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西方的科学革命、工业革命、法国革命相继爆发，改变了西方甚至人类的文明进程，带来一系列后果。其中最显著的是，人类改造自然的信心与能力得到巨大发展，社会矛盾与斗争日益激烈，传统神学与形而上学体系迅速衰败，科学主义大行其道。人们渴望以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找到人类社会的历史变迁规律，并解决现代性问题。因此，在19世纪，西方知识界进入哲学观与方法论大争论的历史时期，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实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两大思潮之争。作为同时代人，孔德糅合近代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启蒙传统，创立实证主义哲学体系，而马克思恩格斯发展出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与唯物辩证法方法论，二者针锋相对。后来以列宁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秉持马克思恩格斯对实证主义的批判态度，尽管实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两种思潮都发生了新的变化。
中国学术界已关注到马克思主义与实证主义的思潮比较，但较少从哲学观到方法论的层次转换以及思潮的内在变动来展示差异。本文重新检视并对照两个思想流派的经典文本，借鉴部分研究成果，重点分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实证主义的方法论批判，以更清晰地揭示马克思主义与实证主义之间的思想分歧。
一、方法论批判的哲学基础
随着黑格尔哲学的解体和自然科学的发展，西方哲学面临严重危机，其主要表现是对传统形而上学的否定。实证主义思潮与同时期的多数流派一样，对形而上学的纯粹思辨以及传统哲学本体论对第一原理的追寻持批判态度。在孔德看来，无论是人类社会，还是人的理智或一门科学的发展，都将经历三个阶段：虚构的神学阶段、抽象的形而上学阶段和科学的实证阶段。形而上学阶段不过是神学阶段的改头换面，这两个阶段是人类理智发展的不成熟阶段，用神和超自然的实体来解释世界，探讨世界的终极本质。19世纪，随着工业和自然科学的发展，孔德认为人类正在进入实证阶段。人的理智已经成熟，有能力进行科学研究。此时，我们必须抛弃传统形而上学的思辨和本体论，探求实证的知识。所谓实证的知识，就是能够被经验所检验的知识，是现象之间稳定的联系。现象背后的本质是不可知的，对其的探求既不可能又没有意义。在实证阶段只探究“是何”而不探究“为何”。因此，孔德主张放弃对本体论问题的研究，哲学也不具备世界观的意义。
在否定传统哲学后，孔德主张建立实证哲学。其实证哲学是以实证自然科学为基础,以各门自然科学的规律和方法为对象,从而揭示一般规律和方法的科学哲学，目标是实现科学的统一。在关于如何统一的问题上，孔德主张建立实证社会学，将实证自然科学方法运用到包括社会在内的全部知识领域，实现方法的统一，并将各门科学按照进入实证阶段的先后顺序以及与实证方法的亲疏关系，进行分类排列，以总括各门科学知识。马克思把孔德与黑格尔相比较，认为孔德的实证哲学远远比不上黑格尔的辩证法，并评价孔德著作“简直像百科全书，包罗万象”。的确，孔德将天文学、数学、物理学、化学等实证科学统摄在他所建立的实证哲学体系之下，追求体系的完备性，并将传统哲学的积极成果一并抛弃。
受孔德的影响，斯宾塞也主张拒斥形而上学，并将其划入不可知的领域。在其《第一原理》中，他首先讨论可知的领域和不可知的领域。现象的知识属于可知的领域，而现象背后的实在知识则不可知。形而上学探讨现象背后的绝对知识，而“人类的理智不具备掌握绝对知识的能力”,所以，“尽管新的本体论不断被提出来代替以前那些站不住脚的理论，但是随之而来的批评，又将导致一种新的怀疑论”。与孔德相似，斯宾塞致力于构筑一个庞大的哲学综合体系，认为哲学是在各专门科学基础上的知识统一。与孔德不同的是，斯宾塞认为，实现这种统一的关键不是方法的统一，而是在对科学知识进行概括和总结后找到普遍的规律。可以看到，斯宾塞的进路是正确的，但由于方法论的缺陷，他始终没能找到真正统一的规律，只是在用哲学的语言重复科学成果。
19世纪后半叶，作为专业物理学家的马赫基本承袭孔德的实证主义传统。和孔德相似，马赫也反对哲学本体论对事物终极原因和本质的探讨，认为真正的知识限于经验和现象的范围内。不同的是，马赫用感觉要素来代替物理学所研究的物体和现象，指出“物质是各个要素（感觉）之间的某种符合规律的联系”。马赫在抛弃传统形而上学后，主张建立一门以科学知识为对象、以认识论和科学方法论为主要内容、以统一科学为目标的哲学，统一的基础是把一切都分析为要素的要素一元论。
