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战略作为对未来的设想，取决于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性规律的认识，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巩固和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发挥
经济发展战略的正确与否，取决于我国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性规律的认识，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巩固和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发挥。进入历史新阶段，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进一步推动着整个经济领域的发展、改革和开放。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围绕经济问题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其经济发展战略思想大体可概括为下列十点。
之一：中国梦中的经济发展战略思想
经济发展战略作为对未来的设想，首先要明确发展的目标和实现的步骤。2012年11月29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过程中，习近平在其重要讲话中首次提出“中国梦”概念，指出“实现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的最伟大梦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幕会上，他又用“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三个关键词表达了中国梦的深刻内涵。中国梦的现阶段具体指向，是实现“两个100年目标”，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就经济领域而言，中国梦包含着丰富而具体的任务和内容。如：在经济发展指标上，要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在人民生活指标上，要总体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和社会和谐稳定；在资源环境指标方面，要基本形成主体功能区布局，使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显著减少和人居环境明显改善，等等。可见，中国梦中的经济发展战略思想，不仅将邓小平同志在上世纪提出的小康社会设想由“建设”阶段推进到“全面建成”阶段，也明确了发展目标的具体实现路径，体现了我国关于发展和改革在战略层面分阶段推进的特点，回应了人民群众的期待。
之二：稳中求进的经济发展战略思想
推动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始终需要面对“稳”和“进”的抉择。在2012年12月9日广州经济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按照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扎实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确立“稳中求进”思想，就是既要抓住发展机遇，又要看到国际国内各种不利因素的长期性、复杂性、曲折性，不回避矛盾，不掩盖问题，从坏处准备，争取最好的结果，牢牢把握主动权。“稳中求进”的发展思想，适应了新时期我国经济发展改革和发展任务繁重的新要求。从经济发展的逻辑来看，“稳”始终是“进”的前提，而“进”则是“稳”的方向。确立稳中求进的发展思想，实质上决定了科学发展观能否确立，客观上要求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而非以GDP论英雄。确立稳中求进的发展思想，要求在实践中杜绝将“发展是硬道理”扭曲为“硬发展是道理”；防止以“效率优先”为名损害社会公平正义。从根本上说，稳中求进发展思想的提出，有利于防止一些地区提出不切实际的发展目标和要求，遏制政府部门将眼光放在“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的现象；同时也有利于在转变方式、改善民生基础上真抓实干，加快发展。
之三：民生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思想
2012年11月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与中外记者见面会上，习近平强调，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活生产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同月17日，他在《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中指出：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所以必须在全体人民共同奋斗、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逐步建立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所以必须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应当说，以改善民生而改革开放，即民生导向的改革开放，这是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和实惠所在，也是改革开放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改革开放发展的最终目的是强国富民、人民幸福，科学的指挥棒应是国民生产福利总值、幸福指数。确立民生导向的发展、改革和开放，不仅需要运用再分配手段，如加大转移分配力度，加快推进城乡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社会保障、资源要素和户籍制度的一体化，更需要在促进公有经济和规范初次分配领域下功夫，如提高劳动收入占比、规范劳资关系、完善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促进就业和简化前置审批促进创业等。同时，致力于民生导向的发展，也有利于遏制以“折迁”求城市发展、以恶性竞争“招商引资”求增长等排挤国内企业发展、损害国家长远及人民整体利益的现象，增强发展的持续性。
之四：公有制主体的经济发展战略思想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前提。习近平指出，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关系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强调：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对于深化改革时期的经济发展来说，明确公有制的地位和作用很有必要。通过巩固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坚持改革的性质，通过完善公有制实现形式深化改革，两者都体现了公有主体型产权对于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促进以公有资本控股的不同所有制之间的相互持股、交叉持股，就难以削弱公有制地位。这一发展思想，有利于消除改革过程中“国有企业私有化、土地私有化、金融自由化”的新自由主义的干扰和负面影响。
之五：双重调节作用的经济发展战略思想
习近平在今年两会的讲话中强调“两个更”：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他强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并明确指出：“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仍然要坚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挥党和政府的积极作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为了实现两个百年目标，我国的经济发展既要着眼于进一步激发改革活力，增强人民群众对于改革的参与性；也要着眼于进一步提高宏观调控水平，提高政府效率和效能。发挥“两个作用”，不仅直接关系到促发展、转方式、调结构（产能过剩）、稳速度、增效益，也直接关系到完全的竞争性市场机制能否真正解决高房价、高药价、乱涨价、低福利、贫富分化、就业困难、食药品安全、行贿受贿严重、劳资冲突频发、教育和城镇化的质量不高等民生领域的迫切问题。提出双重调节思想的重要意义在于，今后需要将市场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既要用市场调节的优良功能去抑制“国家调节失灵”，又要用国家调节的优良功能来纠正“市场调节失灵”，从而形成高效市场即强市场和高效政府即强政府的“双高”或“双强”格局。这样，既有利于发挥社会主义国家的良性调节功能，同时在顶层设计层面避免踏入新自由主义陷阱和金融经济危机风险。这根本不是某些中外新自由主义市场决定作用论者所说的中国仍在搞“半统制经济”，也不是宣扬不要国家调控的竞争性市场机制的所谓“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更不是搞各种凯恩斯主义者猛烈抨击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唯市场化”改革、规避必要的政府宏观调控和微观规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决定作用论”与中外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决定作用论”有着天壤之别。
之六：自主开放的经济发展战略思想
