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兴起使得欧洲国家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局面，在各种复杂情况的交织推动下，当时先进的思想家打破了18世纪欧洲盛行的形而上学机械论的束缚，在思想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德国古典哲学是典型代表。这一思想革命的实质在人的解放，由此也导致哲学研究的主题逐渐转移到人本身，但德国古典哲学家们对于人的本质的认知是从唯心主义立场出发的，把人作为一种抽象的存在。

　　（一）黑格尔关于人的本质的观点

　　黑格尔认为人的本质是自我意识。他认为，自我意识是关于“我”本身的东西，而此前所谓的“意识”是一个以它物为对象的；自我意识来源于感性和对世界存在物的反思，如果意识回到其本身，那它的对象即是生命。生命需要通过产生对象来满足这种意识，于是便产生了欲望。精神就是这样的一种实体，它存在于它的对立面的自由和独立之中，也就是说存在于不同独立存在的自我意识之中，作为这些不同独立存在的自我的统一而存在，即“我就是我们，而我们就是我”。黑格尔将世界的本质问题归结为“绝对精神”。这种“绝对精神”包含着对一切的规定，人的本质问题也由其来定义。“绝对精神”才是主体，人及其他物质只是作为“绝对精神”的宾语出现。黑格尔将观念理解为现实中异化的来源，导致了主体和客体的混淆。但他认为世界是在一个不断运动的过程之中，诚然，人的产生也是一个过程，这为马克思理解人的本质是劳动，人通过实践活动这一运动过程来实现自己提供了哲学基础。

　　（二）费尔巴哈关于人的本质的观点

　　在费尔巴哈之前，思想界对于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是在思辨哲学的立场上展开的。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转向为人本主义的立场。他运用“类本质”概念分析人的本质尤其是基督教哲学的本质，蕴含了一定的唯物主义思想。费尔巴哈明确提出哲学上最高的东西是“人的本质”。费尔巴哈从人和对象的关系出发对宗教展开了分析和批判，认为对象是什么样的，人就是什么样的，对象的本质就是人自身的本质。神、上帝的本质就是人自身的类本质，是人的本质的异化。在对宗教和黑格尔哲学的批判中，费尔巴哈提出了他的人本主义哲学，并称其为“新哲学”。这种哲学把直接的存在、把物质看作是它的开端，“存在是主体，思维是宾词”。思维与存在是统一的，其统一的基础是人。那么，人又是什么呢？人是具体的感性的现实的存在物，其同动物的区别在于他能把自己的类、自己的本质性当作自己意识的对象。

　　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活动，用人的类本质分析宗教问题，主张用“爱”来代替宗教，把人与人之间的各种交织归结为道德上的关系，再将其还原为“爱的宗教”，以此实现人与人的和谐友爱。“爱使人成为上帝，使上帝成为人。爱增强弱者和削弱强者，降低高者和提高低者，将物质理念化和将精神物质化。爱，是上帝与人、精神与自然的真正的统一。”诚然，费尔巴哈也是从人出发，对哲学进行研究，将人作为其哲学研究的出发点和中心；但在费尔巴哈那里，人的问题并不是现实的、进行实践的人，而是“人自身”，人并不是来自于现实世界，无非是人的头脑中的观念而已。他对人的理解与历史唯物主义相区分，并没有从现实世界出发，未能真正看到人的经济利益与政治生活之间的关系。但费尔巴哈的观点中所蕴含的人道主义精神为马克思恩格斯探索人的最终归宿提供了新的思路，为马克思恩格斯最终发现“现实的个人”埋下了伏笔。

　　西方哲学对于人的关注早在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那里就开始了。但在漫长的中世纪，人性被宗教神学遮蔽，到文艺复兴时期，才开始了人性的回归。近代以来，人性成为了哲学思考的核心。在19世纪，欧美国家经过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力量居于统治地位，阶级斗争日益尖锐，马克思恩格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对人的本质问题的思考不再停留在思辨哲学和抽象的人的本质上。从思想史上看，这是一个由黑格尔主义到费尔巴哈主义，最终到达马克思主义的过程。

　　（一）“现实的个人”：从自我意识到市民社会的人

　　马克思早期关于人的问题的思考，在其中学毕业时写的德语作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焦虑》中就已经有了明显的体现。马克思认为，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马克思在柏林大学就读期间，黑格尔哲学成为他对于哲学理解的起点。从他加入“博士俱乐部”之后的文字记录来看，马克思的哲学思想萌芽深受“青年黑格尔派”的影响。“青年黑格尔派”在“纯粹的思想领域”展开了关于人的问题的激烈争论。马克思这一时期的哲学观点集中体现在其博士论文中。马克思通过对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对比，明确肯定原子的斜线运动的社会实践意义：“‘偏离直线’就是‘自由意志’”，偏斜运动打破了命运的束缚，恢复了人的能动性和自由。原子的偏斜运动对确立人的自由观念有重大的意义。马克思用黑格尔“定在”概念说明人的自由，即人的自由处于人的社会联系中，不是任意的。显然，这时的马克思尚未摆脱宗教神学和唯心主义哲学的影响。

