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一重大命题和论断。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此做了深入阐述：“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而“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这是党的理论的又一重大创新。在此，笔者就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什么要结合，为什么能够结合以及怎样结合的问题谈几点认识。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必由之路。恩格斯指出，每个国家运用马克思主义，“必须完全脱下它的外国服装”，因为“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萦回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党对百年奋斗历程的总结，同样得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必须随着实践发展而发展，必须中国化才能落地生根、本土化才能深入人心”的重要结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彼此依托、彼此融通、彼此成就。只有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文化土壤，马克思主义才能在中华大地生根、开花、结果。同样，中华传统文化只有通过马克思主义激活其精华才能焕发生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样需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18世纪的工业革命开启了人类世界通往现代化的大门，资本的扩张把人类文明的发展推向了更高的阶段，欧美一些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完成了从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的转变。但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国传统社会长期呈现出农业文明属性。近代以来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反复出现中西文化优劣之争，正是这一历史进程的缩影。然而，我们也要看到，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自身存在“通则变，变则久”的历史变动思想，中华文化也有着成功接纳异质文化的典型例子（如佛教的传入），有顺应历史发展潮流，自我更新，接纳历史变动所带来的社会变迁的意识，但这种转型需要正确理论的指引，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接受与传播则为苦难中的近代中国提供了历史发展的契机。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关于联系的发展的观点、矛盾的观点、辨证的、唯物论的观点也为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相应观点保留了发展空间，形成了我们今天的认识：“历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的。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历史是从昨天走到今天再走向明天，历史的联系是不可能割断的”。马克思主义的这种联系性的社会历史观，为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传统文化的结合，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和方法论基础，也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切实的路径。

　　马克思主义理论自传入中国，为中国社会所接受并发展壮大的历程，即可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马克思主义的强大力量就在于它与中国实际的结合，而这其中，就包括与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结合。中华传统文化因素的影响更不能低估。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的文化观，到党在总结百年奋斗重大历史经验中提出的“两个结合”方法论，再到党的二十大进一步提出“六个坚持”的方法路径，都凸显出马克思主义在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的联系性和毋庸置疑的契合性。学界对二者相结合视角的探讨更是蔚为大观，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渐成热潮，各社会科学学科均极为关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内在契合性、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视角的观察与探讨，涉及众多思想理念，如传统文化中的朴素辨证思想、经世通变思想、民本思想、和合思想、“天人合一”的生态思想、廉能思想、儒法兼治思想等，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结合的探讨，提供了诸多有益的研究样本。刘大年当年对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相结合问题的观点，时至今日仍然具有代表性，“哪些东西对我们今天仍然有益和应当汲取，那必定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言人人殊”。“照我的看法，孔学是讲治术、面对现实，而不是脱离现实的；是理性的，而非神学的；是有条件地主张变革，承认‘穷则变，变则通’的；是追求对‘道’即社会历史规律性认识的，‘君子忧道不忧贫’，‘朝闻道，夕死可也’”。刘大年认为：“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国文化就会像以往在东方文化中保有高度繁荣和显耀地位一样，今后也将继续保有它的高度繁荣和显耀地位。”有关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契合性的讨论，对深化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相结合，对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另一方面，探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之间的契合性，又不能仅仅停留在文化对文化、思想对思想层面，而必须将它们与社会发展结合和联系起来。对此，刘大年在同一篇文章中就提醒我们说：讨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之间的契合性问题，“当然并没有忽视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同社会物质生产、经济生活这样那样的联系。它们的动作是双向的，它们大体上要荣枯与共，休戚相关”。倘若不能将文化问题放到相应的社会历史进程中去考察，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分别加以“双向”的探讨，那么，有关文化问题的研究就会流于形式。在这方面，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创建和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20世纪20年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伊始，为了对抗传统的唯心主义思想，而突出倡导马克思主义唯物的、政治经济学思想，结果被误认为是“唯经济论者”。同样，20年代末30年代初，为对抗形形色色的机械论、外铄论、反覆论时，集中倡导单一的社会经济形态方法论，也不甚成功。后来，马克思主义史家侯外庐、杜国庠等进行学术自省，逐渐通过社会经济基础的分析，注意到社会基础与上层建筑、一般性规律与特殊性之间的辩证关系，注意到哲学史、思想史等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问题，由此不仅深化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也大大深化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体系的学理性认识。这一研究历程，可为当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问题的研究所借鉴。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作为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的中华文化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

