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国共产党为了打造稳固的抗日根据地，实现更大程度上的社会动员，不得不对乡村社会加以改造，将新社会的理念深入到乡村社会每个个体的心灵之中，促使农民走出家庭私人空间迈向乡村社会公共空间，改变边区群众与政治和革命“绝缘”的状态。而巫神作为旧社会的残留，长期以来受到陕北民间的崇拜，攫取了大量财富，威胁着边区政权的稳定，是乡村社会的“寄生虫”，也是中国共产党开展乡村社会改造和社会动员的“绊脚石”。因此，为了扭转乡村社会的风气，争取社会民心，将群众更好地组织起来，反对和改造巫神成为中国共产党必然面对的问题。

　　近年来，对于反巫神运动的研究取得了较为可观的成果，然而就反巫神运动与乡村社会改造的内在关系仍有讨论的空间。因此，本文以《解放日报》中对反巫神运动的相关报道为主要原始资料，力图走向陕甘宁边区乡土社会的历史深处，详细探寻陕甘宁边区反巫神运动的缘起、路径和成效，并以此展现出在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峙下，中国共产党如何将革命的意识形态渗透到乡村治理的神经末梢，并投射到一般大众的心理基层，进而便于共产党在更广泛的范围实现权力的下探与边区乡村社会的形塑。

一、陕甘宁边区反巫神运动的缘起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巫”文化的传统，“巫”文化是建立在“万物有神”的观念的基础之上，并通过巫师、巫觋一类的群体，运用某些“超自然力量”（即所谓的巫术）来帮助人们实现某种愿望。实际上，巫神就是通过巫术勾连着神与人，并通过“神话故事和主观臆断，建构起一套解释世界的范式，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观念世界的操纵者”。陕甘宁边区将巫神主要划分为七种类型，分别是“神官、师婆（女巫）、巫神、法师、梦仙、迁送和马脚”。马脚一般是在庙会上，假借神的面目出口传愿，其他基本上以骗人的方法驱鬼治病。他们所使用的器具和性质各不相同，一般来说神官用羊皮鼓、巫神用三山刀、师婆用菜刀、迁送用米盅香表等。”由此可见，巫神有狭义和广义划分，广义上的巫神不仅囊括了一些看风水的阴阳先生，也包括了旧式接生的老娘婆等。狭义的巫神则是假借鬼神消灾治病，以骗取钱财为目的，但他们自身对医药知识一窍不通。由于广义巫神的概念范围涉及广泛，因此笔者主要集中探讨利用“巫术”驱鬼禳病的巫神，即狭义上的巫神概念。

　　（一）边区群众对巫神的追捧与崇拜

　　在边区，巫神势力极为猖獗。据统计，全边区巫神多达2000余人，远多于从事医疗卫生工作的人数。而这些巫神作为帮助群众降妖除魔，治病救人的“布道者”，长期受到边区群众的追捧与崇拜。

　　首先，长期的贫困和饥荒让群众寄托于鬼神之说。陕甘宁边区是当时“中国最贫瘠、长期落后而且人口稀少的地区。”由于恶劣的地理环境加上战乱不断，陕北地区灾荒和饥荒十分严重。据统计，“1928年至1933年大灾荒期间，单单陕西省就有数百人饿死，1929年中国国际饥荒救济委员会估计，连续两年灾荒造成了250万人死亡，几乎占全陕西人口的1/3，数千妇女儿童被卖身为奴”。面对这样的世界，许多陕北群众认为只有寄托于鬼神才能救助他们逃脱苦难。而作为沟通人与神的巫神通过“巫术”可以帮助他们“治病救人”，逃灾避难。恩格斯指出：“人们既然对物质上的得救感到绝望，就去追寻灵魂得救来代替，即追寻思想上的安慰，以免陷入彻底绝望的境地。”因此，从本质上说，崇拜巫神，信仰神灵隐含着人们对于现实困难生活的逃避和对美好生活的寄托。所以人们在面临许多恐惧、未知和可怕的事物之时，传统的“万物有神论”深刻影响到边区群众，导致他们去求助于妄称掌握“神力”的巫神。

