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与19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国际环境密不可分。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在这一“经典表述”中，历史唯物主义将社会视为由经济基础、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构成的统一体，并由此区分出不同的资源—权力类型。具体而言，社会的基本结构包括：建立在一定生产方式基础上的社会阶级之间的权力关系、将这种权力关系以法律和政治的方式加以固定化的制度体系以及提供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应该看到，上述基本原理和逻辑架构同样适用于分析国际关系。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国际社会遵循类似的“三位一体”逻辑：一是以国际分工和国际生产关系为基础的国家间的权力结构关系；二是由国际法、条约、机构等建立起来的国际体系和国际经济政治制度（如法律制度、安全制度、外交制度等）；三是反映国际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关系和政治秩序并为其服务的思想系统和价值观念。上述三者的辩证关系赋予历史唯物主义透视和分析纷繁复杂的国际现象的功能，也共同构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分析神圣同盟的基本维度。

　　第一，马克思指出神圣同盟的首要特征是具有高度的意识形态性。正如恩格斯所说，“借口保卫正统主义而建立了‘神圣同盟’，这个同盟是俄奥普同盟的扩大，把它变成了所有欧洲的君主在俄国沙皇领导下反对本国人民的一个阴谋”。神圣同盟产生的背景是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极大冲击了欧洲的封建专制秩序，推动整个欧洲进入“革命的年代”（霍布斯鲍姆语）。因此，在诞生之初，神圣同盟就以君权神授的宗教观念和正统主义的意识形态来对抗民主主义与民族主义浪潮，将维护君主专制的政治秩序作为最高目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深刻洞察到共同的价值观念与传统意义上的欧洲均势一道赋予“神圣同盟”以内聚力，促使有深刻矛盾的俄奥普三国作出妥协来共同镇压革命。进一步而言，神圣同盟的建立和运行证明了话语霸权在国际政治中的显著作用，霸权国家可以通过操弄国际舆论渗透与打压特定目标，实现维护固有秩序的目的。当然，话语霸权的显性作用是有其历史条件的。正如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指出的，“人们一直用迷信来说明历史，而我们现在是用历史来说明迷信”。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维护正统主义还只是神圣同盟建立的表层原因，深层目的是维系维也纳体系下英俄等大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并且意识形态权力所依赖的是真实的国家实力。由此，马克思在强调意识形态权力作为神圣同盟之重要支撑的同时，并未陷入意识单独决定历史的唯心史观。关于这点，恩格斯在《德国状况》中说得非常清楚：“所有一切战胜国都把拿破仑的垮台看做法国革命的复灭和正统主义原则的胜利……起初还用‘神圣同盟’‘永久和平’‘公共福利’‘君民互相信任’等等动人心弦的词句加以掩饰，后来就抛弃了任何遮盖，而借助于刺刀和牢狱了。”

　　第二，马克思认为神圣同盟是拿破仑战争后欧洲权力格局的重要载体，其目标是维持新均势体系。神圣同盟虽然有正统主义的外观，但实际上仍是按照实力对比来安排的制度体系。作为神圣同盟之“显性因素”的意识权力不是凭空出现的，国际意识形态斗争所反映的乃是国际权力及其秩序的深层架构。具体而言，在马克思看来，神圣同盟的整套制度设计包含了三大目标。一是遏制法国崛起。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俄奥普三国封建专制君主既要提防法国重新崛起为欧陆霸主，又要遏制法国再度成为欧洲革命的中心。在神圣同盟的束缚下，除非爆发以法国为中心的全欧革命，否则无法从根本上动摇维也纳体系。二是维持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脆弱统治。《论波兰》《法兰克福关于波兰问题的辩论》等一系列文章表明，中欧尤其是奥地利是神圣同盟的命门，也是欧洲旧秩序稳定与否的关键。一旦哈布斯堡王朝瓦解，民族主义的革命浪潮势必将冲击整个欧洲秩序，同时引发俄国的大斯拉夫主义主宰中南欧。三是提供了一种准集体安全机制。神圣同盟将保守主义的君主集结在一起，同时也要求他们必须协同行动。这无异于让奥地利和普鲁士这两个相对弱国在理论上拥有了对强邻俄罗斯的一定限制能力。于是，神圣同盟确实在一段时期内有效避免了18世纪现实主义政治导致的无节制的大国冲突，起到了为旧秩序续命的历史效果。

