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的社会历史中，信仰是一种普遍而恒久的现象。它既是一种个体性现象，又是一种群体性现象；既是一种精神性现象，也是一种物质性现象。它虽然与人的自然属性有关，但更集中地体现着人的社会属性。这样独特而重要的现象，在社会生活中肯定有着自己的存在方式和价值方位。

　　信仰在社会中的存在有两种方式：一是隐在式和泛在式；二是显在式和专在式。它既以隐性的方式广泛地渗透性存在于社会生活全领域中，又以显性的方式集中地存在于社会的某一特定领域中。

　　就前者来说，信仰作为一种精神现象和生活状态，弥散性地广泛存在于社会的各个领域、各种活动和多种社会关系中。没有任何一个领域的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与人的信仰无关，因为信仰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一系列不同层次的相信、理想、信念、追求等信仰元素的集合。信仰本身具有的这种丰富性和多因素性，使它更容易弥散于社会之中。德国哲学家西美尔认为，在各种社会关系中都包含着“宗教性因素”。他写道：“我们可以断定，人与人之间各种关系中都包含着一种宗教因素。孝顺儿女与其父母的关系；忠心耿耿的爱国者与其祖国之间的关系或满腔热情的大同主义者与人类之间的关系；产业工人与其成长过程中的阶级之间的关系或骄傲的封建贵族与其等级之间的关系；下层人民与欺骗他们的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合格的士兵与其队伍之间的关系等等，所有这些关系虽然内容五花八门，但如果从心理学角度对它们的形式细加考察，就会发现它们有着一种我们必须称之为宗教的共同基调。一切宗教性都包含着无私的奉献与执著的追求、屈从与反抗、感官的直接性与精神的抽象性等的某种独特的混合；这样便形成了一定的情感张力，一种特别真诚和稳固的内在关系，一种面向更高秩序的主体立场—主体同时也把秩序当作自身内的东西。在我看来，宗教契机似乎就隐含在上述这些关系以及其他种种关系中；由于有了这种特殊的宗教契机，所有这些关系便跟那些单纯建立在利己主义或心灵感应、外在力量或道德力量之上的关系区别开来。”他这里所说的宗教性因素是广义的，超出了宗教的范畴，实际上是信仰性因素。

　　虽然信仰在社会中是泛在的，但这种泛在并不均衡，它不是完全均匀地弥漫于全部社会生活中，而是有其更为集中和明显的形态和领域。它在社会结构中有其存在的特定位置和方位，并进而显现出其突出的重要性。为了把握其特定的社会方位，需要对社会进行结构划分和描述。我们可以对社会结构进行不同尺度的划分，比如二分法或三分法。所谓二分法，就是把社会划分为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在这样的简单结构中，信仰当然属于社会的精神现象和精神关系，它由物质关系决定并反作用于社会的物质关系。而三分法是我们最常见的划分方法，即将社会分为经济、政治、文化三大领域。这里的“文化”是狭义概念，主要指精神文化。当然，在此基础上还有更详细的划分，比如“五大领域”，即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民生)、生态。在这些划分中，信仰现象属于社会的文化领域，并体现为一种显性文化现象。因此，为了确定信仰在社会结构中更明确、更具体的方位，就需要把信仰放在社会文化中进行考察和分析。

　　社会文化是极为丰富而复杂的，需要加以分层考察才能找到信仰所处的层次。在现代西方文化理论中有不同的分层观点，它们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对我们探寻信仰的位置有所启发。吉尔特·霍夫斯塔德(Geert Hofstede)提出了“洋葱”模型，将文化比喻为“洋葱”，由外而内分为四层：第一层是象征性符号，如服饰、建筑等；第二层是反映一定民族性格的英雄人物；第三层是社会通行的礼仪；第四层是价值观，这是最深层次也是最稳定的层次。在这个模型中，他虽然没有谈到信仰，但指出价值观是一定社会文化的最深层次，这事实上就告诉我们，信仰是属于价值观范畴的深层文化现象。埃德加·沙因(Edgar H.Schein)则提出了文化分层的“睡莲”模型，认为“花和叶”是文化的外显层次，包括组织架构、组织制度和程序；“梗和枝”是文化的中间层次，是其倡导的价值观、使命、愿景、行为规范等；而“根”是文化的深层，包括各种视为当然的、下意识的信念、观念和直觉。在这个模型里，中间层次已经包含一定的信仰成分，比如价值观、使命和愿景，而最深层次则更突出地体现着理所当然的下意识信念。迈克尔·波特对文化的看法则更清晰地标示出信仰的位置，他写道：“态度、价值观和信念，有时笼统地称之为‘文化’，它们在人类行为和进步的过程中，无疑起着作用。”文化包括态度、价值观、信念三个方面内容，如果它们是三个层次，那么信念则是最深层次。