　　其次，陕北地区长期的无秩序状态，为巫神提供了可乘之机。陕甘宁地区地处三省交界地带，土匪之祸和军阀之患甚重。当时为了支撑军阀混战的需要，陕西各地军事税收达到了最大限度。陕北著名的“土皇帝”军阀井岳秀，向人们征收四十多种不同的苛捐杂税，迫使可怜的农民不得已去当土匪和参军，其中一些人在混战时期便染上了不良风气，这些人失业以后产生的不良风气仍然影响着他们，成为边区二流子和巫神的重要来源。李文秀当时回忆说：“我这个二流子啊，就是因为我过去在旧军队那当兵养成的，因为那个时候当兵很随便，出发一次就可以搜刮老百姓很多钱，来钱很容易啊，自家（我）就变坏了。”

　　最后，边区群众不卫生的习惯、缺乏科学知识、以及医药卫生的落后是民众崇拜巫神的现实原因。无知往往催生迷信，边区群众的愚昧落后导致民众缺乏必要的医药卫生常识。据统计，陕甘宁地区文盲率达99%，学校教育，除城镇外，在分散的农村，方圆几十里找不到一所学校，穷人子弟入学无门；文化设施很缺，人民十分缺乏文化生活。老百姓因文化知识缺乏，“除跳巫拜佛外，从不知道卫生医药何事。” 群众残留了许多封建迷信和不卫生的现象与习惯，如平时不洗澡，不洗脸，不常换衣服，有了病也不找医生看，而是求神拜佛，求老天爷保佑，以致人口的出生率虽然不低，但死亡率也很大。

　　与此同时，由于边区缺医少药的困境导致一些力图希望去医院治疗的群众不得不求神拜佛，求助于巫神。“子长西一区医药缺乏，没有药铺，也不容易请到好医生，有了病人，人民必须跑到几十里以外的瓦市求医，常常耽误了病人，穷一点的人家更费不起这钱，只好找到巫神。”老百姓并不一定相信巫神，但人病了，没有法子，请不到医生。就是请到医生，也没有药店，只好请神官巫神，妄信“退财可以消灾”。尽管有些人知道巫神治不好病，但在病急乱求医的心理之下，不得不拜托巫神，相信巫神，巫神之流便借机趁虚而入，凭借群众对他们的崇拜而寄生于民间，成为“专吃农民血”的耗子。

　　（二）巫神对乡村资源的汲取与控制

　　中共中央到达陕北以后，如何使农民摆脱贫困状态，以支持抗战时期的战争动员成为中共开展社会革命的重要举措。毛泽东对此言道：“我们的工作首先是战争，其次是生产，其次是文化。”可想而知，在一切服务于战争的任务之下，巫神汲取和控制了乡村社会大量资源，给中国共产党根据地的建设和抗战动员带来了诸多破坏。

　　一是，巫神攫取了边区群众大量的财富。在抗战严峻背景之下，群众迷信巫神，浪费了大量的钱财，给边区财政带来了巨额负担。三边分区当时在统计巫神的花费时提到：“全分区人们每年的迷信花费在2000万以上，全分区300个阴阳巫神骗取群众的钱每年都有600万，群众用烧香、裱纸和敬神的灯油要费700万元”。与此同时，巫神也严重限制了边区的生产效率。尤其是一些巫神认为他们不参与生产，或是耽误别人生产并不会影响他自身的利益。所以，在这种心态趋势之下，许多巫神就认为：“开垦的工作多无聊，无论他们让我如何愉快去加入生产劳动，我也用不着去参加，只要人们还相信我驱鬼逐怪，我便能活得好”。

　　二是，巫神同反动组织相互勾结，化解了群众抗日的积极性。巫神由于民间的特殊地位，容易获得群众的尊重与崇拜，所以一直都是土匪等组织拉拢的对象。再加上巫神同二流子一样，政治和思想立场不坚定，唯利是图，有奶便是娘，极易被破坏分子利用。“有的加入了土匪组织，有的加入了汉奸特务组织，有的成为了汉奸特务所常利用的对象”。这些巫神加入这些反动组织后，就运用自身的影响力，大肆宣传封建迷信和鬼神思想，污蔑和诋毁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使相当一部分群众被反动组织所利用。

