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马克思主义”是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流派,在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主义学界具有重要的影响,形成了三代学术共同体。“政治马克思主义”围绕社会财产关系、阶级分析等概念,深入分析了资本主义的转型发展,形成了“转型资本主义”批判理论。“政治马克思主义”始终坚持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提出了资本主义的农业起源论,认为资本主义是在偶然情况下,在英国农业领域产生,并深刻改变着英国和西欧的发展历程;资本主义社会呈现出从农业资本主义转变到工业资本主义,再从工业资本主义发展为殖民主义的帝国主义,最后从殖民主义的帝国主义转型为资本帝国主义的发展过程;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统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形成了“进步”“民主”“无限战争”“自由主义”等意识形态链条。“政治马克思主义”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出现了严重的阶级斗争危机、经济危机、生态危机、社会危机等,总体性的危机必然导致资本主义走向消亡;必须要超越资本主义,实现21世纪社会主义的复兴。“政治马克思主义”的“转型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对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丰富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

　　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两极格局结束，世界呈现出“一超多强”的发展态势；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陷入低潮；一些西方右翼学者宣扬的“历史终结论”“马克思主义消亡论”大行其道；同时，新兴国家大量涌现，美国的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越来越明显。资本主义国家不仅加紧对外资本输出和资本扩张,而且转嫁国内矛盾,使整个世界都面临着经济危机、生态危机和社会危机的风险。在苏联解体后,许多马克思主义学者们纷纷抛弃批判资本主义,放弃创造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他们不仅没有坚持和发展马克思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反而鼓励一些人去关注所谓的小的、“现实的”社会改革,这些改革被认为在“市场社会”中可以达到。因此，为了反对右翼知识分子、后马克思主义、某些左派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污蔑和背叛，以伍德和布伦纳为代表的“政治马克思主义”深入到资本主义体系内揭示资本主义的异化和内在矛盾。按照“政治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要实现对当代资本主义的超越，重建社会主义，就必须坚持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揭示资本主义的本质和发展形态，澄清资本主义与现代性、全球化等一系列问题，同时要高度关注当代“新社会主义”运动以及部分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等，探寻实现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复兴的道路和模式。

　　“政治马克思主义”及其“转型资本主义”批判理论是在全球化已经取得重大进展,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发生重要变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社会主义曲折发展,新社会运动和当代西方左派思潮逐渐兴起的重要背景下形成的。“政治马克思主义”的“转型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直接的理论来源是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学说,也深受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分析马克思主义等的影响。

　　“政治马克思主义”已经经过了40多年的发展历程,形成了三代学术共同体。第一代包括罗伯特·布伦纳(Robert Brenner)、艾伦·梅克森斯·伍德(Ellen Meiksins Wood)、尼尔·伍德(Neal Wood)、乔治·科米奈尔(George Comninel)、查尔斯·波斯特(Charles Post)、哈维·凯伊(Har-vey Kaye)等。第二代包括汉内斯·拉切尔(Hannes Lacher)、贝诺·塔斯卡(Benno Teschke)、迈克尔·兹莫莱克(Michael A.Zmolek)、塞缪尔·科纳弗(Samuel Knafo)、杰夫·肯尼迪(Geoff Kennedy)。第三代包括萨维埃·拉弗朗斯(Xavier Lafrance)、埃伦·迪兹金(Eren Duzgun)等。其中布伦纳和伍德被誉为“政治马克思主义”的两位主要旗手。在一定程度上看，“政治马克思主义”就是在20世纪70年代后多个理论思潮相互碰撞下形成的，“历史特殊性、阶级关系和阶级分析构成了政治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范畴和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政治维度做出了重要深化”。

　　“转型资本主义”这一概念来源于“政治马克思主义”学派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史的分析，用这一概念能够突出彰显“政治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主要理论问题，标识其鲜明特点，体现出其独特的理论旨趣和价值。“转型资本主义”批判理论是“政治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的主要内容，是一个具有严密逻辑性的理论体系；围绕“超越资本主义”的理论主题，“政治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深入阐释。

