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主义有着久远的学术传统。按照学界的通常看法，世界主义最早出现于古希腊的斯多葛学派。随着城邦国家的解体，人们逐渐融入一个更大的帝国之中，由此导致世界主义思潮的兴起。斯多葛学派将自然法、理性看作是普遍主义和世界主义的基础，认为正是由于自然法、理性贯穿于人们的生活之中，从而有可能将所有的人、所有的国家凝聚为一个整体，即统一的世界或统一的“世界国家”，所有人都是统一世界的公民。在中世纪，世界主义在基督教中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和典型的表现。基督教的世界主义又称普遍主义，其主要思想来源就是柏拉图主义和斯多葛主义。作为一种试图超越各种民族界限的世界性宗教，基督教的上帝论、神性论、人性论、救赎论、至善论、唯实论等，就是其世界主义的具体体现。基督教的世界主义观念和理论体系不仅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而且成为社会民众根深蒂固的普遍信仰;特别是随着教会组织的发展，基督教的世界主义又被制度化，极大地影响了西方社会的历史进程。

　　近代以来，世界主义在启蒙时期得到了高度重视和深入讨论，在其发展中，康德尤其具有代表性。在1795年所写的《永久和平论》中，康德明确地提出了一种世界主义的政治构想，并以此作为基本准则，用以保护人们的正当权利和正常生活，其世界主义是以自然权利和道德法则为基础的。康德之后，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中又从“绝对精神”的实现和演进触及到世界主义，将以前看似孤立的历史发展视为一个世界性的整体发展，其世界历史思想体现了许多世界主义的观点。应当看到，近代以来世界主义虽有研究，但其研究还是较为零散的、局部的，并未形成比较系统的理论。到了19世纪40年代，德国的思想界悄然出现了一个新的变化，这就是“世界主义”思潮的再度兴起。但这种兴起并不属于正常的理论探讨，而是如马克思所说，属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狂热”。当时的德国思想界，一方面盛行的是思辨哲学，另一方面又伴随着世界主义的抬头。好多学者都借助“批判”的名义高谈阔论“世界主义”，把德意志装扮成世界主义的代表，同时把自己打扮成“世界主义者”。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闹剧，原因就生发于德国当时发展的现状。19世纪40年代，德国在经济社会发展上远远落后于英国和法国，而只有在哲学上可以站在同时代并有所超前发展，即德国人只是“当代的哲学同时代人，而不是当代的历史同时代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9页）。当英国已经完成了工业革命和政治解放、法国通过大革命已经称霸欧洲大陆时，德国则在经济、政治上都处于双重落后的局面。这种落后的现状带来一个奇特的现象，就是激发了德国普遍存在的哲学幻想，即把英法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形式当作抽象的哲学观念，并沉湎于这种哲学思辨的自我满足之中，其自我满足又逐渐演化为世界主义的自夸。德国的现实发展越是落后，德国的哲学“幻想”就越是盛行，“世界主义”也就越是易于助长。这就是德意志民族“意识形态狂热”的社会历史根源。在“世界主义自夸”的狂热中，青年黑格尔派和“真正的社会主义”最为活跃。他们的兴趣并不在于德国的现实，而是以激进的方式夸夸其谈，“用适合自己的夸张形式去表达普遍的幻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14页），表面上鼓吹的是“世界主义”，实则是狭隘的民族主义。马克思一开始从事理论研究，接触最多的就是以鲍威尔、施蒂纳等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和“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因而马克思关于“世界主义”的思考也正是从分析批判青年黑格尔派和“真正的社会主义”开始的。无论是讨论的话题，还是针对的对象，都是由此切入的。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借助对青年黑格尔派的全面清算，对其在世界历史观念上的狭隘民族观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的批判”者们都津津乐道世界历史，但在对世界历史发展的看法上表现出巨大的民族狂妄，认为只有日耳曼民族才是优越于其他民族的民族，只有具有“批判”精神的民族才是最优秀的民族。对此，马克思针锋相对地指出：“直到现在每个民族同另一个民族相比都具有某种优点。但是，如果批判的预言是正确的，那么任何一个民族同另一个民族相比都将不会具有某种长处，因为所有的欧洲文明民族——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现在都在‘批判自己和其他民族’并‘能认识普遍衰败的原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354页）这是对青年黑格尔派狭隘民族观的猛烈回击。