　　（三）巫神与新民主主义社会绝不相容

　　抗战爆发后，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科学的。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科学性，就要求改变边区群众迷信神灵的现象，改造边区存在的大批巫神群体，进而重塑边区乡村社会的结构，逐步摆脱“神权”对于边区群众的枷锁，消解群众对于“神权”的依附。因此，在反巫神运动伊始，《解放日报》社论中就明确提出：“巫神与新民主主义的社会是不能相容的，在新民主主义社会里，不能容许巫神这种职业公开或秘密的存在”。具体而言，这种不相容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巫神导致乡村社会风气逐渐恶化。巫神作为迷信职业群体，他们本身就同迷信一样，危害着边区新社会的建设，导致乡村社会风气的逐渐恶化。毛泽东曾将迷信、不识字与不讲卫生作为边区的三大害之一。以迷信作为穿吃发财的巫神不断败坏着边区社会的风气，塑造出一种“迷信盛行”的氛围，危害边区150多万的群众。其实，许多巫神都知道迷信是旧社会的危害，但在利益的驱使之下与边区新生政权展开了对峙。在一次反巫神斗争大会上，59名巫神联名给群众写信说：“迷信是旧社会留给我们的祸害，那时我们都不务生产，游手好闲，看见巫神骗人能够赚钱，于是我们就借神鬼的名义来混饭吃”。可见，迷信作为一种落后糟粕的文化，凭借巫神作为载体，不断集聚和放大迷信的危害，并将其传递和辐射到更大范围的区域，从而使整个根据地迷信盛行，科学观念和革命观念难以真正深入人心。

　　二是，巫神干扰了边区群众对于新社会的认知。人在感知和接收信息时不仅会利用既有的知识系统来认知世界，同时外部的环境变迁也在不断塑造着人的认知。巫神作为旧社会的“污浊”部分，具有浓厚的社会基础，在新的革命认知深入到群众观念世界时，巫神通过迷信神学不断驱逐着革命认知，巩固着群众内心的传统认知，许多群众由都此深受其害。“当时在政府开展卫生运动时，一些巫神就散播西医的谣言，并公开宣称道：‘西医的针有二尺多长，从腿子里打进去，从肚子里出来’。同时还威胁民众说：‘你们谁要向政府报告我是巫神，我就叫谁家十口人死九口，不信试试看。所以一般民众都不敢参加反巫神运动’”。这种认知一旦在边区社会蔓延，不仅给边区建设带来了诸多阻力，而且许多人可能因此加入巫神行列之中。“史正才原是一个中农不必靠巫神过日子，后来因为孩子眼睛瞎了找不到郎中和药，巫神趁机恐吓他说：“白蛇精到你家来顶替啦，你要不顶替他，便会闹得你全家不安”，史正才很害怕，也做起巫神来了。”

　　总之，在陕甘宁边区，巫神不仅是乡村社会中的一员，还是迷信落后的集中体现。他们与中共在意识形态、经济和卫生等领域争夺普通群众，汲取了乡村社会大量资源，阻挠了中国共产党开展乡村社会改造的进程。因此，为了打造稳固的抗日根据地，强化中国共产党对于乡村社会的治理能力和资源汲取能力，中国共产党就必须要批判和整治巫神，逐步消解巫神在民间的影响力。

二、陕甘宁边区的反巫神运动

　　在抗战严酷的社会环境之下，对巫神展开有效治理和改造绝非易事。在群众思想觉悟尚未提高的情况下，单纯的行政手段往往会适得其反，使群众反感。因此，边区党和政府结合各地实际情况，以思想宣传和医疗围剿为着力点，通过发动思想教育、建构信息流动空间和争夺乡村医疗话语权，使巫神逐步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基础。

　　（一）发动思想教育

　　中国共产党凭借发动思想教育，积极传播科学知识，动摇巫神赖以存在的思想基础。毛泽东强调：“要老百姓不敬神，就要有科学的发展和普及，科学不发展、不普及，敬神在他们是完全需要的。”边区党和政府利用科学教育普及和发展科学观念，把基本的科学知识散发到民间社会之中，用科学的、正确的、新的意识形态和思想置换存在于群众头脑中的落后迷信思想和封建陋习。