总之，实证主义在发展科学哲学、反对传统形而上学时，也否定哲学对世界本质及其基础进行研究的必要性和意义，相应否定了哲学作为世界观的功能。这样，实证主义把科学和哲学限制在现象的范围内，把规律仅仅看作现象之间的前后相继或彼此相似的关系，从而使科学和哲学失去真正的现实基础。这种观点显然是对休谟哲学的进一步发展，因而又称为“新休谟主义”。以此为基础的知性实证科学方法，本质上没有摆脱形而上学方法的孤立性和僵化性。
在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发展的早期，其哲学深受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影响，但在他们开始着手建立自己新的哲学后，马上清算传统形而上学，并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划清界限，使哲学的基点回到现实上来。“现在，正当实在的本质和尘世的事物开始把人们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到自己身上的时候，形而上学的全部财富只剩下想象的本质和神灵的事物了。”在这一点上，马克思恩格斯与孔德等实证主义者有相似之处，但在扬弃西方传统哲学和建立新哲学的过程中又与之有根本区别。
首先，马克思没有像实证主义者那样否定传统哲学中的积极成果，也没有否定哲学的世界观意义。面对许多人全盘否定传统哲学的情况，马克思斥责那些“在德国知识界发号施令的、愤懑的、自负的、平庸的模仿者们”把黑格尔当作一条“死狗”，并表示“我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马克思建立作为世界观的新哲学，在扬弃传统哲学的过程中，克服那种自然哲学的终极真理体系，保留以往哲学的现实内容，特别是近代哲学的积极成果，即逻辑学和辩证法。马克思从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出发，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摒弃其唯心主义，把辩证法从任意的思维法则转变为历史因果联系的真实规律，使客观辩证法和主观辩证法相统一；批判地继承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合理内核，抛弃其形而上学，把唯物主义从思维的机械论转变为历史发展的哲学，由此建立以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统一为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恩格斯称其为“现代唯物主义”，并指出“这已经根本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是哲学，而且是观察世界和认识世界的方法，列宁称其为“伟大的认识工具”。同时，历史唯物主义还是对待自然和社会的新态度，即“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称自己为“实践的唯物主义者”。
其次，恩格斯没有像实证主义者那样否定哲学对世界本质规律的追求，也没有否定哲学思维。历史唯物主义不是科学之科学，而是对科学成果及其规律的高度概括和总结。但是要实现这一目标，恩格斯认为，必须借助辩证思维，阐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历史的辩证特点，用辩证法克服以往唯物主义的机械论和形而上学的局限性，而不是像实证主义者那样，要么满足于对科学知识的综合与归纳，如孔德；要么停留于对科学知识的重复，而不是用哲学成果去把握其本质，如斯宾塞；要么把哲学问题当作科学问题来解决，或者从科学中寻找哲学的理论基础，如马赫。恩格斯说：“我们……沿着实证科学和利用辩证思维对这些科学成果进行概括的途径去追求可以达到的相对真理。”同时，针对实证主义思潮轻视理性思维、否定哲学且在科学界泛滥的趋势，恩格斯指出，自然科学家认为只有轻视哲学，才能使科学从“哲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但是，他们离开哲学思维便不能前进一步，所以他们始终是“哲学的奴隶”。
