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2月15日,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思想家安东尼奥·奈格里走完了他人生旅程的最后一程,在为我们这个时代留下了无数思想财富之后,仙逝而去。尽管他在绝大多数时候仍然是一位二十世纪的思想家,但他的思想和灵魂正在今天的数字社会的天空中徘徊,帮助人类超越数字化的幽灵智能创造的无限制的数字链接和算法控制,来寻找人类未来的希望。

　　工人们在具体的生产劳动中会形成一种看不见的非物质生产,它不是可以量化的薪酬,而是一种彼此间的情感、语言和行为上的一体化。在这个意义上,工人已经在实际上从属于一般智力。

　　意大利工人主义诞生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时一批意大利左翼和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尤其是西西里岛的墨西拿大学的哲学教授拉涅罗·潘齐耶里(Raniero Panzieri)试图寻找左翼政治斗争的新的实践场所,在潘齐耶里周围,很迅速地聚集了一批有着马克思主义志向的年轻学生和知识分子,其中就包括了年轻的安东尼奥·奈格里。这些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发出了强烈的号召,他们主张同资本主义的斗争必须在最前沿的阵地动员工人阶级,在工厂里同资本家和当局进行斗争,这就是工人主义的雏形。而这批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参加活动的成就就是主办了一本红色杂志,他们为之起名为《红色手册》(Quaderni Rossi),经过漫长的筹备阶段,《红色手册》第一期终于在1961年9月出版了,而他们试图用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称呼《红色手册》所带来的思想冲击,他们提出的口号是“在资本主义工厂内部进行工人阶级斗争”,因此,他们将这种新思想称为“工人主义”(Operaismo)。

　　最初,工人主义的灵魂人物无疑是潘齐耶里,在他为《红色手册》撰写的专稿《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中,他提出了随着资本主义工人技术的发展,大机器工业生产实际上已经让工人从属于机器运动。在这篇文章中,潘齐耶里有意识地使用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两个概念,即形式从属和实际从属(也有人翻译为形式吸纳和真实吸纳),在他看来,在当时的意大利的工业生产中,工人与机器的关系已经从形式从属变成了实际从属,也就是说工人的劳动组合与机器运作形成另一种默契的关系,这种关系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资本家的控制。因此,一旦掌握了机器(不是从所有权上掌握,而是从使用和操作上掌握)就拥有了与资本家抗衡的力量,而这种力量就成为了后来奈格里十分倚重的概念——一般智力。

　　可以说,潘齐耶里对青年时代的奈格里的影响力是巨大的,尽管潘齐耶里没有为我们留下太多文献,但他的思想,尤其是他在《红色手册》创办中的领导作用,彻底地征服了奈格里、特隆蒂、阿尔夸蒂这一批知识分子。实际上,在《红色手册》创办不久,1964年,潘齐耶里教授就撒手人寰,而理论创造的任务迅速被传递到奈格里这一批新生代知识分子手中。奈格里和其他工人主义知识分子经常会聚在一起阅读马克思的手稿,尤其是《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固定资本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他们称之为“机器论片段”。在对这个部分阅读中,奈格里从马克思的文字里汲取了大量的概念的思想,尤其他在《帝国》《诸众》《大同世界》等著作中经常使用的概念,基本上都可以追溯到他早期对“机器论片段”的阅读。例如,他和潘齐耶里都认为,工人在工厂中形成的语言、情感、思想上默契的协作关系,实际上与物质性的机器生产一样,形成另一种非物质的生产,这些非物质生产是资本家看不到的部分,而与资本家能够看到的机器生产出来的物质产品,共同构成资本主义的生产,而这些看不到的力量构成了工人阶级独有的力量,这就是“一般智力”。而正是“一般智力”让马克思所谈的创造剩余价值中产生的形式从属和实际从属也产生了十分正面的含义,即工人不仅仅在雇佣关系和薪酬劳动上高度依附于资本家的生产关系,还会形成一种实际上的从属,也就是说,资本家没有看到的是,工人们在具体的生产劳动中会形成一种看不见的非物质生产,这种非物质生产出来的不是可以量化的薪酬,而是一种彼此间的情感、语言和行为上的一体化。每一个工人都是这个非物质生产出来的一般智力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工人已经在实际上从属于一般智力,而不是仅仅在形式上从属于资本家的雇佣劳动关系。

