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共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一直十分重视统一战线工作，其原因在于发展统一战线对于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具有重要意义。”积极推进统一战线的日共在进入21世纪前夕，面临被日本各政党排挤、孤立乃至封锁的不利境地，各在野党为对抗自民党和建立“两大政党制”而频繁分化重组、聚散离合，构筑起一堵无形的“反共壁垒”。为打开统战工作局面，日共在21世纪初期不断调整政策，提出新的统一战线策略和主张，最终实现与中左翼政党联合斗争的统一战线。

　　（一）日共调整政策以求建立统一战线

　　首先，日共不断调整自身定位，找寻合适的立足点。2002年12月，日共二十二届五中全会提出“站在政党本来的立场上堂堂正正进行活动的党”的定位，批判其他政党无政治战略和组织建设，失去了政党的本来立场，只有日共能担当起为国民代言的政党责任。2005年8月，日共又提出“坚决与自民党政治对决的可靠的在野党”的定位，批判了民主党“非在野党”“不反自民”的主张，强调了日共反自民党的在野党立场。2009年7月，面对民主党即将实现政权更替的情势，日共将当时的民主党政权视为“具有过渡性的新政权”，将自身定位为“建设性在野党”，其任务是促进民主党政权向民主、革新、进步的方向发展。不过，由于当时民主党实力突飞猛进，不屑于关注议席徘徊不前的日共，日共所主张的统一战线仍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其次，日共创新了统一战线策略，降低了建立统一战线的难度。2009年日本民主党执政后，为打开统战工作局面，志位和夫于2011年11月首次提出了“一点共斗”的概念：在各个领域，跨越政治立场的不同、党派的隔阂，扩大基于一致点的合作，为多面、丰富地发展基于国民要求的斗争和推动现实政治而奋斗。与此前的统一战线策略相比，新策略具有两点不同：一是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不再是系统、完整的共同纲领，而是任何领域任何可能的一致点。此前日共制定的统一战线都有系统、完整的共同纲领，“一点共斗”则将共同纲领拆分成涉及不同领域的斗争任务和目标，以此作为联合其他政党和组织的基础。这在理论上扩大了统一战线的范围，增加了与其他政党和组织合作的机会。二是统一战线运动不再是单一层面的运动，而是多方位、多层次的丰富运动。由于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被细化，实际上产生出不同层面的多个政治基础，从而提供了建立多条统一战线的可能。统一战线由原来的“一条线”变为“一张网”，产生整体推进革新民主事业和民主改革运动的效果。“一点共斗”在帮助日共打开统战工作局面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向外界释放了积极的信号。

　　最后，适时提出新的统一战线共同纲领，呼吁建立联合政府。2015年9月，为反对安倍内阁强行通过新安保法案，日共紧急召开中央全会，正式提出“打倒安倍政权、建立废除战争法案的国民联合政府”呼吁。“国民联合政府”以“废除战争法案、恢复立宪主义”为基本理念和政治基础，指出安倍政权强行通过战争法案的形式及内容都是违反宪法和践踏民主主义、立宪主义原则的，“破坏了国民主权这一日本国宪法立足的民主主义根基”；要求打倒安倍政权、解散众议院并举行大选，呼吁各在野党实行统一选举、成立联合政府。日共呼吁各在野党在大选中进行合作、统一竞选，以进一步实现成立国民联合政府的目标。这一任务虽然是有限的，但是只要踏出符合宪法精神的这一步，那就是作为主权者的国民用自身的力量推动国政的大壮举，毫无疑问会打开日本政治的新局面。日共的“国民联合政府”呼吁在政界仍然只引起了其他在野党的怀疑和警惕，但得到了知识界和知名民主人士的赞扬，为其后一个时期打开统战工作局面提供了积极因素。

