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几乎不再直接使用有关类概念等术语，但我们并不能否定《手稿》中马克思的“类存在”思想。随着马克思新唯物主义世界观的确立，《手稿》中马克思的“类存在”思想并没有被丢弃，反而得到进一步的发展。马克思在《手稿》中详细阐述的“类存在”思想，虽然借鉴了费尔巴哈的“类”思想，但也与之前有明显区别。也有一些学者质疑马克思有完整和成熟的“类存在”思想，如阿尔都塞提出的“断裂论”就是如此，这是一种极大的误解。
一、马克思“类存在”思想的历程
马克思“类存在”思想大量使用了有关“类”的术语，这些术语虽然是从费尔巴哈那里得来的，但和费尔巴哈的类概念有不同内涵，马克思的“类存在”思想批判并超越了费尔巴哈的“类”概念。
（一）马克思的“类存在”思想来源于费尔巴哈的“类”概念
费尔巴哈提出“类”概念来揭示人的属性，并对马克思产生了重要影响。“类”概念是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一书的核心概念，具有多种含义，包括共同特性、种类以及人的本质等。费尔巴哈在对宗教和神学进行批判时，也借助对“类”概念的阐述，为实现人在理论和现实上的统一奠定了基础。费尔巴哈认为，动物不具备对外界事物作出理性判断和识别的能力，不能把自己的种族群体即“类”当作对象而只能把自身这个个体当作对象。人所具有的“意识”并非一些高级动物拥有的简单意识，而是一种复杂的意识形式。“理性”是人类独有的意识特性，人不仅可以研究外在的事物，还可以研究自己的内在本质，从而创造出既是个体理解意义上的又具有普遍性的科学知识。
费尔巴哈主要关注的是人与动物以及人与自身的关系，并从意识层面和社会层面对“类”概念进行论述。在费尔巴哈看来，“类意识”是一种把人的内心生活归结为反映自身存在的意识。而动物和人的区别在于：人的生活是丰富的且能根据人的意识进行改造，人能以自己的类为对象；动物却只能以其本身以外的自然界为对象。费尔巴哈论述“类”概念时还这样界定了人的“内在生活”和“外在生活”：“内在生活”主要用来定义人的意识层面的生活，“外在生活”主要用来定义人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生产资料层面的生活。费尔巴哈认为人在意识和实践也即理论和现实层面上是存在一定联系的，强调人是有意识的存在。费尔巴哈虽然阐述了“类”概念，但没有对它进行更深层次的探究，只是重视意识的存在，尚处于抽象性的阶段，没有认识到人的现实的方面，把人的物质属性和实践活动抹杀掉了。费尔巴哈过于关注意识的抽象性，忽略了具体实践活动等现实性情况的存在，具有诸多局限性，没有发现理论的人和现实的人之间存在的联系。费尔巴哈认为“类存在”可以理解为包含类的自然存在在内的存在，是将人的本质放在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之中的一种广义的“存在”。但是，尽管费尔巴哈认为人的本质存在于人与人的联系中，实际上却未真正触及人的本质，而仅是从精神层面理解“类存在”，忽略了实践活动方面的“类存在”。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仍然陷入不知变通的旧唯物主义的僵局，仅凭经验和感觉来确定实际存在的事物，甚至仅仅把人看作感性的存在物，忽略了人的能动实践。
费尔巴哈对“类存在”的阐释与对宗教的理解是相关联的，认为宗教是通过人的异化来实现的，但这种异化并不是单独个体的本质的异化，而是对全人类本质的异化。费尔巴哈认为宗教是由人的想象创造出来的，人类对上帝的盲目崇拜实际上是对人自身的崇拜。但在人创造上帝的时候，上帝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人类依赖上帝，其思想被宗教控制，变成上帝的忠实信徒。人与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有类意识，人把这种自身本来就具有的“类意识”寄托在上帝身上，但其实人寄托在上帝身上的意识原本就是存在于人自身的类意识，所以必须打破对上帝的盲目崇拜，解放人类的思想。费尔巴哈呼吁把人的本质从披着神秘外衣的宗教的抽象中解放出来，指出宗教本质其实就是人的类本质的异化，应该将人的本质从神秘的“天国”重新拉回到“人间”，并消除这种异化，引导人们重新回到原本的尘世现实中。费尔巴哈虽然发现了人的类本质异化问题，但他对宗教的批判脱离了当时的社会经济背景，没有触及问题的根源，仍然存在着不全面、不深入、不彻底的弊病，没有找到产生宗教的社会历史根源，也有重新回到“宗教”世界的可能。
（二）马克思的“类存在”思想高于费尔巴哈的“类”概念