　　第三，马克思明确神圣同盟的实质是国际权力关系的显现形态，它维系着少数列强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支配权。如果说正统思想将国际秩序设定为君权神授的产物，启蒙思想将国际体系规定为建立在契约基础上的“权利体系”，那么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近代国际体系的本质则是权力关系。从根本上说，生产剩余的分配决定了世界基本格局。工业革命和世界市场的扩张在19世纪上半叶形成了由英国主导、具有共生性的生产—贸易关系，正是这种经济结构使得维也纳体系下的大国协调具备了核心的利益基础。更具体地说，这种权力结构在19世纪60年代以前表现为英（海权）俄（陆权）对欧洲秩序的复合主导性，“英国的均势原则和俄国的制度，这才是欧洲进步的宿敌，而不是法国及其运动”。一方面，英国率先完成工业革命，成为世界经济霸主和海上强国。英国的实力和利益决定了其主要目标是维持欧洲均势，以保证没有国家（尤其是法国）可以挑战其贸易垄断地位。另一方面，俄国拥有当时欧陆最强的陆军和武力干预他国事务的意愿。通过神圣同盟，俄国得以维持奥地利和普鲁士相对孱弱的状态，保持自身对中南欧的影响力。从历史发展来看，实践验证了马克思的预言：海权与陆权的关系，决定了神圣同盟乃至整个维也纳体系稳定与否。在1848年革命中，正是在神圣同盟的掩护和英国的纵容下，俄国成为镇压革命的先锋，维持了欧洲的反动秩序。而在19世纪50年代，英俄两强为争夺奥斯曼帝国而爆发克里木战争（Crimean War，1853—1856）。正是这场发生在权力格局主导国家之间的战争标志着神圣同盟开始走向内部崩溃，开启了“帝国争霸”（Struggle of Empires）的世界新格局。

　　综上所述，马克思运用权力—制度—意识形态“三位一体”逻辑透视神圣同盟的特征、内容和实质，以系统化思维揭示国际关系的内在结构，通过抽丝剥茧穿透国际问题的现象层面而认识对象的本质。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经典划分，神圣同盟首先是一套作为国际关系之“上层建筑”的国际制度体系。这个体系由一系列条约、法律和会议组成，拥有一整套正统主义的意识形态为其提供合法性支撑。与此相对，神圣同盟隐性“基础”则是实质性的权力体系，即主导国家之间的复杂博弈和强弱国之间的支配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国际关系之所以难以认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事件的本质往往被现象层层包裹，甚至出现某种基础与上层建筑“倒置”的现象。比如，神圣同盟就具有意识形态的外观，掩盖了其作为大国霸权工具的实质，且这种掩盖恰恰符合霸权国家的战略需要。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刻之处在于，运用辩证思维和本质分析而非一般意义上的知性思维和表象分析，将神圣同盟中手足倒置的关系再度“颠倒”过来，由此真正深入到国际关系的本质维度。

　　马克思对神圣同盟的分析批判构成一个具有内在结构、层层深入的有机整体，不仅正确解剖了19世纪国际体系的本质，而且为我们分析当前国际社会提供了根本认知逻辑、分析方法和价值向度。近年来，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经济政治旧秩序日益暴露出深刻危机。面对自身全球霸主地位的动摇，美国非但没有进行自我反思，反而在经济上重拾保护主义，在政治上实施“长臂管辖”，在意识形态上大搞两极对立，通过不断拉帮结派搞小圈子来制造紧张对立气氛，筹划各种排他性、针对性的新同盟来分化和打压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所提供的权力—制度—意识形态“三位一体”逻辑来透视这些所谓的“新同盟”“新组织”，就会发现，它们尽管在外观上与神圣同盟有所区别，但在本质上并无不同，都是霸权主义实现战略利益的工具、肆意干涉他国的屏障和阻挠世界整体进步的壁垒。

　　第一，今天美国所主导的一系列同盟或组织的权力基础仍是资本的增殖性逻辑和中心国家的支配性逻辑。按照历史唯物主义，资本积累和贫困积累的对立是近代国际秩序的基本矛盾。资本所主导的国际权力体系始终内含极度不平等，表现为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中心国家对边缘国家的支配性权力和系统性剥削，“资本的存续和权力依赖剩余价值的剥夺和转移”。历史上，中心国家通过殖民掠夺、直接榨取、不平等交换等方式剥削外围国家，由此呈现为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二战以后，以美国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体系虽然不再采取赤裸裸的殖民扩张，但是生产剩余在各地区之间分配的不平等却有增无减。发达国家通过垄断国际劳动分工和金融市场的高端位置，收割全球生产剩余；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则被牢牢限制于国际劳动分工的低端，形成对发达国家的商业依附、金融依附和技术依附。这种生产关系上的不平等结构既是少数国家支配他国的权力来源，又是其必须维护的根本利益。因此，只要不改变充满剥削的国际分工体系和权力结构，那么以美国为首的既得利益国家主导的任何同盟、条约或组织，都不过是维护这一非正义的利益格局的工具。一句话，美国所主导的世界秩序意味着“以资本为枢轴的综合权力的支配和统治”。