　　如果说《神圣家族》重点是对青年黑格尔派的回击，那么，《德意志意识形态》则重点是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批驳。在该著中，马克思专门对当时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海尔曼·泽米希的一篇题为《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文章中所宣扬的“世界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揭露，认为“这篇文章使我们再一次认清，德国人的虚假的普遍主义和世界主义是以多么狭隘的民族世界观为基础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54页）。在此文中，泽米希在谈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时，从所谓的“人道主义”出发，认为共产主义是法国的现象，因为共产主义主张用公有财产代替私有财产，把人引导到对物的依赖上，人依然是奴隶，而不能达到自由的活动，只能产生专制主义的平等;而社会主义是德国的现象，它保证每个人的个性能够自由发展，实行无政府主义制度。（参见泽米希，第227-228页）所以，泽米希所讲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就是“人的本质”的王国，并把这种王国作为世界的楷模和目的，赋予其世界主义的意义。泽米希的意图就是要把这样的幻想普遍化，把德意志的意志世界化。可以看出，马克思对世界主义的态度是明确的。马克思并不是一般地反对世界主义，而反对的是虚假的世界主义，因为这样的世界主义借的是“世界主义”之名，行的是“狭隘民族主义”之实。与此相应，马克思也不是一般地反对民族主义，而反对的是狭隘民族主义。正因为马克思强烈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因而事实上就突出了真正的世界主义立场。也正是由这一立场所决定，马克思当时对李斯特的贸易保护主义理论就提出了尖锐批评，其思想主要体现于1845年3月写的《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文中。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第一卷，就是专门论述国际贸易和德国关税制度的。为了论证德国保护关税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李斯特吹嘘“要把迄今为止的世界主义的国民经济学”（即古典经济学）同他的国民经济学区分开来，认为前者是建立在交换价值的基础上，而后者则是建立在生产力的基础上，仿佛以前的经济学强调交换价值只是为了追求财富，而他的理论强调生产力则是为了国家的利益。

　　马克思断然否定了这样的观点和论证，认为只要实行商品经济、实行市场竞争，就无法封闭起来发展。否定交换价值、反对自由贸易，实际上就是“德国庸人想使竞争规律、交换价值规律、买卖的规律在他的国门之外丧失自己的力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256页），试图用否定和限制竞争规律、市场规律的方式来寻求发展，本身就是一种荒唐的行为。而且，交换价值也不是随意创造出来的，而是“现存社会制度的结果，是发达的私有制社会的结果。废除交换价值就是废除私有制和私有财产”（同上,第254页）。因此，在现代历史条件下，拒斥交换价值、实行关税保护，事实上是行不通的，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这就明确表明了马克思的世界主义主张。

　　自19世纪40年代中期因和青年黑格尔派、“真正的社会主义”论战开始涉及世界主义问题时起，马克思一直根据实际需要对世界主义予以关注，并形成了不少论述与评论。在其著述中，“世界主义”这一概念在不同时期、不同语境下往往是针对不同的对象、不同的问题来阐发的，因而具有不同的含义，呈现出多重面相。有时是作为批判对象的指代，有时是作为观察、思考社会历史问题的基本观念和思维方法，有时是作为对特定社会现实的描述等等，因而很难对其作出唯一的解释，需要多视角、多维度的理解和把握。也只有这样的理解和把握，才能比较全面、准确地理解马克思的世界主义观点。综其所述，马克思的“世界主义”主要是以这样一些方式或面相呈现出来的：

