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世界是客观存在的物质，而不是神灵和上帝。

　　恩格斯曾经指出，物质无非是各种物的总和，而这个概念是从这一总和当中概括出来的，“物质”和“运动”这样的词无非是简称，我们用这种简称把所感知不同的事物，依照其共同的属性概括起来。这就是说世界各种具体物质的概括是物质性的。

　　中华民族在五千年文明的基础上，认为“和实生物”。怎么样“和实生物”？《国语·郑语》说“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世界本质上是物质的、客观存在的，由能感知的五行相互杂和而成万物，而不是天、神所创造的，所以世界本质是物质性的。《周易》说：“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乾·彖传》），“至哉坤元，万物资生”（《坤·彖传》）。乾坤为天地阴阳，所以《周易》说：“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易经·系辞》）天地万物是由乾坤和阴阳复合而生，乾坤在运动变化过程之中生成万物。乾代表艮、坎、震，也就是山、水、雷，它生出来三个男孩子，就是长男、中男、少男。坤代表兑、离、巽，代表泽、火、风，生出来三个女的：长女、中女、少女。

　　从这里可以看出，乾坤、父母生出三男三女，是代表物质现象，它是自然存在的、客观的、可感知的。《周易》说：“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易传》）天地、男女就是阴阳的融合，因为天地和男女的相互结合，万物化生，所以构成了物质性的世界，因此世界本质是物质性的，这是契合马克思主义原理的。

　　第二，实践是认识的来源。

　　人作为万物之灵，有思想，行为受思想的支配，所以导致先知后行的思维形式，《周易》和朱熹都认为先知后行。比如说某人要到某地去，必须知道行走的路线，然后才能走，不然的话就达不到目的地。冯友兰在《新理学》中说我们造飞机必须首先知道造飞机的原理，设计飞机，然后才能造出飞机，这就是理在事先。他后来学习毛泽东的《实践论》，改变了思想，因为实践是认识来源基础。

　　马克思讲，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主要的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观的、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他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事件去理解。人的一切认识归根到底来源于实践。荀子讲：“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儒效》）《礼记·中庸》说：“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强调应该在学问思辨基础上来实践。

　　王阳明强调知行合一，认为实践和知识结合，才能有真知，真知才能真行，所以唯有笃行才能够获得真知。明代的气本论者王廷相主张知行并举，认为近世学者其弊病有二：一是徒为讲说，二是务为虚静以守其心，皆不于实践处用功、人事上体验。往往遇事之来，徒讲学者，多失时措之宜，守心者无用之妙，所以他认为，徒讲说者是对程朱理学的批判，徒守心者是对陆王心学的批判。这两个共同的缺点，都不是从实践处去用功、从人事上去体验。所以他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知的标准，提倡随时体察、会通，以参与作为判定真知的标准。

　　王夫之认为，知之笃则实践之，实践之则心知之，才乐莫大焉。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国古人对于实践是非常笃实的，用实践来验证思想，通过验证来决定是否是真知、真理。中国古人在认识论上是注重实践的，这同马克思主义相契合。

　　第三，辩证法的思维。

　　社会存在很多矛盾，矛盾是用来表达说明事物及其发展过程和本质的，矛盾是联系的根本内容和发展的根本动力。辩证法和形而上学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列宁曾说过，就本来意义上来说，辩证法是研究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在认识事物现象深入到本质的时候就会有矛盾的理念。矛盾既对立又统一，矛盾是与对立面互相依存，以对立面为自己存在的前提，既相互依存，又相互贯通。

　　“辩证法”一词来源于古希腊，原来的意思是谈话和论证，古希腊科学家把辩论过程当中通过辩论克服对方论据当中的矛盾取得胜利的艺术叫作辩证法。一般而言，辩证法认为，事物是运动变化的，形而上学认为事物是静止不变的，用中国的话来说，天不变，道也不变，称为形而上学。这里说形而上学不是西方哲学的“物理学之上”，也不是中国讲的形上谓之道、行下谓之器。毛泽东曾说，辩证法的宇宙观不论在中国，在欧洲，古代就有了，后来被形而上学所代替。

　　中国古代认为矛盾是普遍的，是存在事物当中的，《周易》以阴、阳来代替，阴阳矛盾相对，所以一阴一阳之谓道、一阖一辟谓之变，阴阳对立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张载讲一物两体，运动的原因是事物内部，也就是事物的运动不是外在力量推动的，而是自己本身内在力量的一种结果。

　　老子曾经提出事物的矛盾，他认为矛盾是普遍存在的，是互相对立，他指出，比如美丑、难易、长短、高下、前后、有无、损益、大小、刚柔、强弱、生死、攻守等等的矛盾，“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道德经》第二章）。老子不仅发现了事物的矛盾，而且发现事物的互相转化、对立统一的规则。他认为，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这里蕴含着质变和量变变化的思想，蕴含着某一种量的积累可以引起质的变化。他讲，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垒土。

　　朱熹把质量互变的规律加以很好的说明，他说变化的化是渐渐的变化，变是顿变、质变，他举了一个很生动的例子，比如说人十月怀胎是量变的过程，是慢慢渐化的过程，看来不太明显。到了一朝分娩，生出孩子来是顿变，很明显有形象的。他认为化是渐化，变是显著、突然的变，质变和量变是不同的。

　　王夫之对质变和量变做了一些规定，他说“变”是“自我变之，由迹为粗”是明显的为变，可以变的；“化”是渐化，不太明显，同时他认为变化的关系是体用关系，变是化之体，化为变之用。中国古人把量变和质变的观念，做了很好的阐述。

　　第四，人类社会历史是人们创造的。

　　马克思认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不论历史的结局如何，人们总是通过每个人的追求自己自觉的预期目标来创造他们的历史。

　　中国思想在这方面有很多的论述，因为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创造世界的，所以说“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古人所称“天下”，也就是今天的世界，“世界”这个词是从佛教中来的。天下是人民创造的，古人讲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里可以理解为，水是人民，舟是天下、国家。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国人有很多论述讲历史是人民创造的。

　　第五，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走向世界。

　　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统哲学相互结合，各个民族哲学思想有其普遍性、特殊性，两者不离不杂。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当中，构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具有现代性、更加普遍发展，成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走向世界，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开出新的生命、新的局面，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马克思主义化。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中国化，这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突出特殊（开放性、包容性、统一性、创新性、和平性）分不开，中国马克思主义是创造性的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新形态，是现代文明的马克思主义，是“尚和合，求大同”的马克思主义，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马克思主义，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马克思主义，既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也是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它是马克思主义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相结合的结晶，是在人类知识的总合基础上吸取优秀思想和文化资源的硕果。因此，它具有世界性、普遍性、易接受性、认同性。可以说，它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也是世界化的马克思主义。

　　（作者简介：张立文，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