马克思虽然借鉴了费尔巴哈的“类”概念，但在基础、内涵上完全不同，并对它有极大的提升、突破和超越。马克思采用辩证而非抽象的方式来谈论人的本质。虽然马克思和费尔巴哈都认为人是自然界中的类存在物，但二人对人与自然界的关系的认识不同。费尔巴哈只是把人的理论活动、寻求生存进行的生命活动认定为类活动。马克思对类活动的解释不仅是指人的理论活动以及为寻求生存而进行的生命活动，还包括对象化的实践活动的内容。马克思明确辨析了人与动物不同的“类本质”的特点，着重阐述了实践的本质以及对世界改造的重要意义。马克思认为，人可以能动地对自然界进行改造和生产，并在这个过程中展现其能动性、创造性、多样性等特点，这与其他动物单一、无意识、受限制的生存活动是根本不同的。马克思指出，正是因为个人自由而有意识的生产活动，才使得自然界能够呈现出生机勃勃、不断发展的状态，而不是长期表现为单一的存在方式。马克思所说的“类存在”并不是先天自然存在的，也不是按照一定规则和限制而存在的，而是在人的自由生产活动中逐渐形成的，它不是抽象的存在，而是具体的、对象性的存在。在《手稿》中，马克思发展了费尔巴哈把人看作是类存在物的观点，提出“人是类存在物，不仅因为人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把类——他自身的类以及其他物的类——当作自己的对象；而且因为——这只是同一种事物的另一种说法——人把自身当作现有的、有生命的类来对待，因为人把自身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马克思是从能动的实践活动方面而不是从精神活动方面来进行推论，因而指出人的类存在不是先天规定好的抽象存在，而是在人的具体实践活动中逐渐形成的。人和动物本质的区别就在于人能够按照自身的需要能动地进行自由的生产活动，而不局限于仅为了生存的需要而进行活动。而动物则只能按照他们生存的规则和生理需要被动地进行生命活动，不能随心所欲地生活在自然界。
马克思从“自觉有意识”和“对象性活动”两方面阐述了人的类特性，而费尔巴哈在定义人的类特性时只考虑意识，忽略了“对象性活动”。对于人的“类存在”属性，费尔巴哈只注重意识层面，并没有关注到人的物质生活层面，忽略了满足人的需要的生产活动这一类特性。马克思既注意到了这一需要，又注意到人是可以进行有意识的、自由的生产活动的存在。马克思认为，一切事物都与这个世界上的某一个事物处于某种联系中，但只有在类生活即自由而有意识的生活中，不仅能把自己的类当作自己的对象性存在物，还能将其他物的类当作自己的对象性存在物。动物只能按照自己本身的天性和自然的限制来生活，而人既可以按照自己对物质生活的需求来进行生命活动，但又不局限于此。马克思指出，人是有自我意识的主体存在物，能够通过能动的、自由的实践活动来对世界进行改造从而满足自己的生产生活需求。同时，人也是存在于自然界中的存在物，自然界为人提供了生存发展的载体。人通过对象化的实践性活动，与整个自然界发生关系。
费尔巴哈揭示了宗教的神秘面目，但没有从更深的层次去探究问题的本质。马克思主张通过宗教解放来解放人类和政治，强调找到宗教产生的根源并彻底地消除它，以找到人真正的本质。费尔巴哈并没有去寻找宗教产生的真正原因，也根本没有要消除宗教的意思。费尔巴哈主张解释宗教世界本来的真实面貌，破除人们对它盲目的崇拜和神秘的向往，认为世界分为宗教的世界和世俗的世界，并致力于打破宗教的世界，还原本来的世俗世界。但是世俗世界存在自我矛盾的状况，使得自己同自己本身相分离，世俗世界应该在实践中寻求它同自身矛盾的化解。费尔巴哈指出，单独的个体是有限的，“类”代表了无限的可能性。虽然说意识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但人的意识并不能完全在现实生活中得到充分的体现，所以在这种意识与具体现实生活的矛盾中，人的意识就会被异化为上帝，这就是宗教产生的秘密。费尔巴哈虽然对宗教进行了一番批判，但是对于“类”“类本质”“类存在”的阐述仍然停留在意识层面，没有同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具体实践联系起来，因而具有一定的片面性。马克思则根据当时的社会现状，深刻认识到社会实践的重要性，认为实践不仅是摧毁旧物质世界的有力武器，更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首要前提。马克思《手稿》中的“类存在”思想继承了费尔巴哈思想值得借鉴的成分，但很大程度上是对费尔巴哈思想的超越，并着重强调社会实践的重要性。
（三）马克思“类存在”思想面临的质疑及其回应
长期以来，学术界质疑《手稿》中马克思的“类存在”思想是否已是马克思完整和成熟的思想。如阿尔都塞为保卫马克思免遭西方“人道主义”和“教条主义”的侵蚀而提出的“断裂论”，对马克思“类存在”思想进行了别具一格的解读。“断裂论”的提出有一定的历史背景，马克思在《手稿》中提出的“人的类本质”“异化”“人道主义”等概念鼓舞了一些西方学者用伦理道德甚至宗教来解读马克思的“类存在”思想，一些人批判斯大林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甚至有人借用马克思《手稿》中充满人道主义的“类本质”“自由”“异化”等概念来大肆抨击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从而掀起了人道主义的热潮。实质上，他们并非真的在宣扬马克思的思想，而是借用马克思的理论来为他们的实际想法披上一层合理的外衣，以谋求自己的利益。