列宁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者和发展者，从认识论角度批判以马赫为代表的第二代实证主义者的唯心主义倾向，捍卫唯物主义的一般原则。马赫认为，物质是感觉要素之间的联系，是唯一的存在，是第一性的。列宁从唯物主义一般原则出发对此进行批判。列宁认为，感觉是物质的产物，是物质派生的，感觉只是人对物质的主观印象，因而我们不能把感觉当作物质本身，并以此为基础提出科学的物质概念。在此基础上，列宁揭露马赫的唯心主义本质：“从物到感觉和思想呢，还是从思想和感觉到物？恩格斯坚持第一条路线，即唯物主义的路线。马赫坚持第二条路线，即唯心主义的路线。”
总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批判地继承西方传统哲学的过程中，吸收其中的积极因素，并回到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将人的生产实践以及事物的现存状态作为研究的出发点，以真正的历史眼光，从事物的发展变化和联系中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从而真正超越传统的形而上学方法，也超越了实证主义的实证科学方法。
二、方法论批判的基本面向
实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在哲学观上的根本对立导致二者之间的方法论冲突。实证主义在其哲学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主张阶级调和，反对革命，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正当性，由此招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实证主义思潮的方法论批判。
作为实证主义科学方法论的开创者，孔德在反对形而上学的纯粹思辨方法的基础上，综合近代哲学的经验主义方法论传统和理性主义方法论传统，主张把“归纳抽象和演绎推理结合起来”。此外，在对社会的研究中，孔德也强调历史的方法。在他看来，正是历史方法的运用使得社会学区别于生物学，如果缺少历史的维度，对社会的实证研究只能是人类自然史的简单延长。通过对历史方法的运用，孔德强调“人类世代对后代的必然影响，并且这种影响不断积累，成为研究社会发展的主要考虑因素”。孔德的上述观点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有一些相融的特征。与孔德把人与自然二分、将历史研究作为论证社会科学材料之“用”不同，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从物质生产关系出发，揭示自然与社会的历史统一”。
首先，马克思和孔德都认为社会历史是在一定规律的支配下发展的，但他们对社会规律的性质存在不同理解。孔德的目的是希望按照实证精神的原则，效仿自然科学的方法，在社会历史领域找到永恒不变的规律。但在马克思看来，在社会历史领域根本不存在任何普遍的、永恒的规律，任何规律都只在具体的历史阶段起作用，本身具有社会历史性。在对待现实的社会生活时，孔德将其从社会历史中孤立出来，视之为永恒，忽视其社会历史性，而马克思倡导唯物辩证法，强调以唯物主义为基础，通晓历史的、革命的、批判的辩证研究方法。这种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与孔德等实证主义者倡导的实证科学方法不同，辩证法的目的不是“观察、实验和比较”各种从特定历史情境中孤立和抽象出来的社会现象，然后归纳出一些“普遍性”或“永恒性”规律。相反，唯物辩证法是要“揭露现代社会的一切对抗和剥削形式，考察它们的演变，证明它们的暂时性和转变为另一种形式的必然性”，从而为解决现代性问题提供正确的方法论指导。
其次，孔德认为，社会是一个联系密切的整体，整体决定部分的性质，对社会的研究应该从整体到部分。因为我们习惯于从简单到复杂，在研究人类社会时，“整体比构成它们的部分更容易被理解”，“我们的困难正在于穿透社会细节”。与孔德相似，在马赫看来，包括人在内的世界是一个有机整体，不存在任何与其余世界相独立的世界。
马克思则认为，社会是由相互关联的事物组成的，并且矛盾原则贯穿其中。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的和外在的，它们是必然与整体相关但独立于整体的因素，而且它们之间有着内在联系。社会在内部固有的矛盾中不断变化发展，社会整体绝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处于整体与部分的张力状态中。因此，马克思的社会分析方法在于从整体到局部、从局部到整体的不断运动，任何事实都不是孤立于其他事实而存在，而是有目的地与整体的更大结构相联系，所有事实仅在它们通过中介过程与整体的外部和内部关系中才有意义，事实也只存在于社会关系和制度的整体结构中。所以马克思反对实证主义方法的整体主义立场。在马克思看来，既然一切事物都必须由人的意识和实践来规范，那么它们就充满意义，而且必须将主客观、整体与局部的重要关系纳入社会分析，以真正把握社会历史本质。