　　“政治马克思主义”的“转型资本主义”批判理论是一个涵盖众多问题的理论体系，具有自身内在的逻辑线索，通过把握其内在逻辑和问题域，能让我们深入了解其理论旨趣和发展趋向。“政治马克思主义”深入论述了资本主义的起源、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资本主义的总体危机及其超越资本主义的路径，这也形成了“转型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问题域”。

　　(一)基于社会财产关系转变的资本主义农业起源论

　　“政治马克思主义”非常强调社会财产关系在资本主义政治关系中的核心地位，认为资本主义必须加强国家和市场之间的依耐性，市场依耐性的确立促进了新的生产方式的形成。“伍德说资本主义不是源自城市的产生，贸易的扩大，甚至是雇佣劳动。它首先主要有赖于对农民传统生活实践的打破，对农业土地向整个的私人财产的转化，对遍及英国乡村地区的市场依赖性的强有力的确立。”

　　伍德批判了资本主义起源的人口说、绝对主义国家说，否定了资本主义起源的“商业化”解释模式，她认为这种解释模式是一个循环论证。“商业化模式不承认资本主义独特的必要性，不承认市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运作的独特方式，也不承认独特运动定律——该定律包括竞争、利润最大化和资本积累，它迫使人们进入市场，将剩余财富重新投资，并通过改进劳动生产率进行有效率的生产。商业化模式的拥趸者也认为没有必要对独特的社会财产关系，以及决定了上述独特运动定律的独特的剥削方式做出解释。”

　　布伦纳也认为人口和商业化的解释模式都存在理论的困境，因为它们都没有结合社会财产关系进行分析，也无法揭示因为人口和商业的差异导致的经济发展后果。在布伦纳看来，社会财产关系是比马克思的社会生产关系更加有效的概念。布伦纳所谓的“财产关系”是指“直接生产者之间、剥削阶级(如果存在剥削阶级的话)成员之间、剥削者与生产者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具体规定并决定个体经济行为人(或家庭)得到生产资料及经济产品的权利。”布伦纳的社会财产关系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关系，其实质是阶级关系。布伦纳的社会财产关系概念强调的是对垂直和水平阶级关系系统的分析，既包括剥削者与生产者之间的垂直阶级关系系统,也包括剥削者内部和生产者内部各自的水平性结构关系系统。社会财产关系的转变直接决定了现实的阶级和社会关系，也决定了社会的运行模式。

　　(二)资本(市场)逻辑推动下的资本主义转型发展论

　　“政治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呈现出从农业资本主义转变到工业资本主义，再从工业资本主义发展为殖民主义的帝国主义，最后从殖民主义的帝国主义转型为资本帝国主义的螺旋式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社会财产关系呈现出不断的转变趋势。

　　在农业资本主义阶段，社会财产关系实现了重大转变，土地逐渐变为私人财产，在英国形成了新的农业三角关系—依靠收取资本主义地租而生的地主、依靠收益而生的资本主义式的佃农以及依靠赚取薪资而活的雇佣劳动者。在新的市场强制下，产生了乡村人口的两极分化,其中一极是越来越多的大规模土地所有者，另一极则是丧失财产的雇佣劳动者，并且越来越受到剥削。但是这种竞争性压力以及与之相伴的新的“运动规律”在最初并非取决于大规模无产阶级的出现，而是取决于依赖市场的佃农生产者的大量存在。新的社会财产权观念直接影响着生产活动，而且新的价值原则(价值产生于生产，而不是产生于不平等的商品交换)也左右着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并成为农业资本主义的逻辑，它渐渐地实施于整个英国乡村，并且促使帝国扩张的理论也随之产生。

　　受到市场强制影响，工业资本主义转型为新的形态殖民主义的帝国主义,这是由英格兰创造的,并且是由资本逻辑(资本积累、利润最大化、无限竞争等)所驱动的帝国主义形式。殖民主义的帝国主义强调对殖民地的掠夺和占有,这与资本主义社会财产关系的决定性要求紧密联系。