　　由上可见，信仰和价值观都属于社会精神文化的深层构造。那么，信仰与价值观又是什么关系?弄清这一点才能进一步明晰信仰的具体方位。信仰与价值观的关系比较复杂，人们的看法也不一致，大体上有两种理解：一是认为信仰在价值观之中，是价值观的中心或内核；二是认为信仰是比价值观更深的一个层次，即价值观的基础和依据。这两种看法都有一定道理，事实上，信仰现象是多样而复杂的，有的内容在价值观之中，属于核心性价值观念，有的则在价值观之外，即比价值观更深或更高一个层次而构成价值观的依据，并对价值观具有决定作用。总之，信仰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因素，是一种深层次文化构成，是社会价值观的核心内涵和深层依据，并对文化其他部分具有决定性影响。

　　信仰的社会作用首先表现为维系社会成员的作用。在这里，信仰表现为一定社会的共同信仰或主流信仰。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说过：“不难理解，一个社会要是没有信仰，就不会欣欣向荣；甚至可以说，一个没有共同信仰的社会，就根本无法存在。因为没有共同的思想，就不会有共同的行动，这时虽然有人存在，但构不成社会。因此，为了使社会成立，尤其是为了使社会欣欣向荣，就必须用某种主要的思想把全体公民的精神经常集中起来，并保持其整体性。”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一个社会的共同信仰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意义系统，使他们不至于生活在没有意义的空虚之中。一旦失去了普遍性存在的信仰，这个社会就会陷入意义的混乱。法国学者塞奇·莫斯科维奇认为，没有信仰的群体是空虚而缺乏活力的。他写道：“如果群体没有信仰或者说没有推动他们前进的思想，那么这些就是没有活力的群体、空虚的群体。对于一个人而言，如果没有生活、没有目标，那么生命对他来说就毫无意义；一个群体如果没有信仰，那么这个群体就会彻底瓦解”，“使群体的精神世界统一起来的既不是科学也不是哲学，而是信仰，从古至今，毫无例外。包括我们当今社会在内的每一个社会，如果没有信仰，都不能向前发展。”

　　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也写道：“每个社会都设法建立一个意义系统，人们通过它们来显示自己与世界的联系。这些意义规定了一套目的，它们或如象征和仪式那样，解释了共同经验的特点，或通过人的魔法和技术力量来改造自然，这些意义体现在宗教、文化和工作中。在这些领域里丧失意义就造成一种茫然困惑的局面。这种局面令人无法忍受，因而也就迫使人们尽快地去追求新的意义，以免剩下的一切都变成一种虚无主义或空虚感。”他着重批判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问题，认为“现代主义的真正问题是信仰问题。用不时兴的话来说，它就是一种精神危机，因为这种新生的稳定意识本身充满了空幻，而旧的信念又不复存在了。如此局势将我们带回到虚无。由于既无过去，又无将来，我们正面临着一片空白。”一种信仰体系之所以能为社会中的人们提供意义支持，主要在于信仰关涉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对世界秩序建构和人心秩序的组织作用。“信仰体系关联着人们感知的所有东西和人们想象得到的所有东西。人们通过信仰，不仅把世界分类和秩序化，并且把体验到的世界所产生的各种事情组织起来以赋予意义。”

　　信仰的社会维系功能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维持政治统治。自从人类形成国家之后，就必然存在着政治统治。统治者运用国家机器维持自身的政治统治，而国家机器不仅是警察、监狱这样的硬手段，还包括宗教信仰、政治信仰这样的软手段。统治者通过倡导一种主流的信仰或共同信仰，或禁止其他的信仰，服务于自身的统治。