　　第二，今天美国所主导的一系列同盟或组织的本质仍是霸权国家使用和扩大支配性权力的制度载体和必要条件。按照历史唯物主义，与等级性国际权力结构相匹配并维持其运转是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制度体系、法律框架和组织机构。回顾历史，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以来，国际关系的基本制度就是由西方国家根据自身的核心利益塑造的，是建立在霸权国家综合实力巨大优势基础之上的。二战以后，国际体系的制度化水平显著提升，一方面便于发达国家维护其主导地位，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减少国际交往的必要成本。在常态情况下，出于体系稳定的需要，也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努力，这些制度往往具有一定程度的公共性、包容性和普惠性，能够成为全球治理和国际合作的基本纽带。但是，一旦霸权国家自身出现危机，它们就会立即采取排他性、针对性的制度设计，使其回归到服务少数国家特殊利益的性质。尤其是近年来，美国及一些西方国家政治极化、社会分裂、制度失灵的困境日益显现。为了保住其既得利益，美国开始全方位推行“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政策，公然违背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现代国际法体系。一方面，在贸易战、毁约、“退群”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试图以单边主义重新界定国际规则；另一方面，则加紧建设具有特定目的性的所谓新制度、新框架，试图围堵和打压新兴国家。由此看来，这些同盟和机制不过是美国在大国竞争日益加剧，世界多极化步伐不可阻挡情况下做出的极端反应，体现出长期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制度体系正在彻底重塑的历史大势。

　　第三，今天美国所主导的一系列同盟或组织的软性支撑仍是排他性的意识形态。马克思指出：“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在国际社会中，霸权国家也会提出一整套思想观念和价值主张以使自己的支配具有“合法性”。后来，葛兰西将这一思想发扬光大，形成了“霸权”/“领导权”理论。葛兰西认为，国际社会的稳定统治是强制（coercion）和同意（consent）的有机结合。这意味着霸权不仅需要绝对的经济—政治实力作为后盾，同时需要国际意识形态“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这种“社会秩序的集体意象”（collective images of social order），既是霸权的一部分，又是对霸权的合理性证明。实际上，观察今日的国际舆论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综合实力明显下降后，更加依赖话语垄断，更加急迫地抢夺规则制定权、解释权。通过不断操弄意识形态话题，精心编织各种话语和理论陷阱，一方面建构西方模式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神话，维系其制度吸引力；另一方面运用信息不对等的“逆差”制造形象失真的“反差”，粗暴干涉和裁量他国的发展战略和制度模式。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透视这些所谓“民主单一论”“普世价值论”“制度移植论”，其思维前提仍是非此即彼的冲突世界观和损人利己的零和思维，其真实目的不过是试图延缓、打压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的崛起势头。

　　总而言之，从马克思所揭示的神圣同盟的“三位一体”逻辑出发，可以断定当前美国主导的所谓“国际同盟”并未挣脱“资本—霸权”逻辑的窠臼。相反，它是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深刻变化、国际秩序加速变革情况下一种自我更新的政治形式。相较于神圣同盟，这些组织更加具有迷惑性。总结起来，它们具有以下四大特征。第一，这些同盟以“征服性的”权力政治为基础。其强制力建立在西方尤其是美国经济上的扩张主义、政治上的零和博弈、军事上的武力恫吓之上，并且都以征服、支配和获取霸权为目标。第二，这些同盟具有“排他性的”普世主义的外表伪装。当前一些国家企图垄断包含民主在内的一系列人类共同价值的定义权和裁判权，大搞对非西方模式的排斥和歧视，意识形态外观下实际上是赤裸裸的权力体现。第三，这些同盟以“对抗性的”中心—边缘结构为主要特征。二战以来，以美国为中心主导的国际体系始终是一个不平等结构，中心国通过将其他国家压制在全球产业链的低端来高效地攫取超额利润。而当前的一系列极端举措（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有针对性的结盟）则是无法通过传统方式顺利实现“剩余转移”后采取的非常规手段。第四，这些同盟将维系“等级性的”政治秩序作为最终目标。对内维护发达国家大资本集团对全球高附加值产业、金融系统和尖端技术的利益垄断，对外维护不平等的国际经济政治阶序。简言之，美国主导的一系列同盟本质上是维持其全球霸主地位的制度工具，暴露了迈向衰落的霸权愈演愈烈的战略焦虑。上述种种行为不仅对中国发展的正当权利构成挑战，更严重阻碍了世界各国的共同进步和发展繁荣。

