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与政治作为一对重要力量极，持续而深刻地影响着人类文明，二者共构所产生的互动关系往往事关经济、文化、军事、意识形态乃至国家安全等诸多方面。尽管世俗化理论曾预言宗教在现代社会的衰落乃至消亡，但伊朗伊斯兰革命、911事件、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兴起等都体现出宗教与政治的继续交叠，宗教群体、宗教活动及宗教同盟仍然活跃地对社会政治过程及其结果产生影响。不同学科视野对此问题均有所关注，例如以亨廷顿为代表的原生主义论点直接把宗教与政治联系在一起，认为宗教是冷战后暴力冲突的主要原因；工具主义论者则认为，宗教本身与政治和战争无关，它只是被现实力量利用的工具。原生主义和工具主义各执一词，其争论焦点在于：具有宗教背景的政治对抗到底是什么导致的？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马克思在理论发轫早期就开始关注宗教与政治相关问题，写下《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等名篇。恩格斯对该问题的探究更为具体，他在《XX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指出，“在当时的理论的德国，有实践意义的首先是两种东西：宗教和政治”；“但是，政治在当时是一个荆棘丛生的领域，所以主要的斗争就转为反宗教的斗争”。马恩将宗教实践置于广阔的社会、经济、政治和历史背景之中，着重分析宗教问题产生的社会经济根源，把宗教问题还原为社会问题的同时，也就把神学问题还原为现实问题。与此同时，他们还在创立共产主义学说和领导国际工人运动的革命实践中，撰写了一系列文章和评论，提出了诸多精彩而深刻的见解，为我们今天正确认识、准确把握、辩证处理宗教与政治关系指明了方向。
积极面向：宗教作为人民群众反抗运动的神圣外衣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视野中，宗教被看作是一种典型的、特殊的意识形态。由于一切意识形态都具有阶级性，宗教问题亦成为一个政治问题。在宗教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社会中，被统治阶级为了更好地动员和组织民众，往往借用宗教观念、运用宗教语言，给政治运动披上宗教的外衣。同时，作为革命的社会政治理论的宗教异端也常与被统治阶级联合，发展为以下层群众为主体的反抗统治阶级压迫的宗教运动。宗教的“外衣”这一概念，在恩格斯的《德国农民战争》《XX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92年英文版导言》等著作中多次出现，宗教“外衣论”也成为马克思主义有关宗教与政治关系理论的重要支点。
（一）宗教“外衣”与农民反抗运动结合的必然性
农民反抗运动通常要披上宗教外衣，是由宗教本身所具有的功能决定的。宗教崇拜的对象是客观存在的外部力量超人间化的产物。这种外部力量原本是对人的日常生活起支配作用的力量，是“异己的”和“不能解释的”，然而人们一旦通过“幻想”为其赋予“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的外观，异己的支配感、压迫感和恐惧感就转化为神圣感。对人生境遇的解释、对天神的共同尊崇和彼岸世界许诺的无限可能，不仅给予个体以灵魂的安慰，同时也为所有被统治者提供了粘合剂和兴奋剂，赋予他们所发动的历史运动以强大的力量。“宗教通常会给暴力行为覆上一层超政治的意义，而暴力行为则借此超越政治，甚至迅速地取而代之。”因此，反抗者拿宗教作为政治斗争的武器，正是源于宗教带来的有效性。
农民反抗运动通常要披上宗教外衣，是由特定的时代环境决定的。在中世纪欧洲的封建主义社会，哲学、政治、法学等意识形态的一切形式都被并入神学科目，基督教也因此变成一种与之相适应的、具备封建等级形态的宗教。“教会的教条同时就是政治信条，圣经词句在各个法庭都具有法律效力。甚至在法学家已经形成一个等级的时候，法学还久久处于神学控制之下。”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任何社会政治运动都不得不采取神学的形式；对于经常受宗教思想熏染的群众感情说来，只有为其切身利益披上神学说辞的华丽外衣，才能形成合力、掀起巨大的风暴。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中指出，反封建的革命反对派总是带着强烈的宗教色彩，以神秘主义和公开的异教的形式出现。当时由闵采尔领导的被压迫农民和城市平民起义，就采取了为复兴日益蜕化的原始基督教而斗争的形式。
