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有其相应的理论根基，如果没有能够自圆其说的理论，意识形态就不会具有强大生命力，只会成为喧嚣一时的观念骚动。在特定社会中，不同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会根据自身的利益，提出符合自身利益的意识形态，并为这种意识形态进行理论论证。在多元化的意识形态格局中，“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我国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我国意识形态格局中必然居于主流地位，而这一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论之基就是马克思主义。因此，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首先就要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内是否居于理论基础地位，是否发挥理论根本的作用。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党政军民学，东南西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既然党是领导一切的，那也就意味着作为党的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必须在一切主体、一切领域得到坚持，当然也包括在意识形态领域得到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大厦离开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之基就会轰然坍塌。

  然而，一段时间以来，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根基的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比如哲学社会科学是一个意识形态色彩很鲜明的领域，本应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但依然存在一些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论调和有意无意忽视、轻视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作用的状况。因此，习近平在“5·17”讲话中明确把是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作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鲜明标志。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要居于基础地位、发挥根本作用，就必须做到“四个说清楚”：

  第一，要说清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与一系列新理念新观点新判断所蕴含的马克思主义学术理性。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讲话以及一系列重要会议所提出的路线方针政策往往是以一些新理念、新观点、新判断的形式出现，这些重要论述、重大判断往往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内涵。理论研究者的职责和使命与宣传工作者不同，如果说宣传工作者的使命是让最广大人民群众“知其然”，那么理论研究者的使命就是让最广大人民群众“知其所以然”，由于这些路线方针政策与重要判断、重大观点都与老百姓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如果能够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充分挖掘这些路线方针政策与重要判断、重大观点所蕴含的马克思主义学术理性，人民就会从自身的生产生活实践中感受到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与科学性。

  第二，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说清楚中国共产党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利益”是一切意识形态最深厚的根源，马克思曾经指出：“进行革命的阶级，仅就它对抗另一个阶级而言，从一开始就不是作为一个阶级，而是作为全社会的代表出现的；他以社会全体群众的姿态反对唯一的统治阶级。他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它的利益在开始时的确同其余一切非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还有更多的联系。”这一论述告诉我们一个普遍的道理：一切意识形态紧张与冲突的背后所关联的都是利益的冲突。中国共产党没有自身的特殊利益，其所有一切奋斗都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因此，如果要让人民群众从内心深处认同、接受和践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要求，就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从理论上彻底说清楚中国共产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唯有如此，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光辉才能借助“利益”这一中介得到彻底展现，从而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与吸引力。

  第三，要说清楚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其他理论相比较所具有的差异性与超越性。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需要在法律与制度层面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加以明确，但是，更需要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真理性与科学性来支撑其指导地位。而这种科学性与真理性是在与其他理论的比较与批判过程中得以彰显的。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就经历过很多理论批判与斗争，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面临的那些理论对手其实也并非平庸之辈，但是，他们在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较量中，在大浪淘沙般的社会实践洪流面前都黯然失色，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那些反马克思主义理论、非马克思主义理论、伪马克思主义理论所不具备的洞察力、解释力、指导力。没有比较就看不到差异，就无法真正领悟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与超越性。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种意识形态理论纷纷粉墨登场，试图把世界发展纳入自身预设的理论轨道，马克思主义理论应当直面时代现实，一方面对于时代与实践所提出的重大问题作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回答；另一方面又要敢于并善于迎接其他理论思潮的挑战，“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成就的大小，取决于理论满足实践需要的程度”。恩格斯曾经指出：“所有这些先生们都在搞马克思主义，然而是十年前你在法国就很熟悉的那一种马克思主义，关于这种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大概会把海涅对自己的模仿者说的话转送给这些先生们：‘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因此，只有在彻底的理论斗争中，在时代的实践发展面前，才能真正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彻底的科学性、革命性与超越性，才能证明谁是龙种，谁是跳蚤。