　　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呈现的问题和消极作用相比，“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性实践，作为当今时代最有活力的推动力量和建设力量，决定性地把‘东升西降’的世界变局从历史必然性的存在状态转变为实际开展的现实过程。”当前，世界秩序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国之间、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之间博弈加剧，国际社会又到了一个历史质变的“临界点”。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心，构成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积极因素和关键性变量。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深刻变化，不仅给自身发展带来了重大的战略机遇，而且也为建构新型世界秩序、解决全球性难题、促进人类共同发展进步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一）推动全球秩序转型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世界历史意义所在

　　马克思指出，近代以来世界霸权虽然发生了多次交替，但不变的是“农村从属于城市”“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东方从属于西方”的世界秩序。与此相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世界历史意义则在于超越了冲突的世界观和权力政治的窠臼，构建起国际文明的新形态。习近平指出： “我们要坚持对话而不对抗、包容而不排他，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扩大利益汇合点，画出最大同心圆。”从权力基础上看，新型国际关系所追求的绝不是简单的权力转换（Power Shift）或中心—边缘的地位倒置，而是世界权力运转方式的重新界定与国际关系底层逻辑的彻底变革。从制度属性上看，中国牵头建设的亚投行、“一带一路”倡议等具有平等普惠型的品质，致力于向全球提供优质公共产品；而西方传统主导下的权力支配型制度则致力于从全球攫取不正当利益。从意识形态上看，中国倡导的国际关系新伦理新价值，不仅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而且充分维护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尊重各国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改善人民生活的多样化实践。简言之，中国的和平崛起展开了一条通往更高文明形式的现实道路，它以劳动原则置换资本原则，以文明互鉴取代文明冲突，以国际合作超越零和博弈。

　　（二）强化“三位一体”能力是中国应对挑战的关键举措

　　正如前文指出的，历史唯物主义主张一国的地位是由基础实力、制度效能、意识形态三方面共同决定的。这就要求我们面对日益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时必须坚持综合创新，不断夯实物质基础、持续完善制度保障、创造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首先，经济和科技实力的强大是实现民族复兴的根本前提。马克思指出：“在我们的时代，没有一个大民族能够没有自己的工业而生存下去。”当今国际竞争的本质是经济和科技力量的比拼，要想在未来激烈的大国博弈中占据优势，关键在于抓住历史机遇，引领第四次科技革命。通过充分发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集群优势，抢占世界产业链和技术版图的高端，实现弯道超车和产业升级，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奠定最为厚实的物质基础。其次，加快制度创新是引领时代的核心举措。一方面，要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善于运用制度优势应对可能风险挑战和破坏冲击，善于总结我国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另一方面，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高我国在全球事务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我国不仅要主动应对世界层面的制度失灵、安全失控等全球性挑战，而且要积极参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加强公共产品供给。最后，掌握意识形态主动权是走近世界舞台中心的重要支撑。长期以来，我们在对外交往中存在“有理没处说、说了也传不开”的被动境地，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绩是不相匹配的。因此，“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

　　（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赢得未来的价值源泉

　　习近平指出：“从‘本国优先’的角度看，世界是狭小拥挤的，时时都是‘激烈竞争’。从命运与共的角度看，世界是宽广博大的，处处都有合作机遇。”以文明的大尺度回看历史、观察当下，正像马克思早已揭示的，肇始于西方的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历经数百年全球扩展，必然包含人与人、人与自然、国家与国家之间无法回避的系统性冲突，而社会主义则是超越资本所规制的“权力政治”及其国际秩序的最佳方式。今日中国所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一带一路”倡议、新安全观等一系列重大理论与实践命题，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发扬。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大国的本质要求，也是保持历史主动、赢得未来的价值源泉。一是要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好，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战，坚持增强忧患意识和保持战略定力相统一，善于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使自身不断壮大提高。二是秉持和践行“亲诚惠容”理念，继续深化同周边国家的利益和情感交融，不断推进地区多边合作机制，不断提升中国在周边地区的影响力、感召力和塑造力。三是要摒弃冷战思维、零和思维，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同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紧密结合，把握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的新机遇，通过鼓励国家间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不断推进多边合作机制，积极引领世界朝着“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正确方向前进

　　今日世界，国际力量对比已经发生深刻变化，世界上的事情越来越不是少数强权能够垄断的，建构更加公平的国际机制已成为多数国家的共识。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重温马克思对神圣同盟的批判更加具有现实价值：面对历史大势，强权思维、零和博弈、反动倒退、故步自封是没有出路的。唯有超越一国一域的狭隘利益格局，超越强权政治及其理论基础，才能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简言之，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才能真正解决世界性问题、实现国际正义、推进全球治理模式变革和全人类的普遍幸福，这是马克思对神圣同盟的批判给予我们的最深刻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