农民反抗运动通常要披上宗教外衣，是由群众运动和宗教的相似性决定的。恩格斯从阶级特点、群体意图、所受遭遇和最终结果四个方面比较了原始基督教与现代工人运动的相似性，指出基督教最先产生于人民最低阶层的“受苦难的人”，基督教是“奴隶、被放逐者、遭排挤者、受迫害者、被压迫者”的宗教，原始基督教承担了很大一部分在现代社会由工人运动所发挥的作用，原始基督教运动同社会主义运动一样都是群众运动，等等。由于这种相似性，被压迫者和革命者借用宗教的形式组织起来反抗XX、争取利益，成为一种历史必然。恩格斯也看到，后来走向成熟的基督教已发展出一套严格等级制，沦为统治阶级进行精神控制的帮凶，这时对革命斗争必将胜利的渴望和信心才仅存于社会主义者那里。
（二）对革命的宗教色彩要用整个社会历史进程来解释
分析特定时期一国的社会阶级结构，把握各阶级、各群体在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是马克思主义判断重大事件、评价历史人物的客观依据。同样，马克思恩格斯对宗教与政治的分析不是采用神学家的路径，而是借助历史唯物主义的透视镜，将宗教问题还原到整个社会历史进程中进行考察，并着重揭示宗教与社会生产力、阶级斗争等更为广阔的社会历史之间的内在关联。他们强调，研究宗教唯一科学的方法是把宗教神学在革命运动中所起的作用放到具体的历史条件中去分析，从当时的现实生活关系中引出它的天国形式。相较而言，马克思只是暗示了宗教在政治上的矛盾性，而恩格斯则以他特有的清晰笔触勾勒出历史的细节，从而发展出更为充分的辩证理论。
恩格斯指出，宗教因素普遍存在于一般的历史运动中，“这种色彩不能像费尔巴哈所想的那样，用人的心灵和人的宗教需要来解释，而要用以往的整个中世纪的历史来解释，中世纪的历史只知道一种形式的意识形态，即宗教和神学”。在教会一统天下的欧洲社会，任何思想运动、政治意识和阶级意识都采取了宗教的形式。在对XX、闵采尔和汉斯的述评中，恩格斯进一步阐明，在具有宗教色彩的群众斗争中，除了神学方面的教义信条外，宗教有时还在政治思想、哲学理论和社会伦理观念上直接为革命斗争提供理论支撑。“XX通过翻译圣经给平民运动提供了一种强有力的武器。他在圣经译本中使公元最初几个世纪的纯朴基督教同当时已经封建化了的基督教形成鲜明的对照，提供了一幅没有层层叠叠的、人为的封建等级制度的社会图景，同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形成鲜明的对照。农民利用这种武器从各方面反对诸侯、贵族、僧侣。”XX“因信称义”的宗教改革思想将人和社会从教会的控制下解放出来，为早期社会革命创造了前提，但恩格斯同时看到，作为市民阶级温和派的XX未能从宗教改革深入到对社会的变革中。这些论述既客观地肯定宗教在革命的反抗运动中的进步作用，又辩证地指出了其历史局限性。
（三）要想真正把革命进行到底，必须抛开宗教“外衣”
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中，可以大致梳理出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三个阶段，也是早期资产阶级革命的三种典型形态。首先是发生在16世纪的德国资产阶级革命，它完全是在宗教改革的旗帜下进行的，是很不彻底的；第二次资产阶级革命发生在17世纪的英国，限于当时资本主义的发展水平，英国资产阶级一边在加尔文教会中寻找理论依据，一边鼓动人民进行反封建斗争，具有革命性与妥协性相交织的特点；而在18世纪的法国，更为成熟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高举理性主义大旗，“这是完全抛开宗教外衣、在毫不掩饰的政治战线上作战的首次起义；这也是真正把斗争进行到底，直到交战的一方即贵族被彻底消灭而另一方即资产阶级完全胜利的首次起义。”这次革命彻底涤荡了旧秩序、从根本上动摇了西欧封建主义制度，并产生了超出整个旧世界范围的新思想，最终深刻形塑了现代世界的面貌。在参加1848-1849年的革命斗争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更为鲜明地强调，人们的观点和观念会随着每一次社会制度的巨大变革而改变，但是当下发生的变革与以往一切变革早已不同：“人们最终识破了这种历史变革过程的秘密，因而他们不再以崇尚词藻的超验形式的新宗教来崇拜这种实际的‘外在的’过程，而是抛弃一切宗教。”