恩格斯与孔德一样，都反对纯粹的哲学思辨，并转向实证科学的研究方法和现实立场。但不同的是，恩格斯主张，实现自然哲学向自然科学、历史哲学向历史科学的双重转变，必须借助于辩证法的运用，而不是单纯停留于知性实证科学方法。“只有当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本身接受了辩证法的时候，一切哲学的废物——除了纯粹的关于思维的理论以外——才会成为多余的东西，在实证科学中消失掉。”辩证法在实现研究立场由思辨哲学到现实实践的过程中，主要起到一种“辩证的综合”作用。一方面，在科学内部运用辩证法实现材料的综合，使科学实现由收集材料阶段向整理材料阶段跨越。另一方面，在各门科学之间“同样也迫切需要在各个知识领域之间确立正确的关系”，而这也需要对辩证思维的运用。同时,就实证科学方法本身来说，恩格斯指出,这种方法表面上看容易理解，因为它合乎常识，但实际上它依然没有摆脱形而上学方法的孤立性和僵化性。这种方法“虽然在相当广泛的、各依对象性质而大小不同的领域中是合理的，甚至必要的，可是它每一次迟早都要达到一个界限，一超过这个界限，它就会变成片面的、狭隘的、抽象的，并且陷入无法解决的矛盾”，无法实现从具体到抽象、再到具体的飞跃。
面对科学发展越来越专门化，分类越来越细的现实，孔德期望科学实现以方法论为基础的统一。之所以追寻科学的统一，是因为在孔德看来，科学的专门化虽然无可避免，但这有损科学的整体视野，容易使人忽略科学之间的联系。孔德认为，像狄德罗那样将多门科学归结到一起，或者像斯宾塞那样寻找一些普遍规律，将各门科学统一于其下的方法都行不通。科学的统一只能是方法的统一，也就是科学所共同遵循的实证方法。各门科学依据其与实证方法的关系，在整个科学体系中占有一个合适的位置。孔德所说的实证方法主要有三个：观察、实验和比较。有时，孔德也把历史方法作为第四种方法。虽然有些科学不用历史方法去研究其对象，但历史方法对每门科学的自我反思很重要，“任何科学，在其历史被理解之前，都不可能被彻底领会”。
在恩格斯看来，人类历史的运动也遵循辩证法的规律，这里的人类历史的运动是历史科学的对象。因此，历史科学在狭义上就是社会科学，“凡不是自然科学的科学都是历史科学”。恩格斯进一步指出，历史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不存在鸿沟，它们至少在两个方面达到统一：第一，它们都必须从事实出发，“在自然界和历史的每一科学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因而在自然科学中要从物质的各种实在形式和运动形式出发；因此，在理论自然科学中也不能构想出种种联系塞到事实中去，而要从事实中发现这些联系，而且这些联系一经发现，就要尽可能从经验上加以证明”。第二，它们都服从辩证法的规律，“辩证法的规律无论对自然界中和人类历史中的运动，还是对思维的运动，都必定是同样适用的”。
恩格斯强调，这种统一并非无差别的统一。首先，从作为出发点的客观事实来说，与自然界所表现出的盲目性不同，在社会历史领域，“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因而，孔德等实证主义者将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直接应用于社会历史研究，忽视人的主体性，不可能直接把握其本质。其次，从其作用而言，历史科学除了要像自然科学一样，搜集材料、整理材料、进行说明并作出预见外，还有其特定的历史解释和意识形态批判功能。历史科学既是一种客观认识，又是一种自我认识；其目的是既要更加有效控制和利用外部力量，又要使自己更加开化、更加成熟。
在科学分类体系中，孔德按其历史与逻辑的方法，将科学分类如下：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理学和社会物理学（社会学）。历史的方法就是按照科学史对科学进行分类；逻辑的方法就是从简单到复杂，先出现的科学是后出现的科学的基础。但恩格斯认为，在自然科学中必须从物质的各种实在形式和运动形式出发，因此，可以根据运动形式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顺序，对相应的知识进行分类和排列。他指出，“每一门科学都是分析某一个别的运动形式或一系列互相关联和互相转化的运动形式的，因此，科学分类就是这些运动形式本身依其内在序列所进行的分类、排列”。基于此，恩格斯将知识体系分为力学、物理学、化学和关于生命的科学。