　　二是维护社会稳定。政治统治与社会稳定有密切关系，但并不完全等同。如果说前者的着眼点是统治阶级及其利益，那么后者的着眼点则是整个社会特别是广大普通民众的利益。因为民众可以从社会稳定中得到基本的安全感。主流信仰或共同信仰的倡导，既可以维持政治统治，也能起到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因为信仰作为一种维系人群的精神纽带，可以增强人们对社会秩序的认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不同阶级、阶层的利益差异，消化或缓和人际冲突。法国作家巴尔扎克说过，以利益为主的阵营总是会动摇的，但以信仰为主的阵营是分化不了的。

　　三是促进社会和谐。相比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稳定，社会和谐是一种更高级的状态。它意味着社会成员之间有着更为良性或友好的关系，意味着社会的运行和运转更为协调、顺畅。这种状态当然并不是单一因素造成的，而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信仰作为一种人们的精神共享，能够沟通感情，塑造共同的价值观，因而有助于社会关系的和谐。

　　信仰对社会的维系功能不仅在历史上屡屡得到印证，而且也在当代中国得到集中体现。我们党和国家之所以能够形成强大的凝聚力，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不仅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的奇迹，而且创造了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具有共同的理想信念。邓小平指出：“根据我长期从事政治和军事活动的经验，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人的团结，要团结就要有共同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我们过去几十年艰苦奋斗，就是靠用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为人民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凝聚力。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一切。”江泽民指出：“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胡锦涛指出：“一个社会是否和谐，一个国家能否长治久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没有共同的理想信念，没有良好的道德规范，是无法实现社会和谐的。”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同心同德迈向前进，必须有共同的理想信念作支撑。”他还说：“信仰、信念、信心，任何时候都至关重要。小到一个人、一个集体，大到一个政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只要有信仰、信念、信心，就会愈挫愈奋、愈战愈勇，否则就会不战自败、不打自垮。”

　　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是一个向度，而社会的变动与变革又是另一个向度。前者是静态，后者是动态。任何一个社会既有其稳定性，也有其变动性。社会就是在这两种不同状态的交替中不断向前发展的。如果说信仰在维系社会稳定、助力社会和谐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那么同样，它在社会的变革和发展方面也有自己重要的作用。

　　信仰在社会运动中具有重要作用。美国学者悉尼·胡克认为，信仰作为时代思潮的一部分，对一定时代的社会运动和群众运动起着鼓舞作用。他写道：“从来没有一次显著地改变事件进程的群众运动，其参加的个人不是为某种信仰所鼓舞的。信仰也许就是时代思潮——一种决定个人身份和职责的社会价值的完整的复合体——的一部分。它也许是关于今世或来世的神话，而附有在尘世或天堂求取更大幸福的一种希望。或者它也许是被解释为正义要求的一种反对不平等的愤怒感。”虽然社会运动产生的真正原因并不在“鼓舞运动的信仰和学说”之中，“可是一种运动的结果，如果不参考这些信仰和学说就不可能得到解释。因为它们决定着行动的方式，决定着在行动过程中所涌现的人类毅力，以及那些往往与其说使人类导向生存毋宁说导向死亡的最终决定。”在社会运动中起作用的共同信仰既可以是人们对某种宗教的信仰，这通常是由历史文化传统决定的；也可以是某种共同的政治信仰，特别是对一定的社会政治运动和广泛社会事业来说。一切大规模和持久的社会政治运动和社会事业，通常都是由人们的共同社会政治信念来推动的。