宗教作为现实世界的反映，其发挥的社会功能也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宗教曾是底层民众的心理安慰，是政治改革的鲜明旗帜，是反封建革命者的冲锋号角，在以宗教为国教的国家，一切革命的社会政治理念基本都是神学异端。资产阶级在构筑自由平等观念的过程中，也不自觉地从宗教中汲取养分，它把新教中人与神的契约关系拿来作资本主义市场中的契约关系的映照。但马克思恩格斯根据时代条件的变化指出，“基督教进入了它的最后阶段。此后，它已不能成为任何进步阶级的意向的意识形态外衣了；它越来越变成统治阶级专有的东西，统治阶级只把它当做使下层阶级就范的统治手段。”随着人类启蒙和无产阶级意识的不断深入，有识之士将真正依照人的方式来安排世界，不给造物主留下一丝一毫的立足之地，从而真正把革命进行到底。“基督教是在死后的彼岸生活中，在天国里寻求这种得救，而社会主义则是在现世里，在社会改造中寻求。”
消极面向：宗教充当阶级压迫和侵略扩张的工具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功能主义的角度指出，国家是一种“必要的恶”。国家一方面为人民提供安全保护，另一方面又有着自己的特殊目的和利益。在一定的制度框架下，统治者及其代理人很可能会利用国家暴力优势对内对外进行掠夺，人类历史上无穷尽的战争、屠杀、剥削和奴役，绝大多数都是这样制造出来的。由于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被国家化和意识形态化的宗教，常常充当对内阶级压迫和对外侵略扩张的工具，历史上也常见宗教与政治之间诸多形式的联姻，宗教战争就是其中最为极端的形式之一。
（一）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与无情世界的情感
对于生活在统治者压迫和阶级剥削的无情世界里的穷苦人民，马克思抱有深刻的理解和同情，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用动容的笔调写道：“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情感，正像它是无精神活力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饱受折磨却又无力改变现状的人们，没有在现实世界中找到安顿身心的住所，就只能把目光投向天国。在这个由宗教幻想构成的世界里，人们得以喘息和悲叹，得以通过赞美和祈求的方式进行苦闷表达和情感宣泄，从而让煎迫已久的心灵得到片刻的哪怕是虚假的慰藉。因此，尽管宗教作为一种社会意识是虚幻的，但这种虚幻性并不是说宗教本身不存在，它发挥着疏解个人病痛、缓和社会矛盾的重要功用，这正是宗教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阶级根源和认识论根源。
但是，宗教的定在毕竟是一种缺陷的定在、一种虚幻的、颠倒的意识形态，因而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人们的病痛。这种情感上的补偿也经常麻痹人们的反抗意志，加之禁欲主义的自我献身与否定，使人默从于现世的律法、规则和制度，甚至连最后一点改造社会现实的愿望都消失殆尽。随着宗教（以及宗教背后的人）对利益要求的增多，个体现世的物质生活越来越受控于宗教的“贪婪”，“人奉献给上帝的越多，他留给自身的就越少”。这种宗教式的“贪婪”并不满足通过主宰人的头脑控制人的生活，更试图将人的肉身异化为阶级利益的实现载体。如果从历史发生学视角进行追根溯源，会发现神是人类理智迷误的结果而非原因。马克思指出：“在宗教中，人的幻想、人的头脑和人的心灵的自主活动对个人发生作用不取决于他个人，就是说，是作为某种异己的活动，神灵的或魔鬼的活动发生作用。”笼罩在宗教意识和宗教气氛中的个人，往往丧失自主思考和行动的能力，也就丧失了革命的意志。“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一论断正是马克思针对当时的欧洲社会境况得出的一个批判性的结论，也是我们研究宗教与政治问题的重要指针。
（二）宗教充当压迫被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工具