　　（二）“在野党共斗”的正式建立

　　2016年参议院选举前夕，为避免重蹈2013年参议院选举中在野党内耗的覆辙，民主、共产、维新、社民、生活在野五党于2月19日举行党首会谈并达成共识：将废除安保法制和撤回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内阁决定作为共同目标；争取打倒安倍政权；在国政选举中，迫使现执政党及其补充势力成为少数；在国会斗争及国政选举等方面进行尽可能的协作。5月19日，民进、共产、社民、生活四党举行党首会谈，再次取得共识：反对提高消费税，确认并不断积累在其他一致点；参议院一人区全部实现统一立候，并为胜利而竭尽全力；尽可能在众议院大选中进行合作，加速各项具体事宜的协商；研究共同提出对安倍内阁的不信任案。这些共识确认了在野党之间的共同目标和合作方向，但并未涉及未来要建立什么样的政府、是否认可日共参加政府等问题。

　　2016年7月参议院选举，日共主动撤下绝大多数本党候选人，在32个一人区全部实现在野党统一立候；其结果，在野党统一候选人在11个选区获得胜利，比上次选举的2席前进了一大步；日共主攻比例区竞选，议席由11个增至14个。此后在野党继续合作，选战有胜有败。同年11月，民进、共产、自由、社民四党与“要求废除安保法制和恢复立宪主义的市民联合”（简称“市民联合”）就共同政策达成原则性一致。2017年10月的众议院大选，新成立的立宪民主党与日共、社民及反对执政党的势力达成合作，在总计249个小选区拥立了统一候选人。选举结果，日共未能实现选举前设定的维持21席的目标，减少至12席；立宪民主党获得55席，成为史上议席最少的第一在野党，并对“民共共斗”的认可度大大提高，联合斗争继续深入发展。

　　2019年9月15日，日本在野党格局经过重新洗牌后基本定格，产生立宪民主党（第二次）、国民民主党（第三次）、令和新选组三个新党。各党起初对日共的态度不一，但由于菅义伟内阁的疫情防控措施乏力，自民党民调不断下跌，各在野党认为实现政权交替的时机已到，从而加强联合。2021年6月，立民、共产、国民、社民在野四党联名要求延长国会会期，以制定疫情防控的有效策略，随即又联合提出对内阁的不信任案。这次国会共斗成为选举共斗的先声。同年7月，东京都议会举行选举，日共和立宪民主党实行联合竞选，日共议席从18席增至19席，立民议席从7席增至15席，这一结果使自民党大为慌张。

　　2021年9月8日，立民、共产、社民、令和四党与市民联合签订关于2021年大选的政策协议，其中“废止安保法制的违宪部分”“反对乘新冠疫情之机修改宪法”等主张符合日共“国民联合政府”构想。国民民主党因不赞同其中部分政策，未参与签署。9月30日，枝野幸男与志位和夫举行党首会谈，两党就共同政策、统一竞选和政权合作达成协议，标志着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日共表示如能实现政权交替，将在新政权中为共同政策的实现而进行“有限的阁外合作”。这是日共历史上首次与其他政党达成政权协议，意味着日本将有可能诞生首次有共产党参与的新政权，引起很大影响。日本第49届众议院大选于2021年10月举行，在野党联盟在214个选区拥立了统一候选人，这是日共历史上“首次真正联合斗争的总选举”。

　　（三）统一战线走向破裂

　　众议院大选的结果使统一战线出现裂痕。2021年11月1日，众议院大选结果出炉：日共从12席降为10席；社民党和令和新选组的议席数量没有变化；立宪民主党从109席降为96席；在统一立候的214个选区中，仅有62个选区取胜。日本社会普遍认为“在野党共斗失败”，枝野幸男于11月2日引咎辞职，立宪民主党内反对与日共合作的声音越来越强，参加党首竞选的四名候选人都不赞成与日共合作。2021年11月30日，泉健太当选为立宪民主党新党首，次年1月31日宣布与日共“迄今为止的合作将作废”。统一战线面临破裂的危险。

　　为维持统一战线，日共全面阐述了“共斗”的成效：首先，日共和立民丢失的均为比例代表区议席，而在进行统一竞选的小选区，日共保住了一个席位，立宪民主党还增加了23个席位。并且，许多选区的竞选状况极其胶着，统一候选人虽然败选，但是以极高的惜败率又在比例代表区复活。可见如果没有“共斗”，只会丢失更多议席。其次，在野党联合竞选使自民党干事长甘利明和资深政客石原伸晃（石原慎太郎之子）败选。自民党现任干事长落选是自民党破天荒的失败，资深政治家和派阀领袖选战败给新人，其象征意义远比议席本身的得失要大得多。最后，“在野党共斗”点燃了选民的政治热情，提高了改变现实政治的希望。据统计，在确立了在野党统一候选人的选区，总投票率和无党派阶层的投票率都要超过以往和其他选区，这表明由于实行“在野党共斗”，选民看到了改变自民党政治的希望，从而提高了参政的热情。