　　首先，边区举办了一系列的科学专题报告、知识普及讲座等。据统计，从1941年4月到1942年4月的一年间，自然科学研究会组织了比较重要的报告达到30多次，各专业学会办过100余次。1941年9月21日，延安出现了日食现象，自然科学研究会利用机会，开展了日食的科学知识科普讲座，用事实教育群众，破除了群众中流行的“天狗食日”等迷信说法。边区党和政府还利用群众的亲身体验和经历使他们转变和信服科学知识。例如，在给农民讲授天上地下、风雨雷电的道理，以及如何种庄稼等许多内容后，农民不仅可以改进种庄稼的办法，也自然认识到所谓的“龙王爷”“风神娘娘”等都是假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后，科学大众化运动和文艺下乡运动得到普遍开展。大量书刊和宣传材料被充分用来宣传科学和卫生。据统计，延安科技工作者1942年至1944年在边区出版的《王大娘养胖娃娃》等医药卫生读物和宣传材料就达到7.82万册。

　　其次，边区还通过学校教育深入推进科学教育。《解放日报》社论中强调：“把最为基础的知识普及到人民中间去……不仅在一般民众中间，而且在一般的干部中间，自然科学知识也是极为缺乏的，为普及科学知识，应多组织科学演讲，编写初中级的自然科学读物。”中央党校、马列学院与鲁艺等学校专门开设了有关自然科学的课程。尤其像中央党校通过开设相应的自然科学课程，无疑提升了各级领导干部的科学观念，为他们贯彻落实新民主主义文化下移提供了条件。许多学生（包括众多干部）不仅增长了相应的科学知识，还促进了科学观念的进一步传播。毕业以后，他们携带先进的科学观念深入乡村，同乡村落后的糟粕、迷信和巫神开展斗争。

　　最后，边区还通过各种马克思主义学习运动不断提高干部和群众的理论化水平。对边区“有神论”最有力和最有效的批判，即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边区通过开展马克思主义学习运动和延安整风运动，在提升干部和群众 自身理论化水平的同时，也不断在他们脑海中构建唯物主义的科学观念，驱逐既有的迷信思想。

　　（二）建构信息流动空间

　　思想教育的发动，从思想层面初步动摇了巫神赖以存在的基础，然而若想使整个边区群众都了解巫神骗人害人的事实，延伸其影响范围，还需要借助一定的信息流动空间。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向人民提供各种无神论的宣传材料，告诉他们实际生活各个方面的事实，用各种办法接近他们，引起他们的兴趣。”正是在这些宣传材料的传播与扩散的过程之中，边区乡村社会逐步出现了特有的信息流动空间。这一流动空间以报纸为媒介，以乡村人际关系网络为链接，使信息的传递呈现出“报纸—受众、人际传播—受众”的双向模式，反巫神运动的各种信息也由此传达到每家每户，融入乡村各个角落。

　　报纸对反巫神运动的介绍和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在边区，报纸不仅是党重要的理论和宣传阵地，也是反映边区乡村社会生活和指导边区各项建设的重要载体。一直以来，报纸承担着重要的信息传播功能，而且还被看作消除文盲、移风易俗的有效工具，受到党的重视。“我们的报纸应该努力帮助党员和群众除去革命前的旧制度对于广大民众所遗留的落后状态：文盲、迷信和不卫生等。”反巫神运动肇始以后，边区的《解放日报》就刊载了大量巫神骗人害人的相关报道，表略。

　　从上表可见，为了让群众了解巫神骗人害人的事实，《解放日报》发表了诸多报道，据笔者不完全统计，总共有近百篇关于巫神的报道。从发表时间来看，多集中于1944年2月至10月间。报纸作为宣传、组织群众，推动工作的有力武器，它在传达边区方针政策方面发挥了重要喉舌作用。许多人正是在阅读了巫神的相关报道后，才认清了巫神骗人的事实。但问题是边区文盲率达到95%以上，如何让群众能够真正了解到巫神骗人害人具体情况，从而改变自身的社会观念？其实这也说明了单向度的“报纸—受众”的线性传播路径与中国共产党所需的革命目标存在一定的脱节。