人类的全部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宗教因具有麻痹人民反抗意志、规劝向善和自我牺牲的向度，常被统治阶级利用作为强化阶级统治的工具，成为统治阶级粉饰现实与伪装暴力的神学修辞。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由于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那么代表该阶级从事宗教生产和神学建构的神学家，势必被委以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的重任，甚至欺骗和伪造历史，进而大大增加宗教中的人为因素。宗教一旦与拥有权力的、代表落后的反动势力的阶级相结合，就将扮演消极的和否定的社会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敏锐地觉察到这一特殊的社会历史现象，并对其进行严厉批判。在《德国农民战争》和《革命的西班牙》中，恩格斯对宗教维护封建制度的消极作用进行了揭露，并列举了握有知识教育垄断权的僧侣从事政治性和宗教性讹诈的一系列丑行，如制造圣像和圣徒遗物、组织超度礼拜场、贩卖赦罪券等，这些都是榨取和压迫人民的手段。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92年英文版导言》中，恩格斯深刻指出，英国资产阶级曾打着宗教的旗帜战胜了国王和贵族，后来他们发现可以用同样的宗教来控制下属的灵魂，使其服从上级的命令和指示。“英国资产阶级这时也参与镇压‘下层等级’，镇压全国广大的生产者大众了，为此所用的手段之一就是宗教的影响。”
除了将宗教还原为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基础进行分析之外，马克思也从国家与暴力的角度审视宗教，认为国家依靠自身无法独立完成统治之时，就会借助宗教力量实现一种“国家”形式的统治，“未完成的国家则由于自己作为有缺陷的国家的特殊存在所固有的缺陷而声称宗教是自己的基础”。尤其是实行政教合一政体的国家所出现的“政治宗教化”或“宗教政治化”现象更为明显，统治者常以宗教为借口发动战争，或是通过武力解决被激化的宗教矛盾，而两者之间的联姻往往导致冲突的进一步恶化。在这一进程中，宗教成为推动国家机器进行阶级统治的一种软暴力。正是在功能的维度上，宗教遭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拒斥。他们鲜明地指出，不论在保守的宗教的情形中，还是在激进的宗教运动（再洗礼派、货物崇拜）中，宗教都是统治阶级的工具，是掩盖政治要求的绝好外衣。
（三）宗教为侵略战争掩盖现实利益提供幌子
宗教不仅被统治阶级用来压迫和欺骗国内民众，其教义中那些朴素的、幼稚的、不切实际的幻想，以及道德制高点、杀戮的正当性、天意之战的想象，常常被统治者用来煽动对外侵略战争，因而经常成为动荡和冲突的诱因。当西方列强在奥斯曼帝国的博弈加剧之际，马克思发表《XX。——关于东方问题产生的历史》一文指出，东方纠纷的根源初看起来好像是宗教争执，即不同宗教之间或同一宗教的不同教派之间因为“占有伯利恒星、随便一块什么样的帷幕、圣殿的钥匙、祭坛、陵墓、宝座、圣枕”而引发的矛盾冲突，但实际上“这些神圣的争吵不过掩盖着不仅是各个国家而且是各个民族之间的卑鄙的战争”，是列强之间对私利的争夺之战。恩格斯在分析俄国对土耳其问题的介入时，也揭示出宗教与政治的耦合关系。他指出，俄国政府很早就发展了数以百计的代理人，让他们在土耳其向基督徒宣传：“正教皇帝是被压迫的东正教教会的首领、天然的保护者和救星，负有最终解放它的使命”，他们很早便拟定了散布这种思想的大阴谋，以便为抢夺领土做准备。可见，在历史的长河里，宗教经常成为统治者进行压迫、掠夺土地、发动战争的幌子，为国家的暴力行为提供合法化依据。
需要注意的是，思想观念体系和特定时代整体性的革命或反革命的暴力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宗教与政治、战争联姻背后的根源不是在天上，而是在人间，包括经济利益、政治结构、权力分配和社会秩序等在内的头脑以外的现实力量决定了暴力的发生，而宗教的思想观念是施暴者挑选、强化和歪曲的资源。恩格斯指出，德国农民战争时期的政治和宗教理论“并不是当时德国农业、工业、水陆交通、商品交易和货币交易所达到的发展程度的原因，而是这种发展程度的结果”。也就是说，战时所运用的宗教理论并不是独立发生作用的，它受制于一定的生产力和经济关系发展水平，并在利益的驱使下发生异变或接受改造。“在宗教狂热的背后，每次都隐藏有实实在在的现世利益”。利益将宗教异化为了暴力现象，反过来，带有宗教因素的暴力和战争也会曲解、亵渎、和强制原先的宗教，甚至与原先的宗教相对抗，使之丧失正当性和权威性。在《德国农民战争》中，恩格斯对宗教战争的实质作了进一步表述：“16世纪的所谓宗教战争首先也是为着十分实际的物质的阶级利益而进行的。这些战争同后来英国和法国的国内冲突完全一样，都是阶级斗争”。因此，战争虽然有种族的、宗教的、地缘的和历史的等诸多诱因，但最根本的仍是阶级矛盾和阶级冲突。
最终出路：宗教批判、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的三重进路