在此背景下，阿尔都塞为维护马克思的科学真理性，对马克思的思想进行了深层的剖析与诠释，认为马克思的思想存在着“认识论断裂”，断裂前的马克思思想实际上是属于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道主义，断裂后才建立了科学的唯物史观。谈论“人的类本质”意味着承认有作为“类”的人，即超越社会关系制约的一般的人以及他们的共同本质。这是费尔巴哈所津津乐道的，是费尔巴哈哲学思想的本质特征。由于马克思和费尔巴哈的表述非常相似，以致阿尔都塞因为马克思在《手稿》中大量使用“类”“人的类本质”“异化”等带有费尔巴哈色彩的术语，而误认为马克思尚未彻底摆脱费尔巴哈的抽象人道主义。阿尔都塞使用“断裂”一词意在强调马克思的前后思想有质的区别而否定马克思的“类存在”思想。阿尔都塞之所以提出“认识论断裂”，是因为看不到马克思“类存在”思想包含劳动实践。也就是说，因《手稿》而把马克思的思想和费尔巴哈的抽象人道主义相等同的阿尔都塞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的“类存在”思想。马克思认为劳动实践是人的类本质，正是劳动实践活动使得马克思与一切抽象人道主义理论划清界限，为历史唯物主义奠定了坚实基础。阿尔都塞挺身而出保卫马克思的精神和勇气值得赞许，但误解了《手稿》的内容，没有深刻理解劳动实践在马克思主义中的重要地位，也没有看到马克思的“类存在”思想是根本不同于费尔巴哈的。
马克思的“类存在”思想立足于具体的实际和客观事实，不是凭空想象而是有据可循的。关于人的本质问题，费尔巴哈所强调的类没有任何具体规定，适用于一切时代、一切人。正因为如此，费尔巴哈的思想具有强烈的抽象性，而马克思与抽象人道主义理论划清了界限，为历史唯物主义奠定了坚实基础。马克思认为人是“类”存在，人能够自由地和一切存在物发生关系的基础就是劳动。马克思的“类存在”思想是对费尔巴哈的扬弃，虽使用“人的本质”“类”等费尔巴哈术语，但所表述的思想与费尔巴哈不同。马克思谈论人的“类存在”并非必定沦为抽象的人道主义，所以阿尔都塞的所谓“断裂”实际上并不存在。
阿尔都塞的初衷虽然是为了捍卫马克思的思想，但并没有真正做到按照马克思的原则和本意去看待和解释问题，否定了马克思对人的问题所作的思考和研究，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的“类存在”思想，误以为马克思早年主张费尔巴哈的抽象人道主义，晚年才主张历史唯物主义。这是不正确的，其错误在于将马克思早年和晚年的思想相对立，没有看到马克思早年和晚年思想的内在联系，也没有看到马克思的思想是前后承接并不断延续发展的。阿尔都塞主观臆想出“两个马克思的对立”从根本上说是错误的，不仅没有能够捍卫马克思的思想，反而起了消极作用。实际上，正是因为马克思早年的不断探索和完善，其“类存在”思想才得以演进得更为成熟。
二、马克思“类存在”思想的内涵
虽然马克思在《手稿》中并未对“类存在”下过明确的定义，但是通过马克思对“类存在”思想的阐述，可以归纳和分析马克思“类存在”思想的相关内涵。马克思继续沿用费尔巴哈用“类”指称人的做法，提出人是在自然界发展起来的类存在物，人依赖于自然界而成为有生命的类存在物。人作为“类存在物”存在着两种对象性关系即“类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类特性”是指人的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类本质”不是指某个人拥有的抽象特性，而是人的劳动实践本身。“类存在”是一种特殊的存在状态，是指人因进行有意识的自由的劳动实践活动而存在的，是用“类”一词来指称整体的人。马克思明确指出人存在和发展的目的在于改变世界，并以辩证思维方式理解人的存在，由此提出了“类存在”思想。我们还可以从“类关系”“类特性”“类本质”等方面更深层次地分析和论述“类存在”的具体内涵。
（一）类关系
依据《手稿》，人作为“类存在物”在实践和理论上都包含着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两种对象性关系，可以将此概念融入到实践之中。其内涵有二：第一，人是生物意义上确实存在的无法忽视的自然存在物。人的实践活动是建立在自然界的基础上的，并从自然界直接或间接地获取生存资料。表面来看，人要靠自然产品来维持生命和发展。马克思坚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明确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但如果过度强调自然的优先地位，忽略实践活动的作用，就会形成旧唯物主义的思想，无法体现出人的存在，因而会把人的存在消融在自然的存在中。若将人与自然的意识和实践关系割裂，就会陷入唯心主义。事实上，人是通过实践来改造自然的，并在实践活动中实现人与自然的统一。人超越动物而在自己的精神生活、肉体生活、生产生活等方面获得更广范围的无机界，并积极地与自然进行“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人丰富的类生活之所以能实现，正是因为人的生命活动具有持续性和全面性。第二，马克思甚至认为，个人即使在从事很少有人会做的活动时，也同样是社会的一部分，而并非独立于整个社会之外。人作为类存在物，不仅将自己本身的类视为对象，也会将其他物的类视为自己的对象。马克思认为，人是特殊的个体但并非独立于社会而存在。