  第四，要结合实践中的重大事件说清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现实性。在现实中，马克思主义理论常常面临两种诘难：一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说成是一百多年前的理论，现在时代的发展已经大大超越了马克思当年的理论视野，这种观点就是常常出现的“马克思主义过时论”；二是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种“宏大叙事”，与现实社会生活毫无关系，“共产主义遥遥无期”“社会主义遥不可及”就是其典型论调。这两种诘难都没有看到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性与发展性。因此，要发挥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支撑作用，就必须结合现实问题从理论上彻底说清楚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性，而结合现实中的重大事件来说明马克思主义理论并没有过时，马克思主义并非宏大叙事就是非常好的路径选择。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认识世界尤其是改造世界的伟大实践中彰显了无与伦比的巨大威力。比如2020年世界范围内突发新冠肺炎疫情，中西方的应对思路方法与价值取向就具有很大差别，所产生的实际效果也大相径庭。实际上，从意识形态层面来看，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胜利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的胜利，而西方的应对表现就是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失败。在百年大变局的背景下，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我们理论工作者要非常注意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吸取灵感与智慧。现在很多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家也很重视马克思，比如后现代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中认为，我们应该挑选一个时机向马克思致敬，而进入21世纪以来西方持续兴起的“马克思热”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现实价值。

  任何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都会宣扬一种理想的社会图景，并以此作为制度调整与变革的方向。西方启蒙思想家们根据新社会的期待与憧憬，吹响了反封建制度的号角，催生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为了维护和巩固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捍卫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基础，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家们制造出形形色色的学说与理论，宣扬资本主义社会是永恒美好的社会，资本主义制度是不可超越的制度，弗朗西斯·福山甚至将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称之为“历史的终结”。马克思主义在超越资本主义世界社会制度的基础上，指明了人类社会发展的理想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是不可分割的整体，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就不会有共产主义，而离开了共产主义就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等著作中，马克思还受到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把自己称为“现实人道主义者”，但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就公开承认自己是共产主义者。在《共产党宣言》中，更是把“共产主义”作为自己全部学说的基点。因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既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必须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如果动摇和放弃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就必然动摇和放弃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这一根本制度。

  那么我们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视野中的“共产主义”呢？纵观马克思恩格斯的众多著作，“共产主义社会”和“未来社会”“自由人联合体”等概念都属于同义词，都是用来指称超越资本主义社会之上理想社会。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从这些经典论述中我们对“共产主义”的认识要把握三个关键点：

  第一，“共产主义”首先是一种摆脱了异化状态的社会发展方向。在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水平和人民的思想觉悟将极大提高，人类自由个性得以充分释放，各种异化状态将完全消除，阶级剥削与阶级压迫将不复存在。很显然，这是一个人类文明进步的目标，是社会进步的前进方向。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把共产主义作为最高理想，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都是朝着这一方向前进的，离开了共产主义的方向性指引，“中国号”社会主义航船要么就会误入歧途，要么就会随波逐流。

  第二，要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必须不断以革命的手段开展“消灭现存状况的运动”，从而使现存世界不断革命化。概而言之，“革命”（这是广义上的革命）是实现共产主义的真正手段。现实世界中的阶级对立必须消除，生产力不发达的状况必须改变，各种异化状态必须摆脱，这都需要借助于“革命”手段，从这个意义上，共产主义又是一种消灭现存世界不富有、不文明、不和谐、不自由等状况的现实的运动。