与宗教神学、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等方法不同，马克思主义对宗教与政治的研究，充分建立在关于社会历史发展变迁的基础之上。在《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神圣家族》等文本中，马克思批判了布鲁诺·鲍威尔的思辨唯心主义理论，并沿着“宗教批判——政治解放——人的解放”的三重进路，指出现实社会中宗教与政治问题的根本解决之道，既不在天国的宗教解放也不在局限的政治解放，而是要将颠倒的世界颠倒过来，扬弃异化世界的异化，实现了人的主体性的回归。要实现人的解放，就必须首先批判宗教，摘去奴役人们的锁链上的虚幻的花朵，进而在批判宗教的基础上进行政治批判，最后“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走向自由人的联合体。
（一）宗教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
马克思生活的普鲁士社会，政教尚未彻底分离，绝大多数人还是基督教信仰的持有者，思想文化中仍然充斥着保守、闭塞和愚昧，统治者也企图把政治原则和基督教的宗教原则合而为一，使宗教信仰而非自由理性成为国家支柱。在这样的背景下，马克思毅然走上了宗教批判之路。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自然界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自然界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慑服于自然界”，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最早的宗教观念和宗教信仰活动便产生了。因此，人对神的依附实际上反映了人对自然力的依附，是自然力的人格化。
随着社会分工的扩大、私有制的产生和阶级的出现，人类进入异化劳动阶段，宗教也被人为化了，被现实社会的阶级利益所主导和利用，成为对社会关系特别是经济关系的异化状态的反映。宗教在进一步社会化、复杂化的过程中，始终积极回应时代的变化和深层诉求，开始走向以集体力量遵奉神圣的阶段，其教义、仪轨、组织、信众等都同一时一地的社会经济状况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马克思恩格斯以具体的社会历史和民族志为断面，分析了人为宗教为政治服务的不同形式。例如马克思在批驳有关“实行基督教的社会原则就可以解决社会问题”的观点时，总结了基督教的功能与特性：基督教的社会原则曾为古代奴隶制辩护、把中世纪农奴制吹得天花乱坠、宣扬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存在的必要性、合理化压迫者的卑鄙行为、颂扬XX等。恩格斯也指出，作为世界宗教的基督教深刻适应着罗马帝国的经济、政治、精神状态，说明宗教根本上还是人在相应生产力条件下产生的特殊的意识形式。正是通过把宗教问题还原为它的世俗基础，马恩将宗教批判与政治解放和人的解放联系起来，通过宗教批判所确立的基本前提，向旧世界和旧制度展开深刻和全面的批判；同时，又在对世俗社会的批判中完成究竟意义上的宗教批判。
（二）政治解放不排斥宗教信仰
面对普鲁士德国有关犹太人的宗教与政治问题，作为青年黑格尔派代表的布鲁诺·鲍威尔认为，犹太人之所以在政治生活和社会认同中产生这样那样的矛盾，根源在于宗教对立，尤其是基督教和犹太教之间的对立。因此，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废除宗教：一方面，犹太人必须放弃其个人的宗教信仰；另一方面，国家也必须从犹太教、基督教和一般宗教中解放出来。这正是由“宗教对国家的关系问题、宗教束缚和政治解放的矛盾问题”决定的。对此，马克思既肯定了鲍威尔将犹太人问题与政治解放联系起来的做法，同时也尖锐地批评道，鲍威尔忽视了国家和政治环境的特殊性，而单从神学立场和宗教观念来观察整个犹太人问题，从而走向了片面和抽象。马克思认为，犹太人问题并不是宗教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世俗问题、历史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彻底解决要从犹太人所处的社会现实及现代国家的内部缺陷中去探寻。