马克思始终不认为个体和类是对峙的，他一直在特殊性中寻求普遍性，在对立中寻求统一，同时一直在寻求人和社会的统一。这样才能真正解决人与自然界、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和问题。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的关系也不是完全对立和不可统一的，也可以在对立中寻求统一发展。“把自己的类当作对象”，“把自身作为类来进行关系行为”，即自己不是一个孤立的人，而是一个能把自己自觉为类的成员（共同体或者社会），普遍地（为了整个类的生存）“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承认共同体的限制并自愿服从这一限制）来“再生产整个自然界”（使环境按照符合人的方式发生变化）。马克思一方面把“类生活”理解为一种没有私人所有但同时在其内部又有一定“交往”活动的、在历史中形成的共同体，另一方面还明确提出“类生活”是在整个人类历史中造成劳动者（类共同体成员=“个体”）与自然相异化、劳动者与事物以及生命活动外化即异化的发祥地。马克思把类生活变成维持个人生活（die individuelle Leben）的手段，这主要表现在：第一，使类生活和个人生活异化；第二，把抽象形式的个人生活变成同样是抽象形式的和异化形式的类生活的目的，个体的生命活动本来就是类活动。
（二）类特性
马克思认为人同动物、植物、无机界不同，不仅仅是因为人是一种“类”存在，更重要的是人是一种有意识的自由的“类”存在。动物没有自觉主动性，它们适应环境是被动的行为，然而人可以主动地改造自然。马克思论及人作为“类存在”的时候，还与自由联系起来，认为人改变环境的实践活动必定是自觉自由的实现，体现了人的主体性和主动创造性，人的生产活动是在不受他物影响下进行的，是真正的生产。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能表现出它的真实，而非单调的、一成不变的状态。马克思指出，人类作为有生命的、自由的、有意识的存在物，需要明确自身的类特性，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改造世界的活动中去，明晰自身的对象，发挥人类特有的自觉能动性。正是因为人在实践活动中通过自由能动的生产活动改造世界并发展自身，才能证明自身是类存在物。“类存在”本身就是“类”运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人就是通过“类存在”介入世界进程中的。
（三）类本质
在《手稿》中，马克思以“人是类存在物”为起点逐渐深入至人的类本质特性，提出了马克思式的类本质思想。费尔巴哈注重个人的直观感受与情感体验，却忽视了劳动在人类社会中的重要性；费尔巴哈将意识概括为人的类本质，却因意识并不具有起源性而导致思想理论上的不彻底性。马克思在本质内容上赋予“类本质”和“类存在”的内容以不同的基础与前提——即以人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代替费尔巴哈思想中的感性认识。马克思将个人称为类存在物，认为人在特殊的“类生活”社会环境下具有独特的“类特性”与“类本质”，即“自由自觉的活动”。在该种“类特性”的作用下，人将自身看作是自由的存在物，并将“类”看成自身的对象，人自身的生命活动变成了自身自由意识与自由意志的对象性存在，人能够在劳动过程中拥有自觉选择性。作为有意识的类存在物，人将“类”视为自身本质。马克思摒弃了以宗教思想或单纯的友谊与爱为基础的类本质理论，从“类本质”的角度考察现实生活中人的存在方式。由于异化劳动对人的异化，人会不自觉地被限制思维，造成对人类本质理解的片面化，把自己看成同动物一样只需要满足自己的生理生存需要，限制了自己的能动性以及全方面的发展，也限制了整个自然界乃至全社会的发展，这实质上是在限制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异化使得人类被蒙蔽，无形中奴役了自己的思想，忘记了自己真正的需求，以致被异化为单向度的人。
三、马克思“类存在”思想的当代价值
马克思早期没有自己的话语体系，直接借用费尔巴哈的有关“类”的概念，而晚年则有了自己的话语体系（生产力、生产关系等）。虽然马克思在《手稿》之后不再使用“类”概念，但其“类存在”思想对当今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的“类存在”思想不仅有理论意义而且有实践价值，我们应将马克思的“类存在”思想同当代实际相结合，积极发掘马克思“类存在”思想在当代的独特价值。