　　历史上每一次真正的社会革命，虽有其社会经济和技术进步的原因，特别是有生产方式变革的根源，但在此基础上还在于主体因素和主观因素的作用。比如，人们对社会现状的愤怒和反抗意识等，特别是鼓动革命和参与革命的人们的精神信仰。他们对革命的正当性和正义性的信仰、对革命意识形态的信仰、对革命胜利的信心、对自身革命斗争取胜能力的相信等，都在革命中起着不可缺少的作用。托克维尔在谈到法国大革命时，认为尽管大革命伴随着对旧制度和旧信仰的质疑和反对，但革命者本身却是对革命的正义性有坚定信仰的。他指出：“如果说发起大革命的人在宗教上比我们更加多疑，至少他们保留了一个非常令人钦佩的信仰，那就是他们相信自己，而这一点却是我们所没有的。他们从不怀疑人类的可能完善性和力量。他们急切地宣扬人类的荣誉，并相信美德。他们支持自己的力量，虽然这种骄傲的自信经常导致错误的出现，但是如果没有这种自信，人们只能被奴役。他们毫无怀疑自己是被召唤来改造社会、让人类再生的。对他们来说，这些观点和情感变成了一种新的宗教信仰，产生了宗教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使他们摆脱个人利己主义、崇尚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的观念。这些观点很多情况下使他们心胸开阔、不讲得失。”因此，“没有什么革命在开始能比法国大革命的参与人更多、爱国心更真诚、情感更无私、规模更大。”

　　中国革命更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在世界上千百次的革命中，中国革命涉及范围之广、卷入人员之众、持续时间之久及其社会影响之深远，都是很少见的。其中，中国革命非常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革命斗争过程如此艰难，而取得的胜利又是如此辉煌。这一点如果离开革命者的信仰是难以解释的。邓小平指出：“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如果我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充分信仰，或者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自己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中国革命就搞不成功，中国现在还会是四分五裂，没有独立，也没有统一。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革命理想高于天……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为了追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不惜流血牺牲，靠的就是一种信仰，为的就是一个理想。”“我们党之所以能够经受一次次挫折而又一次次奋起，归根到底是因为我们党有远大理想和崇高追求。”

　　对信仰的社会维系和社会变革作用的深入考察，必须引入历史时间的维度。从一定的历史过程和时段来看，信仰在世界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往往表现为对特定历史时代的塑造，或更具体地说，是对一定时代的精神风貌的影响。历史上曾有人从这个角度谈论过信仰的历史作用，并给予正面评价。其中最典型和最具影响力的是德国文学家歌德，他关于凡是信仰占优势的时代都光辉灿烂的论述有着深远性影响。他写道：“世界历史和人类历史的特殊的、唯一的、深刻的主题(其他的一切主题都从属于它)，仍然是信仰与非信仰的冲突。一切信仰占优势的时代，不论其可能处于什么形式之下，对当代人和后代人来说，都是辉煌的、心情振奋的、富有成果的时代。与之相反，一切非信仰占优势的时代，不论是处在什么形式之下，如果保持着可悲的胜利，甚至在一瞬间闪耀着虚假的光辉，但很快就会从后代人的眼中消失；因为没有一个人愿意让自己承担无效研究的重担。”

　　英国作家托马斯·卡莱尔对于歌德的这段话，给予高度赞同并作了宗教性的发挥。这有其一定的历史合理性，因为宗教信仰作为人类信仰的重要形式肯定对历史时代产生巨大影响。因而说到信仰的时代，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宗教信仰兴起发展并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时代。青年恩格斯在《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与现在”》一文中，曾谈到中世纪的信仰对那个时代的影响力。他写道：“中世纪的强烈信仰无疑地赋予这整个时代以巨大的力量，虽然这种力量处于不自觉的萌芽状态，但并不是来自外面，而是来自人的本性。信仰逐渐削弱了，宗教随着文化的日益发展而破产了……人处于这种不自觉而又没有信仰的状态，精神上会感到空虚，他对真理、理性和大自然必然感到失望”。当然，宗教信仰的作用是复杂的，宗教信仰占统治地位的欧洲中世纪也具有两面性。美国学者弗里曼特勒在写作《信仰的时代》一书时，一方面说：“我们已经逐渐认识到我们自己的精神崩溃，我会怀着欣赏乃至一种眷恋的心情回首过去——留恋那些充满着精神至上的数个世纪，留恋那个信仰的时代，如同法国诗人保尔·沃尔雷恩所说‘那是个伟大而美妙的时代’。”另一方面，又在书中称这个时代为“黑暗时代”，并说：“信仰的时代结束了，用T·S·艾略特的话讲，就是‘伴着沉重的打击和黯淡的悲伤结束了’。”