  第三，共产主义运动要促进现存世界不断革命化，必须经历一个从量变到质变、从部分质变到整体质变的过程。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理想社会状态所需要的各种因素，需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不断积累和创造，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有机体内不断积累共产主义的因素。比如从经济层面来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脱贫攻坚的伟大胜利，使全球近五分之一的人口摆脱绝对贫困状态，这就为共产主义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取得的每一次胜利，都是在向共产主义迈进，而每一个为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做出了贡献的人都可以称之为共产主义的建设者。把握好了这三点，就能很好地讲清楚共产主义的目的性与手段性、长期性与阶段性、理想性与现实性的辩证关系。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共产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奋斗目标。通过党史学习教育，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无数次在挫折中奋起，矢志不渝地领导中国人民创造出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壮丽史诗，之所以能历经磨难而不改初心，坚定不移地为破解世界发展难题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最根本的一条就在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具有坚定共产主义理想的无产阶级政党。正如邓小平指出：“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习近平也多次强调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精神之钙，丢掉了理想信念就会在各种考验面前迷失自我、迷失方向。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这一根本制度，就不能以非意识形态化的方式消解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底蕴，从而把马克思主义矮化为一种毫无阶级属性的“普世哲学”。要培育担当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就必须在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上下功夫，主要是讲清楚三大关系：一是个体生命的此在性与超越性的关系。任何个体生命首先是一个此在性的存在，但是却不能止步于“此在”，不能满足于“躺平”，而是必须有超越性的追求，这种超越性向外表现为改变客观世界，不断创造一个更加适合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客观世界，向内体现为改变主观世界，即在精神与意识层面不断更新自己的内在世界。二是“个人梦”与“中国梦”的关系。这个问题实质上就是个人理想与社会理想的关系，在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下，这两者本来就是有机统一的，社会理想应当为个人理想的实现创造条件，在社会理想的进程中每个人都有出彩的机会，而个人理想的确立应当体现和符合社会理想的方向与要求。但是，现在有些人在西方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人为地将这两者对立起来，尤其是将社会理想看作是对个人理想的统治与控制，在这些人看来，树立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成了不合时宜的虚妄，利己主义成了他们的人生价值信条。三是共产主义事业的长期性与阶段性的关系。共产主义无论是作为一种理想社会目标还是“消灭现存状况”的运动，都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也需要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去接续奋斗。但是共产主义事业的长期性不能成为我们无所作为、贪图享乐的理由，共产主义理想目标的实现需要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小目标的累积，不积阶段性之跬步，又何以能至长期性之千里？因此，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既要立足于长远，仰望共产主义之星空，又要着眼于当下，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马克思主义不但具有科学的“合规律性”，而且具有价值的“合目的性”，是科学与价值的完美统一。彻底摆脱异化状态的束缚，实现全人类的彻底解放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价值目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解放的价值理念在国家、社会与个人层面的具体化，是一面引领国家、社会和个人发展的价值旗帜。从国家层面来看，它决定国家的内外形象，决定国家制度设计的“道德合理性”；从社会层面来看，它决定社会的整体面貌和社会主流民意的发展走势；从个体层面来看，它决定社会成员的“自我镜像”以及整体的精神气质。

  从历史来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虽然从整体上遵循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实现人类解放的价值理念，但是直到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前，尚未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邓小平为什么说我们走了很多弯路，经历了很多挫折，根本原因就在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上没有完全搞清楚。这里所说的没有完全搞清楚，实质上就是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核心价值追求是什么没有完全搞清楚，对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我们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要追求什么样的社会、要塑造什么样的个人没有完全搞清楚，也就是说对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没有清晰而有力的表达，这个核心价值观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区别于其他制度的“文化身份证”，弄清楚了这个问题，社会主义制度的建构才能占据道德制高点，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才能有基本方向，主流民意的引领与判断才能有基本的价值标准。因此，党的十八大在中外社会主义建设史上第一次旗帜鲜明地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而为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提供了统一的指导思想、共同的理想信念、强大的精神动力、基本的道德规范，从而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具有了鲜明的价值旨趣。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之所以是我们必须坚持的根本制度，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提供了根本的价值指引，要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就必须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以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着眼点，强化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制度保障，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创建、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的引领作用，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坚持全 民行动、干部带头，从家庭做起，从娃娃抓起。”这一论述从世界观与方法论的高度不但说明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性，而且指明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实进路。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在价值问题上的根本指导作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关键要正确处理“三大关系”：

  第一，抽象与具体的关系。习近平指出：“一种价值观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融入社会生活，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要注意把我们所提倡的与人们日常生活紧密联系起来，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种理性的抽象，要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挥价值引领作用，就必须结合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实际，将抽象的核心价值信条内化为人民群众的价值信念与情感认同，外化为人民群众具体的行为准则，从而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不同行业、不同领域、不同主体的生产生活实际实现完美融合，进而汇聚成磅礴的价值正能量，并在多元价值观并存的格局中凸显引领作用。应当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不是一种强制性的刚性硬引领，而是一种引导性的柔性软引领，如果不能在实际生活中将抽象的核心价值信条转化为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景，核心价值观就会如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一般毫无生命力。