　　在对当代资本帝国主义的分析中,“伍德从历史的角度,比较了古代和近代英美帝国主义之间的区别,指出资本帝国主义的特点：剥削不是建立在超经济的、直接强制性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市场经济权力上。当然,伍德也承认市场机制的建立和维系需要一定的政治力量,需要国家来建立和保护,在当前,全球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也需要维系。她对资本帝国主义的解释是,运用财产权利和市场力量来积累剩余价值,而不是用政治管理或军事控制的方法来占领领土”。以美国为首的资本帝国主义国家正是在不断地进行资本全球性扩张的基础上实现了其霸权,全球化也在直接推动了这种扩张。资本帝国主义在全球进行干涉甚至侵略,发动了无限战争,导致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困境。

　　(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批判论

　　“政治马克思主义”立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发展，从四个方面阐释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功能和效应。

　　第一,从作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进步”概念来看,“进步”的概念直接和财产权相关,烙下了资本主义权力话语的印记,使得人们只抽象地看待资本主义所谓的进步,甚至将资本主义的殖民掠夺看作是进步和正义的。

　　第二,从作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民主来看,资本主义的民主已经成为其统治的工具,内在于资本主义统治体系中,甚至成为维持帝国霸权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当这种所谓的自由民主无法威胁到资产阶级的财产权及其统治的时候,自由民主的观念才被广泛接受,但也无法掩盖其政治统治的作用。

　　第三,从作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新帝国主义“无限战争”来看,以美国为代表的新帝国主义打着“正义战争”的旗号,以打击恐怖主义,消灭“流氓国家”为借口,妄图实现其全球霸权的目的。美国通过运用其超强的军事力量来保持其超级大国地位,没有任何其他国家和力量能够与之抗衡。

　　第四,从作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来看,自由主义不仅成为资本主义反抗封建绝对主义强权的重要思想武器,而且成为了资本主义政治统治的核心内容。自由主义发展成为包含西方“进步”的历史观、自由民主的政治观以及新帝国主义思想的意识形态。在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中,不存在马克思意义上的以剥削为基础的阶级斗争观念,根本对立的生产者阶级和剩余榨取者阶级之间不可能和解或同化。

　　(四)国家与现代国际关系论

　　“政治马克思主义”从英国、法国、德国王权的转变和集权国家的形成视角阐释了国家的内涵,认为国家与公民社会、资本主义的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现代”欧洲民族主义的演变与国家的形成和中央集权有关。在现代国家的形成过程中,法国是一个重要的典型。法国革命促进了法国民族的觉醒和国家的统一,为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解放模式,而且其所产生的影响甚至比在法国本身还要深远。法国革命不仅促进了欧洲由封建专制走向共和制,而且使得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开始形成,其直接动因就在于统治阶级对革命的威胁以及雅各宾主义的推动。

　　在突破基于领土逻辑的地缘政治的国家间关系之后,资本开始在世界空间范围内扩张,形成以经济为核心的全球化,并不断重塑着世界的面貌。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的,资本逻辑要求扩大市场,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经济、政治等各种联系。一方面,资产阶级通过对世界市场的剥削,使各国的生产和消费具有世界性,使得各个国家间互相依存；另一方面,使得非资本主义国家屈服于资本主义的船舰利炮,并被纳入到资本主义的全球生产体系中。但是塔斯卡认为,这个设想强调的是资本主义扩张是跨国的,而不是国际性的。资本主义的扩张是以地缘政治为中介的前提,并且要立足于国家领土组织的存在。“这意味着资本主义不可能形成国家体系,而是必须通过预设的多重主权‘自我运作’。”正是如此,资本主义在王朝政治体系中诞生,在专制时期巩固了领土,现代资本主义的国际关系也是在超越现存的碎片化的领土国家的基础上形成。