对于科学分类方法，恩格斯与孔德有相似之处。恩格斯在其《自然辩证法》的总计划草案中指出：“各门科学的联系。数学，力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圣西门（孔德）和黑格尔。”恩格斯显然承认孔德科学分类法有合理之处，但怀疑其独创性。换言之，孔德不是其“百科全书式的自然科学整理法”的创造者，而是继承了圣西门的方法，其整理法也不科学，完全是为了安排教学之用，同时其体系中数学的作用被夸大了。恩格斯的这个评价可能与孔德当过圣西门的秘书以及孔德非常强调数学的重要性有关。尽管孔德与恩格斯在科学分类问题上有相似之处，但恩格斯至少有两点超越了孔德：第一，恩格斯不仅从对象的复杂性来确定科学的顺序，而且还从人类生产实践的需要来考虑这个问题，“科学的产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第二，恩格斯通过发展自然辩证法，揭示了与自然科学的发展相一致的规律——辩证规律。
在方法论上，马赫把经验主义发挥到极致，认为科学是对事实的描述。科学由事实和观念构成，而观念从经验中得来，并且随着经验的变化而变化。为了排除非经验的东西，马赫主张取消现象与本质、精神与物质、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对立，认为我们之所以要在现象背后设定一个实体的存在，就是因为我们假定了这些方面的区别。因此，马赫认为，探究现象之间的关系就足够了，对现象本质的研究纯粹是多余的、无意义的，应该用思维经济原则，把这些问题从研究中统统排除出去。用马赫的话来说，就是“用尽可能小的思维消耗，对事实作尽可能完备的描述”。马赫的思想原则在一些情况下有利于科学研究，但是将现象与本质、精神与物质、主体与客体不加区别并否定因果关系的存在是不可取的，本质上是一种休谟式的怀疑论。
列宁明显不赞同马赫的经验主义倾向。在他读到黑格尔在其《逻辑学》的“本质论”部分对怀疑论者的批评时，立刻产生共鸣，并在一旁标注道：“你们把世界的全部丰富性都包括在外观里面，而你们又否认外观的客观性！”在这里所说的“你们”，除了黑格尔所说的怀疑主义者外，列宁明确指向马赫主义者。马赫主义者和黑格尔所批评的怀疑论者一样否认物质世界的客观存在，所以在随后的摘录中，列宁作了明确的标注：“参看马赫主义。”
总体而言，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发展是一个不断“客观化”的过程。从孔德的“现象”到马赫的“要素”，实证主义不断清除非经验的东西，期望在“纯粹经验”的基础上获得一切认识。因此，在实证主义方法论中，主体与客体、事实与价值相分离，认识过程就是认识主体到认识客体的发展过程。然而，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来看，实证主义过分强调事实，把理性置于客观事实之下，拒绝超越现实关系，并否定历史本身的否定性，这样就只能与现实妥协，并消极地适应现实，无法实现从具体到抽象、再到具体的飞跃。唯物辩证法也从现实出发，但强调现实是历史的产物，为历史发展进程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所决定。所以，认识主体的情感、价值观等因素不可避免地影响到认识客体。与实证主义相比，唯物辩证法从具体事实出发，从事物的普遍联系、运动和发展中去认识事物的原则和方法，是一种更科学的系统方法。
三、方法论批判的社会历史观表现
从最初哲学观的分歧到由此而来的方法论的对立，必然使实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两大思潮在社会历史观和具体解决现代性问题上表现出不同的出路。马克思主义对实证主义的方法论批判也必然延伸到社会历史观和解决现实问题的手段上来。
在孔德看来，“三阶段法则”解释人类理智的发展过程，展示人类社会的最根本规律，由此，人类理智或道德的进步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主要表现和动力。在其思想发展的后期，他甚至将人性看作社会的支柱和发展的动力，并试图建立一个以爱为基础的宗教，全社会依靠爱的情感凝聚在一起，以谋求社会的进步。“以爱为原则，以秩序为基础，以进步为目的”是其基本教义。于是，孔德完全背弃前期的实证精神，并且把实证哲学转化为一种宗教教义。因此，马克思批判道：“他是一部新的教义问答的作者，这部新的教义问答用新的教皇和新的圣徒代替了旧教皇和旧圣徒。”