  第二，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根源于两点：一是理论上说得透，二是实践上行得通。马克思曾经指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这一论断就告诉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每一个价值信条都必须作出彻底的理论阐释，如果在理论上不能做到彻底，那么不但在实践上茫然不知所措，而且还会受到其他一些理论思潮的误导，从而在价值问题上陷入莫衷一是的歧途。比如，如果单纯从字面上来看，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涵盖了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等内容，那么这两者有何本质区别？其界限又如何划分？这些都是必须在理论上要说透的问题。纯粹的理论演绎无法做到理论彻底和透彻，要做到理论彻底和透彻就离不开实践，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指出的那样，“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解决”。这就涉及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实践上如何行得通的问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全体社会成员在价值取向上的最大公约数，在实践中并不存在唯一的核心价值观实践养成模式，对于具体的主体而言，要解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行得通”的问题，最起码要做到三个方面：一是要找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具体主体实际生产生活的“对接点”和“切入点”；二是在这些“对接点”与“切入点”上要确定切实可行的行为准则；三是要根据主体的具体实践，制定具体的实效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机制。只有在理论上说得透，实践上行得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才持久强劲。

  第三，个体与社会的关系。马克思指出：“人是特殊的个体，并且正是人的特殊性使人成为个体，成为现实的、单个的社会存在物，同样，人也是总体，是观念的总体，是被思考和被感知社会的自为的主体存在。”对于这一论述我们可以作出如下分析：一方面，人是一个特殊性的个体，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单个的社会存在物，因而具有独特的价值选择与兴趣爱好，当其进行具体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时，必然会根据自身的经验来进行判断与选择。因此，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个体的价值引领，不能“一刀切”，必须因人而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另一方面，人又是一个普遍性的社会性存在，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就说明，人的社会性才是人的本质属性，因此，当每一个人进行价值选择时必然要考虑其置身于其中的社会关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既不是纯粹针对单个人的引领，也不是纯粹的社会引领，而是要在个人价值选择与社会价值选择相统一的基础上进行价值引领。正确处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就必须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细化为个人自觉的价值选择，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旨趣转化为个人的理想愿景。

  马克思以“现实的人”为出发点，着眼于人的全面发展与全人类的解放事业，运用唯物史观这一批判的武器，扬弃和超越了爱尔维修的唯物主义感觉论和康德唯心主义先验论等道德理论，既继承了“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等关于道德的合理因素，又突破一切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局限，将道德从康德所构想的虚幻的彼岸世界拉回代表全人类现实利益的此岸世界，致力于培育道德自信、道德自强与道德自觉，最终实现道德自由。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等著作中，在批判爱尔维修、康德、杜林等人的基础上，提出了道德与利益相统一、道德应当具有面向全人类利益的价值导向、道德的绝对性与相对性等基本观点，从而形成了系统的马克思主义道德观。比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我们拒绝想把任何道德教条当做永恒的、终极的、从此不变的伦理规律强加给我们的一切无理要求……相反，我们断定，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这就批判了资产阶级的永恒道德论，揭示出道德的历史性与阶级性。列宁在继承马克思恩格斯道德观基础上，既反对把道德看作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又充分肯定共产主义道德在人类解放中的作用。他认为，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国际主义为主要内容的共产主义道德，终将随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贯穿于社会生活的始终。

  第一，社会主义道德底盘必须“纲举目张”。道德从本质上来讲是一种行为规范，牢筑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道德底盘，首先要明确用什么样的道德去规范。社会主义荣辱观是社会主义道德之“纲”，具有全局性、统领性的作用。但是，要真正发挥荣辱观对社会成员思想与行为的规范作用，还必须有切实可行的“目”与之相配套。儒家思想之所以源远流长的影响着中国社会，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儒家思想不但有“仁、义、礼、智、信”的道德之纲，更有非常精细的深入到日常生活层面的道德之目，从而直接规约着人的思想与行为。“它具体生动，经过漫长的发展和演变逐渐成为了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丰富、完整、深入浅出的道德话语体系，成为了被普通民众所普遍接受的道德信念和日常生活中广泛使用的伦理语言，极为深刻地影响着千百年来中国人的道德生活。”当前，存在很多道德失范的现象，之所以滋生很多不可理喻的荒谬感，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我们没有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为纲，建立起一个内含中国文化元素、符合社会主义本质规定、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德目体系，使社会主义的道德要求真正融入到现实生活的点点滴滴。