在世界新格局和新形势下，进一步扩大开放，既面临机遇，也需要应对挑战。2013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我们要坚持从我国实际出发，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同时我们要树立世界眼光，更好把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统一起来，把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联系起来，把中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结合起来，我们要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决不能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决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动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确立开放的自主性，关系到我国的正当利益，也决定着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前途和命运。目前，我国经济开放的目标，主要不是如何让更多的西方跨国公司研发机构到我国来廉价利用资源和高价转卖非核心技术，而是“着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和参与中高端国际竞争。只有大力发展“控技术（尤其是核心技术）、控品牌（尤其是世界名牌）、控股份”的三控型民族企业集团和跨国公司及其产业链（如中海油、华为和海尔等），才能使我国掌握技术竞争的主动权，科技创新成果带来的GDP和利润，才是国人可以分配的实惠。
之七：城乡一体化的经济发展战略思想
新时期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处理好城乡关系。在2012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提出，要把生态文明理念和原则全面融入城镇化全过程，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他还在不同场合强调，中国的粮食安全要靠自己，农村绝不能成为荒芜的农村，乡村建设不能搞“涂脂抹粉”。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更具体地提出，要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在具体措施上，城乡一体化发展需要立足解决“三农”问题，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如：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坚持家庭经营在农业中的基础性地位（邓小平多次强调集体化和集约化是社会主义农村和农业的“第二次飞跃”），鼓励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允许农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依法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保障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试点等。面对城镇化过程中的新问题，当前的关键是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如：保障农民工同工同酬、保障农民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完善农业保险制度、统筹城乡义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推进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统筹发展，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把进城落户农民完全纳入城镇住房和社会保障体系。这些思想和措施，有利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之八：科技创新驱动的经济发展战略思想
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两个重要支点。2013年7月习近平在武汉考察时指出，工业是我们的立国之本，要大力发扬自力更生精神，研发生产我们自己的品牌产品，形成我们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推动国家繁荣富强，工人阶级要把这个历史责任承担起来。2013年9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会上，他又强调指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决定着中华民族前途命运。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我国面向未来的一项重大战略，一方面需要着力推动科技创新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让市场真正成为配置创新资源的力量，让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另一方面，政府在关系国计民生和产业命脉的领域要积极作为，加强支持和协调，总体确定技术方向和路线，用好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和重大工程等抓手，集中力量抢占制高点。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关键在于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努力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是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有效途径。这有利于扭转我国产业处于低端竞争、产能过剩矛盾突出、投资趋同化严重、资源环境背负沉重压力的不利局面，从长远看，也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平稳升级和生态文明建设。
之九：文化产业事业的经济发展战略思想
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的大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文化生产力和文化生产关系矛盾运动不断进步上升的必然结果。习近平指出，要大胆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但要把握好意识形态属性和产业属性、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方向，即“导向不能改，阵地不能丢”。就其具体内容来说，主要是致力于确立“五个主体”的制度格局，即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体、包容多样性的文化传播制度，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权制度，以文化产业为主体、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的文化企事业制度，以民族文化为主体、吸收外来有益文化的文化开放制度，以党政责任为主体、发挥市场积极作用的文化调节制度。在这样的文化经济发展战略思想指导下，那些回避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将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完全混同并试图在文化领域全面“市场化”的言行，势必难以形成对文化产业事业正常发展的干扰。
全局与局部、整体与部分的改革推进，是深化改革和科学发展需要正确处理的重要关系。习近平强调，应对当前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矛盾和挑战，关键在于全面深化改革，要处理好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关系、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关系、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胆子要大和步子要稳的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这是科学的发展和改革辩证法的体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深化改革的总体规划包含了较明确的路线图和时间表，这样有利于避免在实施过程中相互扯皮、拖延不决。顶层设计与基层具体探索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只有注重顶层设计，才能确立深化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和科学路径，有效防止出现全局性错误或颠覆性错误，或造成范围较大的不良后果。科学的顶层设计为具体领域的改革开放明确方向和指明路径，科学的“摸着石头过河”是积累经验和探索具体办法，能够加快顶层设计目标的实现。在此过程中，我国鼓励各地各领域的先行试验和大胆突破，但并不是主张乱闯红灯和狭隘的本位主义。改革既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整体推进和突破重点领域相结合，是增强改革和发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战略性举措。
网络编辑：岚河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