马克思的“类存在”思想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思维方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正视“个体”和“类”的关系。“个体”和“类”的关系是内涵和外延的辩证关系，“类”支持“个体”的全面自由发展，“个体”的全面自由发展也是对“类”的丰富和扩充。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加强“个体”和“类”的联系。马克思的“类存在”思想是用“类”的思维方式看待人与世间万物之间的关系，可以让人超越现在思维的局限性，真正理解人的本质，正确看待人与其他事物的普遍联系。马克思“类存在”思想体现了开放性、包容性和一体性，也让人在看待问题时具有开放性、包容性以及一体性。马克思“类存在”思想告诉我们人是面向自然、面向他人、面向世界的存在。马克思“类存在”思想致力于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自身建立良好的关系，通过人自身的社会实践，与自然以及他人形成一种相互包容的关系，肯定物种之间的区别与差异，肯定人与人之间的各种不同，并发展每个人的长处。也不因为人类的强大而去否定其他低等级物种的存在，更应该和它们构建良好和谐的关系，不把自己从自然、他人与社会中脱离出来。马克思“类存在”思想作为一种更高程度的思维方式解放了人固有的思维，能够指导人以开放的思维去看待自身以外的人与事物，以包容的心态去接受差异，用一体性思维去认识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人与自身的关系，从而正确认识自己和世界。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把握个体和类的辩证关系。马克思认为“人的类存在”使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体现出对立统一的关系，人既具有自然性又具有超自然性。自然是人生存的物质载体，这就意味着人不可能完全脱离自然界，人具有自然性。但人又创造了超越自然本身的价值，这体现了人的超自然性。人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又加深了对自然的了解，使自然的特性融入人的意识中，体现了人与自然在对立中走向更深层次的统一。同样，在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也是对立统一的。过去的历史是由过去的人创造的，现在的人在吸收利用过去的人创造的各类财富的同时，并没有停留在历史中，而是正在向未来前进，这种对现实的超越也即对过去的超越，在否定过去的人的同时给予其肯定，共同推进历史的发展。当前，我们正处于一个多样化的世界中，制度和文化的巨大差异让我们处于相互对立之中，如果一味地强调对立只会造成制度和文化之间的冲突与摩擦，不利于各国的发展，文明只有在互鉴中才能进步，制度也是如此。盲目否定他国而不在差异中汲取有益成分，不利于本国的发展。要获得共同发展，应该寻求深层次的统一，相互学习借鉴。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也需要吸收马克思“类存在”思想所蕴含的对立统一关系，尊重各国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在对立的基础上寻求各国之间、各种文化传统和社会制度之间深层次的统一。
马克思依据“类存在”思想，认为自然史与人类史是统一的，为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提供了新的思考路径。其“类存在”思想是在关注社会现实生活和人类实践活动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智慧方案是马克思“类存在”思想在中国社会现实中的具体运用，我们要正视不同国家之间的差异，并积极在这些差异中寻求共性，积极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深入探求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人与自身和谐共生。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是为了推动人类社会更好地发展，全球所有国家应该始终力求建立共建共享、互帮互助、共同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云梦学刊》2023年第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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