　　换言之,奈格里将潘齐耶里谈到的“工人实际从属于机器生产”非物质化了,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在机器生产中来来回回逡巡的工人身体,还需要看到这些工人的身体已经实际上从属于一个更大的联合体,这个联合体非资本家所掌控的力量,也是所有工人可以用来抵抗资本家控制的资本,他们一经联合,便可以用出走的方式来抵抗资本主义关系,这也是奈格里反复谈到的斗争策略。而这个策略能够成立的逻辑基础滥觞于工人主义运动的一般智力和非物质劳动。

　　在奈格里和哈特那里,诸众不是一盘散沙或勒庞笔下的“乌合之众”,诸众之所以具有力量,恰恰在于他们是通过网络和平台链接起来的整体,是被技术团结起来的诸众。

　　显然,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工人主义运动逐渐式微。其式微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包括了冷战结束和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兴起,在工厂里无法组织起工人开展运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将劳动力密集型产业逐步从西方国家转移到第三世界国家也是一个原因,那些曾经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描述的资本家对工人阶级惨无人道的剥削与压榨的现象,基本上在主要的西方国家里绝迹,而那些在广大亚非拉国家的血汗工厂,以及近乎古代社会奴隶一般劳动条件的非洲矿工的悲惨景象,已经无法直接呈现给那些生活在惬意而富足的发达国家里的知识分子,他们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更多是从消费和景观、从空间和文化对资本主义进行一场隔靴搔痒般的批判。

　　但在奈格里等人看来,工人阶级之所以式微,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已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原先在工厂中的福特制生产已经逐渐让位于更富有弹性的后福特制生产,这样,资本主义的生产不再要求将所有的工人聚集在一个共同空间里,而是利用通讯网络等新技术,将生产的触角延伸到社会的各个领域。产业工人已经逐渐被在高耸入云的写字楼的白领雇员所取代,这些雇员虽然仍隶从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但其具体的生产和生活条件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而且,对于他们上班的定义也需要进行修正,例如,在八小时工作之外接到老板的电话,要求员工尽快在家里的电脑上来修改报表或PPT,这对于需要养活家庭的白领员工是无法拒绝的,尽管他的身体并不在办公室里,但家庭的设备,甚至在度假地随身携带的电脑和手机,都可以成为当代通讯技术条件下的生产工具。一旦生产领域从工厂扩展到城市生活的领域,那么早期仅仅在工厂空间中组织工人运动的策略肯定会逐渐被淘汰,诸如奈格里、特隆蒂、博比奥、卡西亚里这样的曾经的工人主义或左翼运动的知识分子必须改变策略,这让他们不得不放弃以工厂为主的工人主义思潮。

　　不过,对于如何塑造新的马克思主义或左翼抵抗理论,奈格里与他曾经的同志,如特隆蒂和卡西亚里等人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对于特隆蒂而言,他们接受了哈贝马斯等人提出的公共领域和交往行动理论的提议,主张进行通过对话和协商的方式,让今天左翼知识分子可以占领公共空间,但这样做的代价是,曾经被这一批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所珍视的概念和理论基本上会付诸东流。奈格里、维尔诺、拉扎拉托显然不愿意和特隆蒂等人一样去拥抱新自由主义化的左翼政治哲学,他们将肇始于马克思的一般智力、非物质生产、实际从属等概念在资本主义的空间中延续下去,但是,在形式上肯定需要有所变化。这或许是奈格里将自己的那一时期的一本文集起名为《从工厂到大都市》的原因吧!的确,原先工人主义所谈到的实际从属和一般智力都是在工厂里由于大工业机器化生产所形成的非物质的一般智力,但在后福特制生产关系下,工人已经变成了办公室白领,他们通过手机、笔记本电脑以及网络设备生成为一个联网的整体。在这个意义上,原先的一般智力只局限在以机器为中心的工厂里,现在已经通过互联网的链接,延伸到资本主义大都市的各个角落,将所有使用这些设备的白领和人员构成为一个网络整体。