　　(五)资本主义的总体危机论

　　第一,阶级斗争危机。“政治马克思主义”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劳资矛盾更加显著,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历史性遭遇与结构性对立在阶级的对立已经相当急迫和看得见之时呈现得更加清晰,工人与资本家的矛盾更加普遍和无法调和。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的目标不是只为了经济利益或增加工作,而是要消除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关系,消除占有者(资本家)榨取剩余的权力——对剩余劳动的支配权,这就要改变资本主义的社会财产关系,改变直接生产者和剥削者之间的分配。

　　第二,经济危机。“政治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是第一个市场起到中心作用的经济体制。市场并不存在朝着足以取代过去的生产方式的方向发展的内在动力,而这只有在农民失去自己的土地之后才有可能出现。追求利润最大化是生产者维持生存的必要方式,企业赚取利润并非出于贪婪,而是要满足市场竞争的要求。因此,市场是一种强制,只要生产活动是建立在市场竞争之上的,劳资矛盾就绝不可能消失。“政治马克思主义”认为金融资本和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结果而不是原因,不应该着眼于生产领域而应该坚持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过度竞争导致危机的思想。

　　第三,生态危机。“政治马克思主义”指出，由于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无法调和,而且资本主义已经到达其地理界限,那种无限的资本空间扩张已经结束,因此,它所追求的利润或所谓的增长越大,它对人类或自然资源的吞噬也就越严重。资本主义带来生态灾难的根源在于其资本的逻辑。受制于资本逻辑,当代资本主义导致越来越严重的生态危机,直接影响着人类的长远发展。

　　第四,社会危机。“政治马克思主义”指出，资本主义的发展虽然一方面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并提供了较为丰富的物质财富,但另一方面也导致了社会贫富差距加大和两极分化。当代资本主义实现了资本逻辑的普遍化,渗透进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不断重演着创造性破坏,导致严重的社会危机。

　　(六)超越资本主义论

　　第一,要以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批判的理论武器。“政治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制度。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了严重的挫折,因此,必须要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增强社会主义的信心。必须要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全面的反思和澄明,彰显其应有的科学性和革命性,马克思主义不仅在于批判资本主义,更加在于构建一个符合人类发展的崭新的社会主义。

　　第二,必须坚持工人阶级的革命主体地位。“政治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已经无路可逃,不再有“安全阀”,在其自身的内在规律之外也不存在改良的途径只有实行反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才能克服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走向社会主义。推进阶级斗争必须要依赖工人阶级,工人阶级并没有被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俘获,其阶级意识和革命意识也没有被消解,反而在资本全球化中增加了力量。

　　第三,要立足于民族国家进行反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马克思主义”指出,民族国家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掌握国家政权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才能超越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实现真正的民主,为现代化的进程开辟道路，为实现世界的公平正义提供坚实基础。要超越资本主义的形式民主,应消除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的分离,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

　　第四,要实现国际革命力量的大联合,实现21世纪社会主义的复兴。“政治马克思主义”认为要将现存的反资本主义的社会力量组织起来,在全球层面重新整合工人阶级的力量和左派力量,特别是要将工人阶级、左派知识分子、社会边缘人群等联合起来,而且,劳工运动应该与新社会运动(和平运动、生态运动、妇女运动等)结合,实现全球层面的大联合,逐步推进反资本主义斗争,通过工人阶级的解放走向人类的解放。

　　“政治马克思主义”立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运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坚持对资本主义进行总体批判,试图探寻超越资本主义的道路。“政治马克思主义”没有脱离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理论体系,而是将传统的理论问题与现实的问题结合起来,充分体现了“政治马克思主义”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现实的关注,以及善于根据变化了的实际进行理论创新的勇气。“政治马克思主义”作为正在发展中的学术共同体,丰富和发展了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是对国家资本主义批判、消费社会批判、晚期资本主义批判和全球资本主义批判等四种批判模式的继承和发展，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辩证法，揭示了世界社会主义复兴的革命主体、革命机构、动力和机制，破除了对资本主义的迷恋,有助于坚定“四个自信”，有助于深化理解21世纪的当代资本主义发展。

　　（作者简介：冯旺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教学与研究》202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