政治解放并不以宗教解放为必然前提，政治解放也没有能力消除宗教。马克思就政治国家与宗教的关系指出：“政治解放的限度一开始就表现在：即使人还没有真正摆脱某种限制，国家也可以摆脱这种限制，即使人还不是自由人，国家也可以成为自由国家。”也就是说，当国家摆脱了国教并且让宗教在市民社会范围内存在时，国家就从宗教中解放出来了，这不必然要求单个的人放弃宗教信仰，宗教已从公法领域转到私法领域，成为个人的事情。马克思举例道，在已完成政治解放、实行共和制的北美各州，宗教不仅存在，而且是生气勃勃的、富有生命力的存在。在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条件下，宗教还会更加兴旺地发展起来，这是因为从表面上看，“它没有政治意义、没有世俗目的，而只是关系到厌世情绪，只是理智有局限性的表现，只是任意和幻想的产物，这是因为它是真正彼岸的生活。”马克思还进一步举出《人权与公民权宣言》《宾夕法尼亚宪法》和《新罕布什尔宪法》等法律条款，认为“信奉宗教、用任何方式信奉宗教、履行自己特殊宗教的礼拜的权利，都被明确列入人权。信仰的特权是普遍的人权。”可见，宗教的存在与现代国家的建立不仅不矛盾，而且现代国家还会把宗教信仰的权利列入政治自由的范畴予以确认。这也说明，政治解放只是把宗教的中介转移为政治国家，“宗教仍然是这种国家的成员的理想的、非世俗的意识”。
（三）宗教解放和政治解放最终统一于人的解放
马克思承认，政治解放的确是人类文明取得的一个重要成果，这不仅在于国家政治与宗教信仰的分离，而且在于它消除了旧市民社会的政治性质，废除了私人利益等方面的等级特权。但他同时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宗教将继续把人类潜在的但并不能实现的能力，转移到一个虚构的领域，从而使现有的（异化的）社会秩序合法化，现代政治国家也将通过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和加速资本增值，加深人的世俗生活的苦难。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现代国家是类似宗教的抽象，它是用间接的方式把人们联结起来，“正像基督是中介者，人把自己的全部神性、自己的全部宗教束缚都加在他身上一样，国家也是中介者，人把自己的全部非神性、自己的全部人的自由寄托在它身上。”因此，政治解放是一种有限的、抽象的、局部的解放，人们仍然遭受着宗教、财产和行业利己主义的限制。马克思进而指出，已经实现了政治解放的现代国家应继续向人的解放迈进，彻底消灭宗教狭隘性和人的自我异化，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最终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人类解放的希望在于被理论武装的无产阶级。在马克思看来，要实现普遍的人的解放，就必须使“一定的阶级从自己的特殊地位出发，从事社会的普遍解放。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即整个社会都处于这个阶级的地位”，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马克思之所以如此重视无产阶级，一方面是基于他的人道主义目光对无产阶级这一“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悲惨境遇的同情，但更为重要的是，他看到无产阶级不仅代表自身而且代表整个社会普遍的利益，它只有通过人的完全恢复才能恢复自己本身，它只有解放了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马克思还特地强调，唯物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工人阶级的世界观，无产阶级必须走与哲学相结合的路线才能开展解放事业。“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哲学理论一旦被先进的无产阶级掌握，就能变成为改造现实的强大武器。伴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阶级差别的消失，国家、宗教以及所有外在于个体的限制都将退出历史舞台，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重归于人自身，宗教解放和政治解放才得以最终实现。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科学与无神论》202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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