斯宾塞的社会历史观是一种以生物进化论为基础的社会发展学说，认为社会一直以来经历着一个类似生物进化的“产生—进化—消亡”的过程。斯宾塞反对激进的社会理论，在他看来，社会的发展只能是渐进式的。也就是说，斯宾塞和孔德一样畏惧和反对革命，其社会发展观属于列宁所说的“庸俗进化论”。
在社会进步观上，孔德既重视人的精神的理性主义层面，也重视将社会历史看作自然过程的自然主义层面。但是，这两个层面是分离的，思想的过程和自然的过程没有实现真正的结合，并且最终走向只强调人的精神方面的片面性，把思想的进步和社会组织的完善看作社会发展进步的模型、典范和基础。而斯宾塞受生物进化论的影响，将自然进化看作社会进步的模型。马克思通过实践的中介过程，力图克服孔德和斯宾塞各自的片面性，使社会发展的理性主义与自然主义得以融合。马克思既强调人类历史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又强调理智、观念和科学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并将后者看作人类历史和纯粹的自然进化之间的区别。人类理智的发展进步和社会组织的完善，通过社会实践这一中介，转化为现实的社会存在，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新的社会存在产生后，又反过来为思想的发展提出新的问题，提供新的材料，而思想本身的进步本来就需要在社会的整体进步中得到解释。
马克思也强调社会的进步，但明确反对将精神当作社会发展进步的基础和动力，而是从社会生活的基本经济条件的改善方面来解释进步。社会发展的基础和动力归根到底是生产力，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而且这种运动有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不同于黑格尔对历史的唯心主义解释，马克思把观念等上层建筑理解为结果，而不是社会发展变化的决定原因。人的意识、道德、哲学和政治思想发展的本质是物质资料生产和社会组织方式改变的副产品，但具有反作用。
在孔德的社会思想中，秩序和进步是核心概念。“社会静力学”主要探讨秩序问题，“社会动力学”解决进步问题。孔德认为，在形而上学阶段，思想家们一味追求自由和平等，导致思想的混乱、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到了实证阶段，科学精神得到发展，人们应该服从科学家的权威，对社会进行重新组合，以达到秩序和进步。在实证阶段，秩序和进步相辅相成，“如果不与进步完全兼容，就不可能建立真正的秩序，更不可能持久；如果不趋向于巩固秩序，就不可能取得大的进步”。
然而，在孔德思想发展的后期，面对大革命后社会混乱不堪的现实，他一改前期秩序和进步并重的观点，转而单独强调秩序的重要性，提倡“进步是秩序的发展，进步必须服从秩序”。出于对秩序的强调，孔德虽然对当时的社会状况有诸多不满和非难，但重点还是主张维护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为资本主义辩护。他主张社会应尽量避免带有破坏性的革命，而代之以组织性的建设。孔德所理解的实证本就具有反对否定之意，实证的使命是组织，而不是破坏。因此，马克思批判道：“孔德在政治方面是帝国制度（个人独裁）的代言人；在政治经济学方面是资本家统治的代言人；在人类活动的所有范围内，甚至在科学范围内是等级制度的代言人。”
面对1848年后工人阶级力量的不断壮大、社会革命的风起云涌，实证主义者依然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肯定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和永恒性，同时反对任何革命行动，主张阶级调和。马克思对此进行尖锐批判。在马克思看来，孔德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完全无知，不理解工人为什么要否定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因而不理解“工人阶级企图实现的社会变革正是目前制度本身的必然的、历史的、不可避免的产物”，从而在面对社会危机时，只剩下强调这些制度是“永恒的”，“是可通过‘道德节制’（‘限制’）加以纠正的说教”。恩格斯也指出，孔德派没有任何人参加过创建国际的工作，他们的最大功绩是在报纸上捍卫过国际，“但是几年以后，孔德派对工人运动就大大冷淡了；工人已经过分强大，为了保持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真正均势，现在又该支持资本家了，从此以后，孔德派对工人问题已毫无兴趣了”。因此，恩格斯认为，“孔德派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工人阶级党派。他们主张妥协，极力使雇佣劳动变得可以忍受从而使它永远存在下去；他们属于一个认为世界应当由法国来统治的政治宗派”。