　　一是用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分析的世界主义。近代以来，世界主义作为一种思潮，是伴随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尤其是世界市场、世界贸易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在经济领域中最初出现的。按照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解释，自由经济的普遍发展，不仅会带来个体利益、社会整体利益的提高，而且会促进自由、理性的世界性传播，从而推动世界性文明进步。这就是经济学世界主义的基本观点。对于这种世界主义，马克思一方面肯定它的历史进步意义，另一方面也对它的伪善性予以否定。马克思认为，自由竞争和世界贸易固然带来了生产力的巨大进步，但“自由竞争和世界贸易产生了伪善的资产阶级的世界主义和人的概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69-170页）。世界主义之所以是伪善的，就在于它虽然标榜自由，但实际上这种自由并不是人的自由，而是资本的自由。在揭露自由贸易世界主义伪善性的同时，马克思也对一系列资本主义经济现象的世界性作出了科学的分析和说明。尤其是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各个环节的世界性问题作出了深刻的考察和说明，从中阐发了许多有关世界主义的观点。如生产和消费，伴随世界市场、国际分工的发展，日益具有世界性。一个国家新的工业的建立，不再是延续古老的民族工业。生产之所以具有这样的世界性，说到底是由于这种生产属于商品生产。商品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人的自然需要，而是为了满足追求交换价值的需要，因而它远远不会满足于民族的和地方的限制。流通也是如此。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求流通的扩大，无论是市场的占有还是交换价值的实现，都要求流通渠道、流通范围不断扩大，这就是流通的世界化。在其流通过程中，作为流通工具、交换工具的货币的世界化尤为明显。马克思在分析货币的职能时曾经指出，当货币在执行铸币职能时还保持有某种特殊民族形式，而当它作为一般货币时则使这种形式丧失了，“货币本身是世界主义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321页）。当生产和货币成为世界主义时，商品也就自然具有了世界主义属性，各地的商品成为“世界主义的黄金”。既然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以及各种经济现象都具有世界性，那么作为这种经济的主体和当事人资本家也就相应成为“世界主义者”。“我们的资本家发现他的资本在国外比在本国增殖得快，——而我们的资本家也和货币本身一样，是世界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0卷，第23页）资本家之所以成为世界主义者，原因就在于资本是天生的国际派，受利益的驱动，它不会限于民族的、地方的限制，而是要把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所以，资本和资本家成为世界主义者，是由资本的本性决定的。

　　二是用于价值批判的世界主义。马克思的各种批判，不仅仅是对象性的理论批判，同时也是一种价值批判。有关世界主义的观点就是在这种价值批判中形成并通过这样的方式呈现出来的。仍以上面提到的经济学家李斯特和“真正的社会主义”为例，马克思在分析批判他们的基本理论观点时，就对其理论主张所持的伪善人道观念进行了揭露，从而从价值角度阐明了有关世界主义的基本看法。

　　李斯特反对斯密等人的世界主义经济学的一个理由，就是认为倡导贸易自由只是为了追逐物质财富，而没有考虑人本身。为此，他提出了一套生产力理论来与贸易自由的交换理论相对立，认为生产力本质上是一种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是无限的，而交换价值则是有限的;交换价值对人来说总是表现为外在目的，而生产力则是由人自己本性中产生出的目的，即目的本身。因此，关心生产力就是关心人本身，关心生产力就必须摆脱交换价值。对于这种平庸的、浅薄的、感伤的论调，马克思予以揭露和批判，认为李斯特似乎关心生产力，实际上关心的仍是德国资产阶级的物质财富，他是在生产力的幌子下体现了对财富的追求。所谓生产力，无非是“致富的手段”“致富的生产力”。资产者从不把无产者看作人，而是看作创造财富的力量，这种对人的“赞扬”，其实就是对人的“贬低”。这样的分析、批判，实际上从价值角度揭穿了李斯特生产力论的实质，显示了对待交换价值、贸易自由以及世界主义的价值立场。与李斯特不同，“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对世界主义所持的是另外一种观点。他们自认为克服了“法国人的片面性”，代表的是真理的要求，代表的是世界所有人的利益，因而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和世界主义者。“真正的社会主义”立论的基础，就是抽象的人道主义。基本的观点和方法，就是用人的本质的实现来说明社会主义和世界的普遍化，并扮以“高尚”的外观。这样一来，社会主义和世界主义就成了“关于真正的社会、关于实现人的本质的无谓思辨”，而“第一次法国革命的要求，在18世纪的德国哲学家看来，不过是一般‘实践理性’的要求，而革命的法国资产阶级的意志的表现，在他们心目中就是纯粹的意志、本来的意志、真正人的意志的规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8页）。实际上，法国的思想和批判恰恰是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以及相应的物质生活条件和政治制度为前提的，而决不是一种伦理道德的呼唤和吁求。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批判，一方面铲除了这一思潮的伦理道德基础，另一方面又在价值语境中阐明了应当正确确立的社会主义观点。马克思在理论研究中所体现的价值批判是多方面的，有关世界主义的许多看法和主张就体现在这样的批判之中。这样的批判既是对批判对象的理论回应，又是对世界主义的价值论阐释，从而为世界主义注入了新的价值内涵。