  第二，社会主义道德底盘必须“接地气”。在现实生活中，社会主义的道德底盘必须根据人类生活的四大领域，着手构建符合生活实际需要、体现中国道德传统、体现社会主义道德要求、体现时代气息的德目体系：一是公共生活领域的社会公德体系，应该按照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要求，明确公共生活领域的荣辱标准与行为规范；二是职业生活领域的德目体系，各行各业应该结合行业特点，确立明确的职业道德准则，约束职场人的行为；三是家庭生活领域的德目体系，应该将“家庭美德”的内涵具体化为行为准则；四是个人生活领域的德目体系，按照儒家思想“慎独”的要求，将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要求转化为个人生活的道德规制。习近平指出：“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道德建设，推进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教育，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基本道德规范，培育知荣辱、讲正气、做奉献、促和谐的良好风尚。”

  第三，社会主义道德底盘必须使广泛性与先进性相结合。恩格斯指出：“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只有在不仅消灭了阶级对立，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忘却了这种对立社会发展阶段上，超越阶级对立和超越对这种对立的回忆的、真正人的道德才成为可能。”这一论断告诉我们，既然道德是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那么一般来说，不同的经济状况与经济发展水平就会产生出不同的道德观念，具有不同的道德水准，因此就不能用一种永恒不变的终极道德教条来规范不同经济状况下的社会成员。社会主义条件下还存在不同阶级、阶层与社会集团，还不可能产生“超越阶级对立和超越对这种对立的回忆的、真正人的道德”。这就要求构建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体系必须体现具有广泛性的道德现实。但是，体现社会主义广泛性的现实状况并不等于满足于现实，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体系还必须倡导先进性的共产主义道德风尚，体现道德进步的方向与趋势，体现社会主义先进性的道德规范要求。共产党员尤其是共产党的领导干部更要成为先进性道德的楷模，《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十四章对于违反社会主义道德的党员作出处理规定，其用意也就是要求共产党员要形成积极向上的道德情趣，展示高风亮节的道德境界。

  用来表达意识形态的话语不是一种纯粹的语言符号，它是主体表达自我、实现交流、传递情感的沟通媒介。一种意识形态要“深入人心”，必须运用话语进行意识形态的教化，宣传思想工作就是一项借助于话语进行的意识形态传递与传播的教化活动。但是意识形态话语与平时的生活话语又具有不同的话语风格和价值旨趣，可以说意识形态话语是语言符号和价值观念的有机统一体，不同的意识形态具有不同的价值观念，因而也具有不同的话语风格与话语体系。马克思在谈到意识形态教化时就指出，一个人如果接受了某种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他就成为了这种意识形态的俘虏。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意识形态，因而必须拥有以全人类解放为价值导向的语言风格，同时具有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话语特色。但是，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并非天然就接受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就要求建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并坚持不懈地对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进行“灌输”，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样：“我们说，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正是在这种长期进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灌输的过程中，才凝练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特色。马克思指出：“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产生的。”现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与吸引力之所以还不尽如人意，从“话语”角度来看主要源于两个方面：从主观方面来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切中人民群众实际需要的力度不够，传承马克思主义的话语风格不够，马克思的《资本论》一经出版就能够成为工人阶级的“圣经”，一个很大的原因就在于《资本论》的话语风格很对工人阶级的“胃口”。从客观方面来讲，也是由于西方国家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强势，在世界范围内造成了一种以“西方中心论”为基调的话语体系，再加上西方国家在经济与科技方面的优势，西方国家就基本掌握了意识形态宣传上的话语权。

