关注。勒庞与梅朗雄均提出改善医疗资源不足的地区状况、提高医护人员待遇等设想。在移民与难民问题上，虽然有法国的“不屈法国”、西班牙的“我们能”等少数新激进主义政党持包容立场，希望充分保障难民的庇护权、改善难民的生活环境，但是大多数政党均持严苛态度，反对欧盟的多元文化主义。它们认为，移民难以简单同化，需要收紧入籍要求，打击非法移民。瑞典民主党称，新移民应展示积极融入瑞典文化的意愿，不学习瑞典语、不想工作、不想适应瑞典价值观的人应该被遣返。勒庞则希望修改现行宪法与法律，提高移民门槛以保护法国的身份、文化、历史与语言遗产。此外，由于近年来欧洲各国暴力事件增多，本国居民不安全感加重，新激进主义政党还提出加强安保力量、严厉打击犯罪等主张。

　　在对外关系层面，新激进主义政党强调优先关照本国利益。在与欧盟关系的问题上，它们均持欧洲怀疑主义立场，只是程度略有不同。例如，匈牙利青民盟持较低程度的欧洲怀疑主义，在难民等政策层面希望可以向欧盟说“不”；勒庞则持有较强硬的立场，坚持奉行法国法律高于欧洲法律的原则，甚至一度主张法国应该脱离欧洲或退出欧元区。在与美国关系的问题上，新激进主义政党因各国利益不同而想法各异。意大利兄弟党积极维护与美国的密切关系，并且支持欧盟共同防务以应对“域外挑战”；法国的“不屈法国”与“国民联盟”则希望法国与“大西洋联盟”保持距离，主张法国脱离北约的综合指挥体系；不同于前两者，捷克的“自由与直接民主”反对捷克在北约体系下对美国亦步亦趋，主张应该同中国、美国、俄罗斯三国均保持良好关系，寻找并增进共同利益。

　　由此观之，新激进主义政党的主张呈现明显的实用主义色彩，迎合了本国民众的口味。近年来，它们的支持率呈现不同幅度的增长，并且在匈牙利、希腊、捷克、意大利等国相继执政。然而，新激进主义政党的执政效果并不相同，总体上呈现出“雷声大、雨点小”的特点。

　　匈牙利青民盟是较为成功的案例。面对高债务、高失业率的经济局面，青民盟政府推行了被称为“欧尔班经济学”（Orbanomics）的一揽子国家干预性政策，包括改革税制、私有养老基金与重点行业国有化、推行工作福利制等。2011年匈牙利国家资产管理公司收购了能源企业匈牙利油气工业集团22%的股份，2013年全额收购了意昂集团旗下的天然气业务。同时，青民盟政府还采纳了实用主义的社保政策以降低失业率，希望打造“一个以工作为基础”的社会。一方面，通过减少补贴金额与缩短领取时间缓解了工作人群对于政府补贴长期失业、待就业群体的不满；另一方面，政府通过开展大量公共建设项目吸纳失业人群。2013年，匈牙利从事公共项目者达到月均12.91万人，2016年1月达到19.7万人。现有数据表明，青民盟执政下的匈牙利经济得到明显改善。2013年以来，匈牙利国民生产总值稳步增长，失业率从2013年的10.18%降至2021年的4.05%，同期青年失业率由26.52%降至13.49%。“Unemployment Rate in Hungary 2021”， 在社会文化领域，青民盟政府确实如传统政党和媒体所诟病的那般有文化保守主义的行动。例如，欧尔班·维克托反复强调“穆斯林难民的涌入对欧洲的基督教身份构成威胁”“匈牙利人不是混血儿，也不想成为混血儿”，并且反对欧盟的难民分配方案，拒绝向曾被非法隔离的罗姆人儿童支付赔偿金。这些做法迎合了相当部分匈牙利民众的诉求。根据2020年艾伯特基金会的报告，有57% 的匈牙利人依然对移民抱有抵触情绪。在对外关系上，青民盟政府强调开展独立自主的外交。中美贸易摩擦爆发后，匈牙利顶住美国压力，坚持拓展同中国的友好关系，2020年中匈双边贸易总额达116.9亿美元，同比增长14.4%，创历史新高。目前，匈牙利成为中国对欧经贸的物流中心，约15%的欧洲进口商品需要途径匈牙利。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匈牙利多次反对美国和欧盟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保护了本国的能源安全。在欧洲各国能源价格因冲突与制裁而飙升的情况下，匈牙利的能源价格涨幅有限。2021—2022年，匈牙利家庭用气价格涨幅约35%，在欧盟各国中处于较低水平（增幅最大的国家是捷克、罗马尼亚和拉脱维亚，分别为230.6%、165.1%和157.2 %)。同时，2022年下半年匈牙利的家庭用气价格在欧洲24个报告国中最低，为每千瓦时 0.0349 欧元（价格最高的是瑞典，为每千瓦时 0.2751 欧元）。在其他欧洲国家寻找能源替代来源时，匈牙利获得了来自俄罗斯的稳定的天然气供应，并且被允许延期付款。可见，青民盟政府与欧盟相悖的一些政策和行动确实给本国国民带来了实惠。更需要指出的是，青民盟政府的做法虽然招致了国内反对派和欧盟的批评，但是正如大部分学者所预判的那样，它只是“攻击”或者“改变”了匈牙利和欧盟旧有体制的某些部分，在总体上依然遵循了西方资本主义体制和运行规则。