　　三是用于现代社会描述、考察的世界主义。现代社会是和“世界历史”相生相随的。从历史上看，人类社会经历了从分散发展到整体发展的过程。传统社会因其生产方式、交通条件和交往方式所限，其发展基本上是孤立进行的，即使一些国家相互间也有某种来往，但来往的程度是有限的。现代社会恰好是在打破这种局面之后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正是世界市场、世界贸易的发展，促进了普遍交往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整体发展，形成了现代社会。所以，只有到现代社会，才真正具有了“世界”的意义。有鉴于此，马克思在研究现代社会时，总是和“世界历史”融为一体的。在其各种著述中，只要讲到现代社会，总要涉及世界历史，既把世界历史作为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大背景，又将其作为现代社会发展的一种内在要素或内在规定。也正因如此，马克思是从“世界历史”意义上看待“世界主义”的，“世界历史”和“世界主义”表达的是同一个内容。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34页）世界历史的序幕是从15和16世纪之交开始拉开的。新大陆的发现和新航路的开辟打开了东西方的通道，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兴起和发展﹔继之而来的西欧国家海上商业扩张和早期殖民掠夺，使得世界各国的联系日益密切﹔特别是以机器生产和广泛采用蒸汽动力为标志的工业革命的兴起，进一步强化了各国之间的交往。自此，民族历史逐渐走向世界历史。在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每个国家同世界体系的关系不再仅仅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器官与机体的关系。这样的发展现实，必然强化世界主义的观念。而马克思也正是借助这一观念来分析、描述现代社会及其基本特征的。通过对各种社会现象世界性以及社会发展世界性的考察，对现代社会及其发展作出了深刻说明。对于世界历史产生的社会影响，马克思在不同语境中作过大量阐述。其中一个基本观点，就是在世界联系日益紧密的条件下，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摆脱这种联系的制约，必须在同世界的普遍交往中来寻求发展。马克思也以相反的例证来说明这一点。如印度社会从遥远的古代直到近代，社会状况几乎没什么变化，这与它实行的封闭制度直接相关。印度社会长期实行的是村社制度。封闭落后的社会结构，必然会阻滞社会发展。又如中国，马克思一方面对英国对中国的侵略、掠夺给以无情揭露和强烈谴责，另一方面也对中国长期闭关自守的落后状况予以深刻的分析。所有这些分析说明，都充分体现了马克思的世界主义立场、观点。

　　四是用于国际工人运动和人类解放理论阐发的世界主义。马克思的理论研究始终是和他的理论主题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由其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理论主题所决定，马克思的理论探讨一直关注工人运动的发展，关注国际主义问题。有关世界主义的观点和主张就是在这种探讨中体现出来的。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的世界性和普遍性是伴随资本主义发展而形成的。伴随世界市场、世界贸易的扩展和大工业的发展，各国之间的民族分隔和对立日益缩小，无产阶级的利益、生活状况也越来越趋于一致。由于在所有的民族中都具有同样的利益、同样的生活状况，所以无产阶级开始形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阶级。在这样的条件下，再用以前的眼光来看待无产阶级的民族性，显然不合时宜。如果还要讲工人的民族性，那也是另外一种方式了。这样理解的民族性，显然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民族性，而是世界主义视野中的民族性。

　　正由于无产阶级日益具有世界性，因而其解放也必然具有世界性。就其解放的方式而言，“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0页）这就客观上要求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要求全世界工人政党之间团结、协调，要求世界各国工人运动相互支持、配合。这些要求就是鲜明的国际主义。就此而言，马克思所主张的世界主义就是国际主义。这种国际主义同共产主义原则是一致的，因为共产主义不是某种地域性的概念，而是世界历史性的事业，共产主义是以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对于与工人运动相关的民族解放运动，马克思也持同样主张。

　　不同的世界主义有不同的哲学观念。马克思所讲的世界主义之所以有别于历史上和同时代各种不同的世界主义，原因就在于所持的哲学基本观点、基本方法不同。

　　1.依据的理论基础：唯物史观

　　2.坚守的立场：人民主体

　　3.秉持的思维方式：“具体的普遍”