　　边区党和政府实际上也注意到了这一现象。在1944年文教大会上，宣传部长李卓然总结说：“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老百姓和大多数乡村工作干部还不识字，不能看报，所以报纸和群众的联系是不够的，这次文教大会所讨论的大众读报组、黑板报与工农通讯员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的”。为了改变新闻报道与现实的脱节情况，读报组和黑板报等方式逐步与乡村社会网络相结合，并依托人际网络实现信息的二次传播。事实上，人际网络传播系统在中国传统乡土社会中具有重要的传播价值。乡村的各种言论通过人际网络能够不断对外传播，突破边区文化藩篱的既有桎梏，最大程度上让边区群众了解到各种信息，最终形成特有的民间舆论场。

　　以读报组为例，边区通过读报员的读和受众的听，读报组有效实现了知识共享与群众互动。一般而言，读报组存在三个关键要素：即报纸、读报员与听众。读报组在反巫神运动中既要挑选《解放日报》等报纸上关于巫神害人的相关报道，同时读报员还要结合现实情况，自主选择性地开展读报（自主性包括时间、地点和内容的选择）。读报者与听报者之间还需要建立良好的情感互动关系，让听众既能听得懂，也要感兴趣。

　　此外，读报组成员还利用其所处的人际关系，实现消息的多次传递，进而帮助更多的群众接受新的革命理念。乡村社会是熟人社会，在熟人社会中很重要的方法就是熟人的监督和道德谴责，作为失当行为的当事人及其家人往往会因某个不当行为而受到熟人不同程度的谴责、歧视和不齿。反巫神运动过程中，读报组也利用熟人社会的特性，动员巫神的家人和亲人劝说巫神改正。

　　（三）争夺乡村医疗话语权

　　边区的反巫神运动不仅需要科学观念的冲击和信息流动空间的建构，还需要对巫神开展实际性的围剿。由于巫神往往依靠“治病救人”获取了边区群众的广泛支持，边区政府若想打击巫神，还需从巫神的生活来源入手，推进乡村医疗革命，最终夺取乡村医疗话语权，剥夺巫神的生存场域。

　　医生和巫神的斗争由来已久，但由于收费昂贵，卫生人员又极为分散，且许多中医缺乏科学药理，治理效果往往不尽如人意，所以经常处于下风。更有甚者，“有的偏僻乡村连中医也没有，老百姓病了就没有早期医治的习惯，除非病重了才看，有时就找巫神跳神打鬼，浪费许多金钱还要送命。”群众十分渴望能够有大批医生下乡，解决他们“财旺人不旺”的困境。随着边区经济和政治稳定以后，在卫生运动倡导之下，大批医务工作人员纷纷下乡，治病救人，清除了许多巫神。

　　深究医生下乡驱逐巫神的背后逻辑，不难发现，医药成本、医药成效和中西医合作是群众信仰医生的重要基础。其一，边区各级卫生机关和公家医院逐步实现免费医疗，极大缓解了群众“看病难”的难题。以往，边区虽然有很多中医，但他们要价昂贵，许多人负担不起，多是些富裕的政商人士才有寻医问药的条件，许多贫苦百姓不得不去寻找巫神。中国共产党到达陕北后，尽管这种情形极大改善，但在偏僻的乡村该情形仍然十分常见。延属文教工作团在乡村调研时发现，许多家庭总是乱投医，有的花钱花了很多，一副中药就花了12000元。

　　针对医药费昂贵的问题，傅连暲在卫生行政会议上提出：“无条件给老百姓看病和办理乡村卫生，是每一个卫生单位的任务”。像陇东分区医院从去年下半年成立到现在，总计免收群众的医药费已达44万元。绝大多数医药免费诊断后，前往医院看病的人数不断增加。许多群众经过免费治疗后，纷纷感激边区政府和医院。例如，张生亮的儿子在医药治好后，他在群众大会上就呼吁说“公家的医生不要钱，还将自己的血抽给孩子打，救了我娃的命，只有八路军才有这样的医生，以后生病不要再请巫神，又花钱又不顶事。”