　　在日共的呼吁下，2022年5月，两党书记长达成共识，继续协调一人区的立候问题，但此前签订的政权协议作废，统一战线遭到削弱。由于立宪民主党对“共斗”始终不积极，最终只实现了11个一人区的统一立候。7月11日，参议院选举结果揭晓，日共从13席减为11席，立宪民主党从45席减为39席，11个统一候选人仅有2人当选，这导致了改宪势力超过参议院三分之二议席。日共指出，未实现在野党统一立候和步调一致是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因此仍主张在野党的合作。立宪民主党承认失败，并对“共斗”转向消极。2023年5月，泉健太公开表示，下次众议院大选将不与日共合作，“不依赖他党而独自奋斗”，等同于宣告此前政策协议和选举协议作废；除仍在国会内与日共保持有限合作外，统一战线事实上已破裂。志位和夫继续重申“共斗”的成效，并强调改宪势力正在建立四党联合，有复活“翼赞体制”的危险，更需要在野党以联合代替争吵。

　　（一）合作形式：以“在野党共斗”为主要形式

　　“在野党共斗”是日本政党联盟的一种形式，它是靠各在野党基于一定的共同政策而签订的协议来维持的联盟关系。政党间协议既包括非正式的口头协议，也包括正式签订的政策协议、选举协议、政权协议等，联盟的稳固程度取决于协议的形式、内容和数量。“在野党共斗”是日共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参与的统一战线形式，随着日共对议会选举道路越发肯定、越发以选举为工作中心，其逐渐成为统一战线的主要形式。

　　从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的角度来看，“在野党共斗”是一种较低级的统一战线组织形式，因为它活动范围有限、主要围绕议会，组织内容有限、主要是在野党之间的关系，联盟较松散、缺乏组织机构等。特别是政党间的联盟关系仅靠党首签订的一纸协议维持，未必能得到双方选民及社会基础的支持，撕毁协议的成本不高，所以并不稳固。党首轮换、形势变化，都有可能使合作协议作废。日共对盟友的离去无可奈何，所能做的也只是呼吁和批判。因此，“在野党共斗”本质上是一条关注政党上层合作而轻视或忽视以下层统一战线的发展推进上层合作的道路，这就使统一战线成为缺乏基础的“空中楼阁”，随时面临破裂的风险。

　　如立宪民主党一方的支持力量非但不采取维护“共斗”的立场，反而加以阻挠。“日本工会总联合会”（简称“联合”）是立宪民主党和国民民主党最大的支持力量。2021年4月，“联合”就明确表示不希望立宪民主党和国民民主党与日共合作，两党党首当即承诺不会与日共建立联合政权。在2021年总选举已建立“在野党共斗”的情况下，“联合”继续横加阻挠，于选举后多次表示反对与日共联合斗争、不断发表反共言论，宣称“共产党的思考方式与我们民主主义者是完全相反的”。立宪民主党对与日共的合作产生怀疑之际，“联合”也适时重申反共立场，一定程度上强化了立宪民主党拒绝与日共合作的想法。这表明日共与友党的合作得不到各自支持力量的认可，“在野党共斗”处于“浮萍无根”的危险状态，从而导致统一战线易于破裂。

　　（二）合作目的：以争取选票和议席为重点目标

　　20世纪日共统一战线的主要对象是日本社会党，两党虽在具体政策上存在分歧，但具有共同的长远目标，即推翻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因此从理论上讲，两党合作的前景较为广阔。但目前能与日共建立合作的政党，几乎都是基于现实利益考虑，即在联合竞选中得到对方选民支持，从而增加选票和议席。正因此，民主党（民进党）才会在议席下跌时选择与日共接触，立宪民主党才会在选举失利后选择与日共分道扬镳。