　　4.运用的主要方法：矛盾分析法

　　矛盾分析的观点和方法也常常用于对世界主义各种伪装的揭露。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40年代后期对德国与波兰的关系问题给以高度关注，并为此发表了不少评论，尤其是恩格斯对德国议会中伪善的世界主义进行了详细的批判性分析。事实的真相是：当时普鲁士政府要对波兰民族解放运动实施镇压并对波兹南土地实行瓜分，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对其相关政策予以批准，一些议员还竟以黑格尔式的世界历史观作为粉饰。如议员威廉·约丹宣称：“我认为我们应该提高到世界历史观点的水平，应该从这一观点来研究波兹南问题这个波兰大悲剧的插曲。”（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404页）对于这种伪善的论调，恩格斯尖锐地指出：“‘这种同情’的基础‘与其说是对波兰性格的真正赞美，不如说是某种世界主义的唯心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406页）因为德国的民族压迫政策不过是黑格尔唯心主义世界历史观的实际运用和发挥。本来是强权政治，非要吹嘘到“世界历史”的高度以至人类的高度，可见其虚伪至极。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重新审视世界主义，重温马克思关于世界主义的论述，其意义与价值并不仅仅在于弄清世界主义的来龙去脉，也不在于弄清马克思关于世界主义的基本原意，而更重要的在于通过考察、研究，理解和把握马克思关于世界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用以正确认识世界发展大势和当代世界发生的新情况新变化，合理应对世界大变局，以引导全球化和人类文明健康发展。

　　1.坚守世界主义的文明价值。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世界主义问题再度凸显，同时又遭遇诸多困境。一是真与假的问题。当年马克思在同各种对象讨论世界主义时，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真假世界主义。这一问题在今天依然存在。就像当年青年黑格尔派和“真正的社会主义”一样，西方一些国家口口声声高喊的是普遍主义和全球主义，实际上从来不是真正的普遍主义和全球主义，而是十足的狭隘民族主义，虚伪的背后表现出的仍是“巨大的民族狂妄”，而且是登峰造极的“民族狂妄”。二是名与实的问题。美国一直奉行新自由主义，鼓吹全球化、自由化、市场化，以公平竞争的“倡导者”和市场经济的“维护者”自居，但在其发展过程中，常常是“口惠而实不至”，动辙一改全球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秩序“捍卫者”的面目，毫不掩饰地搞“贸易霸凌”，对竞争对手实施围堵打压，完全是一副霸道的面孔。特别是近年来世界主义在美国得到的完全是实用主义的运用，世界主义不再是作为全球化发展和人类文明发展的理念、要求和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而是完全被作为工具来运用，需要时就高扬，不需要时就丢弃，有利时就认同，不利时就拒斥，世界主义既成为图谋赢利的手段，又成为实施霸权的借口。面对这样的现实，确实需要回到马克思，坚持真正的世界主义，反对虚假的世界主义;坚持名副其实的世界主义，反对有名无实的世界主义，特别是反对世界主义非理性的运用。

　　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这是坚定世界主义观念的客观前提和基础。环顾当今世界，科技进步引领下的生产力快速发展和交往的普遍发展，正在不断加深各国之间的联系和互动，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特别是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互联网的发展，客观上会加速突破各种人为的限制和壁垒，形成新的国际分工体系和世界经济格局，增强各国间的紧密联系和依赖关系。因此，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不是哪些人、哪些国家人为制造出来的。“逆全球化”就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尊重历史发展规律，就不能简单拒斥世界主义。

　　现代文明与世界历史是同生共济的。坚持现代文明，就必须坚持世界历史的观点，坚持全球化。世界主义所体现的文明价值就在于：文明意味着交往、交流，文明标志着开化、开明。不管对世界主义怎么看，其所内含的这种文明价值是不容否定的，是必须坚守的。尤其是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条件下，更是如此。“逆全球化”就是背离人类文明大道，就是拒斥人类文明。近年来，美国接连推出各种禁令，设置各种关税，肆意退群、废约，大搞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使国际交往规则和多边主义原则遭受严重破坏。这是与世界主义的理念背道而驰的，是与人类文明背道而驰的。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任何单边主义思维、国家至上主义思维、狭隘民族主义思维，都是没有希望和出路的。这些观念和行为可能得逞于一时，但终归改变不了发展的方向与进程。坚持马克思的世界主义观，是顺应世界发展和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要求。