　　其二，医药效力是决定群众选择的关键。一般来说，疗效在群众的选择中往往占据首位。医生下乡后要和巫神进行斗争，势必在“效力”上做文章。“延县丰富区，有两个婆姨生了病，一个被巫神治死，一个被医生治愈，此后该村群众就不再请巫神治病了。”但也要看到，医药和巫神对群众来说其实并无区别，哪种效用好，他们就信服谁，效力成为了他们实际的判断标准。如在庙会求医诊治时，尽管有人劝说不要迷信，但还是许多人一面进香，一面仍请当地医生诊病。所以边区医生应着重提高医药效力，同时也要组织开展群众性医药教育，加深与群众之间的联系与互动，把医药卫生工作真正落到实处。

　　其三，开展中西医合作，反对巫神，推进防疫卫生，保证“人才两旺”。边区若是想压缩巫神的生存空间，势必要开展中西医合作，在“中医科学化和西医中国化”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改造巫神，推进防疫卫生。为了贯彻中西医密切合作打倒巫神的方针，在坚持“民办公助”的基础上，边区成立了卫生合作社、接生训练班等，许多中西医以此为平台，经常下乡为群众治病，宣传卫生常识和反对迷信。同时，边区还培养大批的中西医药卫生干部，争取在每个乡都成立乡村医务所。像“安塞曾召开过中医和巫神的座谈会，当时群众说：‘过去信巫神，是因为没办法，总要尽尽人事，才相信鬼神。以后真能办到一乡一个医务所，谁还信神信鬼呢！这个任务，无疑是要由中西医合作来负担的。’”

　　总之，边区通过卫生运动掀起了一场乡村社会的医疗革命，不仅改变了群众的卫生习惯，普及和完善了相关医药人员和设施，而且还凭借卫生运动对巫神展开了进一步的围剿，在医巫博弈之中，巫神受到群众广泛地质疑，群众逐步树立起对于医药、医生的信仰。

三、 边区反巫神运动与乡村社会的重塑

　　在边区反巫神运动的运行实践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将反巫神运动融入于乡村社会改造之中，重塑社会新人、重构群众认同、重树社会新风、重建社会秩序，使乡村社会面貌焕然一新。

　　（一）群众疾病治疗与日常行为的去神化

　　马克思认为：“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共产党人充分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在边区反巫神运动中，积极宣传科学卫生知识，打破了边区封建迷信和巫神泛滥的情况。许多群众都在这种科学化的影响之下，转变了迷信和信仰巫神的思想，实现了疾病治疗和日常生活中的去神化。

　　其一，疾病治疗时的“去神化”。在边区反巫神运动时，边区医生逐步掌握了乡村医疗话语权，逐渐扭转了他们“信神不信医”的旧有观念，对于医药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和信仰，推动了他们医疗观念的“去神化”。很多群众开始自觉“揭发”巫神的欺诈活动。甚至还出现了群众因看不惯巫神骗人，而殴打巫神的案例。例如，瓦市群众自发地怒打巫神，病人高拴怒打巫神安维林等。另外，一些群众还自发成立各种医疗合作社、助产训练班等，也有效地打击了巫神的威信。总之，随着医药卫生运动的兴起，巫神传统的伪治医疗势必就渐行渐远，科学信仰逐渐深入人心。

　　其二，日常行为活动的“去神化”。群众除了患病后不找巫神以外，他们日常生活也减少了大量“敬鬼拜神”的活动，使科学新风逐步在边区树立起来。反巫神运动兴起后，许多群众不再信神信鬼，以往“消灾免难”“祈求生子”的香烟会和娘娘庙也都变成了“文化棚”和“文化市”。更有一些群众说：“再也不信神信鬼了，咱们穷人就是财神爷爷。”同时伴随着“救命第一”“预防第一”等Koukao在边区的回响，很多老百姓改变了不洗澡、不洗衣的生活习惯，养成了不喝生水、修建厕所、打扫粪便等好习惯。