　　在《帝国》中,奈格里和哈特看到了这一变化,所以才十分明确地指出:“在剩余价值生产中,有在工厂中从事大规模生产的工人组成劳动力原先起到了核心作用,而今天,这种作用越来越被通信传播领域的智能化和非无纸化的劳动力所取代。”今天的一般智力,或者说今天的非物质劳动生产的实际从属,不再是工人在机器旁形成的语言、情感和行动上的协作关系,而是完全通过互联网和传播应用形成的一张弥漫全球的看不见的网络。在这个时期,沃卓斯基兄弟拍摄的《黑客帝国》的上映简直就是对奈格里的“帝国”理论的最佳阐释,尽管我们每个人仍然拥有着独立的身体,但我们的目光已经被手机或电脑屏幕中的蓝光所吸引,我们的灵魂已经在无限扩张的数据网络中被帝国的平台链接成为一个巨大的整体。今天的资本主义生产不纯粹是制造物质产品的生产,也蕴含着更大的生产潜能,无论是我们在Twitter或Facebook上的点赞和评论,还是我们一起在Steam平台的游戏里勠力杀敌,都构成了一种特定的生产关系,并生产出一种非物质劳动的链接和关系,最终反过来凌驾在我们每一个人之上,成为一种监控的权力。奈格里和哈特在后来的《大同世界》一书中,吸收了福柯和德勒兹的观点,将这种通过通信传播和数字网络技术建立起来的凌驾于所有用户至上的权力,称之为“生命权力”,而生命权力的出现体现了资本主义从帝国主义阶段向帝国阶段的过渡,也就是说,网络技术缔造出来的拥有生命权力的矩阵不仅凌驾在所有人之上,也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监控,只有极少数真正的超国家的权力才能驾驭这种力量。

　　尽管在通信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加持下,资本主义帝国的生命权力空前强大,但这并不意味着奈格里和哈特在理论上走向一种悲观主义和反进步主义。奈格里早期在意大利菲亚特汽车工厂中的经验告诉他,高度组织化的机器在加强资本家控制和监控的同时,也生成资本家看不见的一般智力。同样,在《帝国》以及之后的许多著作中,奈格里多次重申,在通信传播和数字网络生成新的帝国的同时,也不断在塑造其对立面,即那些被互联网和各大平台连接起来的广大群众,他们称之为诸众(multi-tudo)。在奈格里和哈特那里,诸众不是一盘散沙或勒庞笔下的“乌合之众”,诸众之所以具有力量,恰恰在于他们是通过网络和平台链接起来的整体,不再是孤军奋战的斗士,而是被技术团结起来的诸众。尽管很多左翼理论家(如齐泽克)认为奈格里的“诸众”观念过于乐观,但奈格里对“诸众”的乐观恰恰是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崛起的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悲观氛围中点燃的一簇新的火苗,随着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它会将更多的无产者和流众纳入到一个整体中来,正如阿甘本提出资本主义在生产其利维坦(leviathan)的时候,必然同时生成了利维坦的对手比希莫特(Behemoth),这两只《约伯记》中的怪兽正好对应了奈格里的《帝国》中“帝国”与“诸众”对抗,而这个新的二元对抗,也为处于悲观凄凉之中的西方马克思主义重新点燃了一盏明灯。

　　倘若我们在智能时代重新发明奈格里,就需要从让诸众重新掌握一般数据开始。

　　斯人已逝,生者如斯。对奈格里的思想悼念,不能变成对其思想的埋葬。正如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导言》中的名言:“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这句话同样也适用于奈格里和哈特的帝国和诸众理论。在高度智能化和数字化的今天,我们仍然需要阅读奈格里,阅读他那些浩如烟海的文献,并不在于去记住他的某些概念,记住他们某几句言辞,而是在新的时代里重新创造奈格里,重新让其理论焕发出蓬勃的生机。