　　处于统一战线中的各党仅具有程度有限的政治共识，各党所签订的政策协议以“市民联合”提出的共同政策为基础。志位和夫曾说，过去由政党或传统群众组织先行号召，群众才开始行动起来的旧模式已发生改变，现在是市民运动推动政党活动。2015年夏天反对安倍政府强行通过新安保法案的市民运动，产生了以此为政治诉求的“市民联合”。其基本政治主张与日共、立宪民主党等具有许多一致点，从而努力谋求与实力强大的政党合作。因此，在“市民联合”的牵线搭桥下，包括日共在内的主要在野党于2016年、2021年两次达成正式合作，开展“在野党共斗”，“市民联合”的政治诉求便成为在野党的合作基础和共同竞选纲领。

　　但共同纲领并未反映各党的核心主张，内里仍存在分歧。日共纲领要求“规制无秩序的资本主义”，改变维护大企业利益和对美从属的状态，因此日共的总选举政策要求“消除对大企业的税收优待”和“纠正异常的对美国惟命是从的政治”。但立宪民主党认可日美同盟关系，只是希望同盟关系更加“健全”和“平等”,两党主张在根本上不同。尽管日共提高了统一战线中的灵活性，以认可共同纲领为合作的最大公约数，且提出阁外合作的方式，但由于各方在根本观点上存在分歧，缺乏共同的思想基础，统一战线的基础并不稳固。

　　（三）合作环境：日本民众对日共根深蒂固的成见

　　对日本国民来说，长期在野的日共能发挥一定政治作用，如批判政府过失、表达民众诉求、调查官员政治丑闻方面等，但对于日共真正参与政权的接受度不高。日共政策委员长田村智子曾说：“‘作为在野党的共产党还算不错，但是涉及到政权的话会怎样呢？’这种不安，超出了我们的想象。”这是因为，一方面，执政当局长期进行反共宣传，潜移默化地使日本民众对日共产生了根深蒂固的成见，令他们担忧和怀疑日共执政或参政的结果。如2021年9月，内阁官房长官加藤胜信公开指出，政府方面认为日共“根据敌人的态度”论并未改变暴力革命的方针。2022年12月，岸田文雄内阁通过答辩书，仍认为日共“暴力革命的方针没有改变”。2021年10月，公明党党首山口那津南在讲话中污蔑日共主张“天皇制违反宪法，应予废止”，应该将日共取缔。这些诬陷和污蔑，无形中成为日共发展自身实力和统一战线的障碍。另一方面，长期在野的政党一俟获得政权，很难完全兑现竞选承诺，执政能力不敌自民党，这已有社会党和民主党的前车之鉴。况且日共长期以在野党的身份参与国政，多以投反对票的方式表达见解，给民众留下了“什么都反对的党”的印象，这样的政党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实干能力是令人怀疑的。所以，日本国民对日共参加政权的认可度和接受度比较低。

　　日本民众对日共参与政权的“不安”直接影响着日共的选票和议席，也间接影响到盟友对日共的评价和统一战线的发展。日共与立宪民主党的政权协定规定“日本共产党将在实现共同政策的范围内进行有限的阁外合作”，这在日本社会引起轩然大波。因为选举前立宪民主党可能实现政权更替的呼声极高，由此将可能诞生日本历史上第一个有共产党参加的政权，这是极富冲击性的。枝野幸男在公开场合表示，新政权将是立宪民主党的一党政权，暗指其他三个在野党不但不会得到内阁职位，而且不会对政策有过多影响，这多少有打消选民顾虑的涵义。但仍有立宪民主党的部分党员和一些社会人士认为，该党在2021年总选举中失利是因为选民不希望看到该党与日共合作并建立联合政权。这种舆论倾向不能不对立宪民主党的决策造成影响。

　　21世纪日共的统一战线从建立走向破裂，除盟友因素和客观障碍之外，日共自身的原因也很关键。首先是日共所代表的阶级利益及其革命理论、基本政策与其他中左翼政党存在较大差异和分歧。其次，相较于20世纪，日共虽然放低姿态，不再一味争取领导权，提高了策略的灵活性，但是也面临新的难题。