　　与之不同，部分新激进主义政党的执政之旅并不那么顺利，大有“出师未捷身先死”之感。以希腊为例，在债务危机的背景下，激进左翼联盟凭借着反紧缩、反腐败的主张脱颖而出。激进左翼政府上台之后，曾试图与国际债权人重新谈判，但是其方案被后者拒绝。为得到救助资金以避免国家破产，激进左翼政府不得不接受紧缩性救助协议。这意味着政府需要削减养老金、减少公共开支、节省社会福利，无法兑现之前的反紧缩承诺。此举引发部分选民的失望情绪。在2015年9月的议会选举中，激进左翼联盟的选票由1月选举时的224万余张骤减至192万余张，勉强维持了执政地位。2019年则因再次失去近半数议席而黯然下台。在意大利，“五星运动”与“联盟”党在2018年选举后联合组建政府。时任总理朱塞佩·孔特表示，新政府会是“站在公民一侧”的“变革政府”。执政初期，孔特内阁批准了旨在消除贫困的“公民收入”计划、新的养老金方案等一系列举措。然而，更多计划因其他政党的掣肘而无力付诸实践。同时，由于参政后“联盟”党的民众支持率持续走高，“联盟”党对权力分配产生了新的要求，最终执政联盟陷入内耗，次年合作破裂，联合政府垮台。

　　针对上述情况，有预测，执政的经历与教训将会促使激进力量回归建制。例如，《纽约时报》称，无论一个政党之前多么激进，“一旦掌权，将它们的叛逆付诸实践的风险可能会让它们远离极端”。实际上，新激进主义政党执政受挫并非因为违逆建制，而是因为它们的言行比传统政党更“接地气”，展现出试图改变现状的积极姿态。问题在于，欧洲各国的社会问题错综复杂，而非简单地通过一个新政党的上台、一系列新的政策就能“药到病除”。新激进主义政党的主张与政策确实存在一定的空想与狭隘，或是低估了现实阻力，遭致不同方面的反对；或是未触及根本，提出的仅是治标之策。解铃还须系铃人，制造欧洲危机的人能够解决危机么？新激进主义政党的问题恰恰“只缘身在此山中”。

　　谁在支持新激进主义政党？新激进主义政党的答案是“人民”。那么，“人民”都包含哪些群体？20世纪90年代，一些学者在分析法国“国民阵线”、奥地利自由党等激进主义右翼时就已发现，上述政党的选民群体逐渐“无产阶级化”，即它们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蓝领工人的选票。如今，大量学术研究均提出，在现代化与全球化中利益受损、被边缘化的失意者，如工人、农民、手工业者甚至一部分中产阶级，构成了新激进主义政党的核心支持群体。在2017年法国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中，勒庞主要获得了农民、个体经营者、雇员与蓝领工人群体的支持，且她在后两类群体的支持率大幅领先其他候选人。梅朗雄在中级职业、雇员和工人群体中的支持率居于第二。中间职业包括学校教师、中间等级公务员、技术人员、企业主管等。蓝领工人与农民群体同样构成了瑞典民主党兴起的坚实社会基础。根据瑞典统计局《政党偏好调查》的数据，截至2022年5月，有24.5%的非技术工人、27.8%的技术工人以及23.3%的农民与个体经营者更青睐瑞典民主党。同一时期，民主党在普通职员、中间等级雇员以及高级经理人等群体中的支持率仅为13.8%、11.8%与8.3%。在最新一期调查中，民主党在全部社会行业群体的支持率均有不同程度的上涨，其中，在非技术工人与技术工人群体中的支持率分别增至25.3%与30.5%。