　　（二）反巫神运动对乡村社会的革命书写

　　边区政府通过大规模的反巫神运动，打破了封建迷信，重构了乡村社会秩序，形塑了群众的革命认同，调动了群众的革命激情，奏响了乡村社会革命的嘹亮号角。

　　其一，改变了乡村社会分散的状态，政府实现了对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巫神作为土地革命后仅存控制部分乡村资源的群体之一，他们虽非敌对势力，但却是乡村社会中的不稳定因素。反巫神运动开展以后，边区政府逐渐占据乡村社会边缘地带，扫荡了这群旧秩序的维护者，使乡村中的所有群体都能被纳入政府的动员范畴之中，进而有力地保障了共产党的生存和前方战线的补给，强化了边区对于基层社会的治理，巩固了边区政权的稳定。

　　其二，乡村社会培育出了与新民主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新风尚。中国共产党在反巫神运动中坚持破与立的统一，以破立并举的方式推动了边区乡村社会的移风易俗。所谓“破”即是破除了封建迷信，改造了以迷信作为谋生手段的巫神。“立”是指在反巫神运动过程中确立了诸多社会新风俗和新风尚。例如，以巫神改造和封建迷信为题材，出现了许多新的文艺作品。像新秧歌剧《算卦》《神虫》《护士拜年》《赵老太太转变》《田巫神自新》等，将一些迷信活动以秧歌剧的形式呈现出来。

　　其三，群众逐步形成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反巫神运动虽然仅是边区党和政府领导的一次改造迷信职业者群体的运动。但严格说来，它暗含了中国共产党改造旧社会，建立新社会的决心。符合了农民对于新社会的向往，契合了群众对于国家的价值判断。群众从反巫神运动看到了新生活的希望，逐渐形成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尤其是边区通过构建特有的信息流动空间，不仅让群众在读报过程中了解到了巫神骗人害人的事实，同时也传递出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理念。即中国共产党人作为彻底的无神论者，他们的任务不是引领人们寻求神灵庇佑，祈求来世，而是带领人们打破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群众也逐步认识到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他们的生活并非一成不变。

　　其四，调动了群众的革命热情，实现了有效地革命动员。一方面，反巫神运动开展以后，许多人从迷信、信仰巫神中解放出来，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发展生产上面，从而有力地保证边区后勤的补给和前线的抗战。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还用共产主义的理念教育群众，改变了他们的传统观念和行为。在抗战 的大局中，边区的反巫神运动是中共宣传革命、动员民众参与抗战和消灭各种潜在敌对力量的一次“文化战争”。中共在反巫神运动中传播了革命的理念，将革命的理念深入到群众的观念世界之中，促使着他们既改变着旧习惯，也改变着“脑筋”。尤其是许多群众从反巫神运动等一次次乡村社会变迁中，增强了抗战必胜和发展生产的信念和力量。

　　总之，社会革命作为共产主义革命的应有之义，中国共产党人正是通过社会革命不断实现着自身的理想，也很大程度上获取了群众的认同与支持，从而为抗战动员提供了有力支撑。反巫神运动作为中国共产党开展社会革命的一次尝试，在荡涤封建迷信的同时不断改造传统的乡村社会。使原本落后封闭的乡村社会不断呈现着新的气象。一种组织化的、团结互助的、有革命温度的、活泼的乡村社会逐渐取代了传统慵懒散漫、落拓不羁、迷信盛行和不思进取的生活状态。

结 语

　　由改造人到改造社会，由重塑人生到重塑理想社会，由荡涤旧思想到接纳新思想，中国共产党通过反巫神运动让边区群众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了边区社会所产生的巨大变化。从更长远意义来看，边区反巫神运动的经验是深远持久的。一方面边区党和政府改造巫神的经验，为建国后改造各种”三教九流”群体提供了重要借鉴。另一方面，在反巫神运动中所体现的党的领导和责任意识、注重宣传教育以及充分尊重群众的主观意愿等经验仍然能够在历经岁月洗礼后，焕发着新的时代价值。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科学与无神论》202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