　　（一）党势不断衰退，对盟友的吸引力下降

　　既然其他政党与日共的联合以争取选票和议席为重点目标，那么，如果没有足够的党员基数、没有足够数量的支部进行实际的选举工作，没有一定数量的后援会提供稳定选票，日共就不可能得到其他政党的重视和联合；即使一时实现了联合，最终也会因为无法达成盟友的预期目标而使联盟破裂。而日共21世纪以来的党势基本上处于不断下滑的态势。一般来说，党势强弱主要从量和质两个方面进行评价。量的重要指标包括党员人数、《赤旗报》读者人数（包括日刊和周刊）、支部数量、国会和地方议席数量等，质的方面则包括地方党组织的领导力（专职常委的数量）、党员结构、财政状况等。21世纪以来日共党势主要指标的变化情况见表1。

　　显然，21世纪以来，特别是2010年以来，除少数指标起伏波动外，绝大多数指标都表明日共党势呈逐渐衰落的趋势。表中未列出的党员老龄化、专职干部减少等问题也始终困扰着日共。2022年参议院选举结束后，日共中央干部会总结选举教训，公开承认党自身实力的衰落是选举失利的主要原因。与上届参议院选举相比，三年间，日共的党员人数萎缩至92.5%，《赤旗报》日刊读者和周日版读者分别萎缩至92%和91.4%。日共中央号召全党贡献智慧，提出坦率的意见和建议，齐心协力建设强大的党。2023年6月24日的中央全会重申自身实力的衰落是统一地方选举失利的主要原因，并指出自上次统一地方选举以来的四年间，党员人数萎缩至91%，《赤旗报》日刊读者和周日版读者分别萎缩至87%和85%。这表明日共所面临的党势衰颓问题已达到较严重的地步，扭转颓势的努力尚未获得显著效果，这种情况下日共就更难吸引其他政党与之联合。

　　与20世纪相比，日共将大部分精力用于选举斗争，在群众工作方面相对乏力，客观上产生了忽视下层统一战线、只重政党上层合作、将新兴市民组织作为桥梁和纽带的结果。由于群众工作乏力，21世纪以来，日共能够掌握的传统群众组织日益减少，对群众的领导力和组织力逐渐降低，这又影响了日共党势的恢复和发展。

　　传统群众组织即以阶级、阶层或界别为标准组织起来的群众组织，它们一般成立时间较早，与政党关系较密切。目前，公开或实际接受日共领导的群众组织包括“全国劳动组合总联合会”（全劳联）、“农民运动全国联合会”（农民联）、“全国商工团体联合会”及各地民主商工会（并称民商·全商联）、“日本民主青年同盟”（民青）、“新日本妇女会”（新妇女）和“妇女民主俱乐部”（妇民）等，此外还有以这些组织为主要加盟团体的统一战线组织“争取和平、民主、革新的日本全国大会”（全国革新恳）。这些群众组织在历史上曾发挥了团结各阶级阶层群众的统一战线作用，使日共的统一战线呈现出“政党——群众组织——群众”的基本结构，但是目前它们都普遍面临着组织发展的困境。

　　首先是工会，1989年成立的全劳联在1998年拥有153万会员，此后逐年萎缩。从2012年到2020年，全劳联以“建设拥有150万会员的全劳联”为目标，实施两个“四年计划”来实现组织的扩大和强化，然而仍以难遏制组织萎缩趋势，会员数反而从2012年的113.7万人下降到2020年的101.7万人。其他传统群众组织的情况也不容乐观。民商·全商联的会员人数从1985年的37万人降至2016年的20万人，2021年又降至16万人。民青同盟近年来始终维持1万人左右规模，除2022年外，年度发展盟员计划通常难以完成。新妇女的会员人数据称为20万，农民联则没有公布会员人数。此外，全国革新恳的会员人数自2007年公布的450万人之后没有再更新，根据其加盟组织的情况，可以推断其会员总数也有所下降。

　　除民青同盟明确承认接受日共领导外，其他组织名义上是独立的，但从纲领和行动来看，其实际上接受日共的政治领导。由于这种关系，历史上日共可从这些组织中发展党员和提拔干部，以群众组织的发展推动党组织发展，以党组织的发展带动群众组织发展，实现良性互动。然而，21世纪以来，日共与各组织都积极寻求发展道路，效果却不尽如人意，这进一步导致日共将关注重点主要放在新兴市民组织上，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传统群众组织并离开了群众路线，过于专注“在野党共斗”，使自身力量不断衰落和统一战线缺乏坚实基础的困境并存。此外，群众组织的衰落在选举中表现为集票能力减弱，同样削弱了日共对于其他政党的吸引力。