　　现代德国哲学家卡西尔批评了卡莱尔仅仅从特定的宗教信仰角度解读歌德论述的曲解。他指出：“卡莱尔摘录了这些话，且真心实意地赞同这些话。可是，他却没有在和歌德相同的意义上理解这些话。他的‘信仰’和‘非信仰’的概念是和歌德大为不同的。按照歌德的看法，人类历史中的每一个生产阶段实际上都被看作信仰的阶段。信仰的术语没有神学的涵义，甚至没有一种特殊的宗教涵义，只是积极力量压倒消极力量的简单表述。因此，歌德决不会把18世纪说成是非信仰的阶段。”歌德所说的“信仰”并不是特指某种宗教信仰，甚至也不限于宗教信仰的范畴，而是指一种共同的“神圣的容器”和充满活力的精神状态。歌德在自传里曾谈到，他年轻的时候，朋友们试图使他皈依一种特殊的宗教信仰，而他不断地加以拒斥。

　　可见，信仰的时代并不是特指某种宗教信仰占统治地位的时代，而毋宁说是一定的民族或国家在精神和事业上朝气蓬勃、蒸蒸日上的黄金时代。在这样的时代，人们普遍地有信仰和信念，整个民族的精神充满着向上的力量，人们相信自己，相信社会的光明前途，并全力以赴奋斗。与之相反的是怀疑或不信的时代，虽然这样的时代也有其历史原因和历史合理性，但是普遍性的怀疑之风和无信仰状态并不能成就辉煌的时代。法国学者让-弗朗索瓦·西里奈利说过：“当怀疑的年代、信仰被侵蚀的年代到来的时候，受到损害的将是一种理解世界的原则和一种身份。换句话说，当信仰摇摆不定时，整个世界观和社会性结构都将崩溃。”信仰的年代和怀疑的年代并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相互转化的，甚至形成一种交替性现象。在许多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上不仅存在过怀疑的年代，也存在过光辉灿烂的信仰时代。从一定意义上说，那样的信仰时代往往是可遇而不可强求的，因而更加弥足珍贵。

　　美国在崛起过程中有过自己的信仰时代。它之所以能够在二战后成为最强大的国家，爆发出一种文明的力量，是与美利坚民族的所谓的宗教使命感和价值观优越感相联系的。比如，赫尔曼·梅尔维尔写道：“我们美国人是独特的选民——我们时代的上帝的选民；我们肩负着作为世界自由的避难所的责任。上帝从我们的民族中预先确定了伟大的事情，人类也从我们的民族中期待着伟大的事情；我们在我们的灵魂中感受到了伟大的事情。”戴维·福塞思说：“美国人组成了一个异常优秀和伟大的民族；他们首先代表了对个人主义和自由的信奉；他们建立在个人自由主义的理念基础上的神话和国家，树立了值得向世界其他地方输出的榜样。”

　　苏联初期也经历了自己生机勃勃的信仰时代。那时整个社会充满着理想和希望，有一种创造生活的积极性，连去那里游历的西方人都惊叹不已。英国资本家、“自治领联合银行”总经理基勃逊·札尔维于1932年10月发表评论说：“我要声明，我不是共产主义者，也不是布尔什维克，肯定地说，我是一个资本主义者和个人主义者……俄国正在前进，而我们这里却有大批大批的工厂停闭，约有三百万失业者完全无法找到工作。人们嘲笑过五年计划，预言它必遭失败。但是你们可以相信，在五年计划条件下所达到的实际结果已经超过原来的规定……在我所游历过的一切工业城市中都有新区域出现，这些新区域是按照一定计划建成的，有点缀着树木和街心公园的宽广街道，有最新式的房屋，有学校，有医院，有工人俱乐部，当然还有许多替做工作的母亲照顾孩子的托儿所和儿童之家……今天的俄国是一个生气勃勃、富有理想的国家。俄国是一个有惊人的积极性的国家。我相信俄国所抱的志向是健全的……也许最重要的就是俄国全体青年和全体工人都具有一件可惜现在资本主义国家所缺少的东西，这件东西就是希望。”

　　新中国成立后，新社会荡涤着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并全面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国人表现出百年来从未有过的信仰热情和信仰状态。人们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为作为一个新中国的一员而自豪，对未来充满着新生的期望，在各项工作中尽情挥洒着自己的汗水。只要看一下《雷锋日记》，就能感受到那个时代的普遍而高涨的信仰热情。这些也曾让一些来到中国的外国人惊叹不已。在经历了四十年改革开放洗礼后，中国进入新时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人们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不断提升，社会正气不断弘扬。新时代新征程将成为一个“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的光辉灿烂的时代。