  从话语层面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所使用的话语必须具有自身特色：

第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必须具有实践特色。话语不是一成不变的，必须根据不同时代、不同对象、不同生产生活场域进行更新和转换，只有源于实践又高于实践的话语才能让老百姓听得懂、听得爽、愿意听。传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形成于革命战争年代，因此常常具有强烈的革命性、理想性、政治性。这种话语体系如果不进行与时俱进的创新与转换，就会与和平发展年代的时代实践逐渐疏离。相反，如果我们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所要传达的道理用一种非常贴近时代实践的话语、用一种人们听着赏心悦目的话语来表达，这种意识形态的“灌输”就会成为一个愉悦而快乐的过程。在这方面，毛泽东、习近平的话语风格堪称我们学习的典范。毛泽东善于用讲故事、作比喻的方式，通俗易懂地阐述深刻的道理。习近平的话语风格朴实无华，常常用一些老百姓喜闻乐见、生动活泼的大众化语言来表达政策主张与价值理念。

  第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必须具有批判特色。马克思主义从诞生之日起就是在批判中为自身的发展开辟进路的，“批判”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典型话语风格。马克思主义许多经典著作直接就有“批判”的词眼，比如《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哥达纲领批判》等，即使没有“批判”这一词眼，批判性的语言特色也非常强烈，比如《德意志意识形态》《神圣家族》《哲学的贫困》等。当然，这里的“批判”并不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意思，而是一种抽丝剥茧般的理性分析，马克思主义语境下的“批判”就是指为了追求真理、捍卫利益而对一切现存事物进行辨正扬弃和理性分析。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之所以应该有“批判”特色，主要基于两个方面：从传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身来看，其话语体系让人“知其然”比较多，但能彻底讲清楚，让人“知其所以然”比较少。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所面临的干扰与挑战来看，冲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其他意识形态具有极具迷惑性的“话语陷阱”，如果不加以深刻分析，就很难发现其内在矛盾，甚至被其似是而非的话语表象所迷惑。比如，2008年兴起的“普世价值”论话语，貌似是在关注人类是否有“普世价值”，然而联系其具体的理论话语就不难发现，其关注的焦点并不在于寻找人类的“普世价值”，而在于将西方资产阶级的核心价值作为“普世价值”向全球推广，进而将我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归结于“普世价值”的胜利，其最终目的就是要将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进程纳入西方预设的轨道。这一类话语陷阱需要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一批判的武器加以批判，批判的意识也只有在触动并深入现实的过程中才形成真正的思想，从而捍卫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权。正如习近平指出，要“注意区分政治原则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学术观点问题，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观点”。

  第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必须具有时代特色。任何意识形态话语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科学技术的发展推动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变革，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时空境遇也在不断发生新的变化，这种变化必然使意识形态话语的生产、作用、效力和场域都会发生新的变化，从而使意识形态话语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比如信息技术的发展，互联网的兴起，互联网作为舆论生成的策源地、信息传播的集散地、思想交锋的主阵地特征非常明显，与人们社会生活的联系非常紧密。而意识形态话语传播的自由度与开放度也空前增强，与此相适应，意识形态话语就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网络话语特色。因此，意识形态话语只有扎根于时代才能转化为特定时代的主体精神，才能成为阐释和改变社会现实的强大精神力量。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既然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其话语体系也理所当然应当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随着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进入强起来的新时代，中国与世界的经济合作与文化交流也更加深入和频繁，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建设也应体现这一新时代的特色，着力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创新对外宣传方式和话语表达 ，精心构建对外传播话语体系 ，把我们想讲的和国外受众想听的结合起来，以一种既区别于西方又能为西方所接受所认同的话语，讲好中国故事，阐释中国奇迹，传播中国精神，传递中国声音。

  总之，在意识形态领域是否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但要看怎么说，更要看怎么做，因为“理想信念的表达应该落实在每一个行动、每一次实践中，体现在抓改革、促发展、惠民生等实实在在的现实活动中”，我们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和话语体系五大维度进行辨识，这五大维度的有机统一构成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系统结构的“五角星”，有力支撑起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