　　据益普索的民调数据显示，在意大利，有34.6%的工人在2022年的议会选举中投票支持兄弟党。这一数据是同为新激进主义政党的“五星运动”的得票率16.4%的两倍。此外，有30.2%的个体商贩、手工匠人，大量家庭主妇和养老金领取者也投票支持兄弟党。与之不同，“五星运动”吸引了大部分失业、待业者与学生选民的支持。如果转换至选民经济收入的视角，大多数收入位于中位数以下的意大利民众更愿意信任新激进主义政党。有29.9%的位于中低收入区间的民众支持了兄弟党，而“五星运动”的支持率为18.2%，排名第二。而在低收入群体中，“五星运动”以25%的支持率位居第一，兄弟党凭借23%的支持率紧随其后。

　　从选民的地理分布来看，新激进主义政党收割了本国经济落后地区的选票。勒庞的票仓是法国北部与东部的传统工业地带，即上法兰西、诺曼底、大东部大区以及部分地中海沿岸地区。这与法国的贫困地区高度重合。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的数据显示，位于比利时和英吉利海峡边界的北部地区的贫困率在法国排名第二，仅次于科西嘉岛，约18.6%的居民（约100万人）的收入低于中等收入水平。诺曼底、中央-卢瓦尔河谷等大区的贫困率也位居法国前列。相比之下，马克龙的选票则集中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大西洋沿岸和临近德国、瑞士边境的富裕地区。在2022年的总统选举中，勒庞不仅维持了传统票仓的优势，而且在其他地区继续收揽民意。据《卫报》调查，勒庞在法国各地的得票率都有所提高，特别是在经济水平较为落后、以农业为主要产业的中央高原区域，大量农村选民由于共和党式微转而支持勒庞。中东欧国家的情况也大体类似。在近两届捷克议会选举中，“ANO2011”在西部卡罗维发利、乌斯季与东北部摩拉维亚—西里西亚等地的多数选区获得了35%以上的选票。苏东剧变以来，以上地区均出现大幅度的经济衰退。根据捷克统计局的报告，仅在1993—2000年，乌斯季地区的就业人口就减少了约5.1万人，而摩拉维亚地区则减少了4.4万人。在匈牙利，青民盟的稳定支持来源同样是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中小城镇与农村区域。2018年，青民盟在最不发达地区的支持率为65%，不发达地区为58%，中等发达地区为55%，发达地区为53%，最发达地区为44%。

　　此外，支持新激进主义政党的大多数选民仅接受过有限的教育，他们在就业市场上处于相对劣势的位置。2019年对捷克政党的一项调查显示，在仅接受初等教育的群体中，约有41.4%的受访者倾向于支持“ANO2011”，这一倾向在中等教育水平的受访者中为33.9%。值得一提的是，“ANO2011”的主要竞争对手——公民民主党的对应数据分别仅有4.6%与9.3%。据调查，瑞典民主党同样受到本国受教育程度较低的民众的偏爱，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选民更支持瑞典社会民主党。

　　由是观之，新激进主义政党的支持者不单纯局限于某一个具有固定意识形态目标的阶级或者阶层，而是拥有相似的社会经济处境——中低收入、有限的教育、从事传统行业或个体经营。在全球化进程中，这些群体的境遇承受了严重冲击。新兴产业崛起、产业链转移以及自动化生产的普及，大幅减少了传统产业工人的岗位和收入，导致传统工业地带的社会经济状况恶化，也加剧了萧条的农村、小城镇与繁荣大都市之间的不平等。同时，作为维持社会中下层民众生计的“保护网”的民族国家的作用在此进程中被削弱。执政的传统政党采取的削减福利保障的做法导致普通民众承担了越发高昂的生活成本。于是，中下层民众的愤懑给予了新激进主义政党走向政治舞台中央的动力。