　　从更大的社会历史视野来看，特别是从人类文明和文明形态的视野来看，社会信仰具有重要的文明涵养功能，其自身所蕴含的思想文化营养哺育着人类文明并外化为一定的文明形态。一种文明的兴起往往与某种社会性信仰的兴起相关联。这种信仰不仅以此新的思想观念为该文明提供了精神基础和思想内核，而且以其信仰激情为该文明的兴起提供了强劲动能。这种信仰在许多民族那里表现为宗教信仰，并因而带来一种与其宗教相关的文明。比如，基督教信仰与西方文明的关系、伊斯兰教信仰与阿拉伯文明的关系、印度教与印度文明的关系等，都是如此。中国的儒家虽然不是一种宗教，但也是一种社会政治和伦理意义上的信仰，也是中华文明重要的精神源头。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是一位文明史学家，致力于人类文明形态的研究。他认为，宗教是文明的基础，历史上每一种文明形态的兴起，都是一种宗教信仰造成的结果；宗教是文明生机的源泉，文明的创造需要合作，而合作的纽带是共同的宗教信仰。他说：“在有特权的少数人当中，有一部分人从事具有创造性的工作。他们对各种文明的发生、发展和保持，作出了很大贡献。当然，这些创造性工作，没有群众的协作，也是不会成功的。而使这种合作成为可能的精神上的纽带，就是共同的宗教信仰。”日本佛学家池田大作也认为：“生产力的剩余、社会组织、人的愿望，都是建设文明的素材，但它还不是文明应当具备的灵魂，也就是说，即使文明的素材已经齐备，这还不够，还要有更深的前提，即‘为什么而建设’这一思想意识。人力资源的动员，设计者的意图，都要从这一问题出发。而看准这一方向，掌握这一方向的智慧，是来自宗教、来自哲学。”

　　汤因比认为，失去信仰会导致文明的崩溃。他写道：“宗教是文明生机的源泉。一旦失去对宗教的信仰，就会带来文明的崩溃和更替”。具体地说，当一个民族对自己的宗教失去信仰时，他们的文明就会屈服于来自内部的社会崩溃和来自外部的军事进攻。由于丧失信仰而崩溃的文明，将为新的文明所代替。比如，埃及王朝的文明、希腊和罗马的文明崩溃了，而代之以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新文明。长期受儒学统治的中国文明，在鸦片战争以后开始崩溃，取而代之的是共产主义新中国的文明。

　　当然，这里所说的“宗教”或“信仰”并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宗教信仰，而是包括现代人世俗性的社会政治信念在内。“汤因比与池田大作都认为，近代西欧文明是以脱离宗教为起点的，可以称之为非宗教的文明。现代人憧憬物质财富，崇仰科学技术的进步。在他们看来，现代人对科学进步的信念，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正是现代人自己的‘宗教’。”池田大作认为，“现代人对物质财富的憧憬和对科学进步的信念，在现代文明中所起的作用，几乎跟宗教没有什么两样。”马克思主义信仰是以唯物主义无神论为世界观基础的科学信仰，是以人类社会生活及其改进为核心关注的世俗信仰，它对宗教信仰的批判和超越，对私有制文明特别是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和超越，为人类社会指明和带来一种全新的文明——共产主义文明。共产主义文明在全世界的充分展现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其中现阶段的社会主义文明是共产主义文明的初级形态，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式现代化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则是社会主义文明的中国形态。

　　汤因比和池田大作的对话，凸显了信仰对文明的涵养作用，凸显了信仰在文明的兴起中的关键性作用。但对此不应片面夸大，应该按照马克思的指示，用历史来说明信仰，而不是用信仰来说明历史。根据唯物史观，人类社会的发展，包括人类文明形态的出现和演进，遵循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规律。这才是最根本的深层的原因。在这个基础上，各种社会因素，包括人的信仰因素也发挥着自己的重要作用。而信仰作用的发展也离不开其他相关社会条件的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