由于实证主义者把思想、道德等精神方面的因素当作社会发展进步的基础和动力，同时强调秩序的重要性，因此，面对现代性危机时，他们以为只要通过教育等方式改造人的思想就能解决社会矛盾，从而反对任何革命行动。但是，他们忘记了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内在固有性，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这种矛盾就将一直存在下去。而真正解决矛盾的方法只能是通过革命实践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一个新的社会。马克思主义从人的生产实践出发，剖析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全部过程，从而发现了这条解决矛盾的正确道路。
四、结论
纵观实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虽然二者在不同时期的研究主体和对象不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对实证主义的批判也因此而各有侧重，但总体上没有改变两大思潮的认识论立场。其中，在哲学方面，马克思批判孔德否定哲学作为世界观的功能，企图建立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哲学体系；恩格斯批判孔德对哲学思维和辩证法的轻视；列宁则批判以马赫为代表的第二代实证主义者企图利用和曲解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标榜自己是没有片面性的中间哲学和最新自然科学的哲学，以攻击唯物主义。
在方法论方面，马克思主要基于历史辩证法，批判孔德实证科学方法的“无历史感”，反对孔德将自然科学方法用于社会研究；恩格斯则基于自然辩证法，主要批判孔德实证科学方法的机械性，并且怀疑孔德科学分类方法的原创性和科学性；列宁则站在唯物主义一般原则的立场上，批判马赫科学方法的绝对客观化。
在社会历史观方面，针对孔德实证主义的资产阶级立场，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的剖析，批判孔德的资本主义永恒性主张，阐述“两个必然”；恩格斯针对侵入工人阶级内部、给工人阶级带来不良影响的孔德的阶级调和思想，进行尖锐抵制和批判；列宁针对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运用马赫主义的唯心主义认识论来修正马克思主义、走中间道路的做法，坚持哲学的党性原则，坚决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对其进行批判。
可见，实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冲突，除了哲学观和方法论方面的对立差异，还在于由此指导的社会目标和实现方法的差异。“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的后继者们不断根据时代、实践、认识发展而发展的历史，是不断吸收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丰富自己的历史。因此，马克思主义能够永葆其美妙之青春，不断探索时代发展提出的新课题、回应人类社会面临的新挑战。”马克思主义正是在同其他理论的交锋中，不断丰富和完善自己，其科学性也不断彰显。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本质和理论效力，不仅表现在它对包括社会历史在内的整个世界奥秘的揭示，还在于它在人们认识新事物的过程中能够进行方法论的指导。无论在自然科学研究，还是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我们都要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这样才能到达真理的彼岸。
（作者单位：云南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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