　　《莱茵报》时期是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关键转折点，政治、经济、思想等社会现实问题让他怀疑、苦恼、彷徨。这种矛盾交织的结果，使马克思同黑格尔哲学及“青年黑格尔”派决裂，开辟出全新的唯物主义道路。马克思认为，哲学要在现实中发挥作用，就必须深入生活，所以，“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正是《莱茵报》时期的工作使马克思坚持意识与现实的统一，把思想看作信念，它不能脱离行动和实践，由此孕育出新的唯物主义世界观。马克思在此期间对社会物质利益的探讨，触及到了社会的深层次问题。马克思把莱茵省第六次议会的农民代表的发言称为“真正历史的观点”。因此，马克思已经从对“抽象的人”的探讨发展到关注“现实的个人”了。

　　《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的理论活动表明，他实现了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从论述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的关系入手，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讨论了实现人类解放的前提和动力问题，即必须形成无产阶级。无产阶级要是不解放一切社会领域，它自己也不能获得解放。因此，无产阶级的解放同人类解放是一致的。这标志着马克思已经完全转变到共产主义立场上了。

　　（二）人的本质：从抽象的人到社会实践中的人

　　在《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受到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影响，他意识到研究人的问题不能只立足于哲学和政治层面，而要对社会生活有更加深刻的理解，因此他开始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劳动，而劳动应该是一种自由自觉的活动，但由于“当前的国民经济的事实”是劳动异化，因而人的本质也是异化了的。据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异化劳动的特征进行了概括和论述，他认为“工人对自己的劳动的产品的关系就是对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马克思认为人的类本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劳动者一方面已经无法在创造商品中实现其本质；另一方面，他们在劳动过程中又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这种双重的异化导致了人同人的类本质相异化。人同人的异化显现出来的是阶级分化，这最终引起了人的社会异化。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异化劳动的分析，提出“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

　　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阐述了唯物史观的一些基本观点：物质生产是社会历史的基础和决定力量，历史的发源地正是在粗糙的物质生产之中；人民群众在历史进程中起决定作用，并且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一作用将不断扩大。“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这为阐释“现实的个人”，形成唯物史观奠定了基础。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了科学的实践观，为历史唯物主义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恩格斯高度评价其是“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献，是非常宝贵的”。马克思指出，实践是人的能动的“感性活动”，从而第一次科学地规定了实践的内涵。马克思进而把实践看作是理解人的本质的关键，明确提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从实践出发去理解人类社会的本质，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马克思还表明了自己的哲学具有阶级性和实践性的鲜明特点，让自己的哲学落脚于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阶级性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只满足于对世界的解释，而且更重要的是“改变世界”，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特征。

　　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新哲学、发现新世界观的初期，需要面对的首要时代课题是确立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也就是解决历史观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之前的哲学在自然观上能够做到坚持唯物主义观点，但在社会历史观上，无一例外地都是唯心主义的观点。只有确立了唯物史观，才能更好地将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从而让人们对人、人的本质以及人类历史的进程都获得正确的认识。这一任务，历史地落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肩上。

　　《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重要著作，它系统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要全面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首先需要确定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前提。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这一前提就是“现实的个人”，正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但马克思所强调的“现实的个人”，“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在这一阐述中，对于为什么将“现实的个人”界定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有3个方面的理由。第一，在马克思之前，青年黑格尔派所强调的是意识领域内的变革，认为只要完成意识领域内变革即是完成了现实领域的变革。马克思则指出，要完成现实变革，必须要从现实出发。马克思立足于从现实生活中的人出发，去考察人类社会。第二，要考察人类社会，必须考察在这个发展进程中的社会主体即“现实的个人”。社会历史进程是人的作用力推动的，只有从“现实的个人”出发，才能研究社会历史进程，推动共产主义运动变为社会现实，从而推动人类社会历史的进步，实现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第三，人类社会历史是以“现实的个人”为逻辑起点和现实基础的。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提出了人类活动的历史前提：一是生产物质生活本身；二是满足新需要的再生产；三是人口增殖；四是社会关系的生产。这一转变，犹如哥白尼式的革命，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人的本质的新视角。

　　马克思恩格斯对“现实的个人”的丰富内涵进行了阐释，指出“现实的个人”是活动着的、处在现实中的、发展过程中的人。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强调：“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首先是有生命的存在，不仅是自然世界的组成部分，而且同其他生物一样，需要从自然界中获取阳光、水、空气和营养。

　　人同自然界的其他生物所不同的是，人类具有社会历史性。“现实的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人。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加以解释。