　　中下层民众的第一层愤懑源自与日俱增的不安全感。由于受教育程度较低，中下层民众缺乏向上跃升的知识与社会资本，在就业市场上日益缺乏竞争力。尽管努力工作，他们依然收入微薄，为柴米油盐疲于奔命，缺乏获得感。2022年法国总统大选前十天的民意调查显示，超过半数的受访者认为，法国当前面临的首要危机是社会问题，主要表现为普通民众购买力下降。74%的受访者认为其购买力在过去五年中有所下降，仅有7%的人认为其购买力有所改善。换言之，生活境遇的明显退化成为当今多数法国民众的共识。在意大利，民众同样期待新政府在社会经济领域有所作为。民众关心度位居前三的议题分别是：油气补贴或限价（43%）；削减税收以增加工人工资（25%）；修订或废除“公民收入”政策（23%）。在此背景下，移民与难民问题成为放大民众焦虑的“催化剂”，因为移民与难民被认为是欧洲本土中下层民众在就业岗位、社会福利与保障等方面资源的竞争者。部分移民、难民的犯罪行为更是加剧了欧洲普通民众对自身人身安全的担忧，致使人们的不安全感从经济传导至文化认同领域。正如本茨所言，在更深刻的层面上，移民和难民既是一个迅速变化的世界的化身，也是民族国家在面对这个世界时日益无能的化身。

　　中下层民众的第二层愤懑直指传统政党和媒体的主流叙事对其处境的忽视。多年来，传统政治精英的主张过滤了中下层民众的真实想法。前者不倦地宣扬“人权、自由、民主、平等和法治”等价值理念，后者却紧盯油气价格、工资水平与物价波动，希望政府采取措施改善现实生活境遇。然而，在多次政党轮替中，中下层民众并未看到变革的希望。因此，当传统政党作为民意表达的政治中介失灵时，中下层民众只能寻求其他途径发出自身诉求，包括自发的政治经济抗争例如先前的“黄马甲运动”，又如2023年初持续数月的法国大罢工。，或是选择更能代表自身利益的新政党。相比之下，新激进主义政党敏锐地捕捉到了舆情风向，更直白地回应了中下层民众的诉求。据民调显示，有42%的勒庞支持者认为，勒庞的主张更代表他们的心声，而有38%的受访者承认选择勒庞是因为不满马克龙。不仅如此，新激进主义政党并非只是被动地回应民众，而是善于“带节奏”、主动“找对象”。例如，同样针对所得税，梅朗雄希望将现有的五个等级细化为14个，而勒庞希望免除所有30岁以下年轻工人的所得税，以帮助他们建立家庭。可见，通过差异化的主张，新激进主义政党不仅与传统政党区别开来，它们彼此之间更是分割了全球化的“失意者”，试图招揽其中处于特定地域、职业与经济状况的群体。

　　随着欧洲社会危机的加深，新激进主义政党如今已成为同传统政党分庭抗礼的政治力量。在传统政党看来，新激进主义政党撩拨并操纵民意，雄心勃勃地对现存秩序展开挑战，因而赋之以“极端”“民粹主义”“排外主义”等标签。反讽的是，在诸多负面标签之下，新激进主义政党却越发得到中下层民众的认可，支持率不断上升。事实上，传统政党的叙事话语带有明显的偏见。新激进主义政党并非像主流政党指责的那般“离经叛道”，而是大体遵循了现有选举制度的游戏规则，不把根本性的制度取代作为明确目标。更重要的是，新激进主义政党的兴起反映了西方代议制民主的代表性不足。传统政党宣传的主流价值和口号看似美好，却因无法有效解决现实困境而未能打动中下层的“失意者”。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激进主义政党的部分主张虽然“离经叛道”，但是迎合了“失意”的中下层民众的担忧和诉求，被认为是应对当前社会危机的另一种选择。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3年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