　　（三）党内问题未决，引起负面社会影响

　　日本民众对日共的成见固然是执政当局长期歪曲宣传的结果，但反共攻击的靶点通常是日共党内悬而未决的问题。例如，2023年初的反共高潮就指向日共自身所存在的问题。

　　2023年1月19日，日共党员、记者松竹伸幸所写的《新日本共产党宣言——一个普通党员要求党首公选并参选的理由》出版发行，该书公开提出，日共应与日本其他政党一样实行党首公选制，即党首公开竞选，由党员投票选举产生，对日共现行领导体制提出挑战；此外，该书还提出了作者对改宪、自卫队等安保政策问题的异论。松竹伸幸表示，他之所以公开表达观点，是因为党内民主的渠道不畅通，向上级和中央递交的意见未得到回应。京都府委常任委员铃木元同样在2023年1月出版了《致志位和夫委员长的信》，公开提出志位和夫要为党势衰退引咎辞职以及实行党首公选制的要求。2月6日和3月16日，日共分别开除了松竹伸幸和铃木元的党籍。6月6日，日共又开除了与前二者有相似观点的南淡路市议员蛭子智彦。

　　该事件受到日本社会很大关注。松竹伸幸被开除后，日本资产阶级媒体大肆渲染日共是“不允许不同意见的恐怖政党”。国民民主党党首玉木雄一郎在处分当天就说，“只能认为它（指日共——引者注）不是民主主义的政党，而是极权主义的政党”；日本维新会党首马场伸幸也说，“排斥应该进行民主遴选的意见，与共产党在国会的姿态是正好相反的”，该党前党首松井一郎也在同日表示，日共“是剥夺言论自由的可怕政党”。自民党干事长茂木敏充也提出，“在我们党，突然开除党员的处分是不多见的”，暗指日本共产党的处分过分。许多日本民众也对日共反对党首公选制和开除三人表示不解。立宪民主党泉健太则在2月10日的记者会上委婉表示，虽然各党可以有自己的组织机构，但民主集中制是其他政党都未采用的，“所以感觉还是和我们在文化上有不同”。这一表态本身已显示出对日共和民主集中制的微词。

　　原本只是日共党内事务，为何会引起社会的关注和一些别有用心的攻击呢？原因在于他们试图通过此事攻击日共的民主集中制。就日共自身而言，既因为日共党内教育不足，未能将党内问题解决好，使其成为被攻击的靶子；又因为日共平时对民主集中制的宣传阐释不够，引起民众的不解和误解。这些自身的问题或不足，经过资产阶级政党和媒体的渲染和放大，产生了进一步影响民众观感和盟友结盟意愿的消极结果。

　　统一战线既是日共建党以来的不懈追求，也是现行党纲的阶段性目标，同时还是日共发展至今的“百年经验”之一。2022年7月15日，志位和夫在纪念日共建党百年的讲话中总结了百年来日共的几个特点，其中之一就是始终坚持与国民站在一起的统一战线战略。统一战线是日共践行“多数人革命”和“人民的民主革命”，彰显民主主义底色和区别于苏联共产党一党专政的特色的重要体现。因此，未来日共仍将继续坚持统一战线的战略策略，为实现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目标而不懈奋斗。2023年6月24日，日共二十八届八中全会确立了在下次总选举中“单打独斗”的策略，要求转变选举战术，扩大党势，发展青年党员，完成世代交替。此后在野党出现重新联合的迹象，但以史为鉴，日本中左翼政党在大选前仍有摇摆的可能。不论“在野党共斗”是否重构，日共都应保持主动，总结历史教训，一方面恢复一定程度的革命性和原则性，提出更加明确的政策，争取进步力量的支持；另一方面虚心接受党内外建议，发扬党内民主，巩固群众路线，将自身建设得更加强大。

　　（作者简介：李明，深圳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广东省社会科学研究基地世界政党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社会主义研究》202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