　　首先，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和动物的区别在于劳动，纵然动物也会进行“劳动”，但它们所谓的“劳动”是一种自发的、为了维持生存的行为，更多地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维持生命的本能。真正意义上的劳动是人类所特有的、有意识的社会生产劳动。形成人类社会的一大前提是物质资料的生产，人类要生存，要创造历史，首先要做的就是生产物质资料，为了满足这个需要，由“现实的个人”组成的人类社会就要进行社会生产劳动。人除了进行物质资料的生产外，还要进行精神资料的生产。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物质资料的生产决定精神资料的生产，而精神资料的生产对物质资料的生产具有能动作用。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原有生产力水平的物质资料生产无法满足“现实的个人”的需求，在这个过程中，“现实的个人”就会不断改造这种关系来满足新的需求，从而顺应社会历史的潮流，推动社会历史进程。

　　其次，“现实的个人”是“现实的、历史中的人”。具有社会性的“现实的个人”所从事的物质资料生产不能脱离社会历史而存在，“现实的个人”进行物质资料和精神资料生产的时候，必须要与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这些生产生活方式，向来不是某一个体自身的，而是社会历史中符合当时历史条件下的生产生活方式。“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处在现实中的、具体的历史条件下的人，是生活在当下社会历史发展水平下的人。没有完全真正独立存在于社会历史进程之外的人，无论从人的物质生活方式或者精神生活方式来讲，都办不到；就算是离群索居的个人，他的思维活动和语言也都具有社会历史性。人是社会历史的产物，因此不能脱离社会历史性，个体也因为具备了社会历史属性而能够继承前人和同时代人的经验成果而得以更好地发展，也正是在这种人与人之间的不断交往中，形成了无法摆脱的社会历史关系，这也是国家与法的基础。社会历史的前提是人，人类社会历史是人的实践产生的结果。但人的实践不是为所欲为、百无禁忌的，人的实践活动需要受到社会历史发展水平的制约。当人的社会实践同社会历史发展水平不相匹配时，“现实的个人”会通过实践在现有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不断创造新的条件，从而推动社会历史的进步。从经济基础方面看，伴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升，会出现不同的社会分工，随着生产工具的更新和不断升级，带来的是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也会引起生产关系的变革。“现实的个人”的发展总是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关系条件下的实践。随着人类交往范围的不断扩大，还会开辟新的劳动市场，从而推动人类的交往活动从区域性的交往演变为世界性的交往。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建立共产主义实质上是具有经济的性质，这就是为这种联合创造各种物质条件，把现存的条件变成联合的条件。”

　　因此，“现实的个人”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起点，使马克思主义立足于真正的社会历史现实中。马克思恩格斯发现了“现实的个人”，继而发现了人获得自由解放的途径，这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正确指引。人类社会的历史是“现实的个人”在实践中形成的轨迹，毫无疑问，“现实的个人”的真正发展向度是实现人的解放，而这也正是历史发展的趋向。

　　社会历史是人的历史活动的结果，追求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最终目标，这个终极目标的实现则基于“现实的个人”这一逻辑起点。马克思恩格斯的“现实的个人”思想，与“以人为本”的理念是一致的，为我们坚持以人为本，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提供了科学指导和发展方向。

　　（一）“以人民为中心”彰显了“现实的个人”的历史主体性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自觉践行者。中国人民在党的带领下，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巨变。党注重发挥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决定作用，关心人民群众的诉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其实质就是以人民的需求与发展为根本遵循，深化了对于社会历史主体即“现实的个人”的认识，这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对人的解放旨趣的回归。“现实的个人”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语言中就是人民群众。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我国在新的伟大征程中，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意味着我国在综合国力获得极大提升的同时，也面临着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人民的需求变得多样化。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以人民真正的需求为宗旨。力求满足人民群众在各个层面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顺应了历史的发展潮流，是唯物史观的内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初心和使命的鲜明呈现。

　　（二）“以人民为中心”彰显了“现实的个人”的实践主体性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奋斗目标，强调“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这意味着中国梦实现的力量源泉在人民，同时中国梦的归宿也在人民，人民在改写自己命运的同时也创造了历史。新奋斗目标的实现离不开社会历史实践的主体——人民，这也意味着“现实的个人”需要在实践中彰显其主体性。人的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终极目标，必须将人的发展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之中，将人的发展诉求置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推动人民获得各个方面的富足与自由。

　　发展的起点和归宿都是人民，发展的成果要让人民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既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要求，更是对人的发展的不断深化。发展是具体的，要求我们要完善机制、制定合理的规则，切实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增进人民福祉。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打赢了脱贫攻坚战，摆脱了绝对贫困，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是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的内在要求，也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伟大实践。中国共产党自十八大以来，推出了一系列新举措，不断提升人民的幸福感和安全感。在防范新冠疫情时，党始终坚持将“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这既是中国共产党初心和使命的践行，也是人民群众作为历史创造者的鲜活证明。因此，“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对“现实的个人”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对于人民群众地位的高度凝练与总结。

　　“现实的个人”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作为对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逻辑起点提出来的。马克思恩格斯对于人、人的本质的思想有一个形成过程，这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现实的个人”的丰富内涵作了详细的分析，对由逻辑起点到达历史唯物主义的历程进行了详尽的论述，最终建立起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体系。中国共产党立足新时代，明确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赋予“现实的个人”以新的时代内涵。新时代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更好地突出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发挥人民群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