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在《手稿》序言开篇的意图自述，直接表明了这个文本是接续开展和努力完成《德法年鉴》提出的“副本批判”工作任务的意识形态批判成果。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下简称《导言》)中，马克思曾宣告他要“联系德国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进行“副本批判”,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但是《德法年鉴》停刊后，马克思放弃了出版《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计划，原因是他认为“把仅仅针对思辨的批判同针对不同材料本身的批判混在一起，十分不妥，这样会妨碍阐述，增加理解的困难”。所以马克思打算从《手稿》开始，“用不同的、独立的小册子来相继批判法、道德、政治等等，最后再以一本专门的著作来说明整体的联系、各部分的关系，并对这一切材料的思辨加工进行批判”,准备从部分到整体、从个别到一般地推进和展开意识形态批判工作。不过马克思的这个写作计划未能实现，《手稿》还没完成，他就和恩格斯投入到了对青年黑格尔派的反击之中，但这并不表明意识形态批判工作被中断了，因为《神圣家族》不仅深化了这个批判事业，而且直接导向了《形态》中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和意识形态概念的革命性出场。

　　在此意义上讲，马克思在《导言》中宣告的批判任务，在《手稿》中计划最后以专著进行整体性思辨批判的研究任务，最终都在《形态》中得以基本完成。这一方面说明，要想推进《手稿》所说的对法、道德、政治等具体意识形态的各个击破，在没有完成《形态》这种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基本原理、关于意识形态的一般规律揭示之前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也间接表明了这样一种致思理路，那就是如果没有从《德法年鉴》到《手稿》和《神圣家族》的意识形态批判积累及其想要抵达根本而遇到的哲学苦恼、解释限度，也就没有《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形态》清理“从前的哲学信仰”、制定“新的世界观”的革命渴望，也就不会有伴随着历史唯物主义正式出场的“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及其达成的“术语革命”。

　　国民经济学批判本来就是马克思计划的意识形态批判任务。《德法年鉴》之后，马克思开始政治经济学研究，人们一般认为这是受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的思想影响，也是出于当时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需要。这固然没错，因为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以下简称《序言》)中不仅提到了恩格斯这部著作对他的影响，而且称赞其是“天才大纲”(马克思在《手稿》之前的经济学笔记中对它做了大量摘录);但更主要、更内在的原因还是源于马克思自身的研究心得和学术规划，因为正是在这篇《序言》中，马克思在回顾自己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物质动因和思想经历时写道：“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这部著作的导言曾发表在1844年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上。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

　　可见，《德法年鉴》时期的马克思就已经认识到并初步确定了批判进路：要从根源和本质上说明法的现实关系、法的意识形态结构，就要解剖产生这个关系结构的“物质生活的总和”,因而彻底的“副本批判”必然要求走向“原本批判”,也就是对市民社会本身的解剖，这就需要研究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看来，政治经济学既然是对市民社会以及构筑其上的政治国家的辩护，也就不可避免地会暴露出它歪曲反映市民社会的真正秘密。因为“颠倒的世界”生成“颠倒的世界意识”,既然国民经济学是“颠倒的世界意识”,那就难免会在对“颠倒的世界”的辩护粉饰过程中，由于先天不足却又秉持着功利主义目的而陷入矛盾、暴露本质。马克思在《手稿》中进行的国民经济学批判，正是为了指明内在矛盾，揭穿它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辩护和祝福的意识形态本质，并力求在这种揭穿和批判中发现市民社会的本原真相。

　　其次，马克思指出国民经济学的矛盾是由于它仅仅从抽象的原则和规律出发，表面上承认人的价值，实质上却是对人的彻底否定。工人在生产中现实的、实践的态度，所以会在同他相对立的非工人那里却表现为理论的态度、颠倒的态度，正是因为国民经济学家只能看到“工人”而看不到“非工人”,正如“国民经济学把无产者当做工人来考察，不考察不劳动时的工人，不把工人作为人来考察”那样。在国民经济学那里，工人仅仅被“当做劳动的动物，当做仅仅有最必要的肉体需要的牲畜”,如果工人不从事劳动，那么他就不是人。国民经济学不仅“抽象地把劳动看做物”,而且同样抽象地把工人看作物，看作价格随着供求竞争关系必然浮动的商品。作为越是创造出更多产品，就越是让自身发生更多贬值的商品，工人是“一种具有最不幸的特性的商品”。但是，工人在交换关系中的不幸处境，并不能引起国民经济学家的感同身受，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有失业的工人，即处于这种劳动关系之外的劳动人”,他们把“小偷、骗子、乞丐，失业的、快饿死的、贫穷的和犯罪的劳动人”统统看成“国民经济学领域之外的幽灵”;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认为，即便工人个别地身处不幸之中，那也不过是说明国民经济学规律在发挥作用，这是合乎逻辑的“进步的代价”“文明的阴影”,更何况他们全都相信，工人是特别的人，是需要特别对待的人，因而“工人的需要不过是维持工人在劳动期间的生活的需要，而且只限于保持工人后代不致于死绝”,发给工人的工资与用于生产工具的保养和维修具有完全相同的意义。既然国民经济学只能看到抽象的人，只能看到正在出卖劳动的人，那么“劳动在国民经济学中仅仅以谋生活动的形式出现”也就不奇怪了，而如果工人的这种谋生打算落空了，国民经济学也不会感到同情和意外，因为他们既然只能抽象地考察经济事实，自然也就不能真正理解工人的谋生打算为何跟资本家的致富理想发生冲突，正如他们即便看到了劳动的异化却不能解释这个异化，只能急匆匆地为了避免这个异化现实导致他们的理论破产而粉饰掩盖异化的本质。

　　国民经济学不从私有财产造成异化这个事实中揭示规律，反而把存在私有财产这个事实当成规律，不仅掩盖了异化劳动的实质与成因，而且把掩盖异化本质的交换关系歪曲成永恒真理，也就把资产阶级私有制歪曲成了永恒真理。马克思已经认识到，国民经济学之所以掩盖异化劳动的真实本质，正是因为它是由“颠倒的世界”(作为“原本”的异化劳动)决定着的“颠倒的世界意识”(作为“副本”的政治经济学),所以对国民经济学的坚决批判不能停留于理论外观，而要从它的前提入手，通过批判异化劳动来揭露意识形态的颠倒实质。

　　如果说马克思通过批判国民经济学揭露了意识形态的辩护立场和颠倒实质，那么进一步追问这种辩护是通过何种观念完成的、这种颠倒观念又是如何生成的，也就引出了关于意识形态抽象机制的发生论问题。马克思是结合对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的批判来考察这个问题的，因为他不仅看到了后者的意识形态抽象秘密，而且看到了这种意识形态抽象同样也是整个宗教和神学批判的哲学原则。尽管这个时候马克思没有将费尔巴哈作为直接的批判对象，但从其借助费尔巴哈对黑格尔思辨哲学进行意识形态批判又在这种批判中讨论辩证法和哲学的本质就能看出，马克思既在肯定费尔巴哈，也是在否定费尔巴哈，这既是因为马克思并没有停留于费尔巴哈的总问题(观念的宗教批判),也是因为力求给实证批判打下基础的费尔巴哈哲学同样陷入了抽象和神秘，最终沦为“德意志意识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