　　在2016年,奈格里来到南京大学,曾经为南京大学的哲学系师生做了一场关于数字资本主义的讲座。在讲座上,他已经看到了数据成为新的生产资料,也因此诞生了他在《帝国》中描绘出来的新时代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在这一点上,奈格里是对的,互联网和智能手机正在通过不断涌动的数据-流量,将世界上各个角落的人都链接在一起。无论是华尔街的精英,还是马尔代夫海滩上的游客,抑或孟加拉国服装厂里的临时小工,还有东京中央区高层写字楼里正在紧盯着屏幕的白领,他们都有一个特征:被无穷无尽的数据流贯穿起来,构成了一个整体。这些个体不再是独立自主的个体,而是被网络和智能技术结合在一起的集合。奈格里仍然坚持使用“一般智力”来形容这个集合,不过,这次他谈到不再是从工厂到大都市,而直接就是全球总体的“一般智力”,这就是通过每一个人的生命政治生产,通过将每一个使用智能手机和电脑,装上了数字传感器的物流货车和自动化机器,结合成一个世界范围的整体数据系统,本杰明·布拉顿(Benjamin Bratton)称之为“行星级别的计算体系”。也就是说,奈格里仍然坚持了他一直以来的非物质生产和一般智力的观念,只不过数字社会和智能社会带来的是更为庞大,也更为复杂的矩阵,将所有的人与物都真实吸纳到其中,让每一个节点都实际从属于这个庞大的一般智力。

　　接下来奈格里却理解错了这个行星级别的一般智力的属性,他认为这个一般智力是由各个主体构成的,所以这种一般智力具有主体性,因此,所有构成一般智力的主体拥有着与资本主义进行抗争的潜能。但奈格里没有看到的是,所有使用智能手机和电脑,所有参与平台网络的生产商和物流,都不是以主体方式参与的,而是被物化为一种数据,作为数据从属于行星级别的数据矩阵,参与到各种智能算法的和等级划分,最终隶从于看不见的底层协议和规则。人与其说是以身体化的生命,不如说是以客观化的数据,参与其中。在这个意义上,奈格里的主体性的一般智力,已经变成了对生命漠不关心的一般数据。于是,由于一般数据是客观的和冷漠的,奈格里的出走策略不能成为智能时代对抗资本主义的方略。

　　不过,我们看到,奈格里的方向却是对的,因为只有占有了一般数据,才能避免让智能机器和大数据算法成为少数资本平台牟取巨大利润的工具,从而成为为所有人谋得福利的公器,那么,倘若我们在智能时代重新发明奈格里,就需要从让诸众重新掌握一般数据开始。

　　鲐背之年离我们远去的奈格里,经历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机器自动化时代,世纪之交的通信传播和网络时代,以及今天的智能时代,他用他独特的智慧和理论一遍又一遍地与时代际会,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未来的发展方向。他不是用长枪挑战风车的堂吉诃德,而是掌握矩阵奥秘的尼奥,他递给我们一粒红色的药丸,一粒一般智力的药丸,让我们真正可以看清智能时代的道路,未来不是一片废墟,而是需要在重新发明奈格里思想上去筑造的矩阵。

　　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1933—2023),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活动家,毕业并任教于帕多瓦大学哲学系。

　　1969年,他成立了工人力量组织(Potere Operaio),而且成为著名的“自主运动”(Autonomia Operaia)的领军人物。20世纪70年代,奈格里被控多项罪名,其中包括策划了左翼恐怖组织“红色旅”。1979年4月,与其他自主运动的领导人同时被捕。一年后,奈格里被判与意大利总理莫罗的被害无关,几乎所有被告罪责全部因为缺乏证据而被推翻。但奈格里与左翼恐怖主义的合流直到现在还是一个争议性的问题。

　　流亡到法国后,奈格里受到了密特朗法令的保护,他在文森大学(巴黎八大)和国际哲学学院,与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米歇尔·福柯和吉尔·德勒兹一起任教。

　　1997年,在要求把刑期从30年缩短到13年后,奈格里回意大利服刑。在狱中,奈格里出版了他大多数最有影响力的著作,以与迈克尔·哈特合著的《帝国》《诸众》和《大同世界》三部曲而闻名。其他主要著作有《<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野蛮的反常》《颠覆性的斯宾诺莎》《狱中书信》等。

　　当地时间2023年12月15日晚,奈格里在巴黎逝世,享年90岁。

　　（作者系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社会科学报》 2024-01-11 第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