　　2.建构新的世界主义。历史上不同形态的世界主义，均是不同时代的产物。作为时代的产物，世界主义一方面有其历史进步意义，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地存有各种局限，因而不可能直接用于今天发展的现实。这就客观上要求坚持马克思关于世界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紧密结合当代世界发展实际，建构新的世界主义。新的世界主义涉及的内容很多，需要凝聚共识，集中智慧，以形成能够代表人类文明、引领世界发展的观念和思想体系，但最重要的是要确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这是新的世界主义的核心和灵魂。“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理论依据，就是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共同体思想和人类解放思想。“人类命运共同体”之所以能够成为新的世界主义的核心和灵魂，原因就在于它与以往的世界主义有着本质区别。首先是主体不同。以往的世界主义尽管强调的重点和包含的内容不同，但就其理论基点和基本倾向来看，大都突出个体主义。像古希腊的斯多葛学派在谈论世界主义时，就强调个人权利、地位、价值的优先性和终极性，并试图在个人与世界之间建立某种和谐。此后，个体主义一直成为世界主义的主流。如美国学者托马斯·博格在1992年发表的《世界主义与主权》一文中提出世界主义三要素：个体主义、普世性、普遍性，排在首位的就是个体主义。（参见蔡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体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人类。人类命运共同体当然要关注个体，但它并不奉行个体至上、个体主义，而是将个体与人类融为一体，通过突出人类主体来保障和发展个体。因为只有解决人类问题，才有可能真正解决个体问题。因此，突出人类主体，这是世界主义的应有之义和本质规定。其次是视野不同。历史上不少世界主义者虽然高谈“世界”，但其视界并不是真正的世界。像近代以来欧洲出现的一些世界主义思潮，其话语均冠以“世界”，实际代表的则是狭隘的“本民族”。一到关键性时刻、关键性问题，就露出了狭隘民族主义的马脚。人类命运共同体与此不同，不是囿于狭隘的民族视界，而是切实的世界眼光。在对待和处理有关重大问题时，不是仅仅考虑本民族的利益，同时要考虑全球利益，不能为了狭隘的民族利益而损害全球利益。再次是目标追求不同。同样讲世界主义，因维护的利益、运用的思维方式不同，其目标追求也自然各异。以新自由主义、霸凌主义为代表的世界主义，所维护的利益是资本的利益，运用的思维是零和思维，因而追求的目标必然是“你输我赢、一家通吃”。而人类命运共同体则代表的是人类利益、全球利益，坚守的核心理念是命运与共，故其追求的目标是合作共赢。在合作共赢中推进各国社会发展进步，这是坚守的人间正道。总之，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各方面体现了新的世界主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在实践中贯彻新的世界主义。

　　3.重建世界经济政治秩序。不同的世界主义总是有其产生的土壤和条件，有其制度基础。要使新的世界主义生根落地，必须培植相应的土壤、条件和基础。当年马克思在分析评价各种世界主义时，就不是仅仅局限于思想观念和话语层面，而是直指其背后起决定作用的社会基础和阶级状况，从而从根基上对其作出了深刻的理解和说明，并提出了方向性的指引。马克思的分析方法对于我们今天的研究也是完全必要的。要推进世界主义的合理发展，进而引导世界正常发展，必须从根基上予以强化，免于空谈。在这方面，重要的是重建世界经济政治秩序。“二战”后，国际社会逐渐形成了一定的经济政治秩序。这种秩序对于稳定世界和平发展起了一定作用，但它又不是完全合理公正的。就总体而言，国际秩序主要是由强权国家设计、制定的，基本上体现的是强权政治、丛林法则、霸权逻辑。由此带来一系列问题，如国际局势动荡不宁，地区冲突时有发生，冷战思维和霸权主义阴魂不散，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不断泛滥，人类越来越进入一个不确定性时代、风险时代。面对这样的时代大变局，必须重建国际秩序。重建国际秩序并不是要把原有秩序推倒重来，也不是要另起炉灶，而是要更好地反映国际格局的变化，更好反映各个国家的意愿和诉求，以不断推进世界健康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要重建国际秩序，必须首先是各国之间相互尊重、平等对待。这是交往、合作的前提。没有这样的前提，就无法谈及正常的交流，无法建立合理的国际秩序。要重建国际秩序，同时要确立合理的制度、规则和运作方式，加强全球治理。每个国家都有权参与治理，不能搞“一国独霸”或“几方共治”。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第540页）要使世界主义从理想变为现实，是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尽管这一过程是长期和艰难的，但它显示的方向和价值是不容质疑和否定的，只要坚信人类文明、坚信社会进步，就必然会沿着这一方向走下去。马克思的世界主义观也必然会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彰显出独特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