　　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代表着19世纪人类优秀文化思想成果。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以来，是在不断变迁的社会实践中，从对人类一切文明成果的学习中，不断开辟着认识真理的道路。“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一种故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中国是马克思恩格斯在理论研究和革命实践中长期关注的国家，马克思在19世纪50年代曾专门研究过中国历史，并写下了《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鸦片贸易史》《中国和英国的条约》等一系列有关中国的文章。目前的《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就有5个版本。据相关专家统计，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50卷中，直接提及中国的地方有800多处，其中仅《资本论》及其手稿就有90多处。1850年1月31日，马克思在为《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所写长篇通讯中就曾指出“中国社会主义之于欧洲社会主义，也许就像中国哲学与黑格尔哲学一样”，预见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到来及其独特性。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亦指出：“马克思、恩格斯高度肯定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进步的贡献，科学预见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出现，甚至为他们心中的新中国取了靓丽的名字——‘中华共和国’。”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因为她的诞生没有离开世界文明的大道，其中就有中华文明、中华文化因素的深刻影响。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能够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中华文化的兼容性、包容性特征所决定的。中华文化是多元文化融合起来的，不仅吸收了国内各个民族的文化，也吸纳了大量的外来文化，体现出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的特点，所以能够不断自我更新、持续发展。从古至今，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有过三次重要的交流。第一次是汉唐时期佛教的传入。中国文化在影响和改造佛教文化的同时，也从佛教中汲取了大量文化养分。第二次是唐代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宋元时期达到高潮。伊斯兰文化逐渐本土化。明清持续多年的“以儒诠经”，通过吸收儒家传统中的思想，来阐释伊斯兰教的内涵，体现了中国文化吸纳、融合外来文化的能力。第三次是明清之际直至近代的中外文化交流。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带来了西方的宗教，也带来了西方的文化和自然科学。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被动地吸收西方文化。中国通过翻译西学书籍、派遣留学生等方式，从器物、制度、思想文化等不同层面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和知识，掀起了新文化运动。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理论传入中国，并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中国文化积极、自主地吸收世界优秀文明成果，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中国文化之所以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就在于她不断地融合多民族文化，不断地从外来文化中汲取、整合优秀的文化成果，在多元文化的融会中不断更新，创造属于自身的新文化。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方法论，正如恩格斯所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本质在于透过物质世界的客观实践，总结而得出的客观规律和理性思维，并以此指导实践。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既探讨指导实践的一般原则，也研究具体的方法与实现路径。

　　党的二十大报告在“两个结合”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六个坚持”，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学理研究奠定基调：决不是为复古而回顾，决不是为研究传统文化而研究，其研究客体的选择需要着眼于实践，即有助于“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有助于“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必须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报告指出：“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首先要把握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世界观和方法论所传达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就是要求我们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指导思想。“两个结合”则提出以辨证的思维，在现实实践和历史经验辩证关系基础上发展马克思主义，促进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而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六个坚持”，则是方法论的进一步深化和体系化，为实践“两个结合”论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指明了具体方法与路径。

　　坚持人民至上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着眼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从理论上来说，不能流连于形似，而应找寻内在精神的契合性。当然，任何一种理论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然而，中华文化影响的根深蒂固、中华文明地域范围的广阔，传统文化精神是否仍然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全党必须牢记，为什么人的问题”；二十大报告提出“人民至上”。人民的内在精神世界、个人的思想感情与传统文化之间若隐若现的精神纽带，需要以人民性为导向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关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性问题。“当代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发展”，“人民至上”除了与古代民本思想有所联系外，探寻传统思想情感、风俗习惯所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契合的结合点，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着眼点。

　　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应坚持自信自立的观点。马克思主义强调对人类社会发展普遍性发展道路的探寻，但同样注重对历史发展特殊性的理论关照。中华文化有其独特的生成演进环境，这使她既具有文明与文化的一般共性，更具有独特个性和民族性。其中蕴含的稳定性与连续性、伦理性与道德性，作为中国历史发展特色，仍有充分的理由为现代中国国家治理所借鉴；而群体性与整体性，兼容性与包容性，与时俱进的品格和创新精神，时至今日仍然是为时代所褒扬的价值理念，并为现代中国所继承发扬。而马克思主义本身“作为科学的理论，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除了自身的科学性、革命性、人民性、实践性、开放性等以外，还具有鲜明的世界性、时代性、民族性，必须与各国的文化传承、文化基因、民族传统、民族特性等相适应相契合”。这种内在契合性的存在，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理论基础，有充分的理由对二者的结合保持自信自立的态度。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要坚持守正创新和问题导向的观念和视角。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不是一种调和，正如有学者对传统文化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述所指出的一样，“调和只能是把二者搅拌在一起，形成所谓的混合物……传统文化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结合中国特色民族文化发展的实际，对传统文化进行的破与立的过程”。任何的调和主义，都只能维系表面的暂时平静。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也需要结合中国特色民族文化发展的实际，要有“破”的勇气，坚守“正”与“新”的价值准绳，才能有“新”的树立。而在对传统文化破与立的进程中，只有坚持问题导向，密切联系实践中的实际，守正创新才有真正的附着点。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必须坚持系统观念，用普遍联系的、全面系统的、发展变化的观点观察事物，把握事物发展规律。必须坚持胸怀天下，以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近代史研究》202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